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内容提要：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而言之，从开国到灭亡，唐代政治的谏诤之风呈波浪式发展。在唐代谏官的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参见拙文：《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唐代许多有作为的文学家都曾任谏官，或者说，唐代许多著名的谏官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因素与那些以文学见长的谏官们关系十分密切，它往往左右着那些任谏职的文人们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命运。
一
唐高祖和唐太宗当唐代开国之初，常以秦隋之亡为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反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诈。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唐高祖：《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全唐文》卷1。因此，他们都将求言劝谏作为政治的头等大事，这在上节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开国时期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使得唐太宗特别注重与臣下的关系，无论来自哪个阵营，也无论其官职的高低，只要有治国的才略，就委以重任，决无疑虑。王夫之评唐初之任官的情形云：“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者也。……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岩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之五，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668页。后世常引以为楷模。
文宗以杜胔领度支称职，欲加户部尚书，因紫宸言之。陈夷行曰：“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对曰：“太宗用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论则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则常僚，岂可自保。”《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不过，唐太宗还以重文学著名。他曾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资治通鉴》卷189《唐纪》5。但从“十八学士”的身份和能力结构不能看出，所谓“文学馆”并非“文词馆”，而是相对于武功而言的“文治”人才馆，诚如太宗所云“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卷28《音乐一》。这十八学士在儒学、文学、史学、音乐、吏能等方面各有所长，但都勇于犯颜直谏，有谏臣风范，即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士虞世南亦如此
世南虽容貌?，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
尽管唐太宗持“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的文学观，但在开国之初，他还是把兴趣放在有补于政上，认为“《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他需要虞世南那样的“心存规讽，多所补益”的人才，更需要房玄龄那样“明达政事，辅以文学”《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有失；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以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式的治国安邦之才。因此唐太宗贞观年间所活跃的谏官很多，而且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如魏征、王珪、戴胄、马周、褚遂良、令狐德纈等，皆“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旧唐书》卷73《令狐德纈传》。且都长于史或吏，而且要用之于政治实践，无以文词之学为主，坐而论道者。
经过唐太宗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唐王朝根基稳定了，经济文化出现了繁荣的气象。从高宗武后到玄宗天宝时期（650-755）的一百余年间，虽然皇室内部有过政权之争，但社会基本安宁，是继贞观之治后的大治时期。这一时期谏诤传统犹存，但重文的政治风气更浓，不仅进士试词赋，而且皇帝以制举的形式，提拔文学之士。如武则天开“辞标文苑科”、“蓄文藻思科”，唐玄宗开“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制科。词赋在仕进中的重要性，造就了一批以文词之士见长的新贵。高宗武后朝以苏味道、李峤为代表，玄宗朝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苏李文学，一代之雄”，《旧唐书》卷94。他们都以进士出身“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也。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本州举进士。”“李峤，赵州赞皇人。……峤早孤，事母以孝闻。为儿童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自是渐有学业。弱冠，累转监察御史。”（《旧唐书》卷94《苏味道李峤传》），且官至宰相，作为文学新进，他们周围有一批以进士出身的文章之士，如崔融、杜审言、卢藏用、徐彦伯、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等，他们以文学相高，以文章显示其参政能力。苏味道、李峤还与崔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新唐书》卷201《文艺上》。其中李峤、徐彦伯曾任给事中，卢藏用、陈子昂曾为拾遗，这些人都极富有谏诤精神，有着极强的参政意识，其谏疏均已留存于史。随着拾遗补阙之职的设置，新入仕的官员常常都要经历谏职，如张说、严挺之、辛替否等，都是中宗睿宗朝极为活跃的谏官。
