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西方都有研究与实际人生关系甚远的纯粹学术的传统，在西方这种研究被称之为“形而上学”，亚里斯多德最早把这种研究与研究物体具体运动的物理学区别开来；在东方这种研究被称之为“玄学”，人们把这种探讨区别于与实际社会现象及经济生活直接相关的研究。“形而上学”与“玄学”之间也有根本性区别，一方面，就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形而上学”虽然研究物理学之上的宇宙本性问题，却仍然是在致力于寻找能涵盖整个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与永恒目的；“玄学”所探讨的虽然是一些与实际人生无关的抽象概念与抽象的伦理道德问题，却也无法不从实际的日常生活出发来作这种探索。两者对物理世界与人类生活的非常识性的探索，从根本上表现出东西方思想巨人不同的关注对象；第二方面，从社会整体给予“形而上学”与“玄学”的评价上看，从古希腊开始，“形而上学”这个词一直没有包含有任何贬义的成分，对它的贬义解释仅仅起于19世纪末；而“玄学”这个词，却一直带有或多或少的贬义色彩。

　　这里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对纯学术研究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差异，要归之于从事这种判断的价值主体的不同。

　　中国有句人人皆知的熟语“百无一用是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可以说“百无一用”。至少可以说，苏格拉底的无与伦比的雄辩术并没有说服置他于死地的大陪审团，柏拉图的理想国并没有改变他实际上的窘迫生活，更重要的是，亚里斯多德等一大批开创了形而上学研究，同时也研究物理学的学者，也并不是征服物理世界的强者，在这方面他们还比不上一个手艺人。但是令人深思之处在于，向来比较重视物质实际利益的西方社会，并没有将这批哲学家看作“百无一用”的书生。回到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我们却分明看到一大批对人生的终极价值、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人在社会压抑下的心理调适手段作出了深邃思考的文人士大夫，时不时被说成“百无一用”的书生。文人们在情感上能否接受这种轻视是一个极其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这种轻视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它有怎样的文化必然性，以及它对一种文化的发展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在许多研究课题中，我都尝试着将中国文化区分为三种文化。（仅仅把文化分为“统治者的文化”与“被统治者的文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信奉不疑的，而这种区分至少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适用，实际上在其它社会中也未必适用）这三种文化就是：统治者的文化，士大夫文化，民众文化。中国的士大夫既不能与统治者等同起来，也不同于一般民众，它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群体，是因为它有着与统治者文化明显的背离倾向；而相反地，民众文化在社会实际运作中以及在伦理道德方面，与统治者文化却更加接近。一个社会的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在本质上说是植根于民众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念之中的，否则它就无法真正实现它被承认的统治。两千年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变成铁板一块，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与统治者文化相分离的士大夫文化的存在与延续。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我们知道，儒学思想在近两千年里一直是中国社会中的正统，而这种正统思想的载体，就是统治者与民众。这种思想在民众以及统治者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而它的实际表现之一就是对社会秩序与整体感的异乎寻常的关心。当然，士大夫群体也深受儒学思想浸润，而且在以文书典籍为传播手段的领域里它甚至是儒学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但是士大夫群体的根本标识并非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相反地，人们在谈士大夫文化时都很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现象，即如果一个读书人仅仅接受了儒学思想，以此来左右其生活，完全服从于儒学的价值尺度，那么么它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士大夫”；也就是说，成为士大夫群体的一员需要道家的思想观念作为入场券，一个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甚至要着意表现出对统治者某种程度的轻视和与统治者文化的距离感，证明自己对精神价值的追求重于对实际利益追求的人，才会被人们认可为“士大夫”。因而，儒学文化固然是士大夫文化的主体，但是因为士大夫群体总是要极力表现出它与统治者文化的疏离，哪怕这种疏离态度是言不由衷的自我标榜，哪怕在实际生活中士大夫作为个体很少能彻底实行这种精神追求，由于这样一种呼声与向往一直来就是士大夫群体的徽章与标识，所以士大夫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统治者文化与民众文化的道德秩序与整体追求的严重威胁。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谈论“中国文化”。而更加细密地观察与思考就可以发现我们经常谈论的中国文化的“官本位”特征，实质上是统治者与民众对秩序与道德完整性的追求的实际表现形式，“官本位”的社会与价值体系是儒家文化实际运作于社会与道德领域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样一种有深厚历史渊源与强大现实背景的文化特征，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了对士大夫文化的独立性与疏离感的防范与敌视。首先，在文化追求上它不能容忍这种对文化整体性的破坏，它拒绝不同性质的文化互相碰撞所必然带来的振荡与冲击，稳定与秩序始终是这种文化追求压倒一切的中心，甚至不惜为了这种对稳定与秩序的片面追求而牺牲民族的活力与生命力，牺牲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所谓的“玄学”恰好是士大夫群体拒绝与统治者及民众整体上的文化追求融为一体的宣言，恰恰代表了士大夫群体与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统治者及民众阶层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追求。因而，玄学之所以受到主流文化的鄙薄与轻视，实际上正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不同于主流文化，并且隐含了对主流文化完整性潜在的破坏力。其次，由儒家文化衍生出来的“官本位”社会结构，正是这种文化对秩序感与完整性的追求的典型表现形式，决定了这种文化要极力将社会的所有活动都纳入其价值体系之中，并且由人们的不同活动对这种秩序与整体性的效用来评价其价值高低。而玄学所象征的士大夫那种与儒学思想格格不入的精神追求，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否定，标示了与正统思想相背离的另一个价值尺度。而“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所最不能容忍的，恰恰就是其它价值尺度的存在，在它试图将整个社会都纳入一元的运行机制中时，以崇尚玄学为标志的价值尺度的存在，尤其因为这一尺度夸张地表现出来的对功名爵禄的淡泊态度，足以使主流文化的代表们感受到士大夫阶层对“官本位”价值体系的抵制与冲击。所以，从这两个层面上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对被称之为“玄学”的纯学术研究所作的消极与负面评价，有着非常值得发掘的文化内涵。

