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很早就流传到了亚洲一些国家，随着这些国家围棋活动的开展，到唐代中外围棋的交流也开始出现，并越来越频繁。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朝鲜就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战国至秦朝末年，不少汉人为避兵乱和徭役移居朝鲜半岛。西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北部曾置乐浪郡、玄菟郡，以及真蕃郡、苍海郡和临屯郡，隶属于幽州刺史部。大量的移民和西汉的统治，客观上起了传播先进文化和促进朝鲜半岛社会发展的作用。公元初，高句丽在朝鲜北部兴起。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3年），高句丽遣使朝贡，揭开了中朝交往的新的一页。公元3世纪左右，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北部，与半岛南部兴起的百济、新罗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三个国家同中国的交住都很密切，特别是百济，经常遣使来中国，成了中国文化向朝鲜乃至日本传播的桥梁。西汉时期，中国的铜镜、漆器和兵器等就传入了朝鲜。围棋是什么时候传到朝鲜的，很难考定，但时间绝不会太晚。
朝鲜史籍最早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公元475年，时当我国南朝刘宋末年。据《朝鲜史略》说，当时高句丽的长寿王巨琏，打算攻占百济，招募了一个僧人道琳，假装获罪，逃到百济。道琳擅长围棋，通过围棋取得了百济盖卤王的信任和宠爱。道琳蛊惑百济王滥用民力，营造宫室、城廓和陵墓，使百济国力衰竭。于是，高句丽王乘机发兵攻杀了百济王。同一时期，我国的史书也出现了百济尚好围棋的记载。
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三年），新罗在唐王朝的援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社会的统一和安定给围棋进一步地发展、交流，以及棋艺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围棋成了新罗的社会风尚。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兴光卒，唐玄宗“遣左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璹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赋诗以送之。上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弈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膺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围棋者皆在季膺之下，于是厚赂涛等金宝及药物等。”（《旧唐书·新罗传》）这件事既表明唐王朝对中外围棋交流的重视，也表明了新罗围棋的发达。
新罗的棋艺水平还逊于唐朝，但由于有相当的基础，一些人到唐朝后，通过学习、交流，棋艺水平提高很快，有的还跻身于唐朝的著名棋手之列。如唐末的新罗人朴球，就因棋艺过人而做了唐朝的棋待诏。
中国和日本的交住也是有渊源的。至少在西汉时期，日本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徐福等受秦始皇派遣到海岛求长生不老药，漂流到日本定居的故事，很早就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所熟知。明朝初年，日本僧人绝海中津见到明太祖朱元璋时，还曾作诗说：“徐福祠在熊野峰，遍山草药沐雨生。而今海上风浪静，早归好乘万里风。”西汉时期，中日之间的交往见于史乘。当时日本有百余国，中国史书统称为倭国，其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许国”（《后汉书·东夷传》）。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曾遣使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此后，中日之间的交住越来越频繁起来。
围棋传入日本的途径，不排除由中国直接传入的可能，但可能性较大的是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去的。日本同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同百济隔海相望，常遣使到百济，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另外，许多汉人也通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带去中国的礼仪风俗。
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太晚，至多是稍迟于朝鲜。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是神宫皇后伐三韩的时候，即公元200年左右。平山菊次郎《简明日本围棋史》认为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大和朝初期。这些说法的可靠性还有待论证。南北朝时期，中国史籍出现了有关日本的围棋活动的记载。《北史·倭传》：“倭国……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好棋博、握槊、摴蒱之戏。”《隋书·东夷传》亦有同样记载。“好棋博”，说明围棋流传已久，已经形成社会风气了。
