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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信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戏剧
——贵州大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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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的学生来这里,和我一起讨论中国戏剧在21世纪可能的走向,但是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诸位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可能是很少的。虽然全国多数省份都有自己独特的戏剧剧种,但是在大学校园里,人们对这些剧种往往所知甚少。同样,浙江省的30多个地方剧种,比如有非常古老历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新昌调腔,宁海平调,各地的乱弹,它包括台州乱弹,俗称绍兴大班的绍剧,温州的和剧、瓯剧,以及在金华一带广为流传的婺剧,和宁波一带曾经盛极一时的甬剧等等,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拥戴者已经越来越少,不少大学中文系、艺术系的学生,从未欣赏过、甚至从未听说过有这些剧种的存在,更不可能关心、喜爱和研究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

      我们的教育体制中非常缺乏传统戏剧方面的内容。一个中国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如果仅仅局限于从正规教育中接受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那么对民族戏剧的知识几乎接近于零。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只有少得不成比例的戏曲音乐,选取的内容也不是传统剧目,而是聊聊无几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只有一颗红亮的心”之类曲目;各地偶尔可见的一些地方补充教材中,也很少介绍地方剧种。甚至连本该接受相当完整的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的大学中文系和音乐系学生,能接触到的传统戏剧的内容也少到不能再少。在过去的上千年里,戏曲曾经是中国从宫廷到民间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它们仿佛一夜之间就已经不复拥有它们的价值,甚至成为一种累赘。

      是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出中国目前整个戏剧界的现状。

      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目前大约有2600多个剧团——最近的统计数字是2648个,当然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一方面,在这个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包括大量的民营剧团,即使不算那些季节性的戏班子,按最保守的估计,民营剧团的数目也要远远超过三千个;另一方面,官方统计数据中的这2600多个剧团,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已经不能演出,另有相当多的剧团每年只能象征性地演出几场,而这些剧团随时都有可能解散。

      同样也是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目前有300个左右戏剧剧种,但这个数字是也不可靠的,不可靠是因为随着一些剧团的解散,许多剧种也同时在衰落,有关剧种消亡的消息也已经不再是新闻。戏剧界普遍感受到生存危机。

      尽管官方统计的2600多个剧团和300多个剧种是极不可靠极不确切的数字,我们还是不得不以此为基础,来考察中国戏剧目前的状况,而且这2600多个剧团和300多个剧种的现状,至少切切实实地一直是中国戏剧界关注的重点。

      如果从这2600多个剧团的角度来看,那么,所有关于戏剧前景的乐观主义看法,可能都难以自圆其说。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看好这些剧团的前景,我们可以为这2600多个剧团目前的经济状况做一个粗略的勾勒。所有这些剧团2000年合计为22.4亿的总收入中,演出收入仅仅4亿,占到其中的18%,而使这些剧团得以维持的此外82%的经费,则基本上依赖于国家各级行政部门直接的财政补贴,或者间接的补贴,比如拨付专门款项为剧团建造团部、剧场、练功房之类,使剧团可以用这些房地产出租获得“经营收入”,来弥补经费上的不足。这还不算国家通过减免“以文补文”收入税收的特殊政策给予剧团的隐性补贴。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年已经接近20亿的政府直接补贴以及无法计算的间接补贴,仅仅是为了勉强支撑着剧团的存在,尚且不能使剧团中的演职人员获得相当于社会其它行业平均水平的收入,就像过于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的几乎所有行业一样,许多剧团甚至连国家所规定的基本工资也难以支付,更谈不上让那些优秀的艺术家得到令人羡慕的高收入。

      当然,中国戏剧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表现在上述众多剧团难以为继的生存危机,实际上剧种的危机,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中国辐员辽阔,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在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上,各不同地区特有的民间音乐与艺术表现手法,使得戏剧在各地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就体现在不同的剧种里。不同的剧种在剧目上、音乐上(包括声乐与器乐)、表演手法上以及演出习俗等方面的独特之处,体现出它们在艺术史上的价值;不仅如此,各地特有的方言、民风民俗,以及这个地区长期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规范等等,也会沉积在这些区域性的剧种里,因此这些剧种又同时拥有了它文化史上的价值。

