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史话（三）：三国时期：围棋迅速发展
三国时期（220—265），围棋继两汉时期的复兴和发展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迎来了围棋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随着人们对围棋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的认识的提高，围棋开始从各种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陶情怡性、丰富生活的最受欢迎的游艺活动。而三国时期天下三分，兵事十分激烈的社会现实，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围棋发展的作用。围棋爱好者越来越多，遍及帝王、文人士大夫和各阶层民众。围棋理论和士大夫围棋观念开始出现，一些围棋规则和制度也形成文字并固定下来。从围棋流行的地域看，三国时期的围棋流行范围更为广泛，从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逐渐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这几个特征对后世围棋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点，使得围棋活动的重心自此南移，在后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南方围棋的水平——无论是普及程度或提高程度——基本上都高于北方。
三国时期的围棋，因政治、军事和人文地理等原因，正好形成魏、蜀、吴三个中心。
魏国围棋活动的发展，与曹操家族对围棋的爱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据《文物》杂志1978年第8期所载，在对安徽亳县曹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些松绿石的围棋子，说明围棋在曹氏家族中是十分流行的。就曹操本人来说，他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比较高，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聪明睿智和艺术造诣。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博物志》称，曹操与当时的围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都曾对局，而且“皆与埒能”。棋手因惧祸而佯输给帝王不是没有，但曹操“皆与埒能”，无论如何棋艺也不会太低。曹操经常下棋，这就需要对手，骑都尉天水人孔珪擅长围棋，正合曹操口味，于是，“宠爱有加，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曹操的两个儿子魏文帝曹丕和任城王曹彰也喜好围棋。曹丕尚文，以著述为务，所作诗文十分典丽，而曹彰却善武，惯战善征。二人时常下棋，一文一武，风格殊异，想必是别有情趣。曹丕曾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自称最擅长的是弹棋，围棋棋艺并不高。但他利用围棋玩弄的手段之残忍，却没有人能比得上。《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说曹彰是朝京都时“疾薨于邸”的，没有说详细经过。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尤悔》则明确说：“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据考证，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借下围棋来杀害同胞兄弟，这实在是围棋史上一件骇人听闻的大阴谋。
魏国围棋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的爱好也大有关系。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应玚都爱好围棋。王粲和应玚对围棋的发展还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职。恃才负气，善诗文。他爱好围棋，对棋理颇有会解，他的《与邴原书》说：“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信手将围棋拈来作譬，自然而又生动。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子女也喜爱围棋。《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因与孙权使者语，谤讪朝廷，又不遵朝仪，放言跌荡，被军谋祭酒路粹参奏，下狱处死。“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行刑时，其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願！’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有识如此的一对小棋童，竟夭折于残酷的株连之法，实在令人感慨。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以博洽称著，才思敏捷，擅长诗文，又善算强记。他于围棋十分爱好，曾作《围棋赋序》：“清宁体能，稽漠玄神，围棋是也。”对围棋评价很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一时传为佳话。他死后，曹植作《王仲宣诔》称：“何道不洽，何艺不闲。綦（棋）局逞巧，博弈惟贤。”盖棺论定，对他多才多艺，精于围棋，给予很高评价。
应玚（？—217）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人，以文章见称，官至五官中郎将文学。他爱好围棋，精于弈理，曾作《弈势》一篇，是关于围棋的著名论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魏国还出了一个棋艺理论家，名叫邯郸淳。据《三国志·魏书·刘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有才。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十分尊敬他，后来官至博士，给事中。擅书法，八体悉工，兼通诸艺，曾写有《投壶赋》千余言，又写有《艺经》，内容包括当时的各种艺术活动，围棋是其中一部分。他这部著作保留了许多汉魏时期的围棋资料，价值极高。此书很早便散失了。《隋书·经籍志》也不见著录，其残篇散见于《数术拾遗》注、《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说郛》等书中。
蜀地围棋的开展，可能略晚于中原地区。刘备据蜀后，带来大批外籍将领和官员，他们之中不乏围棋爱好者，特别是诸葛亮、费讳等尤为著名，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蜀中围棋的发展。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济南）人。三国蜀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下围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传说。如清《宝庆府志》：“棋盘崖在宝庆府城南五里，相传武侯宴兵着棋于此。有石盘广六尺，棋痕尚存。”宝庆即今湖南邵阳市。又宋王应麟《玉海》：“棋盘市，一曰南市，在虎广盗媷下，武侯陈营处也。”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又有“卧龙”之称，精通兵法和经国治世之术。当时围棋在军事将领和文人士大夫中已形成风气，而且认为围棋是“兵法之类”。下棋犹如斗兵，纹枰之称不亚于战场，寄情方罫，用兵斗智，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家、军事家气度是完全一致的。