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围棋在日本已相当流行，地位也提高了。公元715年，日本天皇鉴于围棋流行所带来的一些弊病，下诏弈棋与赌博同禁。但同中国三国时期的《博弈论》不能阻止围棋的流行一样，天皇的禁弈令也未能起到作用，围棋反而越来越盛行。中国隋朝时期，日本就多次派遣使臣来中国学习。到唐朝时期，更多次派来遣唐使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儒家学说和文化科学等。天平年间（730左右），圣武天皇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中，有一叫少胜雄的人，就是专门到唐朝学习围棋的。到大平胜保年间，孝谦天皇本人也极爱围棋，曾在750年下令犯赌博罪者罚作苦工百日，但弈棋则不在其列，围棋实际已公开解禁了。《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二年（848）三月，日本王子来朝（《册府元龟》作大中八年）。王子爱下围棋，宣宗特命棋待诏顾师言对局。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详载此事：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凉，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对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手？”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这个故事十分生动，还富有浪漫色彩，在后来中国棋坛上广为流传。根据日本围棋史家渡部义通考证：“日本王子可能是高岳亲王（平城天皇的儿子）。高岳亲王于仁明朝承和二年（835）随第十三次遣唐使入唐，于阳成朝元庆四年（880）归国途中殁，前后在唐四十五年。而大中年间（847—859）他仍在唐。”（见朱铭源《中国围棋史趣话》）从日本手谈池的传说和王子能令顾师言汗发，也反映出日本围棋文化的繁荣和历史的悠久，以及唐朝时期日本围棋水平已经较高的状况。
从8世纪到10世纪，日本的许多天皇都爱好围棋，而且比较重视围棋的竞技性。于是围棋在日本开始成为一种朝仪，做官的非通此道不可。这种风尚大大促进了日本围棋的普及和提高。从16世纪中叶起，围棋几乎成了日本的国技，专业棋手地位也很高，形成朝廷建立或认可的持久的全国性的比赛制度。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围棋水平赶上中国，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间，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和越南的交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西汉时曾置交趾郡，辖境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越南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元至元中（1280左右），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今天的越南）。他在安南曾观当地贵胄子弟弈棋，作了《安南春夜观棋赠世子》一诗，中有“绿沧庭院月娟娟，人在壶中小有天。身共一枰红烛底，心游万仞碧霄边”等语，足见当时越南围棋已很流行，而且也很讲究高雅的情趣。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看到围棋在东南亚国家很受观迎的情况。如记录沿途风光的马观的《瀛涯胜揽》就说：“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这说明东南亚国家至少在明以前，围棋就很流行了。
围棋传到欧洲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17世纪中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少欧洲人都以为围棋是日本人发明的。后来他们才逐渐知道，围棋实际上最早出现于中国。
围棋的对外传播，扩大了中国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往，使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围棋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正是这四者的结合，才使围棋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班固《弈旨》所谓“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赐相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际上已接触到围棋的竞技性问题，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在两汉时期和两汉以前，人们主要注重的是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对于竞技性则基本上没有给予注意，主要还是“志之空闲，玩弄游意”。
魏晋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坚持“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曹摅《围棋赋》）的观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围棋的竞技性，有了通过一定范围的比赛，较量棋艺分出棋品的观念，邯郸淳《艺经·棋品》的出现即是其标志。比较正式的范围较大的品棋活动开始于何时，现在无从考察，但从范汪《棋品》一书的出现，以及书中称江虨、王恬为第一品、王导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至少在东晋时已经有了为棋界所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品棋活动。
南朝时期的帝王不仅爱好围棋，提倡围棋，而且比较注重棋艺的提高，再加上围棋自身发展规律这个根本因素，便大大的促进了人们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和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出现了多次品棋活动和管理围棋事务的专门性的机构及官员，著名棋手不断涌现，棋艺水平迅速提高。
南朝时期的第一次品棋活动，大概是在宋文帝时。那个赌郡得胜当了宣城太守的羊玄保，列为第三品。有“五绝”之称的著名棋手褚胤，年方七岁便入高品。后来他的父亲褚荣谋逆，褚胤亦牵连从诛，时人深为痛惜。
