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已经具有漫长历史的人类而言，文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文明的进程也已经同时成为一种具有价值内涵的向度，始终是我们可以用之以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的度量化的指标。

　　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分工日益缜密。随着文明的进程，科学从人类古老的经济运作中分离出来，进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各自都出现了众多分支学科。细密的社会分工之所以可能，不仅仅因为出现了许多学科专门家，还因为或者说更因为各门学科在其由独立而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它们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对象；并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担负着独特的，无法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人类使命。哲学是如此，数学是如此，美学也是如此。

　　但是，远非所有科学研究者都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都能清醒而真切地感受到并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自己所应肩负的人类使命。中国当代美学的走向以及美学界的困惑，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当代美学界业已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美学承担起了远远超乎它本身所应该和能够承担的时代责任，在从五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末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一批资深美学家们探求真理的声音，一直体现着当时的大陆中国学人勇敢地突破涵盖一切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极为少见的有自己独立思想价值的精神追求；随之而来的社会大变革中，又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批在五、六十年代趋于成熟，而到此时更得风气之先的美学家，起着思想解放的导航者的特殊作用，使得美学在中国又一次奇迹般地成为一门显学。然而，作为这样一门显学的美学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其实也象任何一门过分热门的学问一样并不踏实。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学又遇到了来自日常生活领域的严峻挑战。美学刚刚从为单纯而且即时的政治目的服务、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紧箍咒中挣脱出来，却好象注定要沦为他人的侍妾似的，关于美学如何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也即如何将美学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困惑，又向美学研究者们袭来。不难想象，当年的美学家们曾经那样理所当然地、毫不迟疑地认定，美学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功利性活动的工具，而今天，人们竟然以同样理所当然的、毫不迟疑的肯定态度，要将美学推向工业社会中的辅助性的工具层面，将它理解为一种可以直接用之以商业活动的思想技巧，要让美学成为而且仅仅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虽非可有可无却无独立价值的附庸。

　　一个健康的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顾及到经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及各项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易言之，只有经济领域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同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文明的进程。假如一个社会片面地只强调道德伦理体系的规整完备，那么，哪怕这种道德与伦理体系再优秀再美好，它也只能支撑起一幢乌托邦的理想大厦；而在这种乌托邦社会中，正因为其道德伦理体系与实际的社会经济运作过程完全脱节，所以，道德伦理越是受到片面的强化，它对文明的价值越是被片面地夸大，它最终所必然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因为它必然崩溃而将造成的破坏作用也就越大。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文明史上，多数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或大或小的类似的悲剧，更不用说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极其现实又极其惨痛的深刻教训。但是，假如我们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认定经济发展片面的人类价值，甚至出于某种同样乌托邦式的美丽幻想，认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带来文化事业的繁荣与道德伦理体系的重构，那就陷入了另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机械文明观。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如同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那样，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经济的发展正是以“新教革命”这一伦理道德领域的革命拉开其序幕的；或者说，工业革命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始终伴随着新教伦理的影响与渗透，它们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领域中的突发事件。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道德重整的文化背景。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是经济上的增长也许更为显著的中东国家，正因为在经济收入急剧增长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它们在文明进程中始终处于世界的边缘。这样两种反差极大的事实都提醒我们，切忌将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切忌以为某种单方面的发展就可以替代或者决定了社会整体上的发展。用中国传统的视角来看，“仓禀足而后知礼义”只是一种可能性，同时，还存在着“饱暖思淫欲”这另一种可能性。
　　正如人本身的需要是多层次的一样，由复数的人组成的社会，就其整体而言，也有着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需求，实际上我们既不可能在饥肠辘辘时单方面地夸张地强调“仁、义、礼、智、信”的人类价值，也不可能等到丰衣足食时再回头来考虑文化建设。经济、道德、文化是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三个维度，三种互相之间不可替代的价值，只有它们的同时前进才能称得上是社会与文明的进程。历史是公正的，只追求某种单方面的发展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社会价值，迟早会因此而付出代价。

