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先建下伟业丰功，而今日诗歌却式微了　　

　　中国人不会忘记自己祖先的功业。公元751年，正是唐帝国在对大食的征战中失败，5000被俘的士兵才得以把唐帝国的造纸、纺织、炼丹技术带到西方。加上后来火药、指南针的西传，才引起了西方科技界一场巨大的革命。

　　但是，另一桩中国祖先们对世界文化的巨大奠基性的功业却常被人忘记，那就是中国诗歌对世界诗歌革命的推动！

　　文化，总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强大的同时而被尊崇和仿效的：公元7世纪～9世纪，强大的唐王朝文化上的奇葩———唐诗传到朝鲜、越南，引起朝越政治择贤制度的变化，自那以后，朝、越科举便开始以诗取仕了。而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刚在长安唱罢。日本宫廷歌伎就无不敲红板曳长裙唱“桃花流水鳜鱼肥”了。
　　16世纪末年，西人利玛窦东来“朝圣”，中国的文学被逐步介绍到西方。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在沉醉于对中国“理学”“太极”的崇拜的同时，仿佛发现了一颗藏匿多年的宝珠一样，发现了中国诗歌。他们被震撼了，纷纷以欧洲人蹩脚的汉语水准吟唱唐诗。而一批批的翻译得准确或不准确的中国诗歌则被广泛在西方传开。

　　到本世纪初，西方最具有影响力的近代诗歌鼻祖庞德，在苦于无法找到西方诗歌出路的情形下，“偶遇”了中国唐诗。正是依据于唐诗的灵感提示，庞德提出了“印象派诗歌”的系统理论，并亲自创作了他的仿效中国唐诗的诗作“弥曹车站”等。很快在欧美引起旋风般的效应。庞德本人也因印象派诗歌而声名大振。至今印象派诗歌仍是本世纪西方诗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诗歌。

　　然而，此时回望东方，那个曾经是“万水之源”的中国诗坛却显得有些冷清。在强大的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人们都熙熙于利之中，诗歌这束人类精神之花，似乎被人淡忘了。

　　而这一切终于又注定：有朝一日，西方的使者，会再来叩响中国艺术宫殿的大门，以至中国人不能不接受来到家门前的挑战。　　

　　（二）德国艺术家访华，把一串谜一般的唐诗留给中国学者去破译　　

　　1998年5月，一支由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向中国文化部提出申请，要求来北京演奏。他们要求演奏的乐曲十分奇怪，这部交响乐叫《大地之歌》，注明是由本世纪初的德国伟大作曲家玛勒创作的，乐曲来源中注明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中国诗界一时喧哗了。

　　外国人依据唐诗谱曲已属奇特，而更为奇特的是100多年前，作曲家玛勒又是从什么渠道得到这些唐诗的呢？

　　这些暂不说，有一个问题更令人关注：中国文化界急于了解玛勒谱曲的是哪首唐诗？它们是哪些作者所作？中国的艺术家、文学家们，如果连祖先这些情况都弄不清楚，又怎样面对来到自己门前献艺的异国艺术家？

　　因此，在德国艺术家的演奏开始前，音乐厅中除了一般的观众外，还悄悄进来了一批中国诗人、文艺学者、古典诗歌专家。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位中国领导人———一位诗歌爱好者、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天鹅绒的大幕终于拉开了。

　　应当承认，德国艺术家的演奏是成功的，当乐曲将人们带入那千年前的杨柳堤岸，皓月江汀，玉笛高楼中时，一份依据德文翻译的中文“乐章说明”递到了台下的李岚清和一批中国学者手中。有人附耳告诉李岚清以下情况：《大地之歌》一共6个乐章，第一乐章《愁世的饮酒歌》注明了作者是李白。译文虽然很晦涩，但学者们一致认定，《愁世的饮酒歌》实际上就是李白的《悲歌行》；第四乐章《美女》的德译歌词也十分明白：“美丽的年轻姑娘，在垂柳的岸边采摘莲花，金色的阳光照在她们身上……英俊的少年们，在远处的河岸边骑着骏马……”这不正是李白的《采莲曲》所写的：“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岸上谁家游冶郎……”吗？而第五乐章《春天的醉汉》，第六乐章《永别》则更快被知识渊博的学者当场破译。乐曲不过来自王维的《送别》和孟浩然的《待丁大不至》罢了。