宋明帝时亦曾进行过品棋活动，最著名的棋手是王抗、褚思庄和夏赤松。王抗，琅邪（今属山东）人，官彭城丞，棋居第一品。宋明帝好围棋，但棋艺甚拙，去格七八道。因位居人主，人们捧他为第三品。王抗曾与宋明帝对局，“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如此吹捧，未免过于媚上。但从另一方面看，棋手的地位是很低的，须看皇帝脸色行事。褚思庄，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朝请给事中，棋居第二品。褚思庄在宋文帝时已有声名，曾受遣去会稽同羊玄保下棋，并带回棋谱复给宋文帝看。褚思庄的棋用思深久，棋风沉稳细腻，巧于斗棋。夏赤松，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棋亦居第二品。他思路敏捷，棋风凌厉，善于大规模作战。这三个棋手，不仅是当时的名手，亦是整个南朝时期的著名高手。特别是王抗、褚思庄擅名数十年，在南朝棋坛上十分活跃。
宋明帝时还设置了“围棋州邑”。《南史·王谌传》：
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南朝宋的行政区划分州、郡、县三级，邑、郡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其仕途升降仍沿袭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外州官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杜佑《通典·选举》），由大、小中正品评举荐人物。清定访问一职不详，可能是一种钦赐的临时加官。围棋州邑显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朝廷的正式常设机构，而是一种由皇帝临时指定组织的专门管理有关围棋活动的机构，故官员都是兼职的。从任命宗室皇亲和大臣兼大、小中正看，这一机构还相当受重视。围棋州邑的具体活动和职掌不太清楚，但从其人员构成和兼职的官员来看，它大体上是负责围棋人才的举荐和考核，以及组织比赛、品棋、收集整理棋谱等工作。围棋州邑虽然不是正式机构，但它的职掌和活动内容毕竟带有专门性，可以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管理组织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
齐高帝时也进行过品棋活动，他本人的棋便为第二品。这个第二品不知是否像宋明帝物议欺为第三名那样，是人们有意吹捧抬高的，但他的棋艺不低恐怕确是事实。他的儿子武陵王萧晔的棋也至名品。国子祭酒江斅的棋为第五品，“为朝中最”（《南史·江斅传》）。不过，这时期最有名的棋手还是王抗、褚思庄和夏赤松。王抗仍是第一品，褚、夏二人同为第二品。一次，王抗和褚思庄在齐高帝面前赌胜负，“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齐高帝）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旦不寐”。最后的胜负未见史书记载，但两大高手的鏖战却传为佳话。
齐武帝萧赜时也有品棋活动。《南史·萧惠基传》：“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永明（483—493）是萧赜年号，抗即王抗。这是第一次有明文记载的品棋活动。
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年间（502—519）也举行过有明确记载的品棋活动。《梁书·柳恽传》：“恽善弈棋，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南史·柳恽传》：“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这次品棋是通过品定棋谱进行的，但范围相当大，很有代表性。品棋后还专门撰了《棋品》三卷，可见其严肃和隆重。沈约有《棋品序》一篇，可能是这部《棋品》的序文。这时期的著名高手有梁武帝“棋登逸品”，朱异“围棋上品”，到溉“弈棋入第六品”，三人间经常互相对局。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他20岁时到京都，尚书令沈约见他如此富才，戏称他贪婪不廉，朱异一时不知其意。沈约这才解释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你一下子都拿去了，那当然不廉啰。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苏徐州）人，聪敏有才学，声名甚广，常常与梁武帝下棋。《梁书·到溉传》说：“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到溉家有一尊长1丈6尺的奇石，武帝对局与他交赌，并加《礼记》一部，结果六品毕竟难敌逸品，到溉两样东西都输了。奇石后来移置华林园宴殿前，移石那天，倾城随观，人称“到公石”。
大同（535—545）末，梁武帝又命人校定棋品。《南史·陆晓慧传》：“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显然，这次是对前几次已定的棋手品位作校定工作，检查一下棋手原有品位，与现在的棋艺是否相符，然后作选汰升降。
从这些有记载的品棋活动看，品棋最早是棋坛上有地位的人主持，后来因帝王对围棋的重视，渐渐变为由皇帝指定职位很高的皇室宗亲或大臣领衔，由棋艺较高的官员具体组织。品棋的具体方式不定，可以通过比赛，也可以通过棋手间对局的棋谱。南朝时期的品棋活动远远超过了魏晋的品棋活动，范围广，规模大，级别高，而且比较频繁。经常进行品棋，促进了围棋的交流，对棋艺水平的提高和著名棋手的涌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著名棋手王抗和褚思庄在齐时都官至给事中，作为专职围棋官员供奉内廷。给事中，就是服务于内廷的意思。最早是汉置，属于加官。任何官阶的官员，只要加给事中的头衔就可以出入内廷。故加给事中的官员，贵贱尊卑十分悬殊。南朝齐时，给事中一方面保留着加官的性质，一方面又有转入正官的。永明中，敕王抗品棋，而萧惠基掌其事。王抗是给事中，萧惠基是太常加给事中，但二人地位相距极大，王抗这个给事中显然要低得多。这次品棋中，江斅为第五品，官职是竟陵王司马，却被称为“朝贵中最”。由此可见棋居第一品、官至给事中的王抗，地位很低。另外，王抗、褚思庄都曾作过给事中，却没有留下字号和生卒年，也证明他们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王抗、褚思庄的给事中，显然有专职棋官的性质，他们虽然地位很低，但在品棋等活动中十分活跃，对推动围棋的发展和棋艺研究的深入，起了不小的作用。
唐以前，虽然没有棋官的专名，但棋官制度是肯定存在的。到唐代，棋官制度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棋待诏和棋博士。