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继诸葛亮、蒋琬执政的费祎，也是蜀国酷爱围棋的官员。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黾阝>（今河南信阳东北）人。他识悟过人，能过目不忘。在当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烦猥，可他照样下棋游乐而又不误公事。延熙七年（244），魏军来犯，费讳率军御敌，“光禄大夫来敏至讳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原来来敏有点不放心，在费祎行前来试探一下。看到他镇定自若，专心弈棋，有临阵不乱的大将之风，就放心了。后来，费祎果然击退了魏军。
三国时期，要数吴国的围棋活动最为深入、普及。这一是三国之中吴国最为承平，社会比较安定，各种艺术都有很大发展，给围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汉时期吴地围棋就十分盛行。三是士大夫中爱好围棋的人特别多，对世风颇有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孙策、吕范、顾雍、陆逊、蔡颖等。
孙策（175—200）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割据江东建立吴国的奠基者。吕范（？—228）字子衡，汝南细阳（今河南汝南）人，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厚礼有加，遂归孙策，官至大司马。孙策与吕范交往很深，以“亲戚待之”。同时他们又是棋友，常于纹枰对弈时商讨军国大事。他们的对局谱，在宋人的《忘忧清乐集》中尚可见到，题为“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顾雍（167—243）字元叹，吴郡吴（令江苏苏州）人，为吴相十九年，常聚幕僚围棋。他的儿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他知道后，强抑失子之痛，围棋依旧，只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开围棋豁情散哀、镇物矫情的先河。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大都督，是东吴名将，常在军中与诸将围棋射戏。哪怕敌人来犯、军情紧急时，也围棋射戏如常。
蔡颖，吴人，是太子孙和的侍从。他的棋下得较好，是宫中翘楚，以至“直事在署者颇斅（学）焉”。弄得孙权十分惊恐，担心由此影响宫中的正常活动。
以上这些人，除吕范外，其里籍都在吴地，可见江南一带的围棋渊源有自，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相当基础，而三国时期只是发展得更快、更流行罢了。
吴国围棋的普及，促进了围棋棋艺水平的提高，涌现了一批围棋高手。严子卿、马绥明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严子卿，名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卫尉严畯再从子。他的棋艺相当高，以至到了“莫与为辈”的地步，与皇象的书法、宋寿的占梦、曹不兴的画、郑妪的相人，以及吴范、刘惇、赵达三人的数术，世皆称妙。谓之“八绝”。
马绥明，字号里籍不详。有人认为是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名朗，字绥明（一作思明），曾撰《围棋势》二十九卷。他和严子卿一样，棋艺很高，在棋坛享有盛誉，以至晋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这样赞道：“围棋莫与敌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吴国的围棋不仅棋艺水平高，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水平也很高，当时不少棋手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棋谱沾溉后人，几百年后还被棋家奉为圭臬。著名的敦煌《棋经》就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槃（盘）”。唐代诗人杜牧，在送著名棋手王逢的《重送绝句》中也说“一灯明暗复吴图”。遗憾的是这些棋谱后来除《忘忧清乐集》保留了一局外，都失传了。
由于吴国的围棋比较普及，下围棋的人很多，出现了一些因下棋而弃业误事的现象。太子孙和认为下棋妨事费日无益于用，劳精损思终无所成，要娱乐有饮宴琴书射御等活动即可，没有必要靠下围棋取乐。于是命寮属八人写文章矫正此风，规劝蔡颖等人。中庶子韦曜便写下了著名的《博弈论》。
韦曜，字弘嗣，本名昭，晋人因避讳改为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他奉孙和之命作的《博弈论》有七百余言，列举棋者的种种极端行为，大加贬斥；将下围棋说得一无是处。他写道：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
最后，力劝弈者移博弈之力于正道，“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反对下围棋的人古即有之。例如战国时有人将博弈列为五不孝，西汉时有人讥嘲“天下第一”的杜夫子弈棋费日，说围棋“失礼迷风”，说围棋爱好者是“白黑简心”等等。但韦曜《博弈论》列举极端，不及其余，是对下围棋贬斥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篇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
《博弈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首先，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起坏的作用，就像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样。这就有一个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它，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它的问题。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益智增识，陶情怡性，修养身心，得到艺术享受的愉悦和争胜竞技的乐趣。另一方面，围棋花时间，耗精力，若沉迷过度而毫无节制，甚至赌博成性，就会给人带来副作用，使一项高尚典雅的游戏成为陋行劣迹。第二，三国以前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朝廷也没有提倡引导的措施，对业余棋手下棋娱乐和专业棋手精研棋艺不加区别。第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而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强调纲常礼教的伦理道德。下围棋必然要争胜负，各阶层围棋爱好者必然要交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父子对局、君臣对局、贵族与平民对局等违反封建等级观念的情况。第四，在儒家文化的维护者眼中，功名仕途才是正事，潜心围棋当然是鄙贱之事。这就造成了一些腐儒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竭力反对围棋的现象。
由于围棋具有无穷的魅力，以及大多数围棋爱好者的持重、追求和努力，《博弈论》问世后，围棋非但没有衰落或绝迹，反而发展得更快了。这显然是孙和及韦曜等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