      然而,由于许多剧团陷入生存困境,直接导致相当多的剧种趋于消亡,我国各地多彩多姿的300多个剧种中,已经有超过1/3的剧种,或者已经消亡,或者正处于消亡的边缘境地。剧团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企业,尤其是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剧团很不均衡,一些分布范围较广的剧种拥有较多的剧团,而一些分布范围较小的剧种,就可能只有很少的剧团,甚至只有一个剧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剧团是否存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个剧种是否存在,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剧团还承载着剧种的命运,这些剧团的存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所承载的剧种是否仍然存在。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许多国营企业也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中,这种情况与国营剧团的困境有相似之处。而不同之处在于,国营剧团的困境可以通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得到补偿,由于多种经济形式的迅速发展,国营企业的困难局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越来越小。而戏剧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虽然各地也出现了许多民营剧团,它们在戏剧演出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一方面演艺人员的培养远不像企业经营人员的培养那样简单,由于国内几乎所有优秀的演员都集中在国营剧团,换句话说,国营剧团几乎垄断了最有价值的戏剧人力资源,民营剧团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以一流的演出水平起到继承戏曲优秀文化遗产的作用;另一方面,民营剧团的出现与发展完全是以文化演出市场来调节的,越是有市场的剧种越是能吸引民间兴办剧团的投资,而那些濒临消亡的剧种很难引起民间剧团投资者的注意。所以,民营剧团的发展,并不能改变相当多传统戏曲剧种濒临消亡的状况。

      针对剧团以及各传统剧种的困境,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戏剧界内外不少人大声疾呼,要求国家加大对艺术事业的投入,或者用更漂亮的话说,是要加大对“高雅艺术”的支持力度;要求社会各界给予戏剧事业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客观地说,中国目前每年对艺术表演团体的直接投入尽管已经接近20亿,这样的投入数额与一般中等发达国家的文化投入相比并不能算多,更不能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国家在文化事业方面的投入还停留在很低的层次,全国文化事业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低于0.5%,而这不到0.5%的投入里用于补贴剧团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样的支持力度,当然远不足以让剧团很好地生存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个事实,即国家对剧团的财政支持从8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上升,就在剧团总数减少了20%的同时,国家对剧团的财政补贴总额却从1978年不足2亿,上升到了2000年的18亿。而与此同时,不仅剧团的演出总场次却从1978年的65万场下降到90年代的40万场这一最低谷,比1978年减少了30%以上,而且,更令人忧虑的现象,是各地的传统剧种的消亡速度正在加快,那些尚能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剧种,大量的传统剧目以及表演手法也在急剧丢失。由此可见,国家对戏剧不断增加的投入,并没有起到改变戏剧危机的实际效果,而戏剧危机造成的后果,已经相当严重,并且还将更加严重。

      民族戏剧正在急速地离开我们的生活而去,这种包含了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艺术正在急速地离开我们的生活而去。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一部分珍贵而独特的艺术文化资源正在丧失。而艺术文化资源的丧失,比起典籍与文物的丧失更无可挽回,那是因为,虽然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对着大量典籍和文物的丢失,但是这些典籍与文物毕竟尚在人世,终究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重新让它们回到我们身边,即使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毕竟还是有可能通过种种途径利用它们,以还原我们的历史;然而像戏剧这种艺术文化资源一旦流失,尤其是在表演层面上,它就已经不可复原。纵然某些剧目的剧本有可能保留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等现代手段保存下它们的一些痕迹,但是戏剧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是剧本所无法留存,也是录音和录像所无法替代的,它们只能存在于表演艺术家的身上。除了代代相传之外,表演艺术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流传下去。如果没有人能够通过直接的师传继承这些优秀而独特的表演形式,那么这些戏剧文化资源的丧失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若干年前,尤其是在5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次保护与继承传统戏剧文化遗产的努力,全国各地文化部门把寻找、访问各剧种的老艺人,动员和鼓励他们传艺授徒作为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使得相当多的传统剧目得到整理和发掘,培养出了一代具有较好艺术素养的、熟悉传统的戏剧表演艺术家,还使一些当时已经濒临失传的剧种与剧目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那一次大规模的保护与继承传统文化的可贵努力,却因为非艺术的原因中断了,而自那以后,除了70年代以来国家文化部门对昆曲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以外,其它更多的地方剧种的保护和继承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有制剧团因为体制上的缺陷而在社会转轨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传统剧种的遭遇更有如雪上加霜。

