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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信

 

第五章 艺术创作中的超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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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审美感受

  第一章 审美不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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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美感与鉴赏判断

  第四章 美感与“美”

  第五章 美感与快感

中 篇:审美能力

  第一章 审美——人类特有的能力

  第二章 审美能力的群体生成

  第三章 审美能力的个体生成

  第四章 审美能力的功能实现

  附 录 论群体审美能力

下 篇:艺术、自然与审美

  第一章 论“自然美”

  第二章 中国文学的焦虑主题

  附 录 新生代的焦虑 

  第三章 《红楼梦》:文化——心理层面上的一种解读

  第四章  现代艺术与阐释的危机

  第五章  艺术创作中的超常思维  

  第六章  艺术:一种中庸的描述  

外 篇:美学与时代

  中国美学需要什么    

  经济发展与中国美学的当代使命

  文化建设与纯学术的价值

后 记

  人类对艺术的研究,归根结蒂是对人本身的研究。而对艺术创造思维活动的研究,就更如是此。如果说17世纪以后,西方诸多艺术理论家曾一度把艺术创作思维中的理性因素作为研究重点的话,那么自19世纪末以来,那些无法用理性和形式逻辑规范和描述的艺术思维活动,却受到了更多的青睐。艺术创造的复杂过程,其中许多的微妙灵动之处,毕竟不可以绳之以机械的公式,也无法安置于笛卡尔式的坐标系中,它的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引起了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的浓厚兴趣。

  西方艺术家和理论家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探索艺术思维活动规律了。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人们就熟知这样的说法--“诗人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和灵感”,这就是说从一开始,西方艺术家和理论家就把艺术思维视为某种超常思维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把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品视为超常思维的产物。

  但是,这种超常思维活动的研究,却给始终存在着最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诸多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为超常思维的存在提供证明的水平上,而尚未迈入寻求其原因及探究其过程的领域内。应该承认,19世纪末以来,西方艺术家受柏格森、威廉·詹姆斯、克罗齐、弗洛伊德的影响,对创作过程中的种种特异思维现象更加重视,也有了更多的认识,现在我们都不难明白,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心灵活动与科学研究以及其它技术活动有很多不同之处,艺术思维活动也有不同于逻辑思维活动的自身特点。但是,在涉及这些特点本身时,人们却往往停步不前了,只满足于讨论艺术家究竟是否需要“灵感”,或者创作过程中有没有“灵感”的地位。克罗齐止于“艺术即直觉”,弗洛伊德止于肯定无意识在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而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流派,从未来主义、立方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到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不管他们实际上怎样创作艺术品,至少在艺术家们的声明中,总是大力强调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强调有异于逻辑思维的思想活动。冷静地看看这些理论和声明,至少可以从中发现三个显而易见的不足与缺陷:

  一、他们大多忽略了超常思维本身丰富复杂的内涵,因为缺乏对具体思维活动的省察,因而难免把诸多不同的思维现象混为一谈;
  二、强调这些超常思维活动的神秘性,而同时则借以回避对这些貌似神秘的现象作深入的剖析和科学的考察;
  三、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把超常思维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推向极端,以致过分夸大了它们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故而,我们也尝试着从这三方面入手,通过对西方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的种种观点及自述的考察,来研究艺术创作中的超常思维现象,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这个艺术理论的误区。

  科学研究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认清研究对象,然后才是界定它的本质特征。我们肯定在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无法用逻辑思维的线性模式所涵盖的现象,要对这些现象作一番探讨,首先就要对这些现象本身作一番考察。非常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并没有这样做。就连朱光潜先生也曾有过这样的疏漏,他说过:

  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灵感亦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imagination,原谓意象的形成),也就是禅家所谓“悟”。

  朱先生在20年代说的这段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从柏拉图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那种流弊,即把灵感、直觉、想象和悟都视为同样的精神现象,将它们统称为“灵感”。诚然,它们之间也有若干相似之处,诸如它们都不属于主体可以反省推察的思维过程,仿佛或多或少地带有非理性色彩,无法用思维常态来规范和描述。但是,人类思维与心理活动的无限丰富复杂的内涵,恐怕不能只区分为逻辑与非逻辑、常态与非常态、理性与非理性,它还应该有更细密的区分。现在,人们一般都把想象视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活动,是与逻辑思维并列的形象思维过程。接着,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对被统称为“灵感”的那些超常思维现象作一些分析与归类。