　　知识分子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比一般人更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应该比一般人更切身地体认致力于非经济的、同时也非道德的人文科学事业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作为对文化发展的价值论意义上的肯定，我们所要做的，便是以学科的独立发展来使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具有更丰富的也更立体的进步。而美学研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之所以与其它人文学科同样重要，更因为它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而承担了原本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责任。其实除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之外，无论美学家们自己是否曾经清醒地意识到，美学也经常起着独特的作用。

二

　　在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文化课题各有不同。但是在这表面上的差异背后，又存在某些永恒的共性，也许这种永恒的共性出自于今人对历史的误读，但不管怎样，只因为有了这些永恒的东西，才使得历史形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条不间断的时间之流。

　　人们习惯于从古希腊先哲开始追溯西方美学的渊源。在著名的美学史家吉尔伯特和布恩看来，美学发源于古老的宇宙学传统。

　　如果我们想用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解释人对美的感受性，就应该作出这样的解释：世界，就其本性而说，符合人类本性的感情需要。在古代宇宙学里，正是这种同人的密切联系，构成了“宇宙”的一个鲜明特征。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就象对于艺术家一样，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万物都充满着神灵”。

　　所以，古希腊最早的美学探索带有宇宙学的痕迹，它是古代人宇宙拟人化构想的直接产物。在文化与自然尚处于朦胧的初分状态，人类刚刚从动物的懵懂中苏醒过来的时代，古希腊人萌发出了最初的美学思想。而正因为美学诞生自宇宙从根本上说“符合人类本性需要”这一理解，所以美学一出现就表现出它的人性意义，就着意于努力探索人类从自然界解放出来的道路。德谟克利特与毕达哥拉斯曾经是这样做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更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试图强化真、善、美的人类价值，他们的高度智慧不仅仅表现在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中，更表现在建立文化人与自然人不同的行为规范；一方面他们寻求揭示人类生活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则渴望建构人类的良知。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哲学家的那些与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尚存在相当距离的思想，才会确切地被今人视为美学的先驱。

　　从奥古斯丁直到文艺复兴的10个世纪里，欧洲思想史几乎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同义词。但是，正如人们说整部欧洲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一样，中世纪基督教在哲学上的信念主要来自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在欧洲中世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代人喜欢用夸张的口气谈论中世纪的黑暗，实际上，哪怕是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占据最显赫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所有方面的时代，美学也在其中弹奏着一连串的不谐和音。在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与阿奎那的著述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许多冠冕堂皇的神学讨论，证明美学来自上帝或者是上帝的光辉的尘世表现；但是同时，我们也随处可以看到种种经过巧妙伪装的精神走私，使后人不得不惊奇于在那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美学居然也能对人类生活做出那样的贡献。实际上，由于中世纪美学家有意将美与上帝联系起来，使他们有可能为处处体现着感性生命力，因之与基督教禁欲主义在精神深处强烈抵触的艺术与情感活动作各种各样的辩护，为艺术以及人类情感生活的存在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于是，在上帝的幌子下，他们很巧妙地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为文化的整体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奥古斯丁以来的众多中世纪美学家，就不会有但丁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而客观地说，但丁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恰恰是以与中世纪美学家们同样的方式，披着神学的外衣来高扬其人文主义精神的。欧洲近代艺术家与美学家们在中世纪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不曾丢弃这种将基督教糖衣包裹在表现人类情欲的感性冲动外面，以避免各种道德抨击的手法。今人很少会忘记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风潮，但是如果今人还能指出中世纪的美学就是那黑暗时代的一道人文主义曙光，看到美学在中世纪起到的远远超出学术与学科本身的历史作用，看到美学在那种特殊背景下曾经担负起特殊的人类使命，对美学史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美学的成熟恰好是人文主义在欧洲建立稳固统治地位的标志。成熟的美学几乎使艺术活动的非功利特征成为自明的公理，而这条人造的公理，意味着文明发展史上，人的某些活动被赋予了超越单纯生命目的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把青年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看作这个美学新时代的终结，马克思在谈及美学问题时，时刻不忘建构他关于人的“整体”的理想，他深刻地指出了“属人的活动”与人的自然活动即单纯出于生命存续目的（包括群体生命存续目的）的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强调人的本质力量与无机自然界之间的本质区别，在科学技术第一次表现出其推动文明进程的巨大作用之时，马克思就以其美学的敏感，意识到工业社会中美学家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给文明敲响警钟，防止被机器异化而成为后来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17、18世纪的欧洲已经超越了蒙昧时代，美学的兴趣也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沉浸于使人脱离自然的束缚。17、18世纪的欧洲崇尚理性。崇尚理性首先是为了肯定人的价值，宣称人不是由上帝任意拨弄的无足轻重的低等生物。但是另一面，对理性的无限崇拜，又意味着将人的感性与情欲视为理性的对立面，看作理性需要抑止与战胜的敌人。这样，人割裂了自身，实际上借助了对自身自然属性的否定才获得了对另一些文化属性的褒扬与肯定，人性的完整受到了破坏。美学则毫不迟疑地担负起了沟通人类理性与感性的任务，从鲍姆嘉通到康德、席勒、谢林以及黑格尔，这种沟通始终是这个美学全盛时代的主题。在席勒看来，“理想的人”绝对不能通过扼杀人性和按照抽象的道德模式生活的方式实现。“理性要求统一，自然要求多样性，两套立法都向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正是通过美学，这些了不起的哲学家找到了将形而上的绝对法则与形而下的实际人生联系起来的中介，提出了对人更加丰富更加完整的认识与理解。在欧洲社会整体因为文艺复兴运动而迈入近代，欧洲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进而进入工业时代的大背景下，美学始终作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提醒世人注意工业革命可能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在那个时代，我们就分明听到了那以后一直回响在近现代社会的精神追求的呼声，它时时提醒人类切切不可忘记人与社会的健康的整体发展。

