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摘 要：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唐代诗人担任拾遗和补阙之职者甚多，他们接受这一官职时的心态通过诗歌或其他文章表现出来。拾遗、补阙是品级较低但又极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职，所以，诗人受此官时基本表现为感激；但也有辞而不受的。无论是感激还是辞让，都生动地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
关键词：唐代诗人；唐代谏官；拾遗；补阙；诗人心态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由于品级较低，所以许多初入仕途者都曾担任此职。在重文尚谏的历史背景下，唐代有文学才华的诗人，亦多经此二职。初唐的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盛唐的王维、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元稹，晚唐的郑谷、杜牧等人，都是担任过拾遗或补阙的杰出诗人。唐代诗人的情感和思想是很丰富的，而其初受拾遗和补阙之类谏官时的情感表现尤为特别，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唐代谏官的授受规则，而且更能感受到唐代诗人们的政治心态。
一
拾遗和补阙是武则天垂拱（685—688）年间设置的官职，拾遗为从八品，补阙为从七品，“左右补阙各二人，内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遗亦然。左属门下，右属中书”、“掌供奉讽谏”［1］卷21。拾遗、补阙官品虽然不高，但作为谏官，可以随朝官议政，直接参与朝政，因而很受重视，“开元以来，尤为清选”［1］卷21。武则天时期常以此职作为奖励士人的手段，一度造成了授官杂滥的现象，当时有人讽刺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2］卷4不过，这只是短时期的不正常现象。在正常情形下，授、受拾遗和补阙，都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事。
朝廷授拾遗补阙是有其标准的。在现存的授拾遗补阙的制诰和诏束力中，我们不难发现朝廷对授此类官职的具体要求。兹列举几个授拾遗和补阙的敕令：
《授韦启左拾遗制》：剑门县令韦启，雅有文词，仍兼政术。谏官近密，必择正人；忠谠之言，期于无隐。可左拾遗。［3］卷366
《授郎士元等拾遗制》：束力前渭南县尉郎士元等，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顷尉于畿，亦克用。匪躬之故，无以易焉。进思直言，入告于内。忽使流议，壅于上闻。懋乃所职，其无遗政。可依前件（授右拾遗）。［3］卷410
《授恭薛兼适左补阙制》：束力朝请郎前行万年县丞薛兼适，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词清行洁，政以干称。在烦剧而有余，守贞方而不易。文章侍从，朝夕论思，参我诤臣，以箴朝阙。可行左补阙。［3］卷410
显然，从八品的拾遗和从七品的补阙并不是一个让人不起眼的小官，而是“承密命”之近臣。从上引之制诏不难看出，授此二职的标准有四：一有文才，所谓“雅有文词”、“该通词艺”是也；二有德行，所谓“纯孝”、“达礼”是也；三有胆识，所谓“耿介”、“直言”是也；四有政能，所谓“兼政术”、“以干称”是也。而这四者中，前三者尤为重要，“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是最经典的概括。所以，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原因，担任拾遗和补阙，总能依照循资格的选官程序，自然而然地升入更高层次的官职。所以，此二职“开元以来，尤为清选”，名不虚传。
从上引的制诏中我们还能看出一点信息，帝王在将拾遗和补阙授于臣子的同时，也在标举自己纳谏用直的为政之道，所谓“广献书之路，用开纳谏之门”，因此，任用怎样的人担任拾遗和补阙，还寄托着皇帝的政治希望。如《卢告除左拾遗制》云：“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称，取自史阁，拔居谏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3］卷748而在唐文宗《答魏谏疏诏》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他要借授谏官而开纳谏之风的意图：“昔在乃祖，贞观中谏疏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向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伎也；恤髫之宗女，固无嫌于征取也。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而居官日浅，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补阙。”［3］卷72这则制诏的内容的重心显然有些偏移，其出发点似乎不在授臣以官，而在扬君之德，授官是扬德的陪衬。用授谏官作为扬君德的手段，这在唐代政治中比较常见，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君王喜欢在纳谏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谏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拾遗和补阙虽为低品官，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低。
二
在正常情形下，唐代君王授拾遗和补阙是严肃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那么，唐代文人在接受拾遗和补阙时是什么心态呢？在今存的唐代诗文里，我们能找到许多直接的材料研讨这个问题。依照唐朝官场惯例，官员接受官职之后，要上谢表，要么自上，要么请人代上。受拾遗和补阙也不例外。今存有苑咸、吕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谢表，以这些谢表为主，再参照唐诗中的相关内容，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到唐人受拾遗补阙时的心态。