　　只是，面对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所有在场的学者们都发愁了。

　　第二乐章《寒秋孤影》注明：作者不详，作者的德文歌词署名是“TSCHANGTSI”歌词德译文于下：

　　“蓝色的秋雾弥漫在湖面上，

　　青草叶上覆盖着严霜，

　　好似画家把翡翠似的绿粉，

　　轻撒在娇嫩的花朵之上。

　　鲜花已失去它的芬芳，

　　寒风将花朵吹落在地上。

　　凋谢成金色的莲花，

　　即将随波荡漾。

　　……

　　我已困倦，

　　灯已熄灭，诱我入眠，

　　长眠之地啊，我已来到你这里，

　　赐给我平静吧，我需要休息。

　　我心中的秋日过于漫长，

　　我在孤寂中啜泣，

　　亲爱的太阳啊，你为何不再放射光芒，

　　亲切地把我痛苦的泪水晒干？”

　　第三乐章：《青春》德歌词作者署名“李太白”。当然，李太白就是李白了。歌词德译文于下：

　　“在那小小水池的中央，

　　伫立着一座绿色琉璃的小亭，

　　上面盖着白色的屋瓦。

　　好像是猛虎的弓背一样，

　　翡翠的小桥弯弯地横跨到小亭上。

　　朋友们在亭中相聚，

　　穿着华丽的衣衫，

　　饮酒畅叙，赋诗作乐，

　　丝袖拖地，帽带飘垂。

　　在平静的湖水面上，

　　一切都奇异地倒映出来，

　　绿色的琉璃小亭，

　　覆盖着白色的屋瓦；

　　新月形的弯桥，

　　犹如倒立的弓。

　　朋友们在亭中相聚，

　　穿着华丽的衣衫，

　　他们饮酒、畅叙，

　　赋诗、作乐。

　　诗作是太生僻、太玄妙了，以致所有在场学者，无一能说出两首唐诗出自谁人之手。

　　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停响了，整个大厅猛地一静，接着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满厅的观众起立为德国艺术家的精采演出鼓掌。这时，李岚清副总理把中央电视台音乐艺术委员会秘书长郭忱叫了过去，低声而严肃地交待说：“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一定！”

　　天鹅绒的大幕关上了。德国艺术家在北京成功演出后顺利返国。当飞机在北京上空升起后，留下了一个交给中国学者的“斯芬克思之谜”！　　

　　（三）破解《大地之歌》的工程交给了诗词学者周笃文教授，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一个傍晚，郭忱来到中国诗词界著名学者周笃文教授家，向他转达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后，把印有《大地之歌》6首德译歌词的资料交到周教授手中：“工程就交托你了，希望也交给了你。”

　　周笃文担任着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早年从诗词大师夏承焘学诗。夏承焘去世后，可谓中华诗词界学识最渊博的大家之一了。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交给周笃文，定能破译《大地之歌》的密码。

　　“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周笃文教授摇摇头说：“《大地之歌》是诗词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涉及的问题极广、极深，以我有限的学识能否弄清这两首唐诗，我尚没有把握。”

　　破译进程的确是缓慢和艰难的。

　　《大地之歌》的作者德国古典作曲家玛勒生活在1860～1911年间。就是说，玛勒是在100多年前写下这首交响曲的，周教授细看乐章，发现玛勒在曲前留有“注”：歌词来自汉斯·贝格译本《中国之笛》。