《新唐书·百官制》：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內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并棋各一人。开元（713—741）馆废，以內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内教博士的隶属有一些变动，先是称文学馆，又称习艺馆、翰林内教坊，后又复称习艺馆，但玄宗以前都隶属中书省。到玄宗时馆废，内教博士改隶内侍省。内教博士所教之“棋”，即指围棋，当然也可能包括其它棋类游戏。
唐玄宗开元初年始设置棋待诏一职，隶属于翰林院。《旧唐书·职官制》：
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
又《新唐书·百官制》：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
翰林院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翰林待诏即“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宋洪遵《翰苑群书》卷上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棋待诏与诸艺待诏一样，各住一院，领取薪俸，白天要随时等待皇帝的召唤，日晚才退出。
像历代棋官一样，唐代棋待诏的地位是很低的。《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所谓“人才”，是指以文学经学见召者；“杂流”，是指以包括围棋在内的以诸艺见召者；所谓“其后”，是指明清之时，与此无涉。棋待诏职秩与内教棋博士差不多，大致都是九品下阶。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王叔文、王倚、顾师言、滑能、朴球等人。
王积薪是唐代最著名的棋手，传说他“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其艺顿精”。他每次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简中，束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唐冯贽《云仙杂记》）。玄宗时，为翰林院棋待诏。他和张说、僧一行有交游。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下：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一行，著名高僧，卒于723年。燕公，即张说，卒于730年。王积薪与之交游，当然是在此前。他当时已有国手之称，到玄宗于安史之乱南逃时（755），还为棋待诏。足见其在唐代棋坛擅名之久。
有关王积薪的故事，在唐代就到处流传。特别是他随玄宗去蜀途中遇仙姑仙妇指点，技艺更加提高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玄宗西狩，百司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客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占。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瞑，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內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新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将近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橐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数十步，再诣，則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谓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也。
这个传说极为生动，流传甚广，说明他当时在朝野棋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王积薪还撰有棋书传世。《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王积薪等《棋诀》三卷。郑樵《通志》有“《凤池图》一卷，积薪撰”。世间又流传其《金谷九局图》一卷，据说是开元中，他和冯汪于太原尉陈九言金谷第弈棋的图谱，俗称《金谷园图》。这个图谱十分出名，晚唐时还常为棋手摹习。韩偓《安贫》诗有“手凤慵看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的吟咏。所谓“九局图”，即指《金谷九局图》。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贞元（785—805）末，以棋待诏翰林。顺宗在东宫，叔文尝侍棋。”（《册府元龟》卷八六九《总录部·博弈》）刘禹锡《子刘子传》称他：“以善棋得通籍。”顺宗即位，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一起进行“永贞革新”，兼任度支及盐铁副使，执事146天。后顺宗禅位于宪宗，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害。王叔文由棋待诏而升迁，最后执掌朝廷实权，这在唐代是仅见的。正是因为自己出身低贱，他掌权后曾将翰林棋待诏等全部罢掉。《太平御览》卷七五：“顺宗朝，署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射覆、棋弈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诏，即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故罢之。”但后来又都恢复了。
王倚，字号里籍不详，唐敬宗宝历（825—827）初为棋侍诏，《册府元龟》卷八六九《总录部·博弈》：“王倚善弈，宝历初为待诏。”
顾师言，唐宣宗时为棋待诏。大中二年（848）三月，曾与善棋的日本国王子对弈，以33镇神头的着法胜日本王子，当时传为美谈。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对此有生动详细的记载。
阎景实，唐宣宗时棋待诏，曾与顾师言对弈，争盖金花碗一只。阎景实执白先行，结果顾师言胜一路。此谱见于《忘忧清乐集》。
滑能，唐僖宗时（874—888）棋待诏。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
