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智慧的游戏，也是科学的游戏。随着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主要体现在棋局道数上。棋局道数少，变化就少，相对说来要简单一些，棋局道数多，变化就多，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
今天的围棋棋局值数是19道，纵横361个交叉点，对弈之下，变化无端，趣味无穷。那么，围棋在诞生之初是多少道呢？囿于资料，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根据一些线索推断：它不会超过13道或11道。
1977年4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曾发现一座辽代古墓，墓内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围棋方桌。桌上涂白漆，中间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棋局，棋局纵横13道。这种13道棋局是目前能见到的道数最少的棋局。日本一杂志曾报道，古代夏威夷有一种棋戏，纵横11道，在线道的交叉点上行棋对弈，和中国围棋颇为相似。如果这种棋确实和中国围棋有关系，那么在13道棋局之前就有过11道的棋局。1971年湖南湘阴发现一座唐墓，墓内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正方形，边长55厘米，纵横15道，4边刻有圆弧形装饰，上敷黄釉。可以断定，这种15道棋局是13道棋局的后继者。无论是辽代的13道棋局还是唐代的15道棋局，都不是当时通行的棋局，也不是东汉以后的人所创制。而只是西汉以前的通行制式，甚至是春秋战国以前的通行制式的孑遗。它们之所以出现在唐代和辽代，有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文化交流少，故尔无意识地保留下了古代围棋的制式。也可能是人们在使用当时通行制式的围棋盘的同时，出于崇古慕古和简便易学的目的，有意识地保留了古代围棋的制式。另外，无论是多少道数的围棋，它们在向较多道数的围棋进步时，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它们只是在某一些人中流行，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为更广大的地区和更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才成为通行的制式。而在这个期间，必然会出现较少道数和较多道的围棋并行期现象，和更少道数、早已不流行的围棋存留于个别地区的现象。
至少在东汉三国时期，已通行17道的围棋。1954年河北望都（东汉属中山国）东汉墓出土一具石围棋局，就是17道的。三国时魏邯郸淳的《艺经》也说：“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17道围棋流行的时间很长。1975年，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一副围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计289子。刘宝官至侍中、安北大将军，卒于永康二年（301）。从棋子数目看，西晋士大夫中也流行十七道的围棋。南朝宋有一首《读曲歌》，中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语，说明当时在民间还在使用17道的围棋。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一幅《弈棋仕女图》，图中所绘棋盘是17道乘16道（16当是17之误）。该墓墓主是武则天时的安西都护官员，曾被授予上柱国爵位。看来17道的围棋到初盛唐时期，在边远地方仍在使用。
三国时期，19道围棋可能开始流行。北宋棋待诏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图”，该图谱就是19道的。另外，还有“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也是19道的。《忘忧清乐集》有宋刻本，其发现和流传经过十分清楚。宋人著书刻书一般比较谨严，该书所收图谱当有所本。另外，在有三国邯郸淳《艺经》所记、有南朝《读曲歌》所咏的情况下，作为棋待诏的李逸民不可能自己作伪，也不可能不辨不查便摭拾前人伪谱于集中，而取信宋徽宗和世人。从这个情况看，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17道围棋和19道围棋都在流行。三国时期，17道围棋主要流行于北方，19道围棋主要流行于南方，特别是吴国的宫廷中。到两晋时期及其以后，19道围棋也开始在北方流行开来。当然，这种情形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用地下文物的实际资料来证明。
