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内容提要: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而言之,从开国到灭亡,唐代政治的谏诤之风呈波浪式发展。在唐代谏官的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参见拙文:《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唐代许多有作为的文学家都曾任谏官,或者说,唐代许多著名的谏官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因素与那些以文学见长的谏官们关系十分密切,它往往左右着那些任谏职的文人们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命运。
一
唐高祖和唐太宗当唐代开国之初,常以秦隋之亡为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反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诈。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唐高祖:《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全唐文》卷1。因此,他们都将求言劝谏作为政治的头等大事,这在上节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开国时期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使得唐太宗特别注重与臣下的关系,无论来自哪个阵营,也无论其官职的高低,只要有治国的才略,就委以重任,决无疑虑。王夫之评唐初之任官的情形云:“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者也。……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岩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之五,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668页。后世常引以为楷模。
文宗以杜胔领度支称职,欲加户部尚书,因紫宸言之。陈夷行曰:“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对曰:“太宗用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论则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则常僚,岂可自保。”《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不过,唐太宗还以重文学著名。他曾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资治通鉴》卷189《唐纪》5。但从“十八学士”的身份和能力结构不能看出,所谓“文学馆”并非“文词馆”,而是相对于武功而言的“文治”人才馆,诚如太宗所云“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卷28《音乐一》。这十八学士在儒学、文学、史学、音乐、吏能等方面各有所长,但都勇于犯颜直谏,有谏臣风范,即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士虞世南亦如此
世南虽容貌?,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
尽管唐太宗持“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的文学观,但在开国之初,他还是把兴趣放在有补于政上,认为“《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他需要虞世南那样的“心存规讽,多所补益”的人才,更需要房玄龄那样“明达政事,辅以文学”《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有失;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以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式的治国安邦之才。因此唐太宗贞观年间所活跃的谏官很多,而且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如魏征、王珪、戴胄、马周、褚遂良、令狐德纈等,皆“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旧唐书》卷73《令狐德纈传》。且都长于史或吏,而且要用之于政治实践,无以文词之学为主,坐而论道者。
经过唐太宗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唐王朝根基稳定了,经济文化出现了繁荣的气象。从高宗武后到玄宗天宝时期(650-755)的一百余年间,虽然皇室内部有过政权之争,但社会基本安宁,是继贞观之治后的大治时期。这一时期谏诤传统犹存,但重文的政治风气更浓,不仅进士试词赋,而且皇帝以制举的形式,提拔文学之士。如武则天开“辞标文苑科”、“蓄文藻思科”,唐玄宗开“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制科。词赋在仕进中的重要性,造就了一批以文词之士见长的新贵。高宗武后朝以苏味道、李峤为代表,玄宗朝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苏李文学,一代之雄”,《旧唐书》卷94。他们都以进士出身“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也。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本州举进士。”“李峤,赵州赞皇人。……峤早孤,事母以孝闻。为儿童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自是渐有学业。弱冠,累转监察御史。”(《旧唐书》卷94《苏味道李峤传》),且官至宰相,作为文学新进,他们周围有一批以进士出身的文章之士,如崔融、杜审言、卢藏用、徐彦伯、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等,他们以文学相高,以文章显示其参政能力。苏味道、李峤还与崔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新唐书》卷201《文艺上》。其中李峤、徐彦伯曾任给事中,卢藏用、陈子昂曾为拾遗,这些人都极富有谏诤精神,有着极强的参政意识,其谏疏均已留存于史。随着拾遗补阙之职的设置,新入仕的官员常常都要经历谏职,如张说、严挺之、辛替否等,都是中宗睿宗朝极为活跃的谏官。