  问题的突然解决,或者说顿悟,是人们常常称为“灵感”的一类现象。

  艺术家的创作和构思过程,并不是如同在机床上加工机械零件那样,可以按时间来统计劳动成果的。有时他什么也做不出,而在另一些时候,如同契诃夫所说的那样,“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卡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这种“忽然卡的一响”的感受,科学家们也常有描述。罗马国王请阿基米德帮助测定王冠的含金量,阿基米德洗澡时看见浴水溢出缸外,突然领悟了浮力定理,赤身裸体跑到街上高呼“尤里卡”(我找到了!),就是一个虽然未必真实,却流传很广的事例。用巴尔扎克的说法,艺术家应该耐心地等待这一具有魔力的时刻的到来,艺术杰作就出自这一突如其来的瞬间。

  维也纳心理学家卡尔·比勒把这种现象称为“啊呀”经验(“aha!”experience)。这是一种强烈而突如其来的心理体验,是突然觉悟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得到解决,好象机遇之神突然降临,闪耀着成功的光环。它需要思维主体迅速地捕捉住这种瞬即而来的“顿悟”。如同金圣叹所说,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抓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若不捉住,便更寻不出”。日本有句谚语云“机遇之神只留前发”,就是其比喻。

  第二类惯常被称为“灵感”的现象,是思维主体不知不觉地,经常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在,顺利地作出了成功的创造。

  音乐家柏辽兹为贝朗瑞的一首诗谱曲,但到最后两句时,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曲调。全曲一搁就是两年。两年后,他在罗马游览时失足落水,狼狈至极,被救上岸后,口中随意哼了两句,他觉得这两句正是他所要寻找的那乐句。巴顿将军在一次战役中于清晨醒来,灵机一动,向秘书传达了进攻德军的命令,以防德军突然袭击。果然,在他率领法军开始攻击的几乎同一时刻,德军开始偷袭。胜利后,他对秘书说:“老实对你说吧,那天我是一点不知道德军要进攻的。”

  人们把这类现象称为“灵感”,是因为它们就象古董店的伙计鉴赏文物一样准确。古董店的伙计既非考古学家,也未必精通美术史,但鉴别起古董真伪来却惊人地准确,他们不一定讲得清原因,只是靠一种直觉,以跳跃的方式跨越了寻常思维过程中的漫漫旅途,径直到达了真理的彼岸。

  还有一类所谓的“灵感”现象,是指主体在无法自我控制的状态中顺利地工作,同时还伴随有强烈的情感冲动。

  都德说他写小说初稿时,总是匆匆忙忙,脑中纷繁复杂的意象奔往心头眼底,他甚至来不及分清句读,只能将所有奇思和热情一古脑儿地写下,在疾书狂草中还要留些空白,以备将来填补。普希金在自己的诗歌《秋》中也这样写他的创作过程:

诗兴油然而生,
抒情的波涛冲击着我的心灵,
心灵颤动着,呼唤着,如在梦乡觅寻,
终于倾吐出来了,自由飞奔……

思潮在脑海汹涌澎湃,
韵律迎面驰骋而来,
手去执笔,笔去就纸,
瞬息间--诗章迸涌自如。

  这样一种好象完全摆脱了思维主体自觉的理性控制的创造性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人好象超越了自己的能力,为某种不可见的外力推动,而作出非同寻常的贡献。这种精神上的高度亢奋,曾经被柏拉图称为神灵附体的迷狂状态,当然,现代人不再会用神灵附体来称道这类现象。

  也许这三类现象互有重合,也许这三类现象还未能涵盖人们统称为“灵感”的所有超常思维模式。但是,就凭这些例子,我们也足以明白,通常都被称为“灵感”的诸多现象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其中,顿悟即“啊呀”经验是一种瞬间的发现,而高峰体验则总是持续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过程。直觉现象则没有明晰的时间性,可以是瞬间的,也可以有持续,时间的延续与否,并不对它的结果带来什么影响。而且,虽然这三类现象都无法用寻常的思维规律来解释,但它们之与通常思维模式的区别却有所不同。顿悟的特点在于思维进程的突兀性,直觉的特点在于思维进程过程的不自觉,而高峰体验就思维过程而言,可以完全与一般思维过程相同,只是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以及心理能力的高涨亢进。因此,顿悟与直觉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非少见,高峰体验却不是人们随意可以经历的,它是人类潜能得到超常发挥的时刻,因而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最为珍视的人类体验。