“涕泪受拾遗”［4］《述怀》，感激应该是受拾遗和补阙者的共同心态。唐代选官制度比较烦繁，如果依照循资格的原则，从释褐到授从八品的拾遗或从七品的补阙，要经历好几年。这几年的磨砺能让他们感受到官扬的规则，品尝到入仕的艰难，从而对受拾遗或补阙产生一种珍惜感，感激心。而对未经选官程序，超拔至拾遗或补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殊荣，因而更加充满感激之心。不过，由于拾遗和补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官职，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标准，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应该以这一标准或重新考量自己，或勉励自己。而对这种感觉的表达形式，则是我们认识他们受拾遗补阙心态的切入点。
吕温在受拾遗之后，有很强烈的惊宠感，在《谢授右拾遗表》中，他描述自己接到诏书时的感受是：“泽濡穷鳞，雷起幽蛰。尘忝近侍，冠轶常伦。震惊失图，兢罔据。”接着他通过自述身世，展示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表达其竭诚奉职的忠心：
臣尝学旧史，承训先臣，皆以奉上自致为荣，附下苟进为耻。臣所以既孤之后，义不因依，卖洛中之薄田，归阙下之旧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于权门，不求名于众口，星霜苦节，夙夜精诚。唯愿投躯盛时，自结明主。愚诚神感，人欲天从，果蒙陛下自记姓名，猥怜孤直，振零丁于绝望，拔暧昧于无阶。独断皇明，超生至清列。俯降中贵，内赐官告，特建恒例，光宠贱臣。俾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万乘知己，一鸣惊人。公朝得尽节之方，私室无谢恩之处。顾惟凡陋，叨此殊尤。缠激血诚，铭镂肤骨。采拔恩重，泥途感深。毕性命以为期，裂肝胆而何述！［3］卷626
吕温是唐德宗时期受王叔文的推荐而为拾遗的，《旧唐书·吕温传》载：“顺宗时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贤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韦）执谊尤为叔文所，起家再命拜左拾遗。”任职拾遗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开始，吕温是一个极有政见而且秉性比较刚烈的人，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尽管历史上对他品性的评价并不高，称他“性多险诈，好奇近利”［5］《吕温传》，但从其政治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政治主见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功名心的人，这篇谢表中也表现了他这一方面的特征。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的品格，珍惜入仕机会，特别是得到拾遗一职后，他更愿“毕性命”、“裂肝胆”，为国尽节，以谢皇恩。
与吕温同时的窦群也是中唐政治中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史称“群性狠戾，颇复恩仇。临事不顾生死”［5］《窦群传》。他研习《春秋》，“以节操闻”，韦夏卿为吏部侍郎时，把他由处士举荐为拾遗。为此，柳宗元特撰《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5］《窦群传》。关于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新唐书·窦群传》云：“王叔文党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旧唐书》本传说得更明白：“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然而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要比史书所记的微妙得多。首先，他与吕温是情趣相投的好友。《旧唐书·吕温传》：“温天才俊拔，文彩赡逸……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而吕温又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与柳宗元、刘禹锡关系甚密，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与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附”与“不附”所能说清的。此外，柳宗元的这篇贺文，虽然是代韦夏卿所写，但至少亦是出自他心。《旧唐书》卷115《韦夏卿传》：“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居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柳宗元亦好儒，从韦夏卿游，受韦夏卿的影响，对窦群的评价亦极高，其态度体现在这篇贺文里：
臣伏见今月日制除布衣窦群右拾遗者，臣闻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臣伏以窦群肥居贞，包蒙养正，学术精果，操行坚明。赞咏道真，以求其志。臣顷守藩服，特所委知。及归朝廷，辄有闻焉，庶逃窃位之责，以塞旷官之尤。岂谓天听曲从，瞽言无废。况谏诤之职，政化是参。擢于布衣，久无其比。周行庆忭，林薮震惊。晦迹宁虑于遗贤，怀才尽思于展效。［5］卷115
“学术精果，操行坚明”，是对窦群的才学和品性的极高评价，一个当年如此推许的对象，几年后怎会“慢”待他呢？从这篇贺文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无论代表谁的态度，“谏诤之职，政化是参”一语对拾遗的政治期待还是很高的。而窦群任拾遗后不久，即遇到了改任他职之事。据《新唐书》卷175《窦群传》载：“时张荐持节使吐蕃，乃迁群侍御史，为荐判官。入见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何其难也？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壮其言，不遣。”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在拾遗一职上发挥才能，对不起皇帝对自己的倚重和恩典，因此，他不愿充和蕃使。这一段话既体现了窦群的思辩能力，也体现了他对拾遗一职的重视。