南北朝时，19道围棋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开始通行。成书于北周的敦煌写本《棋经》，其《像名篇》有这样一段话：“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这显然说的是19道围棋，316当是361之误。19道围棋出现在棋的经书中，说明它的地位已为棋界肯定。到隋唐时期，19道围棋更为通行，完全取代了17道围棋。河南安阳张盛墓曾出土一具19道的瓷棋局。唐人斐说《棋》诗也说：“十九条平路，言平又崄巇。”《忘忧清乐集》中所收的唐代棋谱，也都是19道的。19道围棋比17道围棋变化更为复杂，趣味也更加深浓，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肯定，便成为标准的围棋制式。
早期围棋的棋子数目，视棋局道数的多少而定。17道棋局需要289子，19道棋局需要361子。无论是289子、300子或361子，都可举其成数概称300，故韦曜《博弈论》有“枯棋三百”，晋蔡洪《围棋赋》有“三百惟群，算涂授卒”的说法。
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它起源于何时很难考定，但东汉时期肯定是盛行了。马融《围棋赋》：“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所谓四道，即四四位置。从《忘忧清乐集》看，三国吴时，对弈开局前，黑白双方在棋局四角的对角上各摆两枚棋子。行棋次序是白先黑后。《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白先黑后的行棋规则，则可能和这种阴阳观念和语言习惯有关。座子又称势子，也称棋
。马融《围棋赋》：“迫兼棋兮，颇弈其装。”宋章樵注：“，音义与岳同，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谓之五岳，言不能动摇也。”明杨慎《转注古音》又说：“今谓之势子，而中心一子不下。”按照这种说法，古代围棋是五枚座子，只是后来才改成四枚的。但从现存古代棋谱看，没有放五枚座子的，而且从道理上讲，五枚座子也讲不通，因为这会影响行棋次序。晋蔡洪《围棋赋》中有“位将军乎五岳”的说法。它的前后文是：“命班输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显然，所谓“位将军乎五岳”，只是指棋局制作过程中，定出四角四四和中心的位置，并不是说要在这5处摆放座子。从东汉望都石棋局、隋安阳瓷棋局及《忘忧清乐集》棋局路数图和三国、晋、唐、宋的对局谱看，五岳或将军是棋局四角及中心的5个黑点，而势子只放于四角，不放中心。这同梁武帝《围棋赋》：“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的描述完全相符。宋人张靖《棋经十三篇·权舆篇》：“先于四隅分定势子，然后拆二斜飞，下势子一等。”虽说所出较晚，但渊源有自，也是证明。虽然五岳或将军并不都放势子，但四角的势子都因此而也称将军。梁武帝《棋评要略》：“凡略道，依傍将军……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就是指座子。敦煌《棋经》提到的“将军生煞（杀）之徒”、“将军生煞（杀）之法”、“将军生煞之能”，就是指势子周围的具体着法和定式。古代这种座子制度和白先黑后的规则一直沿袭到清末，后因受日本围棋的影响，才取消了势子，并改为黑先白后。
早期围棋计算胜负的方法已难考定，只能参考唐宋时期的文献和图谱来推断。古人称棋局上的交叉点为路或道。官子完毕后，要将提掉的棋子填向对方的空中。由于每块棋必须有两个眼才能成为活棋，因而每块棋还要除去两路不予计算。最后，以所围空的路或道数相较，多者为胜，若路道相等称为“停”，又称“芇”。以《忘忧清乐集》中的《烂柯图》为例，黑棋填回提子后有28路，因有5块棋，须减去10路，尚余18路，白棋填回提子后有23路，因有3块棋，须减去6路，尚余17路，结果黑胜一路。这种方法可称为填空法，出现较早，至少唐宋时期还在采用。后来又出现了数子法。即以双方所占子数（包括空）计算胜负，由于每块棋须有两眼，这两眼位置谁都不能入子，故算双方各一子，这样，棋块数多的一方就要向对方还子，每多“一块棋就多还一子，俗称为“还棋头”。这种方法在明代很流行。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词话》第54回中写白来创与常时节下棋，最后“白来创看了五块棋头，常时节只得两块。白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输了五个子。”这里就是还棋头的方法。无论是“填空法”还是“还棋头”，对弈双方总是棋块少的一方有利，因此古人下棋的战略战术与今人明显不同，总是竭尽全力地分割对方的棋，使对方的棋块数尽可能地多。
