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

一、元和时期两浙、宣歙三道的户口升降

　　本文所说的长江下游，主要是指唐后期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中的浙西、浙东、淮南、宣歙4道23州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代人口增长的极点，《通典》卷7载当年国家所控制的编户为8914709，口为529193091。安史之乱打断了唐前期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国家所控制的户口数直线下降。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天下有户1933174，有口169903862[1]。此后历朝虽不断有所增加，但最多时也只达到了天宝十四年户数的一半。唐后期州郡户数见于记载的仅见于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一书。是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年），所记元和户当为元和前期的户数。不过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大约都在240万左右，因而元和户实际上可代表元和一朝的户数。兹据《元和志》所记的元和户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天宝元年户[2]制成下表：

元和时期长江下游户口升降表

道名	州名	天宝元年户	元和户	升降比例
浙西道	润州	102023	55400	－46.70%
	常州	102633	54767	－47.64%
	苏州	76421	100808	＋31.91%
	湖州	73306	43467	－41.70%
	杭州	86258	51276	－40.56%
	睦州	54961	9054	－84.53%
	合计	495602	314772	－36.49%
浙东道	越州	90279	20685	－77.09%
	明州	42207	4083	－90.33%
	衢州	68472	17426	－74.55%
	处州	42936	19726	－54.05%
	婺州	144086	48036	－66.66%
	温州	42814	8484	－80.18%
	台州	83868	缺
	合计	514659	100640	－72.51%
宣歙道	宣州	121204	57353	－52.68%
	歙州	38320	16754	－56.28%
	池州		17581
	合计	159524	91688	－42.53%
淮南道	濠州	21864	20702	－5.32%
	扬、楚、和、滁\和、庐、舒	268704	缺

　　由于《元和志》淮南道缺佚，故淮南七州户数的具体情况不可得知，所以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两浙、宣歙三道的户数升降情况。从上表可知，天宝元年居于本区户口之首的浙东道（缺台州）下降幅度最大，平均下降率为72.51%[3]。其次为宣歙道，较天宝元年户下降了42.53%。浙西六州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但仍下降了36.49%。对于《元和志》所记本区元和户数大幅度下跌，确有许多可疑之处：

　　其一，在安史之乱中，由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使贼锋挫衄，不至江、淮”[4]，因而战乱对长江下游地区并无直接影响。在安史之乱中，本区虽然发生过永王璘、刘展之乱，但规模不大，时间较短，对长江下游区的社会经济也未造成大的破坏。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人口却大幅度的下跌，确实有些让人难以相信。

　　其二，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了空前绝后的破坏，为逃避战乱，北方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迁徙。史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5]，“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6]。长江下游地区远离战事中心，又加上北人南徙，按理说应使本区人口较前有所增长。退一步讲，即使不能使本区人口上升，但也可弥补其户口损耗，使户口保持先前水平，或者说大大延缓下降的速度。但《元和志》所载本区户口情况却恰好相反。以浙东越州为例，安史乱中北人多“避地于越”，贤士大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7]，但是越州元和户较天宝元年户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近4倍，平均下降率为77.09%。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长江下游区自安史之乱后至元和时期，增户的记载不绝于书。先看浙西道。《旧唐书》卷185下《萧定传》载：“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润州刺史）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这说明大历时浙西润州、常州，徐泗节度使下辖的濠州户口皆有增长，而其中又以润州的增长速度为最快。据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载，永泰初（765年）润州丹阳、延陵、金坛3县“环地三百里，数合五万室”。当时润州共有6县，3县即达五万室，已达到了《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数。建中二年（781年）韩滉为润州刺史，“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8]。可见在代宗、德宗时，润州的户口大致呈增长之势。上引《旧唐书·萧定传》可知，大历中萧复任常州刺史时，常州户口有增长的记录。贞元前期韦夏卿出镇常州，据其《东山记》载：“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载，政成讼简，民用小康”（《全唐文》卷438）。安史之乱后，“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韦夏卿典常州时既然“政成讼简，民用小康”，这里的户口想必定有增长。贞元初独孤汜任睦州刺史，“下车数载，田畴始辟，桑柘初拱，人识廉耻，邑无逋亡”[9]。显然德宗贞元时，位于新安江流域的睦州人口在安史之乱后也有所恢复。浙东衢州、越州也有增户的记载。宝应元年（762年）殷日用出典衢州，招抚流亡，“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10]。大历中，王士宽治理余姚，“营邑室，创器用，复流庸，辟菑畲，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11]。贞元时赵郡人李汲治理余姚，使境内“户口增倍”[12]。顾况《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载，建中二年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充浙江东西观察使，“管郡十五，户百万”（《全唐文》卷530）。当时韩滉所管15州为浙西润常苏湖杭睦6州、浙东越明处温台婺衢7州，另加江西的饶、江二州。据《新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户数统计，两浙13州户数为1010261，饶（40899）、江（19025）二州户数为59924，共计1070185户。据此可知建中时浙东、浙西户数已基本上恢复到了天宝元年的水平。然而据《元和志》载，较天宝元年，浙西户数由原来的495602户下降到314772户，平均下降率为36.49%。而浙东的户数下降更快，由430794户下降到100640户，平均下降率为72.51%，这确实不能不令人生疑。