这种重文章之士的政治格局在张说和张九龄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旧唐书·张说传》云：“（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术，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已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雎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谡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引者按：“徐坚”当为“陆坚”。唐玄宗对文学之士的这种信任一直延续到了张九龄那里：“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重文章之士的政治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学家谏官的政治命运。如前所述，唐太宗朝的谏官很多，但多为功臣或硕儒，真正称得上文学家的只有谏议大夫魏征，所以无法看出文学家谏官的政治前途。而在武后至玄宗朝，以诗人或散文家著称的低级谏官却很多，如陈子昂、卢藏用、李邕、严挺之、辛替否、薛登、许景先、张说、张九龄、孙逖、卢象、吴兢、王维等。在这些谏官中，只有陈子昂的命运较为悲惨，“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⑥⑦《旧唐书》卷190《文苑传》中。其余的都从拾遗补阙得以升迁。张说、张九龄位置宰相，孙逖任中书舍人，卢藏用为尚书右丞、李邕为刺史、辛替否为右台殿中侍御史、卢象为膳部员外郎、吴兢为谏议大夫，王维、严挺之、许景先、薛登等人为给事中。
百年太平造就了浓厚的尚文之风，真正实践了唐太宗所期待的“以文德绥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这些偏重于“词学”之才的文士们，在史家们的眼中都有“缺陷”，有些人甚至还有些“无行”，如由于李峤、苏味道等曾依于武韦集团，史家评曰：“苏李文学，一代之雄。有惭辅弼，称之岂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卢、徐，皆攻翰墨。文虽甚高，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旧唐书》卷94。又谓：“开元一代，多士盈庭。（崔）日用无守，（张）嘉贞近名。嵩（萧嵩）、龄（张九龄）、适（李适之）、挺（严挺之），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旧唐书》卷99。其他如陈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⑥李邕“性豪侈，不拘细行。”⑦等等，等等，不绝于史。我们当然不能苟同“有言未必有德”之说，其实在武后至玄宗一时代里，这些似乎无德的“有言”之士，都有着积极的政治表现。特别是谏官们的谏诤活动在这相对宽松的政治风气中，更呈现出一种相当活跃的状态。参政精神及任性行为，构成了这个时代文人们的精神风貌。
二
安史之乱的烽火，惊醒了唐朝君臣的太平梦。唐肃宗“去华而就实”《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上元二年）制：‘朕获守丕业，敢忘谦冲，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着意改变唐玄宗时这种重文词的政治风气。所谓“华”，即狂诞虚浮，“实”即才实行笃。房盧的罢相是唐肃宗“去华就实”的标志。乾元元年（758）六月，肃宗下诏罢免房盧及其同党，云：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盧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为政，曾不疾其迂回；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怏。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闱？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盧可?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盧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旧唐书》卷111《房盧传》。)
这不啻是对前代人才观念的讨伐。诏书中所列出了房盧及其同党“率情自任”、“虚浮简傲”、“轻肆言谈”、“同务虚求”等罪状，归结为两个字，就是“浮薄”。玄宗时期张说把重用文章之士作为“粉饰盛世”的必要治国之策，而现在却被认为是误国之道。这也正是贺兰进明能击败房盧的关键所在：“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肃宗）命盧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盧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盧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盧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资治通鉴》卷219。安史之乱后，天下板荡，需要有一种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需要有吏能的干才收拾残局，重拯河山。因此自肃宗时代开始，人才标准也由词学转向吏能和操守。《资治通鉴》卷226载：“上（德宗）问以为政之要，（关播）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所以，这个时代的谏官多具有重学、重行、重能之特点。如大历时给事中韦夏卿“深于儒术”《旧唐书》卷115。，刘滋被杨炎荐为谏官，曾为左补阙，“迁屯田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判南曹。勤于吏职，孜孜奉法，迁司勋郎中，累拜给事中。”《旧唐书》卷136《刘滋传》。