二

　　权力犹如一个金字塔结构。在少数最高统治者与极大多数民众之间，有一层层中介，起着有效地管理民众，又将民众的反应有效地反馈给统治者的作用，它们的存在是这个权力金字塔可以存在并延续的必要前提。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存在这种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文化也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极少数思想的深邃程度与对文化的影响方面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的文化精英，而它的底部则是最广大的一般民众。在顶峰与底部之间，当然还存在许多中间层次。如果没有最广大的民众这一坚实的文化基础，没有那些处于中间层次的文化人的支撑，就不可能有文化精英，或者说，文化精英的存在就失去了它的基础与可能性。然而，代表某种文化达到了怎样的人类高度，代表某一时代世界或者民族文化达到了什么水平的，只能是极少数文化精英。就象金字塔的高度永远不是以其底部的辽远坚实而是以其顶峰为代表一样，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在思想、智慧、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等诸方面达到了怎样的人性高度，才能最好地说明这个民族与时代的文化成就。当我们提起古希腊时代与中国先秦时代，提起近代欧洲以及埃及、波斯与印度文化对人类文化无法磨灭的巨大贡献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伟大的名字，而那些代表了某种文化对人类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伟人们，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能够跻身于文化精英的行列，并不是因为他们位于权力结构的顶峰，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统治者的褒奖与肯定，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在精神领域中达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顶峰。这个顶峰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批从事与现实人生及形而下的物质世界高度分离的纯学术探索的思想家与哲人，他们所考虑与研究的不仅是对人生的现实关怀，更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不仅是对具体物理现象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宇宙根本问题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唯有纯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才可以恰如其分地代表一个民族与一个时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才能用以作为评价一个民族与时代的文化进步的价值标准。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金字塔的现实存在，而文化金字塔却是更具永恒意义的历史存在。这两座金字塔并不相互重合。于是，两座金字塔之间的不同关系就必然暗示着不同的社会品格。虽然我们从来无意去美化西方社会，但是客观地说，在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社会中，这两座金字塔以相互容忍与和平共存的方式，决定了西方社会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促进了社会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而反观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金字塔与文化金字塔之间却经常处于对峙、对立以至对抗状态，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由于以儒家思想为道德依据形成与运行的中国特有的权力机制从根本上说不具有西方社会结构那样的宽容精神，由于它从根本上要求以某种单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一切人类活动的价值，所以它无法接受与之不同的另外一种价值体系的存在。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文人所达到的文化成就，往往要以统治者将他安置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来加以衡量。从唐代一直到晚清的科举制度，使文化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变为对获得位于权力结构顶峰的最高统治者肯定的追求，实质上就体现了这个权力金字塔要消解文化金字塔的独立存在，并将它纳入自己的结构之中的努力。同样，一般民众对文人、对知识分子的盲目崇拜，实际上也决不是出于对知识自身的力量与价值的肯定与崇拜，而是由于拥有一定知识的文人有可能因其知识与学识而获得权力结构中的一个显要位置，有可能进入权力金字塔的较高层。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难明白纯学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为什么发展艰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统治者与民众不约而同地倾向于用权力金字塔中的位置来衡量所有人的成就，而并不承认文化金字塔独立的价值标准的存在合理性。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则是这一现象的理论依据，它以狭隘的现实功用作为思想与文化结晶的衡量标准，而在这样的框架里，象道家对生命过程的深层体验，象陆王心学对物我关系的哲学探索，象乾嘉学派对古代文献的考据，确实难以找到适当的位置。