　　再来看宣歙道。代宗大历时，柳均治理宣州溧阳，“奸豪屏气，茕婺苏息。流民复，旷土辟”[13]。贞元十二年（796年）崔衍为宣歙观察使，“居宣州十年，颇勤俭，府库盈溢。及穆赞代衍（永贞元年），宣州岁馑，遂以钱四十二万贯代百姓税，故宣州人不至流散”。[14]可见在德宗、顺宗时，宣州户口不至大降是可能的。据中唐人顾况《宛陵公署记》载：“夫宣户五十万，一户二丁，不待募于旁郡，而宣男之半，已五十万矣”（《全唐文》卷529）。宣州有户50万当系作者的夸大之辞，但天宝之乱后宣州保持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则是可以肯定的。其实称誉中唐后宣州人口之多并非顾况一人。白居易称“陵阳（宣州）奥壤，土广人庶”[15]，杜牧亦称宣州“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可见唐后期宣州户口之多在当时人的眼中，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对《元和志》所载宣州户数较天宝元年下降一倍，确可存疑。池州在中唐也有辟田增户的记录。李冉在《举前池州刺史张严自代状》中称：“自军兴以来，职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张严在任三年，辟田加户”（《全唐文》卷622）。从如上记载看来，安史乱后到元和时期，宣歙池三州户口不会直线下降。

　　其四，唐代州分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级，县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除辅州、赤县、畿县外，其余州县主要是依据户口多寡而定。高祖武德年间规定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因“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又提高了升等标准，规定“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16]这里兹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的记载，把本区两浙、宣歙大历、元和时期州县升置情况列表如下：

州县等级名称	州县名称	升等时间
雄州	苏州	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升
望县	润州丹徒县	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常州武进、无锡县	大历十二年二月二日升
	苏州长洲县 嘉兴县	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大历六年二月升
	宣州南陵县	大历五年三月升
	越州诸暨县、剡县	大历十二年二月九日升
	婺州东阳县、永康县	大历十二年正月一日升
	湖州乌程县	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升
	衢州信安县	大历十二年正月七日升
紧县	越州萧山县	大历十二年正月升
	衢州龙邱县	大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升
	婺州兰溪县	大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升
上县	杭州新城县	元和六年九月升
	睦州分水县	大历六年六月升
	歙州婺源县、黟县	元和六年九月升

　　据上表统计，德宗大历时和宪宗元和时两浙、宣歙三道升雄州1，升望县12，紧县3，上县4。如前所述，唐代州县升置的标准是“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17]。既然大历、元和时本区有这么多的州县升级，那么这些州县户口的增殖也是必然的。按《元和志》所载，浙东道户数下降幅度最大。但从上表可知，浙东升级的县数最多，新升望县为6县，占三道的一半，新升紧县（3县）全在浙东。韩愈在《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中称：“浙水东七州，户不下数十万”（《全唐文》卷552）。文中的李浙东即指李逊。李逊元和五年出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九年离任。在任期间，“以均一贫富，扶弱抑强为己任，故所至称理”[18]。元和九年孟简继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承李逊抑遏士族、恣纵编户之后，及简为政，一皆反之，而农估多受其弊”[19]。显然李逊在浙东“扶弱抑强”实以“抑遏士族”，优容编户为内容，因此他在任期间浙东户口的增加应是不成问题的，韩愈在文中称浙东“户不下数十万”当有一定根据。在两浙、宣歙三道中，浙东元和户数下降幅度最大，确实是最令人怀疑的。

　　综合如上记载不难看出，《元和志》所载本区户数，仅仅是当时政府所掌握的在册户，而且这些户口统计数与当时人的记载也有矛盾处，并不那么可靠、真实。同时由于本区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漏户（浮寄户、逃户），而这一批逃避税役的人口并不包括在内。因此《元和志》所载的本区户数，事实上是大大低于当时的实际户口数。关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浮寄户、逃户以及对本区实有人口的估算，下面还要专门论及，这里我们仍来讨论本区元和户的情况。

　　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7统计，元和前期全国共有2368775户，长江下游地区所属的两浙、宣歙三道户口总数为524900户，占全国总户数的22.16%，占东南八道144万户中的36.45%。天宝元年本区占全国总户数16.27%，到元和时本区仅两浙、宣歙三道的户数即占全国总户数的22.16%，如果淮南道的户数不缺，本区在全国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还将会上升许多。可见在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仍是全国名列前茅的重点人口区。