这个转变，也影响到肃代宗时期文学家谏官的政治命运。肃、代时期的文学家大都是玄宗时代成长起来的，普遍具有重词学轻实才的特点，而能否顺应时代需要，改变“重文轻行”的特点，则成了这个时期文学家谏官穷达的分水岭。高适、岑参、孔巢父、张镐、杨绾是文学家谏官的达者。其所以能达，是因为他们身上潜在的实干之才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释放出来了，能变词学之士为实干之士。如高适在李林甫当政时期曾中“有道科”，但李林甫“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安史之乱中，高适却能以“以安危为已任”，审度时势，为平乱出谋划策。尽管“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但最后官至散骑常侍，成为“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参见《旧唐书》卷111《高适传》。岑参两度从军，特别是第二次在北庭，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吸累了许多实干经验，因而回朝之后即任右补阙，转起居郎、虞部郎中、库部郎中等职。张镐少师吴兢，“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安史之乱中，“自褐衣拜左拾遗”，“时方军戎，帝注意将帅，以镐有文武才，寻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统淮南等道诸军事。”后由谏议大夫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是张镐最后还是因为“不切事机”而被罢相《旧唐书》卷111《张镐传》。如果说高适岑参张镐还带有开元“词学”之士的影子，那杨绾和孔巢父则完全脱离了“词学”之士而成为实干之人。开元年间，杨绾“好学不倦，博通经史，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尤工文辞，藻思清赡。”举进士后，应辞藻宏丽举，超授左拾遗。肃宗时官至礼部侍郎，他上疏力陈贡举之弊，请求停道举明经及进士，“依古制”，由州县举荐那些“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者“送名于省”，试经义毕，“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他认为，这样就能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毕知廉耻，浮竞自止。”参见《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孔巢父“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然这种习气并未保持到他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唐德宗时，他任谏议大夫、给事中，“累献破贼之谋，德宗甚赏之。”《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成为德宗身边得力的平乱之才。此外，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包佶虽有“诗家老斫轮”之称，也是长于政能，“刘宴治财，奏为汴东两税使。及晏罢，以佶为诸道盐铁等使”，后拜谏议大夫。《唐才子传》卷3。
与高适等“达”者形成鲜明对照，杜甫、司空曙、崔峒、皇甫冉、严维因未脱“词学之士”而困厄于拾遗，别无升迁。杜甫天宝年间就被划入“恃才浮诞”之列，《明皇杂录·补遗》：“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盳、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旧唐书·文苑传》亦称：“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些评价未必正确，但是杜甫在肃、代年间，是被当作“词学”之士对待的，更由于疏救房绾，更被朝廷划为“浮华”之辈而贬职。而司空曙、崔峒以及皇甫冉、严维等人，生长于开天年间，多“词学”之才而乏政能之才，特别是德宗专制时，一度既不信宰相，亦不任谏臣，曾三年停授谏官《旧唐书》卷130《李泌传》：“泌又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授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己。泌仍命收其署餐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如是三年。”又《资治通鉴》卷229：“（德宗建中四年——783）上乃遣中使谕之（指陆贽）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不提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苩，归过于朕以自取名。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只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以来，只事只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于人，亦非倦于接纳。”，他所授的谏议大夫如吉中孚、吴通玄，看重的不是因为他们能谏，而是因为身份的特殊德宗为太子时曾授道经，师从吴通玄之父吴道馞，通玄与德宗私交甚密（参见《旧唐书》卷190下），吉中孚“初为道士，山阿寂寥，后还俗。”（《唐才子传》卷四），根本不需要他们进谏。所以，一方面自己乏于政能，另一方面又是皇帝的昏愦自专，那些以“才子”著称者，除了展示其诗才之外，别无所长，只得沉沦下僚，忧郁而终。对此史家亦深有同感，如评皇甫冉：“往以世道限虞，遂心江外，故多飘薄之叹。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当年才子悉愿缔交，推为宗伯。至其造语玄微，端可平揖沈谢，雄视潘张。惜乎长辔未聘，芳兰早凋，良可痛哉！”《唐才子传》卷3。