三

　　相比较而言，东方美学成熟得太晚了。在中国，要到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才可以说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美学研究。但是在中国学术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那些涉及美学与艺术的研究活动，仍然起到了西方美学曾起过的那种特殊作用。

　　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至少在观念层面上看，就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社会。春秋战国时代据称“礼崩乐坏”，而礼教则在社会整合方面到过积极作用，这一积极作用实际上离不开萌芽状态的中国美学。我们知道，孔子以及早期儒家都非常重视通过“六艺”来进行审美教育，而诗、乐则是“六艺”中最能切入人类心灵深处的艺术活动。孔子虽然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是孔子诗教的核心毕竟在于“温柔敦厚”，用现代语言来说，孔子之所以提倡人们学诗，是为了使人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使人性更加温文尔雅。音乐也是如此。孔子认为音乐（尤其是雅乐）能使人内心世界中和有节，因而更是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所必须修习的技艺。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以及儒家最初的美学探索，其要旨就在于如何使人更加有教养，更文明化，更加具备艺术家的素质，换言之，他们正是在寻找一条建构文明社会的艺术途径。儒家的艺术观念与它具有一定程度禁欲主义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至少在孔子的时代，诗乐抒发人的自然情性的特殊价值并没有被孔教淹没。在以后的儒家思想发展史中，这种对艺术的美学兴趣渐渐让位于对艺术社会学功能的关注，儒家的艺术研究也偏离了美学轨道，但是艺术毕竟与人类情感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血肉关联，哪怕是宋代的道学先生如宋朱二程之属，在涉乎艺术问题时，毕竟也不得不正视人的情感与欲念，这就使得坚固的理学道德体系也沾上了些许人性的色彩。

　　而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以老庄思想为源泉的道家学说，显然以倡导对人生的艺术把握与体认为已任。虽然在近两千年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以其经世致用的积极态度，始终保持了最广泛与最强有力的影响，然而道家所拥有的美学意味相当浓厚的精神追求，分明内在地支配了文人士大夫以及社会整个文化精英群落某种特殊的价值取向，使道家思想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历程中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之一。道家立足于出世的精神向往，其意在于使士大夫的人文追求超越于卑琐的实际人生之上，超越于社会治理与经济活动的实际运作之上，通过这一超越，道家确立了它对人的感性生命无比的珍惜，对生命进程的着意把握。