这种重文章之士的政治格局在张说和张九龄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旧唐书·张说传》云:“(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术,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已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雎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谡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引者按:“徐坚”当为“陆坚”。唐玄宗对文学之士的这种信任一直延续到了张九龄那里:“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重文章之士的政治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学家谏官的政治命运。如前所述,唐太宗朝的谏官很多,但多为功臣或硕儒,真正称得上文学家的只有谏议大夫魏征,所以无法看出文学家谏官的政治前途。而在武后至玄宗朝,以诗人或散文家著称的低级谏官却很多,如陈子昂、卢藏用、李邕、严挺之、辛替否、薛登、许景先、张说、张九龄、孙逖、卢象、吴兢、王维等。在这些谏官中,只有陈子昂的命运较为悲惨,“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⑥⑦《旧唐书》卷190《文苑传》中。其余的都从拾遗补阙得以升迁。张说、张九龄位置宰相,孙逖任中书舍人,卢藏用为尚书右丞、李邕为刺史、辛替否为右台殿中侍御史、卢象为膳部员外郎、吴兢为谏议大夫,王维、严挺之、许景先、薛登等人为给事中。
百年太平造就了浓厚的尚文之风,真正实践了唐太宗所期待的“以文德绥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这些偏重于“词学”之才的文士们,在史家们的眼中都有“缺陷”,有些人甚至还有些“无行”,如由于李峤、苏味道等曾依于武韦集团,史家评曰:“苏李文学,一代之雄。有惭辅弼,称之岂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卢、徐,皆攻翰墨。文虽甚高,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旧唐书》卷94。又谓:“开元一代,多士盈庭。(崔)日用无守,(张)嘉贞近名。嵩(萧嵩)、龄(张九龄)、适(李适之)、挺(严挺之),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旧唐书》卷99。其他如陈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⑥李邕“性豪侈,不拘细行。”⑦等等,等等,不绝于史。我们当然不能苟同“有言未必有德”之说,其实在武后至玄宗一时代里,这些似乎无德的“有言”之士,都有着积极的政治表现。特别是谏官们的谏诤活动在这相对宽松的政治风气中,更呈现出一种相当活跃的状态。参政精神及任性行为,构成了这个时代文人们的精神风貌。
二
安史之乱的烽火,惊醒了唐朝君臣的太平梦。唐肃宗“去华而就实”《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上元二年)制:‘朕获守丕业,敢忘谦冲,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着意改变唐玄宗时这种重文词的政治风气。所谓“华”,即狂诞虚浮,“实”即才实行笃。房盧的罢相是唐肃宗“去华就实”的标志。乾元元年(758)六月,肃宗下诏罢免房盧及其同党,云: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盧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为政,曾不疾其迂回;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怏。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闱?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盧可?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盧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旧唐书》卷111《房盧传》。)
这不啻是对前代人才观念的讨伐。诏书中所列出了房盧及其同党“率情自任”、“虚浮简傲”、“轻肆言谈”、“同务虚求”等罪状,归结为两个字,就是“浮薄”。玄宗时期张说把重用文章之士作为“粉饰盛世”的必要治国之策,而现在却被认为是误国之道。这也正是贺兰进明能击败房盧的关键所在:“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肃宗)命盧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盧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盧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盧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资治通鉴》卷219。安史之乱后,天下板荡,需要有一种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需要有吏能的干才收拾残局,重拯河山。因此自肃宗时代开始,人才标准也由词学转向吏能和操守。《资治通鉴》卷226载:“上(德宗)问以为政之要,(关播)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所以,这个时代的谏官多具有重学、重行、重能之特点。如大历时给事中韦夏卿“深于儒术”《旧唐书》卷115。,刘滋被杨炎荐为谏官,曾为左补阙,“迁屯田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判南曹。勤于吏职,孜孜奉法,迁司勋郎中,累拜给事中。”《旧唐书》卷136《刘滋传》。