　　唐后期全国的户数普遍呈下降趋势，本区的情况也不例外。不过相比较而言，本区户数的下降程度比北方为低。北方两河地区的洛州（河南府）、汴州、宋州、魏州、冀州、沧州在天宝时都是10万户以上的大州，但元和时的户数较天宝时下降了90%以上。长江下游区户数下降90%以上的州只有浙东明州一州，其余各州下降幅度不尽相同，但下降程度比北方为低，确是事实。据王育民先生《唐代南北方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一文统计[20]，元和时全国共有2373435户，天宝元年相当于元和时的府州户数为6854276，据此可知元和时全国的户数平均下降率为65.37%。长江下游的两浙、宣歙三道元和时有户524900，天宝元年的户数为1085920，其平均下降率为51.66%，显然低于全国的平均下降水平。可见，在唐后期全国人口普遍大幅度下降之时，长江下游地区凭借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其境内的户口下降速度大为减缓。

二、对淮南道户口的考察

　　由于《元和志》淮南道缺佚，故元和时期淮南七州的户口升降情况不可得知。这里我们试根据其它文献材料对该道的户口情况作一个大致考察。

　　《嘉庆扬州府志》卷20《赋役志》载有唐代扬州开元、天宝、贞元、元和四个时期的户口数，兹引述如下：

　　扬州：开元户61417，丁口缺
　　　　　 天宝户77105，丁口467850
　　　　　 贞元户73000，丁口469594
　　　　　 元和户87647，丁口缺

　　如上的开元户出于《元和志》，天宝户出自两唐书《地理志》，只是口数较两志少5口。贞元户取于《通典·州郡典》，户数少《通典》381户。《通典》是贞元十七年杜佑派人献于朝廷的，所以《扬州府志》的撰者把《通典》扬州户定于贞元，以贞元户名之。惟元和户，不知所据何书?如果是书所载的扬州元和户可信，那么元和时扬州的领户较盛唐天宝元年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13.67%。所以在引用《扬州府志》所载的扬州元和户时，还有必要首先对这一数字的可信性进行一番考察。

　　晚唐诗人许浑《送沈卓少府任江都》诗称扬州“十万人家如洞天”[21]。中唐后的扬州城虽然号称“天下繁侈之地”，但城内有户10万，则系诗人的夸张之辞。扬州城有户10万虽不大可能，但中唐后扬州7县保持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则是确定无疑的。白居易有诗称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是诗虽然说的是苏州城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扬州，事实上有唐一代苏州全境的人口一直都在扬州之上。苏州元和时有户10万余，且在大历十三年（788年）就因户口众多而升为雄州，而“富甲天下”的扬州却不在升置之列，可见元和时扬州的户数当在苏州之下，即在10万户以下。那么扬州元和户较天宝时的77000户是否有增长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安史之乱中，由于扬州远离战区，故未受到战乱的直接影响。虽然在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发生了刘展之乱，以及翌年田神功率平卢军进驻扬州平叛大掠居民财产之事，但刘展之乱很快平定，平卢军在乱平后也迅速撤出了扬州，故对扬州并未造成大的破坏。唐人贾至称“兵兴十年，九州残弊，生人凋丧，植物耗竭，……独扬州一隅，人尚完聚”[22]。杜牧亦称扬州“倚海堑江淮，深津横冈，备守坚险，自艰难以来，未尝受兵”[23]。由于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扬州也成为北人南迁的重要之地。比如扶风平陵人窦常“百口漂寓，……卜居广陵之柳扬西偏”[24]。兴元元年（784年）淮南节度使杜亚称扬州，“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足见侨居在扬州的流寓人口之多。综合唐后期扬州繁盛的情况来推测，元和时扬州户数要达到《嘉庆扬州府志》所载的87647户，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和州在安史乱后有增户的记载。大历七年（772年）穆宁为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一闰，人忘其伤；又一闰，人忘其化”，结果和州“增户数倍”[25]。刘禹锡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说：“初开元诏书以口算第郡县为三品，是为下州。元和中，复命有司参校之，遂进品第一。按见户万八千有奇，输缗钱六十万。”[26]刘禹锡的记载表明，元和时和州的在籍户不少，该州也正是在元和六年九月升为上州的。再来看舒州的户口情况。大历五年（770年）独孤及任舒州刺史，当时舒州“属岁饥旱”，“百姓流窳，十不一存”。独孤及到任后，与民休息，“劳来鳏寡，薄其徭赋，是以招携亡者，抚柔存者。庶经秋之后，赖或安集”[27]。楚州“提兵五千，籍户数万，其事雄富，同于方伯”[28]，也保持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庐州是在安史之乱中（乾元元年）由中州升为上州的[29]，升级的原因不知是该州的战略位置重要，还是户口较多之故，不过可以肯定在安史乱中和乱后该州的户口下降幅度不会太大。贞元中罗珦为庐州刺史，在此劝民耕织，“兴利除害”，“考课第一”。前述中唐后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罗珦典庐州时既然“考课第一”，其治理庐州的业绩自然也应包括户口增长在内，不难想象大历时庐州的领户也不会较天宝盛时相差太远。晚唐时庐州的户口也有发展，故杜牧在《卢搏除庐州刺史制》中称“庐州五城，环地千里，口众赋重”（《樊川文集》卷18）。大历六年李幼卿“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乃至无讼”[30]。既然流民咸归故里，滁州户口不会大降甚至上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元和六年九月滁州正是因为人口较多而被升为上州的。