唐僖宗朝，翰林待诏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敌手。有一张小子，年仅十四，来谒觅棋，请饶一路。滑能棋思甚迟，吟良久，方下一子。张生随手应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际取适，候滑更下，又随手着应之。一旦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以棋待诏供职，谋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办装挈家将行。张生曰：“不必前迈。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棋。请指挥家事。”滑能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天帝派张生召他弈棋，这当然是荒谬不经的，不必去管他。但由“京都共知”，亦可见他当时是何等出名。
朴球，新罗人，约唐懿宗咸通时（860—873）棋待诏。诗人张乔曾有《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一诗，中有“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说明他在任棋待诏时，曾创制过新的图势。
棋待诏和棋博士制度，是古代专职棋官制度成熟的表现，对围棋棋艺水平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棋待诏多由当时的国手或著名高手担任，如王积薪、顾师言等都有国手之称，尽管其地位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很卑微，但比那些在民间以课徒教习和博彩为生，或游走于公卿之门的专业棋手，在经济上要有保障得多，政治上也要高出一头。这对专业棋手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诱惑，必然促使他们钻研棋艺，提高棋艺，去争取棋待诏和棋博士的职位。对于担任了棋待诏的专业棋手来说，他为了应付皇帝的宣诏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他必须尽可能多地搜集和整理古代和当代的局谱，不断钻研围棋理论，不断提高棋艺水平。由于他们无衣食之虞，有大量的时间，有接触禁中所藏的历代棋艺典籍的机会，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目的。王积薪擅名30余年，并著有不少棋艺著作，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由于隋以后，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科举选士，这样，棋界以品流定棋手的制度，和经常举行的品棋活动也随之取消。由于封建帝王更多的是注重围棋的娱乐性，完全忽视或不注意围棋的竞技性，因此，棋待诏的职责主要是供奉帝王，棋博士的职责仅限于教习宫人。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在棋坛的作用，影响了围棋交流的范围，对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又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棋待诏和棋博士这种专职棋官制度又表现出封建制度的专制性和落后性，对围棋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唐以后，棋坛再也没有出现那种百余年间“弈思争流”、棋艺著述极为丰富繁荣的气象，和这种制度也不无关系。
围棋理论大致可分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前者是人们对围棋一般原理和特征的认识的总结，后者是人们实际下棋过程中对棋艺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没有形成独立系统完整的学科，使得其他各门学科及各个学术流派都未能建立起明确严密的概念术语和系统完整的理论构架。围棋作为一门小道、小艺就更不例外了。它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没有明确的界定，其概念和术语也十分含糊多义。而且这些理论都是散见于各种文章和文学作品之中。
有关围棋最早的理论，可以上溯到《左传》中的“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这虽然只是极浅显的理论，但毕竟是人们对围棋的规律性的认识的结果。
两汉三国时期，随着围棋的复兴和第一个发展高潮的形成，有关围棋的理论也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形成了一些观念形态上的认识和看法。这些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既是两汉三国时期围棋发展高潮的标志，也是促成这一高潮来临的重要原因。在有关围棋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桓谭的《新论》、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和应玚的《弈势》。
桓谭《新论》并不是有关围棋的专文，但其中提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这段话包括了围棋的基本战略战术，和评价棋手优劣的基本标准，应当说是较有见地的。
班固的《弈旨》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理论文章，在围棋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有感于当时“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的状况，以史学家独特而深邃的洞察力，怀着对围棋的钟爱之情写下此文。他所说的“博行于世”史有明载，确乎不假。但“弈独绝”则并不尽然。这主要是他对世人不能正确认识博和弈，以至围棋活动开展得还很不够而发的感慨，目的是引出“弈义不述”，为自己的论述张目。
他在文中注意发掘和彰显围棋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阐述了自己对深奥的围棋义理的认识：指出棋局、局的线道、棋子颜色和行棋时的形象的文化寓意和来历；精辟地分析了博和弈的根本区别，指出博全靠投琼（即后世掷骰子）凭侥幸见胜负，而围棋却行之在人，不是靠侥幸，而是靠围而相杀、以计策技艺取胜，因而能分出等级的高下，围棋还具有绝不重复、变化无穷的特点。这些论述，是《弈旨》最精华的地方，给围棋从众多的棋戏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文章还用古代征战之事，论述了实战棋艺理论，如“一孔有阙，坏颓不振”，“一棋破窒，它地复还”，“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固本自广，敌人恐惧”，“三分有二，释而不诛”，“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等。