这个转变,也影响到肃代宗时期文学家谏官的政治命运。肃、代时期的文学家大都是玄宗时代成长起来的,普遍具有重词学轻实才的特点,而能否顺应时代需要,改变“重文轻行”的特点,则成了这个时期文学家谏官穷达的分水岭。高适、岑参、孔巢父、张镐、杨绾是文学家谏官的达者。其所以能达,是因为他们身上潜在的实干之才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释放出来了,能变词学之士为实干之士。如高适在李林甫当政时期曾中“有道科”,但李林甫“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安史之乱中,高适却能以“以安危为已任”,审度时势,为平乱出谋划策。尽管“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但最后官至散骑常侍,成为“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参见《旧唐书》卷111《高适传》。岑参两度从军,特别是第二次在北庭,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吸累了许多实干经验,因而回朝之后即任右补阙,转起居郎、虞部郎中、库部郎中等职。张镐少师吴兢,“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安史之乱中,“自褐衣拜左拾遗”,“时方军戎,帝注意将帅,以镐有文武才,寻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统淮南等道诸军事。”后由谏议大夫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是张镐最后还是因为“不切事机”而被罢相《旧唐书》卷111《张镐传》。如果说高适岑参张镐还带有开元“词学”之士的影子,那杨绾和孔巢父则完全脱离了“词学”之士而成为实干之人。开元年间,杨绾“好学不倦,博通经史,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尤工文辞,藻思清赡。”举进士后,应辞藻宏丽举,超授左拾遗。肃宗时官至礼部侍郎,他上疏力陈贡举之弊,请求停道举明经及进士,“依古制”,由州县举荐那些“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者“送名于省”,试经义毕,“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他认为,这样就能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毕知廉耻,浮竞自止。”参见《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孔巢父“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然这种习气并未保持到他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唐德宗时,他任谏议大夫、给事中,“累献破贼之谋,德宗甚赏之。”《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成为德宗身边得力的平乱之才。此外,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包佶虽有“诗家老斫轮”之称,也是长于政能,“刘宴治财,奏为汴东两税使。及晏罢,以佶为诸道盐铁等使”,后拜谏议大夫。《唐才子传》卷3。
与高适等“达”者形成鲜明对照,杜甫、司空曙、崔峒、皇甫冉、严维因未脱“词学之士”而困厄于拾遗,别无升迁。杜甫天宝年间就被划入“恃才浮诞”之列,《明皇杂录·补遗》:“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盳、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旧唐书·文苑传》亦称:“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些评价未必正确,但是杜甫在肃、代年间,是被当作“词学”之士对待的,更由于疏救房绾,更被朝廷划为“浮华”之辈而贬职。而司空曙、崔峒以及皇甫冉、严维等人,生长于开天年间,多“词学”之才而乏政能之才,特别是德宗专制时,一度既不信宰相,亦不任谏臣,曾三年停授谏官《旧唐书》卷130《李泌传》:“泌又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授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己。泌仍命收其署餐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如是三年。”又《资治通鉴》卷229:“(德宗建中四年——783)上乃遣中使谕之(指陆贽)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不提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苩,归过于朕以自取名。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只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以来,只事只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于人,亦非倦于接纳。”,他所授的谏议大夫如吉中孚、吴通玄,看重的不是因为他们能谏,而是因为身份的特殊德宗为太子时曾授道经,师从吴通玄之父吴道馞,通玄与德宗私交甚密(参见《旧唐书》卷190下),吉中孚“初为道士,山阿寂寥,后还俗。”(《唐才子传》卷四),根本不需要他们进谏。所以,一方面自己乏于政能,另一方面又是皇帝的昏愦自专,那些以“才子”著称者,除了展示其诗才之外,别无所长,只得沉沦下僚,忧郁而终。对此史家亦深有同感,如评皇甫冉:“往以世道限虞,遂心江外,故多飘薄之叹。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当年才子悉愿缔交,推为宗伯。至其造语玄微,端可平揖沈谢,雄视潘张。惜乎长辔未聘,芳兰早凋,良可痛哉!”《唐才子传》卷3。