　　如上我们采用了一些描叙性材料对唐后期淮南道户口发展情况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如下我们拟对淮南道元和户数作具体考察。《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载：“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据此可知，元和二年唐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共有户144万户。《元和志》成书于元和八年，李吉甫在书序中称：“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主要采用的是《国计簿》元和二年的在册户。《唐会要》卷84载元和二年全国有户2440254，《旧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全国总户数为2375400，可见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大约在240万左右。据此我们认为元和二年至元和八年间，东南八道的户数大约也保持在144万户左右。换言之，《元和志》所载东南八道的户数即使不缺淮南和浙东台州八州户数，其户数总和也不会较元和二年144万户高出许多。东南八道共49州，其户数见于《元和志》记载的有41州，兹据是书将这41州户数统计如下：

浙西	浙东	宣歙	江西	鄂岳	湖南	福建	合计
314772	118400	91688	293179	73750	95230	74467	1061486

　　由上可知，《元和志》现存东南七道41州户数之和为1061486户，用144万户减去此数，余下者即为《元和志》所缺的8州户数，故可知这8州户数为378514。从《元和志》所载浙东6州户数来看，该道人口下降幅度甚大，元和时6州的户数较天宝时平均下降率为72.51%。台州天宝时有户83868，若元和时下降率以50%计，该州户数约有4万余户。即便是台州元和户不下降，仍以天宝户计，那么淮南7州之户也有294646。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天宝时这7州户数总和为268704户，可知元和时淮南7州户数较天宝时有所上升。

　　如上所推算的淮南元和户，是一个大致而非精确的数据，在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推论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以濠州元和户为例。濠州“本属淮南，与寿阳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31]。安史之乱后，濠州划归河南道徐泗节度使管辖，故该州的元和户得以保存。濠州元和户数为20702户，较开元户20522略有上升，较天宝户21864户有所下降，但下降率仅为5.32%。前考《嘉庆扬州府志》所载扬州元和户大致可信，扬州元和户较天宝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13.67%。再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载，滁、和、舒、濠四州，元和六年九月并升为上州；扬州扬子县大历八年五月升为望县；楚州山阳、盱眙二县，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为上县；舒州太湖、宿松二县、寿州霍邱县、楚州盐城县并于元和六年九月升为上县。综合如上材料，我们认为淮南道元和户数较天宝时有所上升，是极有可能的。

　　中唐后，在全国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个别地区或州府的人口因种种原因较先前有所上升，不是没有例证可寻的。以东南八道之一的江西道为例，元和时江西观察使所辖的洪、饶、虔、吉、江、袁、信、抚8州户数由天宝时的258549户增至293179户，平均上升了13.39%。上推淮南7州的元和户数较天宝时略有上升，即使不上升，也大致与天宝时的户数相当。我们认为元和时淮南道户数的上升，主要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其一，与北人南迁有关。

　　安史之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这次北人南迁主要以迁往长江中游地区为主，是可以肯定的。就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言，文献记载得较多的是两浙的苏州、越州，迁往淮南的，扬州记载稍多，其它州郡的记载甚少。不过根据我们的考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并不以两浙为主，而是以淮南为多。就迁往的路线而言，主要是通过淮颍道南下的。淮颍道即指由颍水入淮河的水道，早在秦汉时就为重要运道。杜佑称秦汉运路“出浚仪（开封）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32]。自隋开汴河，“利涉扬楚，故官漕不复由此道”[33]，淮颍道遂变为驿路交通。“开元时，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34]，可见盛唐时由庐寿取道淮颍而赴京洛的人为数不少。安史之乱，两河沦为战场，特别是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官军与叛军长期对峙，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史载“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豹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35]因此洛阳周围地区的人民为避战乱，一部分由襄州经汉水南下荆、鄂，一部分则由淮颍道经寿州南下庐州，或沿淮河东进，再经邗沟（山阳渎）南下扬州，因而迁往淮南道的北人当有一定的数量。特别是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使贼不能东进尺寸，以全江淮”[36]。经过淮颍道南下的北人，除一部分继续渡江南下外，绝大部分当停留在淮南，因为这里离他们北返的家园最近。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迁往淮南扬州的北人较多，前已叙述，这里再举几例：　　