元和三年，白居易受拾遗之后，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初授拾遗》诗和《初授拾遗献书》。他将《初授拾遗》诗归讽谕诗类，既表达自己的惊宠之情，又陈述自己对拾遗一职的认识。其诗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惭无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庭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在这里，他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欠疚感，因为在他看来，拾遗能让他摆脱“风尘吏”的低贱感，感受到“参朝议”、“近白日”的人间殊荣。［6］作为一个诗人，他用比较感性的诗句陈述了自己任拾遗之后的心理。在《初授拾遗献书》一文中，白居易则以严密的逻辑和深邃的理性，表达自己对拾遗一职的真切感受，从参政心理的角度，详尽地剖析了拾遗一职的独特功用：
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其位则偷合而不言，爱其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故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今陛下肇建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故天下之心，禺页禺页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
文中充满了作为臣子的谦卑和忠诚，这当然是封建礼法的要求。但透过那种谦卑，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谏臣强烈的责任心。他对拾遗“选重”和“秩卑”这一不对等特性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住了拾遗官的职责和风险，把“不爱身”、“不惜位”作为任拾遗的基本原则，这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敢于直谏、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术，在强调自己一定尽谏臣之职时，对宪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说自己只会在皇帝有“万一”之差误时，才会“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以申感恩报德之意。这虽然只是谦卑之说，但他不放过皇帝“万一”这差误，充分说明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是非感，表明自己将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谏臣。拾遗这一官职给白居易带来的是荣耀，是自信，是激进。
除了直接向皇帝陈谢或者道贺之外，受拾遗之后，朋友之间也有道贺的，在这些道贺的文字里，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拾遗这一微职的敬重态度。晚唐刘蜕的友人自外府协律郎召拜为右拾遗，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贺友人拜右拾遗》文，文中充满激情地展望了友人远大的前程：
今日街东见诏书，以执事拜右拾遗，朝廷之意将有在择能言者而使之言哉！虽执事材气壮健，它日无不乘之，若骤以地迁耶，未尝有也。故蜕谓朝廷之意将有在也。鲁欲用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仆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自此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蜕幸未老一二年，得见朝廷治平，著歌谣为训诂也。然人世几何，时不可遭，伏惟执事饮食起居，无忘丞相意。［3］卷789
刘蜕是宣宗大中年间进士。宣宗是晚唐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史称“小太宗”。史载：“上（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7］卷248刘蜕文中所说的“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所言即此。又，晚唐牛李党争激烈。唐武宗时期李党李德裕执政，大贬牛党；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执政，“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7］卷248刘蜕文所说的“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正指此事。如此看来，刘蜕此文是有所指的，正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因为他觉得，朋友自协律郎拜为右拾遗，正好赶上了一个“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的时代，他认为朋友任拾遗，是朝廷将要重用他的开始，所以他希望友人“无忘丞相意”，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以谏臣自勉，直言敢谏，以实现“朝廷治平”。在这篇贺文里，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寻常的朋友之情，而是一种关乎国家前途的思索。他从朋友任拾遗中所看到是一种重谏重贤的政治风气，因而，他对朋友的期许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升迁，而是朝政的清明与否。
三
在唐人受拾遗的心态中，除了感激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功名欲的满足之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那便是辞谢。虽然他们没有受官，但朝廷出自政治利益，下召征拜，因而他们的不受，也便构成了唐人受拾遗心态的另一面。从历史上来看，唐代君王作为奖励，多以谏议大夫这一官衔赐给隐居的有道之士，拾遗一职给得不多，因为拾遗是一个低品级的官，作为荣誉尚有些不够体面，所以拾遗一职常用作实职来鼓励那些隐居者，而大多数隐者也都能接受此职而踏入仕途。不受拾遗的隐者较少，这里我们仅以费冠卿为代表来探讨这种现象。