唐宪宗至唐文宗时（806-840）是唐代文学家谏官的又一活动高峰期。肃、代时代儒学开始复兴，至德宗和宪宗时期成了影响政治和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代的谏官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大都精于儒学，以学问和政能见长。实际的情形是，具备此种素质仕途就较通达，若不全具备，即会遭遇坎坷。如德宗所依赖大臣陆贽便是“特立不群，颇勤儒学”之人《旧唐书》卷139《陆贽传》。又同书《文苑传》下“陆贽富词藻，特承德宗重顾。”。权德舆在德宗时期曾任左补阙、中书舍人，元和五年（810）以礼部尚书平章事。史载：“德舆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间，羽仪朝行，性直亮宽恕，动作语言，一无外饰，蕴藉风流，为时称响。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记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焉。”《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在他这里，儒、文、学、行四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受此风气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许多谏官都是深于儒学、谨循礼法的重学守道之人。如德宗时的赵憬“志行修洁”，“多学问，有辞辩，敷奏称旨，上悦，拜给事中。”《旧唐书》卷138《赵憬传》。宪宗时的谏议大夫殷侑“通经，以讲习自娱。……（迁谏议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陈论，前后上八十四章。”《旧唐书》卷165《殷侑传》。给事中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难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其弟柳公权文宗时曾任拾遗、谏议大夫，“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因此，这一时期任谏官的文学家，不仅具有文学才能，而且都深受儒学的熏陶，且有极强的行政能力，具有揉文、儒、吏于一体的政治素质。他们较少像初盛唐时的文学家那样“好谈王霸之略”、《旧唐书》卷111《畅璀传》。“好论天下大事”，他们注重“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用儒学来充实自己，用儒家的礼仪来约束自己，以解决现实社会和政治问题来实践自我的能力。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就是儒家诗学理论的再实践，而他们针对现实所写的《策林》，议论深刻，见解卓越，极具政治家之风范。而他们在谏职上的政治实践，更显示出他们敏锐的目光和过人胆量。李绅“以文艺节操进用”《旧唐书》卷173《李绅传》。，审于事理，敢于直谏，更深得宪宗器重。 可见，在中唐求治图强的政治实践中，真正能体现一个谏官的政治能力和素质的东西已经不是文词，而是经术和政能。中唐的新乐府诗歌运动和古文运动，就是文学使命的自觉调整，而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的政治前途，亦有赖于这种调整所焕发的参政精神和务实能力。
三
唐宪宗和唐文宗的发奋图治，使得唐王朝一度有过“中兴”和平静，如文宗所云：“朕在位十四年，属天下无事，虽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无事也。”《旧唐书》卷173《李珏传》。然而，这种短时的太平并未能挽回唐王朝衰亡的态势。文宗之后，唐代社会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走向没落，积弱难返的唐王朝进入了政治最黑暗也最衰微的时期。唐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这几个皇帝，在宦官与大臣的争斗中、在此起彼伏的藩镇的叛乱中支撑着残破的河山。这一时期，统治者与谏官的关系变得比较简单。因为在君主政体下，谏官制度是为促使政治健康化而设置的，当朝廷政治彻底腐败，君主无能而又专制之时，谏官制度便失去了意义。唐末几个君王对谏官有两种极端的态度：其一拒谏，甚至杀谏官。其二政治赌博，盲目超拔。
唐代君王拒谏并不少见，如武则天为巩固政权，一度拒听反对意见，致使多年无人敢言，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封泰山之后，“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资治通鉴》卷203。除了政权之争外，唐僖宗以前皇帝虽然拒谏，但对谏官的处罚只是疏远或贬谪，没有因直言而杀谏官。因为法律赋予了谏官讽谏君王的权力和义务，即使触怒龙颜，皇帝亦应理解。如元和十五年（820）“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胡寇压境，忽有忽奏，不知乘舆所在。又晨夕与近习倡优狎睲，赐与过厚。大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馀，愿陛下爱之，万一四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敛百姓。’时久无阁中论事者，上始甚讶之，谓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资治通鉴》卷241。