　　《唐故李府君墓志铭》：李举，字幼迁，魏郡元城人。……顷因中华草扰，避地江淮。……大历十三年腊月廿一日，卒于维扬瑞芝私第。（《唐代墓志汇编》，第1953页）

　　《唐故刘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夫人姓杜，……自魏晋以来，冠冕相继。中原盗贼奔突，避地东土，……贞元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终于江阳道仁坊之第。（同上，第1851页）

　　《唐故南阳张夫人墓志铭》：夫人张氏，其先陈留郡开封县人。令标时望，移家淮楚，今遂扬州江阳县人矣。（同上，第1884页）

　　迁往扬州的北人，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淮颍道进入寿州，然后沿淮水东进达到楚州，再通过运河（山阳渎）南下进入扬州的。如上所谓“移家淮楚”，大概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唐朝散大夫……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载：“夫人讳金，字如地，陇西成纪人也。……自洛入魏，久之盗起北方，凭陵中土，先公时为麟游县令，夫人提携孤弱，南奔依于二叔，自周达蔡，逾淮泝江，寓于洪州”（同上，第1881页）。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李氏避乱南迁的路线就是通过淮颍道南下，再逆江而行达于洪州的。综合如上材料考察，我们认为唐后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当以淮南道人数为多。元和时淮南道人口较盛唐天宝时有所上升，当与此有关。

　　其二，与淮颍道重开有关。

　　安史之乱，汴运受阻，淮颍道遂重新受到朝廷重视。肃宗上元时，庐、寿二州刺史张万福送租赋入京师，就是通过淮颍道北运的[37]。代宗大历末，陈州刺史李芃重开淮颍运路，“以通漕挽”。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爆发了“四镇之乱”，汴运阻断，“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38]。建中三年，江淮转运使杜佑提出了一个新的沟通黄淮长江的运道计划：疏通庐寿间的鸡鸣冈以通舟，然后陆行40里入肥水，经肥水入巢湖，再由巢湖经濡须水入长江，“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泝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39]。杜佑的计划虽因藩镇之乱很快平定，汴运重开而未能施行，但从中也透露出时人对淮颍水道的高度重视。元和十一年（816年）宪宗置淮颍水运使，“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至项城入溵，输于堰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之费七万余缗”[40]。元和十二年（817年）淮蔡平，淮颍道更趋活跃。陈鸿《庐州同食馆记》载：

　　合肥郡城南门东上曰同食馆，……东南自会稽、朱方、宣城、扬州，西达蔡汝，陆行抵京师。江淮牧守，三台郎吏，出入多游郡道。是馆成，大宾小宾，皆有次舍。开元中，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大历末，蔡人为贼，中道中废。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复出于庐。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门堰埭，盐铁税缗，诸侯榷利，骈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会洛，道路不茀。

　　在唐代，大运河固然是政府转输东南财富的主要运道。但是当东南运河道在受骄藩威胁不能通漕时，具有临时性、替代性特点的淮颍道就显得十分活跃了。特别是唐后期，运河关卡林立，商旅由庐寿取道陈蔡而赴两京的更多，淮颍道的地位也就日趋重要。所以淮颍水道的重新通漕，对于运道周围的庐、寿、楚、濠等州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当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大历时庐州“隘关溢廛，万商俱来”[41]，位于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楚州“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42]，“其事雄富，同于方伯”。寿州亦为“地雄人富”之区，工商业也极为发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口的增多，安史之乱后淮南道户口的增长主要当与此有关。

　　其三，与良吏的治理有关。

　　大历时穆宁为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增户数倍”。独孤及治理舒州，“断狱岁减，流庸日归”[43]。李幼卿典滁州，“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张建封对庐、寿等州百姓“悉心绥抚，远近悦附”[44]。可见良吏的治理，对于淮南道户口的增长也有较大的作用。

三、元和以后长江下游人口的发展

　　《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仅仅反映了元和一朝国家直接控制的在籍户，这一组统计数字显然无法把唐后期100多年的人口变动反映无遗。而且这一组数据事实上也大大低于当时的实际户口数。同时，元和以后全国的户口仍有增长，长庆、宝历、大和、开成、会昌年间国家所控制的编户都超过了元和时期的户数，文宗开成四年和武宗会昌年间国家所控制的户数均在490万以上，较元和户翻了一倍有余。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元和时户数的下降速度就明显低于全国下降的平均数，元和以后其户口的增长速度较全国其他地区更为迅速。虽然元和以后各州郡的领户因无具体记载而无可详考，不过从其它文献材料中亦可窥见本区部分州郡户口的发展情况。下面试略作考察。