最后，《弈旨》还论述了围棋的功用：“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纰专知柔，阴阳代至”；“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归纳起来，大致可以陶情怡性、修身静心来概括。如果说围棋的功用在其发展初期，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它的开发培养数学才能上的话，那么，到两汉三国时期，这种教化功用已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它的娱乐功用和一定程度的竞技功用则开始占据主要地位。班固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可以看作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这段话也代表了当时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围棋旨趣和追求，对后世围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融《围棋赋》是一篇抒发棋情的文学作品，其最大特点是语言平直，不假词藻，从围棋“法于用兵”的观点，铺陈“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的乐趣。他认为围棋起源于军事，而他自己作为经学大师，未能驰骋疆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似乎觉得很遗憾。于是寄兴楸枰，得到一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厮杀的愉悦。作品还阐述了大量的围棋实战理论，涉及许多战术和术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段话：“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计功相除兮，以时各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已看得出这时的围棋已有了布局、中盘和收官的初步概念，和适用于三个阶段的基本战略战术。
应玚的《弈势》是一篇重要的围棋实战理论文章。古代围棋所指的“势”，一是棋局上大的姿态形势，二是局部具体战斗中所常用的棋形，近于今天的定式、常见形。这里的“势”是指前者。在文章中，他继承以兵言棋的传统，列举弈棋中的八种态势，每种态势都以一两个古代用兵典故作比，指出利害得失。如“饰遁伪旋，单轹骈列；赢师延敌，一乘虚绝；归不得合，两见擒灭。”迷惑对方，乘虚而入，这是韩信背水设阵伏兵拔旗之势。“匡设无常，寻变应危；寇动北垒，备在南麾；中棋既捷，四表自亏。”施设无常，善于应变，这是西汉名将周亚夫和耿我弇用兵的奇特之处。“假道四布，周爱繁昌；云合星罗，侵逼郊场；师弱众寡，临据孤亡；披扫疆御，广略土疆。”大举掩杀，师弱孤守，兵强则进，掠地扩疆，这可和昆阳之战和官渡之战相当。“挑诱既战，见欺敌对；纷拏相救，不量进退；群聚俱陨，力引唐突；瞋目恚愤，覆局崩溃。”中计被诱，不知进退，胡乱冲撞，心躁而亡，这是项羽和楚怀王失败的原因。“时或失谬，收奔摄北；还自保固，完整备塞；见可而进，先负后克。”遇挫不乱，善自保摄，待机而战，转败为胜，这正是燕昭王和齐顷公的明智做法。“长驱驰逐，见利忘害；轻敌寡备，所丧弥大；临疑犹豫，算虑不详；苟食少获，不知所亡；当断不断，还为所谋。”骄傲自满，轻敌无备，犹豫不决，因小失大，这正是项羽和吴王夫差的下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章一气直下，比喻贴切，使所说的道理生动精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两汉三国时期，不仅围棋理论的研究有所发展，棋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敦煌写本《棋经》中曾提到“汉图一十三势’、“吴图二十四盘”并视作经典；宋代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一书也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弈谱一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两晋以前，尚无专门化的棋艺研究著作。班固的《弈旨》、应玚的《弈势》，只是单篇的理论文章。邯郸淳的《艺经》也不是专门的棋书，而是各种杂艺的汇编和综合研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两晋以后，随着围棋活动的蓬勃发展，棋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品棋活动的出现，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和棋艺理论的研究日趋重要，这方面的著述也就越来越多了。
《隋书·经籍志》将围棋书籍列在兵书类，著录如下：
《棋势》十卷，沈敞撰。
《棋势》十卷，二卷成。
《棋势》十卷，王子冲撰。
《棋势》八卷。
《棋图势》十卷。
《棋九品序录》一卷，范汪等著。
《棋后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围棋品》一卷，梁武帝撰。
《棋品序》一卷，陆云撰。
《棋法》一卷，梁武帝撰。
已经亡佚的书有：
《术艺略序》五卷，孙畅之撰。
《围棋势》七卷，湘东太守徐泓撰。
《齐高棋图》二卷。
《围棋九品序》五卷，范汪等撰。
《围棋势》二十九卷，晋赵王伦舍人马郎等撰。
《棋品叙略》三卷。
《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宋员外殿中将军褚思庄撰。
《天监棋品》一卷，梁尚书仆射柳恽撰。
通过这些书目，就知道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的盛况了，其中既有棋谱汇编，棋艺研究，也有品棋活动和诸品棋手的著录，真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遗憾的是，这些书即便是流传得最久的，如范汪等著的《棋九品序录》和梁武帝《围棋品》，到唐以后也都失散了。以至我们只能从书名、卷帙、作者，以及存留的序文和散见的引述中，去蠡测它们的著述时间、内容和规模。