唐宪宗至唐文宗时(806-840)是唐代文学家谏官的又一活动高峰期。肃、代时代儒学开始复兴,至德宗和宪宗时期成了影响政治和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代的谏官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大都精于儒学,以学问和政能见长。实际的情形是,具备此种素质仕途就较通达,若不全具备,即会遭遇坎坷。如德宗所依赖大臣陆贽便是“特立不群,颇勤儒学”之人《旧唐书》卷139《陆贽传》。又同书《文苑传》下“陆贽富词藻,特承德宗重顾。”。权德舆在德宗时期曾任左补阙、中书舍人,元和五年(810)以礼部尚书平章事。史载:“德舆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间,羽仪朝行,性直亮宽恕,动作语言,一无外饰,蕴藉风流,为时称响。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记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焉。”《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在他这里,儒、文、学、行四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受此风气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许多谏官都是深于儒学、谨循礼法的重学守道之人。如德宗时的赵憬“志行修洁”,“多学问,有辞辩,敷奏称旨,上悦,拜给事中。”《旧唐书》卷138《赵憬传》。宪宗时的谏议大夫殷侑“通经,以讲习自娱。……(迁谏议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陈论,前后上八十四章。”《旧唐书》卷165《殷侑传》。给事中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难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其弟柳公权文宗时曾任拾遗、谏议大夫,“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因此,这一时期任谏官的文学家,不仅具有文学才能,而且都深受儒学的熏陶,且有极强的行政能力,具有揉文、儒、吏于一体的政治素质。他们较少像初盛唐时的文学家那样“好谈王霸之略”、《旧唐书》卷111《畅璀传》。“好论天下大事”,他们注重“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用儒学来充实自己,用儒家的礼仪来约束自己,以解决现实社会和政治问题来实践自我的能力。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就是儒家诗学理论的再实践,而他们针对现实所写的《策林》,议论深刻,见解卓越,极具政治家之风范。而他们在谏职上的政治实践,更显示出他们敏锐的目光和过人胆量。李绅“以文艺节操进用”《旧唐书》卷173《李绅传》。,审于事理,敢于直谏,更深得宪宗器重。 可见,在中唐求治图强的政治实践中,真正能体现一个谏官的政治能力和素质的东西已经不是文词,而是经术和政能。中唐的新乐府诗歌运动和古文运动,就是文学使命的自觉调整,而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的政治前途,亦有赖于这种调整所焕发的参政精神和务实能力。
三
唐宪宗和唐文宗的发奋图治,使得唐王朝一度有过“中兴”和平静,如文宗所云:“朕在位十四年,属天下无事,虽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无事也。”《旧唐书》卷173《李珏传》。然而,这种短时的太平并未能挽回唐王朝衰亡的态势。文宗之后,唐代社会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走向没落,积弱难返的唐王朝进入了政治最黑暗也最衰微的时期。唐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这几个皇帝,在宦官与大臣的争斗中、在此起彼伏的藩镇的叛乱中支撑着残破的河山。这一时期,统治者与谏官的关系变得比较简单。因为在君主政体下,谏官制度是为促使政治健康化而设置的,当朝廷政治彻底腐败,君主无能而又专制之时,谏官制度便失去了意义。唐末几个君王对谏官有两种极端的态度:其一拒谏,甚至杀谏官。其二政治赌博,盲目超拔。
唐代君王拒谏并不少见,如武则天为巩固政权,一度拒听反对意见,致使多年无人敢言,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封泰山之后,“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资治通鉴》卷203。除了政权之争外,唐僖宗以前皇帝虽然拒谏,但对谏官的处罚只是疏远或贬谪,没有因直言而杀谏官。因为法律赋予了谏官讽谏君王的权力和义务,即使触怒龙颜,皇帝亦应理解。如元和十五年(820)“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胡寇压境,忽有忽奏,不知乘舆所在。又晨夕与近习倡优狎睲,赐与过厚。大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馀,愿陛下爱之,万一四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敛百姓。’时久无阁中论事者,上始甚讶之,谓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资治通鉴》卷241。