费冠卿，字军青。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进士。母丧庐墓，隐居九华山少微峰。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刺史李仁修举孝节，召拜右拾遗，辞不受。今存有《九华山化成寺记》［3］卷694。费冠卿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以费冠卿为及门。[注:《全唐文》卷817《诗人主客图序》：“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门费冠卿、皇甫松。”]这是一位以孝节著称的隐士诗人，朝廷正以此下诏召征之：
前进士费冠卿，常预计偕。以文中第实录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邱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亏，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亻宁移忠之效。可右拾遗。［3］卷65
显然，这则诏书与我们所征引的诏书不一样，它没有强调被征召者的文才或吏能，而是仅突出费冠卿的孝行，在传统的道德原则中，孝行是最高的德行，朝廷以孝行高峻为条件征召费冠卿，以此为榜样，培养一种以忠孝为主的道德风尚，从而达到“厚风俗而敦名教”的社会效果。因此，征召费冠卿，本意不在于他的参政能力，而在于他任职拾遗所产生的道德感召力。
然而，费冠卿对这份诏书却有着另一篇感受。收到诏书之后，费冠卿写了《蒙召拜拾遗书怀二首》：
拾遗帝侧知难得，官紧才微恐不胜。好是中朝绝亲友，九华山下诏来征。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来任运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惭惊动国中人。
这两首诗表达了二层意思。其一，拾遗一职难得，而自己虽然朝中“绝亲友”，但却能得到征召，皇帝是因为用贤而下诏书的；其二，自己本已“任运”而隐，入朝为官之志已淡，所以接到诏书时，也不再有近侍帝侧的激动和惶恐。“自惭”在这里是一种托词，是他已无意为官的另一种表示法。
费冠卿有过艰苦求仕的经历，是失意使他选择了归隐。《全唐书》卷495有他一首《久居京师感怀诗》：
茕独不为苦，求名始辛酸。上国无交亲，请谒知多难。九月风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与公道远。力尽得一名，他喜我且轻。家书十年绝，归去知谁荣。马嘶渭桥柳，特地起秋声。
诗中所描述的“久居京师”的“辛酸”，与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悲苦情形非常相似，从诗中所讲到的“力尽得一名”来看，此诗可能作于他中第之后，而且为求得此名，他已离家10年，诏书中称他“绝迹仕进，十有五年”，恐怕有些出入。“归去知谁荣”含有二层意思：一来已看淡了功名，失去了做官的兴趣；二来母亲去世，失去了为官的动力。《全唐诗》卷494“费冠卿”题解云：“母卒，叹曰：‘干禄养亲，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遂隐池州九华山。”所以，他隐居九华山并非寻求入仕的终南捷径，而是心灰意冷之后的决断。这种心思在他隐居之后与友的赠答诗中可以看出。与他同时的萧建有一首《代书问费征君九华山亭》：“见说九华峰上寺，日宫犹在下方开。其中幽境客难到，请为诗中图画来。”费冠卿作《答萧建》，诗前部分描绘了九华山的壮美风光以及自己幽静闲适的住所，结尾曰：“边鄙筹贤相，黔黎托圣躬。君能弃名利，岁晚一相从。”他不仅自己超出了政治功名，而且还劝友人弃名利，隐自然，足见他是一个真隐士。正是一种真隐的情趣，使他选择了拒受拾遗。他作了一首《不赴拾遗召》以明心志：
君亲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处老。也知臣子合佐时，自古荣华谁可保。
诗中关于“事君”与“事亲”、“佐时”求功与“荣华”难保的思量与取舍，其实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形象体现。从历史上来看，他的这种矛盾与选择并不是只发生在他身上，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但是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每一个人却有其独特的故事和影响。费冠卿最后决定不赴召，就是他与政治的诀别，是他对现实政治及个人前途失望后的宣言。他不赴拾遗召，突出了一种自然而高傲的人格。
有意思的是，正是他不赴拾遗召，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拾遗”也成了作为征君的费冠卿的另一层光环、另一个标志。此后的诗人们在称呼他时总要加上“拾遗”一职。如顾熊非有《寄九华山费拾遗》、姚合有《哭费拾遗征君》、李群玉有《经费拾遗所》、罗邺有《费拾遗书堂》等。不受拾遗的费冠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拾遗，这看起来是唐人称谓上的习惯，其实也是中国人政治心态中重官意识的另一种表现，费冠卿不是政治上的成功者，却是人格上的成功者，他以不受拾遗的态度接受拾遗，也许正是他不受拾遗的真实动机和价值寄托吧!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张．朝野佥载［Ｍ］．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董诰．全唐文［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仇兆鳌．杜诗详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刘昀．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傅绍良．唐代诗人的拾遗补阙经历与诗歌创作［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6-61．
［7］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