　　有唐一代，苏州的户口一直呈增长之势。元和时苏州领户由天宝元年的76421户增至100808户，上升了31.91%。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常对辖区户口之多称颂不已。“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45]象这类歌咏苏州地广人众的诗在白诗中不乏其例。元和以后，苏州户口仍处在持续增长之中。到唐末僖宗时，苏州户数增至143361户，较元和户上升了42.11%，较天宝户上升了87.46%。当时苏州共有7县，其中吴、长洲、嘉兴、昆山四县皆为望县，海盐、常熟为紧县。孙奭称“天下之剧邑无若昆山者”。[46]欧阳詹在《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中称常熟县为“紧中之美者”（《全唐文》卷596）。在欧阳詹看来，常熟县实为紧县之首，其户口之多亦可想见。在苏州7县中，惟华亭为上县，不过其户数也不少。据陆广微《吴地记》载，唐末该县有12780户，比当时一般州郡的户数还要多。由于经济发达，人口颇众，早在德宗大历时苏州就升为了雄州。有唐一代，长江下游地区升雄州者，仅此一州，这足以反映苏州人口之多和经济实力的雄厚。所以《吴地记》称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地广人繁，民多殷富”，决非虚言。入宋后，出现了“苏杭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应当说不是偶然的。

　　元和后湖州的人口增长较快。大中年间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中称：“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员外郎不可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轻，颠到乖戾，莫过于此”（《樊川文集》卷16）。杜牧在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湖州有户10万，但从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来推测，宣宗大中年间湖州户数已达10万，这即是说当时的湖州领户较元和时增加了一倍有余，并超过了天宝盛时的户数。杭州的户数在元和以后也有较快增长。杜牧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明确指出：“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同上）。可见在武宗、宣宗时，杭州户数较元和时已增加了一倍。元和以后，睦州由于赋重吏贪，百姓流亡甚众。会昌二年（842年），孙公乂为睦州刺史，整顿吏治，减轻赋税，招抚流亡，“旬月之间，复离散之户万计”，“毕公之政，无有流亡他道者”[47]。既然流民回归以万户计，会昌时睦州的户口较元和时的9054户，肯定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元和后润州户数无具体记载，不过唐末诗人罗虬的《比红儿诗》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证。是诗云：“京口喧喧百万人，竞传河鼓谢星津”（《全唐诗》卷666）。若以天宝元年润州每户平均口数6.50人计算，唐末润州当有153846户。诗人言润州唐末有口百万确有夸大之处，但中唐以后润州长期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又是两浙漕粮转运的中心，其户口较其它州郡相对多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杜牧称“京口繁重，游客所聚”，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诗亦有“十万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全唐诗》卷697）之句，可视为唐末润州人口较多之一证。唐末润州户数虽达不到前推的153846户，但较盛唐天宝时的领户似应有所增长。换言之，元和以后润州的户数亦应在10万户以上。

　　寿州在晚唐时亦为“地雄人富”之地，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该州就因户口较多而升为紧州。滁州早在元和六年就升为上州，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滁州发生洪灾，所辖3县漂溺户“即达一万三千八百”[48]。可见晚唐时滁州也保持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扬州元和以后人口也有增长。扬州海陵、天长二县，会昌四年升为望县，六合县亦在同年升为紧县。文宗《罢海陵监牧勅》云：“海陵是扬州大县，土田饶沃，人户众多”（《全唐文》卷74）。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杨行密惧怕孙儒攻取海陵，遂令部将高霸把海陵县数万户百姓迁往扬州城内[49]。一次就迁徙数万户入城，晚唐时扬州的人口之多，于此不难窥见一斑。我们估计晚唐时扬州全境的户口至少在10万户以上。

　　在唐代，宣州户数之多，一直为时人所称道。元和以后宣州人口较前也有发展。杜牧在《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中称宣州“赋多口众，最于江南”（《樊川文集》卷8）。文中的韦公即韦温，会昌四年（844年）出任宣歙观察使，可知在武宗会昌年间宣州的户口当有增长。前引韩愈《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可知，元和五年～九年李逊任浙东观察使时浙东道人口增长较快，元和以后这里的人口亦当有所发展。《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载有会昌年间全国州县升级情况，兹将本区情况列表如下：

州县等级名称	州县名称	升等时间
望州	润州、宣州、越州、常州	会昌五年四月升
紧州	寿州	会昌四年五月升
上州	池州	会昌四年五月升
望县	润州句容县 常州江阴县 苏州昆山县 杭州钱唐县 湖州长城县 台州临海县 扬州海陵县、天长县	会昌四年十一月升
紧县	扬州六合县 楚州盱眙县 舒州桐城县 滁州全椒县 湖州安吉县 杭州盐官县 宣州宁国县 苏州海盐县 歙州歙县 池州秋浦县 濠州定远县、钟离县 庐州合肥县、庐江县、慎县 寿州安丰县、盛唐县、霍丘县	会昌四年十二月升

　　从上表可知，会昌年间本区升紧州1，望州4，上州1，望县8，紧县18。前述唐代州县升等标准是“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会昌年间本区有这么多州县升等，其户口的增殖亦不难想象。

