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史话(五):南朝时期:空前盛行的围棋 – 国学网

中国围棋史话(五):南朝时期:空前盛行的围棋

  东晋之后,古代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420—589)。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期间,南方社会除东晋末和梁末有一些动乱外,其余时间都比较安宁,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文化是两汉文化到西晋文化再到东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移植扩展的结果。它正好居于汉唐这两个古代文化极盛期的中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围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两晋蓬勃发展的势头,地位更加提高,普及程度和棋艺水平也更加提高,出现了极盛一时的局面,形成了围棋史上第二个高潮。

  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都爱好并提倡围棋,而宋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在位),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即位之后,雅重文儒,躬勤政事,使南朝的经济文化在元嘉年间迅速发展,出现了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他本人博涉经史,善隶书,爱好围棋,文化修养较高。他非常重视围棋,可以因棋艺授人以官,而且爱屋及乌,十分宠爱棋艺水平高的大臣。羊玄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羊玄保,太山南城(今属山东)人,官黄门侍郎。《南史·羊玄保传》记载,羊很会下围棋,棋品居第三,宋文帝常常召他下棋。有一次宋文帝与羊玄保下棋,以郡作赌注。结果羊玄保赢了这局棋。宋文帝便真的让他当了宣城太守。这之后,羊玄保为政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却连转数官,频授名郡,先后到会稽、吴郡当太守。宋文帝对此还直言不讳:“人仕宦非惟须才,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羊玄保当会稽太守时,宋文帝还专门派遣另一个围棋高手褚思庄到会稽,与羊玄保下棋,并将对局谱带回照谱复棋让他看。嗜好围棋而且因棋重人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前所未闻。

  自古以来,帝王赏赐臣下多为金银布帛等,而宋文帝则是第一个向臣下赏赐围棋局和围棋子的帝王。《宋书·何承天传》说,何承天是东海郡(今山东郯城)人,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官至延尉。他素好围棋,颇用废事。宋文帝便赐给他棋局棋子。何承天奉表陈谢,宋文帝回答说:“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张武是西汉文帝时的一个大臣,他曾收受赂金,文帝察觉后,便更多地赐赏他金钱,以使自己感到惭愧而改正错误。显然,宋文帝赏赐何承天棋局棋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何承天不下棋,而是要他树立起正确的态度,要适可而止,不要因下棋而耽误正事。宋文帝作为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爱好围棋、重视围棋,而且还告诫属下正确地对待围棋,这是十分难得的。

  宋文帝之后,南朝又出了好几个酷好围棋提倡围棋的皇帝。如宋明帝刘彧(465—472在位)、齐高帝萧道成(479—482)、齐武帝萧赜(483—493)、梁武帝萧衍(502—549)和梁简文帝萧纲(549—550)等。

  宋明帝棋艺不高,史称“甚拙,去格七八道”,但他却“好之愈笃”。他也像宋文帝一样,宠爱、擢用会下围棋的大臣,甚至为以善棋受宠的大臣杀掉心生妒忌的妻子。他还设置了一种管理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围棋州邑及其官员,对提倡围棋可以说不遗余力。

  齐高帝萧道成是南朝齐的第一个皇帝,博学多才,善属文,工草隶书,围棋至第二品,大概要算南朝诸帝中棋艺最高的一个。他经常和直閤将军周复、给事中褚思庄等下棋,而且累局不倦。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为了长治久安,他吸取宋明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为政比较宽厚。他把这种宽厚的态度带进了围棋活动,对大臣平等下棋,遵守棋规,棋风较好。偶尔落子不当想改悔另行,大臣就是按住他的手不准改悔,他也不生气。萧道成能以较好的棋风宽厚待人,表明围棋有融洽气氛、冲击等级观念的作用。

  齐武帝萧赜也雅好围棋,并十分重视围棋的对外交往。曾命著名棋手王抗同北魏孝文帝派出的使者对弈,将围棋当作国与国之间礼仪性的交往内容之一。这对扩大围棋的影响,提高围棋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围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艺术活动,而且成了一种对外文化的交流项目。

  梁武帝萧衍,兼通六艺,围棋登逸品。逸品即超群之品、高品的意思。由于他爱好围棋,他的周围集中了一大批会下围棋和棋艺高的大臣,见诸史乘的就有十来人。他随时召这些人对局,“每从夜至旦不辍”。他曾以围棋和棋谱赐示任孝恭。任孝恭收到后,作了《谢示围棋启》。中有“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等语,反映了梁武帝较高的棋艺。他还曾命人品定棋谱和校定棋品,自己也撰写了《棋品》三卷、《围棋赋》一篇。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孙子后梁宣帝萧詧也工围棋,分别著有《棋品》五卷和《围棋赋》一篇。

  帝王对围棋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对棋手的宠爱,使围棋的地位大大提高。围棋已成为朝廷中带有礼仪性的活动项目,甚至成了一些人凭借一技之长,晋升擢用的阶梯。另一方面,围棋的艺术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并得到承认。三国吴时有“八绝”之称,其中已将围棋与书法、绘画并列。南朝宋时宋文帝亦有“五绝”之称,更将围棋和书法、诗歌并列。沈约《棋品序》还直截了当地说围棋“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围棋本来就和古代“六艺”有关,可是由于社会上围棋活动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一些人对它的偏见,使它一度蒙垢被辱,含冤负屈。而到南朝时,围棋的艺术功用和艺术地位已正式被承认,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的标准之一。

  围棋地位的提高,使南朝的围棋之风空前地盛行起来,宗室皇亲、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间的妇幼老弱、隐士、方外人士,靡不风从。出现了“晋宋盛世,逸思争流”的繁荣局面。宗室皇亲中,较出名的有宋建安王刘休仁、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武陵昭王萧晔、始安王萧遥光、竞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等。

  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就更多了。如宋扬州刺史南平郡公徐羡之、中书侍郎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少府卿沈宪、尚书右丞荣彦远、中书监太子太傅王彧、光禄大夫颜延之、尚书吏部郎谢弘微、齐吏部尚书谢瀹、国子祭酒江斅、太常给事中萧惠基、梁侍中朱异、尚书令沈约、侍中兼国子祭酒到溉、太府卿韦黯、尚书水部郎刘孝绰、吴兴太守柳恽、中书黄门待郎陆云公、北兖州刺史陈庆之、陈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司马申等等。

  妇女下围棋的记载历来较少,致使许多人湮没无闻。宋明帝时有一个东阳女子娄逞却留下了记载。她善弈又解文义,曾女扮男装,官至扬州议官从事。后被发觉,才驱令东还。南朝时还流行两首《谈曲歌》,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闻欢开方局,已复将谁期”等语,以棋局纵横交错喻期会无处,埋怨所欢之郎沉迷围棋,违误良宵,说明民间下围棋的妇女已相当多。

  围棋的特点和方外之人、隐士等的生活旨趣是十分相契的,因而它再自然不过地成了僧、道和隐士们喜爱的活动。南朝时期出现了爱好围棋的隐士的明确的记载,如陶弘景、庚诜。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南)人,永明十年辞官隐居句曲山,是梁时著名的隐士。他很爱好围棋,而且棋艺不低,史有“善琴棋”之称。庚诜,字彦宝,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也是著名的隐土,数召不起,潜心佛教。史称他幼时即“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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