      于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传统戏剧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更加绝望的境地。5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最后一代身负绝技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多数已经年迈力衰,不仅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走上舞台,而且连授徒传技的可能性也已经越来越小;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携带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珍贵的表演传统逝去。以我们身边的婺剧为例,20世纪下半叶婺剧界最优秀的青衣演员徐汝英已经几十年无法登上舞台,而且她的诸多保留剧目,真正传下去的很少;就连名丑吴光煜也已经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传人。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命名为世界首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也是如此,昆曲在清末还有1000多出经典剧目活跃在舞台上,现在全国仅剩的六个昆剧团能够上演的剧目,全部加起来也只不过一百出左右,而且这还是因为政府几十年来对昆曲采取了非常特殊的保护措施;至于各地更多的地方戏遗产,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有意识的保护。现在,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听到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讣告,在此同时,仿佛就同时听到了那些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传统艺术的讣告。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那么不出几年,一旦等到这些老艺人都离开人世,到那时,再想要恢复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表演艺术遗产,也将不复可能。我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我们正在成为民族与历史的罪人。

      近年来,我曾经在许多场合呼吁过,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传戏剧文化遗产,呼吁要尽快将保护与继承传统戏剧文化资源放在文化工作的中心位置,但是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至少就目前看来,情况仍然相当悲观。我们的政府确实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维持着相当一部分剧团的存在,但是这种简单的维持并没有能够起到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的作用,并不能通过这些剧团的存在,使得它们所代表的传统剧种以及戏剧文化内涵得以更好地继承下去;相反,由于剧团体制改革滞后,国家的财政补贴并不能起到促使剧团复苏的作用,大量的传统戏剧文化遗产正在成为这种旧体制下的剧团的殉葬品。

      传统戏剧文化遗产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部分原因,是因为忽视传统戏剧文化的保护与继承的观点有它的理论根据。有不少人认为,艺术总是要发展的,就像生活总是在变化一样;而既然这些传统剧种已经逐渐失去了观众,那么它们的消失也只不过是艺术的新陈代谢,正是文化领域的自然淘汰的一种表现方式。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观点仅仅将艺术看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享乐方式,只看到了艺术所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即时的愉悦,而没有看到它所蕴含着的文化价值,以及它们对于历史与文化无法估量的意义。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短视症,而且显然缺乏起码的文化自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大量传统剧种的消亡在文化层面上意味着什么。可惜这样的观点与理论,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这种观念与艺术理论上的错误,暗示着我们的民族传统戏剧,前景更为堪忧。

      然而,即将到来的21世纪,使得保护与继承传统戏剧显得更加急迫。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将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纪,从16世纪以来欧洲中心的偏狭的文化观念将被文化多元的观念取代。就像自然界需要生物多样性一样,世界也需要文化意义上的多样性,整个世界不能都成为欧美文化或任何一种单一文化的翻版。自然界物种多样性的价值与意义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认同,国家在建造自然保护区、在保护珍稀动植物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兼之公共舆论的宣传推波助澜,而民众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惜在文化领域还远远不是这样,在文化领域,假如说二战以后文化多元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话,那么如何走向文化多元的问题,现在还远远不像生物多样性那样得到社会的重视。

      我想说,即使不是更重要,文化多样性至少也像牲多样性一样重要。文化多样性关系到人类整体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衍,而文化多样性则关系到一个民族在世界整体格局中的存在与发展。即使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有资格成为这多元中的一元,因为,一种文化只有具备自己的个性,以及具备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因而能够为世界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贡献自己独特的文化样式,才有资格成为这多元中的一元。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要想在未来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其中的一元,就必须拥有和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而包括传统戏剧在内的民族艺术,无疑正是这种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很好地保护与继承包括戏剧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远远不止于我们下个世纪看些什么戏的问题,而正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地位的问题。

      我们一直都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是文化并不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文化需要有所负载,这种负载也不仅仅是我们所保存的那些古籍文献,文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深刻反映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感表达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的传统艺术,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一点也不能低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能比那些古籍文献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不喜欢戏曲,可以不像上一代人那样痴迷与欣赏戏曲,我们可以喜爱更前卫、更适应现代人审美习惯的艺术样式,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个人选择。

      我想我们都不希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戏剧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为推动民族戏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各自的家乡,在我们所到之处,用最大的热情推动和启发各地的文化部门尽快开展这项跨世纪的文化传承事业,直至自己亲身参与。也许我们救不了那些已经消亡的剧种,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让现在尚存的那些剧种尽可能地留传给后世,努力使同样的文化悲剧尽可能少地重现。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起到聚沙成塔的作用,为世界历史留下中国文化的足迹。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责任。我们无可回避。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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