四、唐后期长江下游的浮寄户与逃户

　　唐后期国家所掌握的在籍户远远低于当时的实际人口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存在着大量的逃避国家赋役的隐漏户口。其实唐代存在着大量的隐漏户口并非自中唐始，唐前期这种现象就很严重。杜佑曾指出：“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并估计当时“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50]，这即是说盛唐天宝时期的隐漏户就达四五百万之多（天宝14年国家控制的编户为8914709户）。安史乱后“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51]，户口的隐漏现象更为严重。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户口隐漏，首先表现在地方州县控制大量的浮寄客户。大历时舒州刺史独孤及在《答杨贲处士书》中指出：　　

　　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毗陵集》卷18）

　　从独孤及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州县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户口与州县呈报中央的户口，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舒州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保簿”中，登记在册的户数有33000户。其中不纳赋税的浮寄户（即隐户）有29500户，占“保簿”总数人口的89.39%，足见当时浮寄户之多。而这些众多的浮寄户并不包括在州县上报中央的户口数中。据天宝元年舒州有编户35353户，大历时舒州上报的户数为3500户，较天宝元年骤降了10倍。实际上大历时舒州所掌握的户数为33000，与天宝时相差无几。再以浙东区的越州为例，贞元十年（794年），越州“进绫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后越州刺史皇甫政上奏“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52]。这里的所谓“新来客户”，即是越州地方政府新招来的浮寄户。这些新来的浮寄客户，既然有能力将越州进奉的1700匹绫縠补足，其数量当不少于纳税户。贞元时，湖州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53]，可见湖州的浮寄户数量不少。本区受庇于豪家的隐漏户口甚多，齐抗任苏州刺史时，境内“浮徭冒役，吏禁或弛，占著名数，户版不均。公乃阅其生齿，书其比要，强家大猾，不得盖藏”。[54]会昌初，池州刺史李方玄在境内“复定户税，得与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户，衮人贫弱，不加其数”[55]。其实中唐后地方州县控制着大量的浮寄户，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并非本区独有。元和六年（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中称：“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56]吕温检责出被官吏隐瞒的户数16700户，与该州的在籍户数相当，足见衡州的浮寄户之多。实际上中央政府对地方州县所控制的大量浮寄客户也是心中有数的。长庆二年（822年）盐铁度支张平叔鉴于“今所在户口，都不申明实数”要求朝廷派人赴州县简责户口，中书舍人韦处厚反对说：　　

　　自兵兴以来，垂二十载，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全唐文》卷715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

　　显然州县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户口（纳税与不纳税的浮寄户）远远超过了上报中央的户口，在唐后期已不是个别现象。从舒州、越州所存在的浮寄户数量来推测，长江下游的浮寄户估计不少于当时的在籍户口。

　　逃户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经常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唐前期逃户问题就十分严重。武则天时就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57]的记载。即便是玄宗开元盛世，逃户仍然不少。玄宗在《禁逃亡诏》中称“四海清晏，百年于此。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全唐文》卷35）。安史之乱后，逃户数量激增，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的户口逃亡与本区赋税繁重有较大关系。早在安史之乱中，唐政府就加强了对江淮地区的盘剥、搜刮，所谓“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皆白著”的民谣，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赋税收入仰给江淮，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一地区的盘剥重压。所以江淮税重，屡见记载。“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58]；“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征赋犹重，疲人未康”[59]。“淮海之郡，庐为大，封略阔而土田瘠，人产寒薄井赋尤重”[60]。人民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纷纷逃往他乡。州县官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往往不敢如实上报逃亡的户口数，以致“户部版籍，虚系姓名”。为了向政府交纳赋税，遂把逃亡农民的负担转嫁到邻近未逃户身上。宣宗在《赈恤江淮百姓德音》中称：“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扬、润、庐、寿、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其间或贞元以来旧欠，逃移后阙额钱物，均摊见在人户”（《全唐文》卷81）。这种“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之法，又迫使在籍户“流亡转多”，可见摊逃已成为本区农民逃亡的主要原因。

　　本区逃户的流向，大约有如下几种形式：

　　其一，流入地主田庄。中唐后本区的地主田庄遍及各地，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那些在土地兼并中丧失了份地的均田农民纷纷进入地主田庄，成为他们的契约佃农。他们“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货其种食，赁其田庐”[61]，成为了地主田庄中的主要劳动力。这一批“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的农民在当时逃户中占了相当的数量。

　　其二，流入寺观。在唐代，江淮地区的寺观甚多，因而有不少逃户依附于寺院道观，或度为僧，或沦为佃客、奴婢。会昌五年（845年）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62]武宗会昌法难时，“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63]。这里的“良人枝附”即指寺院的各类依附人口，其数既然“倍笄冠之数”，当在50万以上。再加上奴婢、僧尼41万，共达90万以上。长江下游地区是唐代寺院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这90万人口中，本区当占有一定比例。