两汉时期，随着围棋的普及，比赛日益增多，棋艺水平迅速提高，棋手间的差距便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定出衡量的标准和等级。以及相互间的对局方式。古人有以九等论人的习惯，如《汉书·古今人表》就将古人的圣人和愚人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国魏延康元年（公元220），魏文帝仿此法推行“九品官人法”，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由“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为九等（九品）供朝廷选用。这种九品中正制遂被棋界用来评定棋手等级。邯郸淳《艺经·棋品》：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当时这9个品级名称的具体含义、区分标准和对局方式已无法窥测，根据宋张靖《棋经十三篇·品格篇》元晏天章注、清末邓元<钅惠>注引《石室仙机》和他自己的补注，大致是这样的：
入神，神游局内，妙而不可知，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敌者，厥品上上，互先。坐照，不劳神思而万意灼然在目，至虚善应，亚近入神，厥品上中，饶半先（三局受二局先）。具体，能兼众人之长，因人制宜，临局之际，造形则悟，具入神之体而微者，厥品上下，饶先。通幽，其心虚灵洞彻，能深知其义而造于妙，临局之际，见形阻能善应变，厥品中上，饶二子。用智，对妙着不能深知，故临战必用智深算而入于妙，厥品中中，饶三子。小巧，虽不能大有布置，而纵橫各有巧妙胜人，或者不务远图好施小巧，厥品中下，饶四子。斗力，野战之棋，动则必战，与敌相抗，不用其智而专斗力，厥品下上，饶五子。若愚，其布置虽如愚，但势不可犯，厥品下中，饶六子。守拙，凡棋有善于巧者，勿与之斗巧，但守我之拙，则彼巧无所施，厥品下下，饶七子。
以上虽然不是曹魏时的标准，而只是后人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当时有棋品的观念，就一定有区分。评定的方法和标准，而棋艺水平不同的棋手之间，也完全可能出现互先、让先和让子的规则。
南朝梁钟嵘《诗品》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从其行文的语气看，“殆均博弈”是对围棋九品制肯定的话，而且由来甚久，不仅是指当时的品棋活动。南朝梁沈约也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可见自邯郸淳时起，品棋先在局部地区的民间棋手中流行，后逐渐扩展至较大范围的地区乃至整个棋坛。随着围棋交流和比赛的发展，成了棋界公认的制度。品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区别不同水平的棋手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根据，对围棋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古代围棋还有打筹制度。敦煌《棋经·棋制篇》：“凡论筹者，初捻一子为三筹，后取三子为一筹。……凡获筹，有持者，必须先破求。取局者，勿论。收子了讫，更欲破取筹，不合。”张靖《棋经十三篇·杂说篇》：“打筹不得过三，淘子不限其数。”张靖《论棋诀要杂说》：“皆筹为溢。”这些方法早已不用，致使我们今天理解起来十分困难。从这话来看，筹或许是竹签、筹码一类的东西，用于记输筹的局数。“不过三”，可能是指三局为一单元，类似于今天的三打二胜制。但也有可能是类似于今天的贴子的计算方式。
前面曾提到藏棋很可能是从中原传去的，那么了解一下它的制式、规则，对了解古代围棋的制式、规则也颇有意义。藏棋棋局纵横十七道，两人对弈，用黑白棋子围而相杀。也有势子，不过不是四枚而是十二枚。行棋次序也是白先黑后。没有让子棋，若双方实力有差别，一律用“贴目”的方法来解决，贴目多少，双方对局前商定。另外，有一种类似围棋中“打劫”原理的提子后杀着的规定，使双方棋不至于轻易被杀死。这些规则有些可能是从中原传去的，有的可能是藏棋发展过程中自己形成的，从它身上，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古代围棋制式和规则的影子。