唐末政治极不正常，面对君王的荒淫无度及朝政的诸多弊端，有责任感的谏官想有所作为，结果有的被拒，有的招杀身之祸。如唐懿宗游宴无度，“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道途。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又安，未晚。’弗听。”⑤《资治通鉴》卷250。又懿宗咸通四年（863），“敕以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令已行，不复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昔楚子县陈，得申叔一言而复之；太宗发卒修乾元殿，闻张玄素谏，即日罢之。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⑤到僖宗朝时，杀害谏官的事件屡屡发生。广明元年（880），“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资治通鉴》卷253。同书卷254又载田令孜杀左拾遗孟昭图之事。又中和元年（881）“上日夕专与宦者共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遗孟昭图上疏，以为‘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倘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谏，而来者可追。’疏入，（田）令孜屏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头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资治通鉴》卷254。又僖宗光启元年（885），“右补阙常濬上疏，以为：‘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至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常言于上曰：‘此疏传于藩镇，岂不致其猜忿！’庚戌，贬濬万州司马，寻赐死。”《资治通鉴》卷256。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亡国之气象，史官议曰：“天子杀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254。谏官的使命在唐僖宗这里结束了，唐王朝也随着谏官使命的结束而灭亡了。
然而王朝覆灭的恐惧感，又使得唐末几位君主用人方面产生了极强的赌博心理，他们希望任用奇异之才来挽回颓势，“自乾宁之后，贼臣内侮，王室浸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简拔奇才以为相。”④《旧唐书》卷179《张?传》。他们以这些“奇才”为相之前多先委以谏官，如张?“浚倜偿不羁，好大言，为士友摒弃。初从乡赋随计，咸薄其为人。浚愤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隐于金凤山，学鬼谷纵横之术，欲以捭阖取贵仕。”僖宗避乱汉中时，闻其名，“异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几，拜谏议大夫。”④又：“朱朴者，乾宁中为国子博士，腐儒木强，无他才伎。道士许岩士出入禁中，尝依朴为奸利，从容上前荐朴有经济才。昭宗召见，对以经义，甚悦，即日拜谏议大夫。”《旧唐书》卷179《朱朴传》。又：柳璨，少孤贫好学，尤精《汉史》，进士及第，历史馆直学士，迁左拾遗。“公卿朝野，纏为蕂奏，时誉日洽。以其博奥，目为‘柳箧子’。昭宗好文，初宠待李锡?颇厚。洎?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者。或荐璨才高，召见，试以诗什，甚喜。……翌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预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能拘资级。恩命高下，出自圣怀。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人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惬。’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旧唐书》卷179《柳璨传》。郑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僖宗朝由给事中为左散骑常侍，“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人或诵其语于上前。昭宗见其激讦，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而问之曰：‘诸君大纐，俾天下人并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既入视事，侃然守道，无复恢谐。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旧唐书》卷179《郑綮传》。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举。上引四人，或以纵横术、或以经术、或以史学、或以文学被视为奇才，出任宰相，担当历史重任。然而在这种超常规的任命中，谏官之职只是个符号，帝王需要的不是谏臣，而是力挽狂澜的奇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谏官职能的消失。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文学家谏官是无所作为的。所以，除了莫名其妙地当宰相的郑綮之外，唐末几乎没有见到文学家谏官的活动，虽然有郑谷、郑良士、吴融、牛峤等人见诸历史，但他们只是有个谏官的职位而己，未有过什么谏议活动。如郑谷由补阙任都官郎中，后“退隐仰山书堂”《唐才子传》卷9。；郑良士“自献诗五百余篇，敕授补阙而终。”《唐才子传》卷10。
综上所述，唐代谏官的结构是随着唐代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初盛唐时期唐王朝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社会相对安定，政治重文，故文学家多以词学之士入谏官；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转衰，矛盾突出，政治重儒和吏，因此，文学家习儒，以节操和儒术入谏官。唐末时期，政治黑暗，帝王昏愦，谏官无能为力，文学家谏官没有作为。可见，文学家谏官不仅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其知识结构，而且他们在作为与作为的效果与唐王朝的盛衰亦密切相连。唐代政治文化蕴育了唐代的文学家谏官，而唐代的文学家谏官也见证了唐代社会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