　　其三，流入城市。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因而吸纳了不少流动性人口。流入城市的农民，或成为手工业作坊的雇工，或浮为商贩。另外随着本区运河沿岸运输业的发展，也吸收了一些流民加入运输队伍，成为水手、船夫[64]。

　　其四，亡命山泽。如安史之乱后期，唐政府在江淮行“白著”之法，人们“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65]。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袁晁起兵浙东，“民疲于赋敛者争归之”。方清起兵前也曾“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阻山自防”[66]。可见亡命山泽的逃户也占有一定数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实际户数远远高于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元和时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区实际人口真正地减少。加藤繁先生指出：“唐肃宗以后的户数，在统计中减少得非常多，这大都是因为人民频繁地流亡，而且朝廷的威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的缘故。所以并不是象数字表现的那样，有真正户数的减耗，而大约是把很多象庄园的佃农等人漏掉了，没有列在这个统计里。事实上，就是在唐代的后半期，恐怕户口也在慢慢地趋向增加。”[67]通过如上的考察，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注释：

[1]《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2]关于《新唐书·地理志》户口数系年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开元二十八年说、天宝十一载说和天宝元年三种看法，本文从天宝元年说。

[3]由于台州元和户缺，故浙东天宝元年户相应应除去台州户数，据此我们计算出浙东元和户（118440）较天宝元年户（430794）平均下降率为72.51%。

[4]《元和郡县图志》卷7《河南道四·宋州》。

[5]《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

[6]《李太白全集》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7]《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

[8]《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9]《全唐文》卷533李观《与睦州独孤使君论朱利见书》。

[10]《全唐文》卷316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

[11]《白居易集》卷42《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

[12]《唐故越州大都督府余姚县令李府君（汲）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889页。

[13]《唐故朝散大夫……柳府君灵表》，《唐代墓志汇编》，第1922页。

[14]《旧唐书》卷188《崔衍传》。

[15]《白居易集》卷54《除范传正宣歙观察使制》。

[16]《唐会要》卷70《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

[17]《通典》卷33《职官十五》。

[18]《旧唐书》卷155《李逊传》。

[19]《旧唐书》卷163《孟简传》。

[20]《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21]《丁卯集》卷上，又见《全唐诗》卷535。一作薛逢诗《送沈单作尉江都》，《全唐诗》卷548；又作赵嘏诗，见《全唐诗》卷549。

[22]《全唐文》卷368贾至《送蒋十九丈奏事毕正拜殿中归淮南幕府序》。

[23]《樊川文集》卷10《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24]《全唐文》卷761褚藏言《窦常传》。

[25]《新唐书》卷163《穆宁传》。

[26]《刘禹锡集》卷8；《全唐文》卷606。

[27]《毗陵集》卷5《谢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

[28]《全唐文》卷716吕让《楚州刺史厅记》。

[29]《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

[30]《毗陵集》卷17《琅琊溪述并序》。

[31]《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濠州》。

[32]《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33]《资治通鉴》卷227德宗三年。

[34]《全唐文》卷612陈鸿《庐州同食馆记》。

[35]《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36]《樊川文集》卷12《上宣州高大夫书》。

[37]《册府元龟》卷694《牧守部·武功二》。

[38]《资治通鉴》卷229。

[39]《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40]《资治通鉴》卷239。

[41]《全唐文》卷478杨凭《唐庐州刺史罗珦德政碑》。

[42]《全唐文》卷263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

[43]《全唐文》卷522梁肃《金鱼袋独孤公行状》。

[44]《册府元龟》卷692《牧守部·招辑》。

[45]《白居易集》卷24《登阊门闲望》。

[46]孙奭：《苏州昆山县令乐安孙公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第2419页。

[47]冯牢：《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孙府君墓志铭》，载《唐代墓志汇编》，第2290页。

[48]《唐会要》卷44《水灾下》。

[49]《资治通鉴》卷257僖宗光启三年十一月条。

[50]《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51]《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52]《唐会要》卷85《逃户》。

[53]《嘉泰吴兴志》卷19。

[54]《权载之文集》卷14《唐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齐成公（抗）神道碑铭》。

[55]《樊川文集》卷8《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

[56]《全唐文》卷627。《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作“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

[57]《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

[58]《白居易集》卷68《苏州刺史谢上表》

[59]《白居易集》卷55《卢元辅杭州刺史制》。

[60]《全唐文》卷478杨凭《唐庐州刺史罗珦德政碑》。

[61]《全唐文》卷465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62]《唐会要》卷86《奴婢》。

[63]《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64]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其船夫多是客户、游手、惰业、无赖、杂色人”（《全唐文》卷221）。可见在本区运河沿岸充当船夫、水手的流民不少。

[65]《资治通鉴》卷222。

[66]《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67]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7页。　

原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