最早的棋局和棋子多是木制的，也有石制的。扬雄《法言•吾子》：“断木为棋，梡革为鞠，亦皆有法焉。”韦曜《博弈论》：“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指的就是木制棋枰和棋子。棋字又作“碁”，从石，其音。《玉篇•石部》：“碁，音其，围棋也。”此字可能即因石棋子而来。曹操宗族墓地出土的棋子是松绿石制，显然是比较讲究的。棋局除木制的外，还有石制的，如望都出土的17道石棋局。也有瓷制的，如湘阴出土的15道瓷棋局和安阳出土的19道瓷棋局。再讲究一些的如“枰则广羊文犀，子则白瑶玄玉”（梁武帝《围棋赋》）等，那是帝王所用，非一般弈者可以问津。至于棋子的形状，一般都是圆形，即所谓“天圆地方”或“棋圆局方”。但也有例外，如曹氏宗族墓地发现的棋子，就是方形的。
与今天相比较，东汉时期的棋局尺寸都比较大。如望都出土的石棋局69厘米见方，高14厘米，棋局内的小格（即罫）约4厘米见方。湖南湘阴15道围棋局，边长55厘米，高2.1厘米，每罫约3.92厘米。马融说围棋“三尺之局”（《围棋赋》）。汉尺约当今天的7寸，3尺即今天的2尺1寸，约合69点4厘米，与出土的棋局差似。相对棋局来说，棋子的尺寸显得要小一些，如曹操家族墓出土的棋子，只有约1厘米见方，0.3厘米厚。
唐五代人为追求高雅的围棋情趣，对棋具十分讲究。玉石棋局，玉石棋子，魏晋六朝时已经出现，但那时毕竟还只限于皇室或达官显贵。到唐五代时期，却是十分普遍了。而且出现了许多用罕见材料制作的棋具。从“雕盘蜃胫饰，帖局象牙缘”（王绩《围棋》），“阑珊玉局棋”（温庭筠《咏寒宵》），“观棋玉石忙”（韩愈《送李尚书赴窘阳八韵得长字》），“海石分棋子”（李商隐《因书》），“棋分海石圆”（李洞《寄窦禅山薛秀才》），“海蚌琢成星落落”（齐已《谢人惠挹花笺并棋子》）等吟咏可看出，其棋局和棋子都是十分精致的。一般人如此，皇室和达官显贵就更为奢华了。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娱乐的需要，要各地进贡珍奇特异的棋具。如《新唐书•地理志》就有蔡州汝南郡贡珉玉棋子、沙州敦煌郡贡棋子的记载。陶彀《清异录》记唐玄宗有玉界局。今日本奈良正仓院有19道紫檀木棋盘，是唐朝皇帝的赠品，制作十分精工，棋局两边还有盛放棋奁的小屉，装饰极为华丽。新疆出土的《弈棋仕女图》和五代周文矩表现南唐宫廷弈棋场面的《重屏会棋图》，其棋局都是木制的，虽不知用什么材质的木料，但肯定是很名贵的，四周装饰也很华美。据《云仙杂记》载，当时富贵人家还有以紫檀心瑞龙脑作黑白棋子，和以碎金镶嵌棋盘的。紫檀木褐色而致密，龙脑香（龙脑香树的树膏）莹白如冰，而碎金金光熠熠，灿若天星，皆是至为珍贵的东西。用它们作黑白棋子和棋盘，其华美也可想而知。为增加弈棋的乐趣，唐人还非常讲究棋子敲击棋枰的音响和韵味，像吴融《寄僧》那种“棋敲石面碎云生”已觉不过瘾，于是又出现一种用响玉作的棋盘，以致下棋时，落子声能“与律吕相应”（冯贽《云仙杂记》）。为丰富和提高下棋时的艺术情趣，唐五代人可说是费尽心机了。
隋、唐、五代时期的棋具开始向精细和工艺品的方向发展，这是与围棋在社会上深入人心，以及全国围棋人口不断增加相适应的。从史料记载、出土文物、绘画三个方面分析、隋、唐、五代流行的棋盘主要有纸、木、瓷、玉、石等材料制作；棋子则主要有石、贝、玉、紫檀心、瑞龙脑等材料制作。
棋盘
棋盘的制作原本非常简单，找一张纸，横竖画十九道，即已制成。凡是下棋的人都可自己动手制作。杜甫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云仙杂记》载：“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表明象杜甫、王积薪这样有身份的人也常自己“画纸为局”，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现象会更为普遍。但纸盘也有不利的方面，一是容易磨损，二是不够气派。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以及一般文人墨客来说，下棋讲究是气氛，一张皱皱巴巴、模糊不清的纸盘自会大大影响情绪。因此木制棋盘在社会上也相当流行。从新疆出土的唐《弈棋仕女图》、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来看看，贵族乃至君王也使用木制棋盘。
从河南安阳出土的隋朝瓷棋盘来看，已经具备工艺品的特征。而唐朝皇帝所赠日本的紫檀木棋盘，更是精美绝伦：棋盘呈框形桌状，布局协调大方，周围饰有花纹及飞鸟走兽，两边装有玲珑剔透的小抽屉。表明唐时对棋盘的要求和趣味已很高，而制作工艺也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界。