  一般而言,顿悟在科学研究中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与作用,而对艺术创作来说,高峰体验的价值更大。直觉现象则比较芜杂。既然它意味某种不经历推理分析过程的洞察,因而也就出现于比较广阔的领域,因为无论在科学研究、艺术创作抑或日常生活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人类的真实思维过程原本就不象理性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机械与简单,每一处跳跃几乎都可以归之于广义的直觉范畴之中。

  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出现的顿悟、直觉和高峰体验,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受思维主体的严密控制,而且也是主体所无法内省的。顿悟过程短暂得使反省无法介入,直觉过程的一片模糊和朦胧使反省无以立足,而高峰体验对反省更是高度排斥,主体的思维一旦转入反省阶段,同时也就意味着离开这种体验。
  这就给人们研究这些复杂的超常思维过程增加了难度。科学要在经验水平上研究自然对象,但这些研究对象,隐隐约约总似乎含有浓重的超自然的超验色彩。柏拉图把艺术创作中的灵感--高峰体验视为神灵附体的作用,而此后的研究者们,心下恐怕都暗存着类似的念头。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家们有一个相当好的避难所,每当他们觉得某种行为的原因无法追索时,就称其为“本能”;研究人类思维的科学家们也有一个相当好的避难所,一旦遇上用线性逻辑无法规范的思维现象时,就称其为“灵感”。毕竟,柏拉图的神灵附体与其说是对这类现象的解决,还不如说是在回避解释更加恰当。将无力解释的现象超验化,从来是哲人们屡试不爽的惯技。如果我们不试图把它们作为自然对象,从经验水平上予以解释,我们就永远只能在它的大门外徘徊。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对人类大脑的研究,使我们更加确知大脑结构和人类思维的无比复杂性。如果将大脑视为一个“黑箱”,即把它作为独立而完整的一个系统,就可以从刺激和应激两端的相关上来研究人,在一般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研究中,这种方法使人类在对大脑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获得了对思维弥足珍贵的研究成果。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那就是一旦涉及到超常思维领域,这种研究就远远不够了。只要一进入大脑,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状况,就足以使我们感到,黑箱方法对大脑复杂性的估计是何等不足。这种方法,充其量也只能获得相当粗糙的结果。

  人大约从大脑皮层开始形成时起,一直到脑死亡,都在不断从事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思维主体所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冰山浮出水面的极小一部分。大量在意识阈下的思维活动都不为主体所觉察。即使在主体浑然不觉--沉睡、昏迷--时,皮层也仍在接受和处理外界信息,大脑各部分之间依然在不停地相互作用,机体仍在不断运转。大脑活动可以受意识的支配,但是同时也有更多部分的活动并不受意识支配。意识支配的活动是思维主体可以觉察把握的,而其它部分,一般却无法省察。把意识与思维混为一谈,或者以为意识所觉察的部分即是人类思维的全部,那是一种非常陈旧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也是以往无法理解与说明顿悟、直觉与高峰体验等超常思维现象,以致只能对它们作超验解释的渊源所在。

  大脑皮层中包含一百多万神经单元,它们各司其职,同时又通过电化学途径互相作用,形成一个多维网状结构,思维的推理演绎、归纳判断等活动,即由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完成。主体认识思考某一对象时,这种思维活动可以在意识水平上进行,同时也可以在意识阈下进行。在意识阈下进行的思维活动,主体自身也浑然不知,因而当这一思维活动的结果呈现于意识之中时,连主体也茫然不知其缘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主体就象电脑操纵者那样,只看见呈现于终端屏幕上的结果,而忽略了在电脑内部也曾经过大量复杂的实际运算。

