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仿佛人类往昔所追求的一切都已经过时，而所有的价值，尤其是学术的价值都变成了过往云烟。在这样的时代，越是廉价的传媒越是受到人们的亲睐，而“永恒”与“不朽”，已经变成了一种笑谈。现在，人们只追求即时的消费，工业化用许许多多一次性的生活与生产用具昭示我们，人生也是一次性的，好象每个人都学会了背诵亚历山大大帝那句名言，“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滔！”那么我们将要如何度过这一次性的生命历程，这个令人难以回应却又不得不回应的问题，比起几个世纪以前哈姆雷特需要回应的那个问题：“是死还是活着”，也许更为困难。因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哈姆雷特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形而上的，而身处我们的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模式化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回答最现实其实又是最琐碎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哲学的时代，而只有我们的时代，才是一个需要寻找每个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的时代，因为只有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才真正无愧于这一次性的短暂人生。

　　于是我们就需要美学，需要滋生于现实的生命与情感历程之中的美学。因为审美与艺术让人生充满了创造性，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然而，独特的人生又是最需要交流的人生，最需要与他人沟通的人生，当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时，他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正是说人只有通过他人才能证实自己，才能确认自己的生活及其价值。因而，人在向世界闭锁心灵的同时，却要四处搜寻来自其它星球的生命，人们将地球人自以为是的杰作深藏到海底，发射到太空；人们比起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希望获得理解。

　　语言是理解与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但是它却并不是唯一的工具。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听中国人说话，听到的是难以捉摸的咯咯声。懂中文的人却承认这是一种语言。”但是，维特根斯坦却完全能够通过中国的艺术来理解中国，理解这群说着咯咯作响的语言的异乡人。因为艺术所表达的，是某种超乎日常语言层面上的意义，因为正象东方思维的杰出代表庄子所说的那样，“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艺术所能够“言说”的正始于日常语言所不能“言说”而只能“意致”之处，始于人类达成跨文化超语言的理解与交流的领域。如果中文不是那样一种咯咯声，中文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每个说中文的人都放弃了这特殊的咯咯声，如果世界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模式化的声音，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就完全丧失了。然而如果只有这样的咯咯声，而没有艺术，那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一个向世界闭锁着心灵的民族和国度。虽然在庄子看来，象艺术这样只能够“意致”的“物之精”者，也并没有达到那种“不期精粗”的超然境界，它与日常语言所“言说”的东西只有“精”与“粗”之程度上的细微区别，但是有了这个区别，毕竟也就已经有助于人类的互相理解与交流，艺术创造与研究者们就已经足以自慰。

　　于是我们还是需要美学，需要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令我们能够把握这多元的价值的美学。于是每个从事美学研究的人，都有义务做好这件事，这件时代要求我们做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