　　根据玛勒的提示，周教授注意上了《中国之笛》一书。《中国之笛》是本有关中国的风情、文化介绍抑或是一本诗集？

　　周教授找到《中国之笛》后才发现，事情更扑朔迷离，这本德国人的诗著又注明是转译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和德国作家哈依曼的译著。看来《大地之歌》的流传轨迹大致是这样的：早在玛勒的时代前，6首唐诗就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经过什么人的手（这个人必是既懂法文德文又懂中文的）传到了欧洲。女作家戈谢和德国作家哈依曼用法文和德文翻译了这6首唐诗。作曲家玛勒在戈谢和哈依曼的著作中意外发现了这6首唐诗，决定将它们谱成德国的古典交响音乐。《大地之歌》就这样诞生了。

　　周教授微微吁出一口气。他的眼光集中到“问题”的核心：两首诗的作者身上。

　　《寒秋孤影》作者“TSCHANGTSI”，照译音，可能是唐代诗人张继，也可能是张籍，还有可能是钱起……那就要看谁的诗里曾描写过《寒秋孤影》中的景象了。没有，翻遍了《全唐诗》以及种种民间版本，无论是张继、张籍、钱起、以致与译读音相近的十几个诗人，没有一个写过与《寒秋孤影》类似的诗。

　　再看第三乐章《青春》，注明作者“李太白”，周教授首先肯定德国人或法国人弄错了：“这诗不是李白写的。”第一，他翻阅了所有李白留下的诗篇，描写的内容无一类似《青春》；第二，《青春》的风格怪诞、离奇，与李太白的超然、飘逸之风相差得太远，“两首诗很有点像出自李贺笔下。”周教授于是希望在李贺或与其相近风格的诗人诗作中找到《青春》的影子。而翻遍李贺等人的诗，也无一与《青春》相类似。

　　几个月的苦战后，周教授沮丧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能力有限，看来只有依靠更多人的力量了。”他把《大地之歌》复印成多份，分送给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诗词学会的多位朋友，冀盼有人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以惊喜的声音给他打来电话。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　　

　　1999年5月的一天，作者拨通了周笃文教授家中的电话。

　　对面是个沉重的声音：“没有。至今无人破译。”周教授告诉我。

　　事情有些出人意外。“破译这两首唐诗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周教授稍稍停顿：“第一，这几首唐诗是由中文被译成了法文，又从法文译成了德文，再从德文谱成乐曲的。中间经过了几个人几次不同文学版本的翻译。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或者是汉斯·贝格，或者是女作家戈谢，或者是哈依曼———的中国诗歌或中国文学的功力不够，对原诗的理解有误差，翻译就会走样。作曲家玛勒拿到的，就可能是一首不是原作的“唐诗”。所以要弄清这两首“唐诗”，就必须返回去，重新研究汉斯·贝格、戈谢、哈依曼等人的翻译本。这就不仅要精通中文、法文、德文，而且要对中国古典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以及欧洲古典音乐有极深的造诣。

　　“我敢说自己了解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但我的德文、法文到不了那个程度。所以我感到力不从心啊！”周教授说：“我老了，要到达那个高峰，恐怕不易了。”

　　“那么，中国的下一辈学者会怎么样？”我关心地问。

　　“我很想同你谈这个问题。”周教授语气中显出沉重：“目前这个经济变革的时代里，能真正坐下来，静下心来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已经不多了。那种学贯中西的中青年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我们的下一个时代会不会再有钱玄同、陈寅恪、郭沫若……很难说。一个社会需要绝大部分人去搞经济，搞应用科技，同时也需要极少数人坐在象牙塔中，潜心尖端科研、尖端学问的研究。这类尖端人才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是目前最缺少的啊！”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周教授换了一种语气说：“我还未能破译《大地之歌》，对于你们搞新闻的是不是一种遗
憾？”

　　“不，你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有更深警醒意义的问题。”我说。

　　“是的。”周教授说，“《大地之歌》可能成为一个谜，一个中华民族的谜，它可能在我们这一代破译，也可能留给我们的子孙……但我坚信，它一定会被破译的，因为，一个民族总会有后来的人。”

　　放下电话的声音……　　

　　谁来破译两首唐诗的密码？

　　中国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