比木质更为高级的，还有玉制棋盘。《云仙杂记》载：“棋枰声与律吕相应，盖用响玉为盘，非有异数也。”玉制棋盘不仅名贵，棋枰声能与音乐相合，无疑会大大增加弈棋时的气氛和情调。此外尚有石制的棋盘，柳宗元记曰：“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似说山上有石如棋盘；自然纹理，可以弈棋。但更常见的则是贵家在庭院石上，或慕隐之士在山中、寺庙石上，刻成棋盘。但这种棋盘不能移动，虽能留之久远，实用价值却不很大。
棋盘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为了配合记谱，出现了四大盘景式。所谓“四大盘景式”，也称“四大景盘字”、“写盘式”，就是按棋局入、平、上、去四隅，填入春、夏、秋、冬四组词，称“四景词”，作者为明代福建人吴晋叔。每组九十字，无一字相同（如图1）。每字代表棋盘上的一个交叉点，打谱时只要逐字寻检就能查到每着棋的落子位置。利于刻板印刷及节约纸张。我国古谱《石室秘传》、《怡怡堂围棋新谱》等都曾采用这种记录形式。另有“写盘诗”，是清巫信车改写过伯龄《三子谱》时所作，除“诗”与“词”文字不同外，使用方法皆同（如图2）。
棋子
棋子的制作比较复杂，材料的选择尤为重要。一般认为，选择天然颜色的材料最好。比如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王子带来的冷暖玉棋子，“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即是一种上好的棋子材料。但天然的材料不易获得，遂有配料烧制棋子，如驰名中外的“云子”即属此类。
隋、唐、五代流行的棋子有石、贝、玉为材料。但也有花样翻新，采用名贵香木为原料的。《云仙杂记》载：“开成中，贵家以紫檀心瑞龙脑为棋子，”这种棋子带有香味，下棋时想必会另添一番趣味。
唐朝，朝廷所用棋子，往往由地方进贡。据《新唐书·地理志》载：
蔡州汝南郡……宝应元年更名。土贡：珉玉棋子，……
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土贡：棋子、……大约汝南、敦煌所产棋子，在当时比较著名，因而作为贡品，奉献皇室。
（1）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国手——弈秋
随着围棋在社会上的流行，出现了通国善弈的棋手。战国时齐国的弈秋，是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据《孟子·告子章句上》载：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俱学，弗若之矣！
这一段话是孟子对齐王讲述“为政”的道理，以小喻大，说明做事须“专心致志”，不能“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有人认为这只是寓言，不能算是实录。但是从全文看，弈秋显然是当时社会上比较熟悉的棋手，事迹也广为人知。所以孟子才可能随手引用，并用他来讽喻齐王。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弈秋不仅棋下得好，而且还从事棋艺教学工作，弈秋可以算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国手。弈秋既然从事教学，想必对围棋理论有一定研究，限于史料缺乏，我们今天已难以窥知。
（2）棋圣严子卿、马绥明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围棋高手，魏有山子道、王九真、冯翊、郭凯等，吴有严子卿、马绥明等。其中严子卿、马绥明在两晋时期被尊为棋圣。何为“棋圣”？葛洪《抱朴子》云：“棋之无敌者，则谓之棋圣。”可知严子卿、马绥明的棋艺水平要比山子道等人高出许多。
马绥明的事迹已不可考。严子卿出身世家，据《吴录》载：“严武字子卿，卫尉畯再从子也，围棋莫与为辈。”“与皇象书、赵达数、曹不兴之画……时人谓之八绝。”
能膺“棋圣”之誉，必是技艺超凡、鹤立鸡群的人。从先秦至民国，约历四千年的时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一共只有六个人荣获“棋圣”的称号，除严子卿、马绥明以外，还有清代的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以及民国期间的吴清源。
“棋圣”之誉历来是由大众认可，而非“官选”或“钦定”，如杜甫之“诗圣”、王羲之之“书圣”、吴道子之“画圣”概莫如此。什么“圣”一由“官定”，往往流于一场闹剧。