梁武帝《围棋品》虽已佚，但沈约为此书写的《棋品序》却保留下来。这篇序虽很短，可他提到的“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是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地位大大提高和棋艺水平大大发展的重要依据。而“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指出了围棋精深奥妙，变化无端，以及认为围棋同八卦有某种联系的观点。最后几句“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表明《棋品》主要是著录入品棋手的名氏和品格，而未录入对局谱，卷帙是相符的。
梁武帝《棋法》也早已散佚，赖敦煌写本《棋经》的发现，得以重见天日。敦煌写本《棋经》附录梁武帝《棋法》要略，约二百余字。从所附录的文字看《棋法》主要是讲行棋时的一些基本要领，也兼涉及形势判断、攻守取舍。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句话：“凡略道，依傍将军，又先争彼此所共形处。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是以先掳四道，守角依傍。”“略道”，犹如扰地。“将军”即四四位的座子，这是从“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蔡洪《围棋赋》）转化而来的。这给我们了解古代围棋中的座子制度和“将军”这一术语的由来及发展，提供了依据。
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棋艺理论著作，是敦煌写本《棋经》。此书作者不详，因发现于敦煌卷子中又为写本而得名。全书分为七篇正文和附录，卷首已残，现存2443字，因系抄本，脱讹之处和漫漶不识之处较多，异体字、俗体字和笔误也随处可见。今人成恩元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全文作了整理，后收入《中国围棋》第二编。成恩元还从目录文献、避讳文字和全书内容入手，做了大量考订工作，认为此书是北周时所作。这一结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应当说明，从南北朝围棋发展的特点看，此书作者不太可能是北方人，而应是南方人。或许他同颜之推、庚信等人一样，由于某种原因，如被掳掠、避祸、出使羁留等而到了北方。从书中内容看，他是在南朝寓目各种有关书籍，获得必要的有关资料，又融汇进北方围棋的一些资料，如“子冲征法”等，最后在北方完成著述的。
敦煌写本《棋经》卷首残缺，第一篇篇名不详，从该篇残存文字看，主要是总述弈棋的基本要领道理和法则。
第二篇是《诱征篇》，专论征子之法。
第三篇为《势用篇》，主要讲“势”在行棋时的具体应用。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具体的死话图形和对杀图形，是综合前人经验并经过验证的，如“直四曲四，便是活棋”、“花六聚五，恒为死亡”等等。
第四篇为《像名篇》。像名，是古人对某一特定的棋形，充分发挥想象力而赋予的名称。即“像体之为名，托形之作号”。同时，论述这些棋形的各自所长，或“四角之能”，或“边畔之巧”，或“中央之善”，即分别适用于角、边和中腹的作战。指出正是这些富于想象力的形象的图势名，才使得围棋别具一番情趣。
第五篇是《释图势篇》，论述图与势的关系和复图打谱的重要性。指出“图者，养生之巧，大格之能”，是大规模作战的谋略来源。“势者，弓刀之用，皆有所宜”，是具体战斗时的武器。所以棋手必须经常复图打谱、熟悉各种图势，“多习有益，数学渐能”，而“不叶（业）势图”则“解而难巧”。
第六篇是《棋制篇》，叙述弈棋的规划和计算输赢的方法。涉及到“筹”、“获筹”、“取局”等古代围棋的一些专门术语。
第七篇为《部袠篇》，作者自述将棋势分为四部的标准和内容，即汉图一十三势、吴图二十四盘和角上对杀之法为一部，各种征子之法和“赌马悬砲”等图势为一部，连环劫、双活等图势为一部，花六、聚五、直持等基本死活图形为一部，使“学者可观，寻思易解”。
最后，附录《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
敦煌写本《棋经》内容丰富，体系完备，语言精练警策，是目前所知和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棋艺经典著作，它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都将北宋张靖《棋经十三篇》看作是我国最早的棋经，而敦煌写本《棋经》的发现，将这一时间提早了五百年。它是唐以前围棋棋艺发展水平的大总结，从而表明古代围棋的发展和围棋理论的研究在唐以前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敦煌写本《棋经》保留了若干极为重要的古代弈棋制度和规则的资料。从“取局子停，受饶先下者输”看，我们可以知道，“取局”是一种对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对弈，若出现子数相同的情况，则受饶先者为输。也就是说，古代围棋没有贴子（目）制度，只有饶先，输赢全凭收子计数。从“将军生煞（杀）之能”等记述，则证明古人对“将军”周围的格杀（即角上的争夺）极为重视，已积累了很多定式性质的图形。
这部《棋经》，还使我们了解了古代棋谱、图势的收集和流传情况。书中两次提到“汉图一十三势”和“吴图二十四盘”，并视作经典，可见汉代和三国吴时围棋水平的发展已相当高，为研究三国和三国以前围棋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至于“坛公覆斫”、“褚胤悬砲”、“子冲征法”，不仅使我们知道了“坛公”等围棋高手的姓名，还使我们知道了他们各自所擅长。再加上“卧龙赌马”、“雁须菟屈”、“车相井栏”等图势名，我们可以更深地感受到围棋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更深地体验到古人高雅的围棋情趣。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围棋的发展，有关围棋的文学创作和记载也日趋繁荣。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纷纷利用各种文学体裁，抒发自己的围棋情趣，表达自己的围棋观念，记载自己所见所闻的围棋故事，留下了许多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作品。