　　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从汉代以来片面地强化社会规范与片面否定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它原来所拥有的积极的人文精神也就日渐失落。作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有益的补充，道家以它非常富于美学意味的思想追求矫正了这一偏向。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家对艺术非人工化、非技巧化与朴实无华的要求，完全不同于远古时代艺术尚处于自然状态时的自然与质朴；道家之所以要高扬返朴归真的美学思想，正是因为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道德规范对人性的压抑极大地妨碍了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道家的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之所以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美学色彩，正是因为其中对道德规范的反抗之声，出现在一个脱离了人类蛮荒时代的文明社会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家思想高扬人类生命的自然欲求，要求正视人类真实的感性需要，顺从心灵深处的呼声，决不是要让人类重新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而正是希望人们在接受文明社会加之于人的所有文化枷锁的同时，在心灵深处不要忘记，一个健全人格的完成还有赖于诸多正常的情欲获得充分的满足。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儒家的同义词，文人士大夫阶级之所以没有彻底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中国的学术研究之所以没有完全变成经世致用的纯技术层面上的探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道家的美学研究与艺术研究，或者说在接近于美学层面的艺术与人生价值论，明确地表现出了与现实人生的距离；而在封建统治机器越来越强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日趋严厉的这两千年里从老庄发端的道家美学思想，对于减缓文化人格的病态而言，确实功不可没。

四

　　20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观念的更新，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工业化与科技文明的突飞猛进使西方文化被涂上了神秘的理想主义色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而也正因为此，文化多样性正面临消失的命运。

　　工业化和科技文明，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给我们创造了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步伐以极其惊人的高速向前迈进。而令人忧虑的精神危机也同时出现了，因为精神文化的发展远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境遇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相反，技术的发展使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更惊心动魄，化学工业正在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人普遍感到心灵的空虚和焦虑不安，对这世界以及身处的文化，对人生的意义感到普遍的绝望。仅仅靠工业文明并不能拯救人类，所以在今天的时代，让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性，比起以往任何时代来都更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诚然，中国目前在经济与工业发展方面离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但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某些特定的现实原因，我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并未因经济的落后而减轻多少。所以，当代中国美学家也面临着与西方美学家同样的历史使命，甚至，正由于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而对经济发展的渴望主要地是受到西方丰裕的物质生活吸引；更由于已经来临并将继续到来的经济起飞实际上建立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整体上的怀疑乃至扬弃的基础上，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也就更容易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真空，故而，中国当代美学家应该背负起的历史责任，比起西方美学家来要沉重得多。

　　美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始终以其特殊的人文关怀为己任。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无论东方抑或西方，美学总是与深邃的人文关怀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这是美学的精神内核，是美学的本体价值，同样也是美学的人类意义，是美学对人类文化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固然，它也曾经生发出了诸多技术性的分枝，但是在根本性质上则一脉相承。如果今天还有人愿意讨论美学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讨论的，决不是如何使美学市场与商品化，讨论美学应该如何去为经济发展以及科技革命服务，而应该讨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以及即将来临的高科技社会中，美学将如何体现自己的人文关怀。美学所能体现的人文关怀，大则至于在高科技背景下人性如何战胜机械的压抑，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人如何调适其情感生活，机器化环境中人如何发挥其个性与创造性，也就是说人类将怎样丰富自身的审美能力，以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整体的人”，使文化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气勃勃的文化；小而至于在我们居住的具体生活空间，在人际交往中，在艺术创造与鉴赏活动中，在我们的服饰打扮，以及生产流程安排与城市布局中，如何处处把人的丰富而完整的需要摆到首要位置。社会经济越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必然会显得越加突出，美学研究也就越有意义。

　　当然，我们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学的人类价值与意义会更清晰地凸现出来，并不是说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具体从事经济与技术活动的人，都会更深切地感觉到美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美学的意义与价值深寓于文明进程与文化发展的要求之中，因而，它是也只能是代表了人类良知的知识精英们、尤其是其中专业从事美学研究工作的那一小部分人自觉的精神追求。而实际上，20世纪东西方的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家）们也正以其深邃的人文关怀从事着这样的精神追求，美学并没有在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下忘却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