  顿悟与直觉过程中,呈现于主体意识中的结果,就是意识阈下大脑活动的实际进程的产物,它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亦不是外在启示的映射。
  顿悟与直觉活动在微观机制上又各有不同。人类前意识与无意识活动领域与意识之间,存在相当严格的界限,因此主体可以冷静地从事理性的思维,而不受意识阈下的思维活动的影响。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常有那种经验,感到自己已获得了答案,却又无法清醒地意识到那是什么答案。那答案正试图突破层层阻隔,冲进意识领域。如果遇有某一突然刺激,使意识阈出现了缺口,那获得已久的答案便突然浮现在意识之中,这也就是顿悟。

  由于人类大脑活动异常复杂,其无限丰富的内容,断非意识所能全部把握及觉察。即以鉴别古董的真伪论,其中所涉及的参数实在太多,单凭意识所能把握的那一部分思维空间,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做出答案。这就需要大脑许多部门的协同努力,这内容繁复的协作,当然不可能都为主体意识到。因而,在直觉中,思维主体就会有知道结果,却不知自己如何得到这一结果的感慨。
  所以,可以说,顿悟现象是由于某种思维结果突然跃入意识领域,主体根本不及把握思维过程;而在直觉活动中,则是由于在意识阈下主体所处理的对象太过复杂,所涉及的因素太多,意识根本无法把握。契诃夫仿佛突然之间构思好了一部小说,其实在意识阈下那许多观念和细节早就有了相互联系;柏辽兹随口哼出的两句乐调,也许早已组合完毕,只是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中,它们闯入了意识之中而已。

  高峰体验的出现,则与此不太相同。我们知道,皮层神经元的活动受到内分泌系统的制约和调节,所以它们的活跃程度,平时都被局限于一定的程度之内,以保证人们正常思维过程的有序与清晰,就象机体的活动能力,总是被局限于某个适度范围里一样。一般而言,内分泌系统有其自我调节的完备机制,很少受外界干扰,也很少出现紊乱现象。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或者由于其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影响,也会出现内分泌失控的情况,导致皮层活动处于特别活跃的亢奋状态。在这种精神亢奋的状态中,皮层神经元的活性比平时大大增高,因而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也突然增加。一些平时处于抑制状态的神经元也被激活,记忆中大量的意象此时也被唤醒,围绕某个兴奋灶活动开来。于是,许许多多新的意念组合和新的思想也涌入意识领域,出现了普希金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高峰体验中涌入意识中的种种意象,自然也是早就存储在大脑中的各元素的崭新组合。如同李贽所说:

  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

  它本身是情感与意念的长期积蓄的结果,只是找到了某个合适的突破口喷发出来,在这种喷发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活跃程度数倍于平时,因而意识主体也无法控制,无法驾驭。

  艺术创造与科学发明,都需要突破人们惯常的思维定势,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思路来认识与把握对象世界。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思维方法受到意识的鼓励,而那些奇思怪想或者由于意识阈的严密控制,无法进入意识领域;或者刚在意识领域中露头,就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压抑下去,被视为荒诞无稽而弃置一边。所以,在理性的清晰思维状态下,顿悟、直觉很难出现,更难以进入高峰体验状态。这使我们容易想到,在精神或肉体处于某种异常状态时,超常思维较平时更有可能出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思想产生于一场大病之中;华莱士在疟疾时想到了自然选择定理;梵高最杰出的油画都产生于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李白“斗酒诗百篇”,在醉态可掬时写下他的名作。正是因为在这些异常情况下,意识主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原来潜藏于潜意识中的意念纷呈而出,当然有可能做出杰出的创造与发明。尤其是在高峰体验中,精神的高度亢奋无疑使意识阈大大放松,这种时候较易于写出不朽的作品,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直觉、顿悟与高峰体验这些看似怪异的精神现象,其实都有它自然的基础,它的活动始终是人脑的特殊结构所决定的。我们完全可以揭开蒙在它们脸上的那层超自然与超验的面纱,而给它以一种不那么神秘的解释。

  关于顿悟、直觉和高峰体验在艺术创作以及其它创造性思维活动中的重要性,近来已多有论述。它们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无法估量,没有这些异乎寻常的精神现象,人类进化的步伐必定要减缓许多。但是,在肯定这些超常思维现象的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们的作用在某种崇尚超自然因素的怪癖影响之下,早已被夸大到了非常不切实际的地步。恰如其分地界定其价值,指出其局限性,并非没有必要。