这时期的围棋文学作品，以赋的成就最为突出，像蔡洪、曹摅、梁武帝、梁宣帝都写有《围棋赋》。这些赋文辞优美，既抒发了高雅的围棋情趣，又涉及许多围棋棋艺理论、术语和棋具的资料，不仅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且在围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高似孙在《纬略》中将这些赋同马融的《围棋赋》和班固的《弈旨》、应玚的《弈势》、沈约的《棋品序》称之为“五赋三论”，认为“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蔡洪的《围棋赋》词藻富赡，描摹细膩，比喻生动：
旅进旅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星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又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虛之飞电，聚类绝贯之积珠。然后枕以大罗，缮以城廓，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弯掌南指，情实西射。扬尘奄迹，虽动悉详。……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仪之相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则尺蠖，舒则龙翻。崔嵬云起，巃嵸浪传。崟岑山结，沓如雾分。静若清夜之列宿，动若流彗之互奔。
极尽铺陈之能事，描摹出局上风光，令人逸兴遄飞，遐思远举。
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贤也。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再衰三竭，锐气已朽。登轼望轶，其乱可取也。
描绘弈者或专心致志，神游局中，或喧哗噪动，色改棋乱，生动而又形象，胜机败兆一目了然。
曹摅《围棋赋》不事铺陈，比较精炼概括：
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没伏，挑战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计。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围，连理形也。
“二斗”数句是描写双活的。围棋中的双活，不少是弈者棋力相当，又各不相让而形成的，是一种竞争中的妥协，常令棋手摇手赞叹。他将双活比作“比目鱼”和“连理枝”，真是妙不可言。
览斯戏以广思，仪群方之妙理。讶奇变之可嘉，思孙吴与白起。世既平而功绝，局告成而巧止。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
结末舒缓有致，正是一局好棋后的怡然自得的神态。他在赋前的序中说道：
昔班固造《弈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
大概此时韦曜《博弈论》余风尚在，所以他要声明自己爱好围棋是为政之余的雅戏，并且有圣贤遗训，不违儒风。
梁武帝精通弈棋，棋登逸品，故他的《围棋赋》不重抒情，多铺陈棋艺、棋语，很像用赋体写的棋艺理论文章。正见出他对围棋的竞技性的重视。
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顾，亦冯河而必危。无成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
这一大段全用骈偶，密不容针，好似局上吃紧，落子频频。
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有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蓄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伏，功坠于垂成。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于曩曰，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
这一段骈散相间，直言棋理，节奏突然放慢，抒情成分更少，而指言事理更多。最后，他还不无自得地说：“故君子以之神游，先达已知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大有已洞悉造化、勘破玄妙的意味。赋中提到“玉壶银台”、“车厢井栏”由来已尚，是我们研究这种著名棋形的重要资料。又说：“方四聚五”、“花六持七”，是棋手临局应悉的基本图势，可知这时人们对一些经验性的知识已有了理论高度的认识。
梁宣帝《围棋赋》今可见者唯四十余字：
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涂，从横万制。或无厌而及失，或先赢而后济。
看上去意犹未尽，语亦未详，估计只是原文的一段。
两晋南北朝的小说除记载一些文人士大夫的佚闻趣事外，还有大量的神鬼灵异的故事。其中亦不乏有关围棋的故事。如晋干宝《搜神记》载有南斗北斗桑下围棋，赵颜前往求寿的故事。传为晋陶潜著的《搜神后记》亦载有仙馆大夫家中围棋的故事。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的三则故事，最为著名：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人。
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南阳刘廓为荆州参军。每与围棋，日夜相就局子，略无暂辍。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廓开书看，是道珍手迹。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领。”廓读书毕，失信所在，寝疾寻亡。
在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弈，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明焉。
这些神异怪诞的围棋故事，是两晋南北朝时社会生活中围棋活动的反映，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围棋的复杂的认识和感情。特别是观棋烂柯的故事，后来经文人士大夫的想象和再创造，采入诗文，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了围棋史上三个最著名的传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