　　我们说纯学术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文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并不是说这种研究仅仅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如果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纯学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际功能。纯学术研究从本质上说是非功利的，但是这种研究由于能够促进民族与文化人群体的思维训练，因而它实际上可以起到某种类似于思想体操的作用，在提高人类思维与智力水平的过程中，实现它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实际功利效用。对宇宙与人生那些最根本的问题的深入探索，最主要的意义还不在于这种探索可以最终获得怎样的答案，而在于这种探索过程中，一批最有创新意识、最有怀疑精神、最有批判能力，因之也代表了最高智慧的文化精英带动了整个民族的智力进步。同时，这种深入探讨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种种新颖独创的技术手段，也可以被大量利用于解决广泛的形而下的现实问题。我们知道数论研究的都是毫无实际价值的纯数学问题，而且其中许多问题都是人为的虚构，但是多少个世纪以来这种纯数学研究中发展出的技术性手段，却促进了应用数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上个世纪以来西方逻辑语义学对诸多看起来毫无现实意义的疑难悖论的研究，也为当代电子计算机领域的人机对话能力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说，缺乏对那些纯粹科学问题的非功利的探索，也许正是近十个世纪里中国技术进步迅速落到欧洲文明后面的内在原因。

　　尽管纯学术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功用，但这种功用并不能被“经世致用”的儒家主流文化所认可。不仅仅因为这种纯学术研究的次生效应无法为注目于狭隘现实人生的儒家价值标准认可，也不仅仅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创新、怀疑、批判精神从根本上与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相互抵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权力机制，始终把稳定的秩序作为终极的追求目的，而文化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这一终极目的相比，永远只能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可怜地位。

三

　　鸦片战争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一个多世纪里西学东渐的历史，更加速了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核心的古老社会结构的崩溃。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文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外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要比这种外在的制度更顽固更恒久地表现出它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在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这一个多世纪里，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的技术手段和西方式的社会结构模式一起，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也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界与科技界发展起来，但是在普通人的内心深处，对于纯学术的价值，仍然存在根本性的怀疑。换句话说，纯学术研究的文化价值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肯定，权力金字塔要消解文化金字塔的努力，依然经常可见，也许只不过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对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视，达到了封建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程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畸形的时代，全社会对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偶尔的关注，也要超过了封建社会中的大多数时期。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纯学术在中国的地位，目前学术界所感受的危机，正以非常现实、非常直观的形式说明了这一点。面对经济与社会转型期的观念冲击，学术界关于学术研究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实现它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功能的困惑，恰恰是源远流长的以经世致用来衡量人类所有精神活动价值的传统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

　　客观地说，中国纯学术研究从未有过真正的繁荣。目前人们所谈论的危机状态，其参照系实际上是前些年里学术的虚假繁荣。在某个特殊的时代，由于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现实力量夸张的崇拜，由于在那种环境里生发出来的对学术能够有助于权力结构的稳定与秩序化的误解，中国的学术界确实显得比今天更受人关注。但是冷静地思考一番就不难发现，即便在那个时期，衡量学术的标准也并不是，或者主要地不是依据于它的文化价值，而在于统治者认为它对于维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作出的贡献有多大。这种价值误置现象，与中国传统社会一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一脉相承。因而，目前学术研究者普遍感到的失落，恰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由于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上，纯学术研究的人类价值没有被中国传统的文化整体所充分认识，由于以文化金字塔为价值主体的衡量人类精神活动的价值框架体系没有得到确立，所以中国学术界还缺乏对纯学术研究的本体意义的自觉认识。

　　应该承认，社会结构的稳定与秩序、经济事业的发展都是人类正当的追求。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既不能仅仅依赖于稳定，也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也不能只依赖于这两者的总和。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文明的进步都必须求之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以及在伦理道德诸方面整体上的健康发展。正如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只有不断地满足这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才能使个体在身心两方面健康发展一样，一个社会的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片面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与秩序化的权力中心思维模式，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纯学术研究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大文化发展整体上的停滞，决定了我们民族近两千年里文明步伐令人不可思议的缓慢；而今天，如果我们不深入地自我反省，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滑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并且要求所有人类精神活动都为狭隘经济目的服务的、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单一中心的追求，那么它的结果，也同样令人担忧。正象没有科学探索，技术的发展终究缺乏后劲，必然走向停滞一样；没有人文探索，没有对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探索，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了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文化建设都有着与经济建设同样的重要性。而文化建设始终离不开纯学术研究，因为文化建设的最终成就，就表现在民族与时代的文化金字塔的顶峰达到了怎样的人类高度，与其它民族、其它时代相比，它对人类作出了怎样的独特贡献。就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境遇而言，充分认识到纯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即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或者说逐渐成熟起来的，以文化的本体价值而不是以学术成果对权力统治或经济事业的实际功用为衡量标准，也即以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文化金字塔中的地位作为衡量人类精神活动的价值标准的价值体系，则是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