  首先要指出的是,因为在超常思维状态下大量新奇怪异的意象纷纷摆脱意识阈的控制,浮现到意识表面来,所以主体对这些意象,实际上无法完全把握和甄别。这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新奇怪异并不等于正确和价值,也未必就是好的创造。

  科学家可以因顿悟或直觉得到某些问题新颖的解决方法,或者直接得到问题的答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获得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科学家的顿悟和直觉完全可能带来一堆错误的设想。有时他当即就意识到直觉的错误,莞然一笑便置诸一边;有时则要过数年之后才最终知道那突如其来的怪诞想法实际上行不通。

  对科学学颇有研究的美国人普拉特和贝克曾经对此作过一番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七的科学家说他们的直觉一贯正确,绝大多数科学家对直觉正确率的估计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不等。其实,这种估计依然过分乐观,因为结果正确的直觉在记忆中存留下来的概率比起结果错误的直觉要大得多,大量一闪即逝的错误直觉,并未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不止一位明智的科学家承认,他们的大部分直觉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科学史上确实流传着许多凭借一时的顿悟和朦胧的直觉作出伟大发现和发明的实例,但如果我们联想到,这些成果与人类投入科学领域的努力相比,是多么地不相称,自是不难明白,整部科学史的大厦,主要地不是由成功而是由失败的汗水构筑而成的。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则更是如此。顿悟与直觉也时而出现在艺术家的脑海中,但是它毕竟无法代替实际的具体的创作劳动。罗曼·罗兰在姜尼克仑山下看见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形象,但是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时他只看到了克里斯朵夫的眼睛,其余部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逐渐涌现,创作这一形象,他花了整整十年。

  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精神亢奋现象,也不是写出杰出作品的充分条件。那些末流作家比大作家更为经常地声称他们的作品得自天籁,出于神授,是在不知不觉中魔术般地完成了作品,但假如我们拎起他们那实在不怎么样的作品来瞧瞧,便不免要想到那句西谚:“大山高呼要临盆,生下的却是小鼠”。艺术创作没有错误,却有次品和赝品,精神亢奋并不能保证作家不写出次品和赝品。如果艺术家本身没有对人生宇宙丰富而独特的感悟,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再多的“灵感”也无法助他成功。

  顿悟与直觉是思维主体在意识阈下完成或基本完成了的结果浮现到意识领域中来,高峰体验则激发了比平时更多的皮层细胞参与到思维活动中来,因此,它们的产品质量,受着思维主体内在的信息积蓄的制约和规定。马尔克斯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写出震惊世界的《百年孤独》,部分要归功于在此以前十五年里对这一题材的不断思索酝酿。这就象我们也经常生病,却不可能发现狭义相对论原理,世界上有那么多酒鬼,李白却少得可怜一样。

  在顿悟、直觉和高峰体验过程中,人的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潜能已被发挥到了极致。美国著名科学学家司马贺认为,“人在解决问题时,一般并不去寻求最优的(optimal)方法,而只要求找到一个满意的(satisfying)方法”。假定有一个大草垛,里面有许多针,为了缝衣服上的钮扣要从里面找出一枚针来,人们一般并不要求必须从中找出一枚最细最尖最适用的针,而只要找出可用的一枚来就可以了。找到某种“满意的方法”的难度要大大低于找到“最优的方法”。在超常思维过程中也是如此。那些在顿悟与直觉中最容易出现的答案,也许是合适的,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在高峰体验过程中,也许意识深处某些更为弥足珍贵的意念并未受到触动。超常思维使思维主体超越了意识的局限性,开拓了思想空间,却无法保证思维的所有空间都得到开拓,更不可能穷尽思想的所有可能性。

  坊间书肆常常可以看到教导凡夫俗子如何诱发超常思维的大作。我不相信谁读了这类书就会做出惊人的创造。没有一个精于此道的行家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或科学家。这是因为,仅有顿悟、直觉还远远不够。精神上的匮乏者罄其所有,在巨人面前也依然是侏儒。思想进程犹如十月怀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是用方术可以催生的。

  现在,完全否认超常思维存在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但是把顿悟、直觉和高峰体验视为神话者,恐怕也还不少。要想对人类的种种超常思维现象作出完满解释,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我以为,就是要打破关于“灵感”的神话,还其自然面目。而且我相信,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美学研究,应该能够实现这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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