（3）南朝围棋三强——王抗、褚思庄、夏赤松
南朝从宋文帝元嘉（424）初年至齐高帝建元末年（483），约五十余年中，出现的围棋高手有王抗、褚思庄、夏赤松三人。然而史籍记载中对他们三人的生平行止语焉不详。其中王抗、褚思庄曾在朝廷做官，历侍宋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齐朝高帝、武帝，可谓圣眷不衰。夏赤松是否曾到朝廷任职，却不见记载。这三人均以棋名世，足以代表南朝的最高水平。据《南史·萧思话传》载：
萧惠基，善隶书及弈棋。……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戏迟，巧于斗棋。宋文帝时，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置局图，还于帝前覆之。齐高帝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寝，思庄达旦不寐。时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至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抗、思庄并至给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南朝围棋高手之间的比赛情况，以及他们的棋艺风格。王抗与褚思庄赌赛，“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至五更方决”。看来两人竭尽所思，势均力敌，故而耗时颇长。棋赛耗时问题，并不像表面看去那么简单。一般地说，棋力愈高耗时也就愈长。这是因为高手很少出现明显的错误，局势往往相差甚微，如何保持或扭转局势，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与计算。
从棋艺方面看，“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戏迟，巧于斗棋”。两人的棋艺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大抵夏赤松思路敏捷，大局观很强。而褚思庄则善于长考，计算精确。从艺术的角度考虑，棋手的风格愈鲜明，他的棋艺水平也应愈高。
（4）北朝围棋高手——范宁儿
北魏孝文帝时，出现了一名围棋高手，名叫范宁儿。据《北史·魏·蒋少游传》载：
始孝文时，有范宁儿者善围棋，曾与李彪使齐。齐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儿，制胜而还。
范宁儿到江南时，正值齐武帝萧赜当政。《北史·魏书·蒋少游传》也记载是萧赜令王抗与范宁儿对弈。因此是一场由皇帝主持，南北朝之间的冠军对抗赛。王抗是江南弈林上品之首，久负盛誉。但是在这场关系重大的比赛中却败给了范宁儿。这是否说明范宁儿的棋艺水平比王抗高呢？对于这个问题，明朝王世贞在其所著《弈问》中曾有精辟的论述：
问：范宁儿之胜王抗，信乎？
曰：有之。抗重而宁微也，宁儿以有心待抗，而抗以无心待宁儿。犹之乎司马仲达之于孔明也。且此一局耳，未可定也！
王世贞所说“抗重而宁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范宁儿身份不显，事迹也没留下什么记载。从他“与李彪使齐”看，大约只是李彪的一个随员。他从文化荒原的北朝来到人文荟萃的江南，自然要被王抗等人所轻视。俗话说“骄兵必败”，王抗的输棋，看似偶然，却也含有一定必然的因素。范宁儿以不凡的棋艺战胜声名卓著的王抗，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
（5）国手坐天下——梁武帝萧衍
南朝围棋之盛，莫过于梁武帝萧衍在位的48年。
萧衍出身侨居南兰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众学，尤其擅长文学，与著名文人沈约、任昉等齐名。他在任雍州刺史期间，乘齐朝内乱，积极准备起事，五○一年，发兵攻入建康，灭齐建立梁朝。
萧衍并不是一个好的皇帝，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围棋更是他毕生的爱好。《梁书·武帝纪》描述他说：
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所谓“棋登逸品”即是说萧衍的棋艺水平已超出九品等级之上，可算是当时第一高手。
萧衍做皇帝以后，不仅自己嗜棋如命，而且大力提倡推广，朝廷上下掀起了一股名副其实的围棋热。
（6）唐代第一高手王积薪