唐末政治极不正常,面对君王的荒淫无度及朝政的诸多弊端,有责任感的谏官想有所作为,结果有的被拒,有的招杀身之祸。如唐懿宗游宴无度,“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道途。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又安,未晚。’弗听。”⑤《资治通鉴》卷250。又懿宗咸通四年(863),“敕以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令已行,不复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昔楚子县陈,得申叔一言而复之;太宗发卒修乾元殿,闻张玄素谏,即日罢之。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⑤到僖宗朝时,杀害谏官的事件屡屡发生。广明元年(880),“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资治通鉴》卷253。同书卷254又载田令孜杀左拾遗孟昭图之事。又中和元年(881)“上日夕专与宦者共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遗孟昭图上疏,以为‘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倘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谏,而来者可追。’疏入,(田)令孜屏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头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资治通鉴》卷254。又僖宗光启元年(885),“右补阙常濬上疏,以为:‘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至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常言于上曰:‘此疏传于藩镇,岂不致其猜忿!’庚戌,贬濬万州司马,寻赐死。”《资治通鉴》卷256。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亡国之气象,史官议曰:“天子杀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254。谏官的使命在唐僖宗这里结束了,唐王朝也随着谏官使命的结束而灭亡了。
然而王朝覆灭的恐惧感,又使得唐末几位君主用人方面产生了极强的赌博心理,他们希望任用奇异之才来挽回颓势,“自乾宁之后,贼臣内侮,王室浸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简拔奇才以为相。”④《旧唐书》卷179《张?传》。他们以这些“奇才”为相之前多先委以谏官,如张?“浚倜偿不羁,好大言,为士友摒弃。初从乡赋随计,咸薄其为人。浚愤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隐于金凤山,学鬼谷纵横之术,欲以捭阖取贵仕。”僖宗避乱汉中时,闻其名,“异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几,拜谏议大夫。”④又:“朱朴者,乾宁中为国子博士,腐儒木强,无他才伎。道士许岩士出入禁中,尝依朴为奸利,从容上前荐朴有经济才。昭宗召见,对以经义,甚悦,即日拜谏议大夫。”《旧唐书》卷179《朱朴传》。又:柳璨,少孤贫好学,尤精《汉史》,进士及第,历史馆直学士,迁左拾遗。“公卿朝野,纏为蕂奏,时誉日洽。以其博奥,目为‘柳箧子’。昭宗好文,初宠待李锡?颇厚。洎?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者。或荐璨才高,召见,试以诗什,甚喜。……翌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预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能拘资级。恩命高下,出自圣怀。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人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惬。’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旧唐书》卷179《柳璨传》。郑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僖宗朝由给事中为左散骑常侍,“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人或诵其语于上前。昭宗见其激讦,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而问之曰:‘诸君大纐,俾天下人并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既入视事,侃然守道,无复恢谐。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旧唐书》卷179《郑綮传》。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举。上引四人,或以纵横术、或以经术、或以史学、或以文学被视为奇才,出任宰相,担当历史重任。然而在这种超常规的任命中,谏官之职只是个符号,帝王需要的不是谏臣,而是力挽狂澜的奇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谏官职能的消失。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文学家谏官是无所作为的。所以,除了莫名其妙地当宰相的郑綮之外,唐末几乎没有见到文学家谏官的活动,虽然有郑谷、郑良士、吴融、牛峤等人见诸历史,但他们只是有个谏官的职位而己,未有过什么谏议活动。如郑谷由补阙任都官郎中,后“退隐仰山书堂”《唐才子传》卷9。;郑良士“自献诗五百余篇,敕授补阙而终。”《唐才子传》卷10。
综上所述,唐代谏官的结构是随着唐代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初盛唐时期唐王朝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社会相对安定,政治重文,故文学家多以词学之士入谏官;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转衰,矛盾突出,政治重儒和吏,因此,文学家习儒,以节操和儒术入谏官。唐末时期,政治黑暗,帝王昏愦,谏官无能为力,文学家谏官没有作为。可见,文学家谏官不仅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其知识结构,而且他们在作为与作为的效果与唐王朝的盛衰亦密切相连。唐代政治文化蕴育了唐代的文学家谏官,而唐代的文学家谏官也见证了唐代社会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