王积薪是唐玄宗时著名之棋待诏，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围棋艺术的杰出代表。著有《棋诀》三卷、《凤池图》一卷，均未流传下来。只有《棋诀》的要点，向为棋家所宝爱，转载于唐以后的多种棋谱中，这就是著名的“围棋十诀”:
1．不得贪胜。2．入界宜缓。3．攻彼顾我。4．弃子争先。5．舍小就大。
6．逢危须弃。7．慎勿轻速。8．动须相应。9．彼强自保。10．势孤取和。
“围棋十诀”言简意赅，是王积薪毕生棋艺经验的结晶，无论对棋家还是爱好者，都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日本棋圣“本因坊”秀策，曾将“围棋十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用来教授入门弟子。
（7）国手宰相王叔文
王叔文（公元753—806年），越州山阴人，唐德宗时，因棋艺精湛，被选为棋待诏。叔文不仅以棋鸣世，而且胸怀大志，满腹经纶。他在宫中长期侍奉太子李涌下棋，有时在李涌面前指摘朝政，头头是道，无不切中要害。李涌见他颇有经世之才，遂把他收为心腹。
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驾崩，太子李涌即位，是为顺宗。顺宗推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宰相，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时称内相），又兼充度支盐铁副使，掌握财权。又用王伾、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施行罢官市、免进奉、惩贪污等措施，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进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谁知不久顺宗病重，宦官俱文珍等勾结朝中旧派官僚，迫使顺宗退位，拥立宪宗登基。韦执谊、王叔文执政未满五月而失败。王叔文、王伍被杀害，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史称“八司马”。王安石曾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
王叔文积极推行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变法”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也曾发出耀眼的光芒。作为一名国手兼政治家，王叔文无疑是历代国手中最值得纪念的人物。
（8）顾师言“三十三着镇神头”
顾师言是唐宣宗时的棋待诏。生平史料无多，最脍炙人口的事迹，即以“三十三着镇神头”，战胜日本国王子。但在唐代国手中，顾师言有两个“第一”是其他人比不了的。一是在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第一个与日本第一高手进行比赛的国手。二是在唐代国手中唯一留下一局完整棋谱的人。因此他在围棋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
顾师言与日本王子的对弈，在围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这是中、日第一国手之间的较量，从结果看，日本当时的棋艺水平，与中国相比，显然有相当的差距。二、这是中外以及中日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围棋交流。顾师言三十三着“镇神头”传奇致胜，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千百年来流传不息。
此外，顾师言留下了一局棋谱，即“盖金花碗图”，也是唐代国手留下的唯一完整棋谱。
“盖金花碗图”载于南宋名谱《忘忧清乐集》中。由于宋代的围棋比之唐代，已有实质性的提高，故宋代棋家在编撰棋谱时，已基本不收唐代的棋谱。《忘忧清乐集》中仅收“唐明皇与郑观音”的一局棋，以及贾玄与杨希粲的一局棋，再就是这局“盖金花碗图”。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唐代的围棋，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据说这局棋是在御前进行的，由棋待诏顾师言与阎景实对决，胜者可获皇帝御赐的“盖金花碗”。本局由顾师言执黑后行，双方共下243着，结果顾师言胜一路而夺取“锦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