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选

一个小囚犯

妈！我还记得，一个四月天，雨脚刚收，
檐沟正忙得吼吼声，
园里底花香跟湫湿的土气在鼻子里冲突。
一双黄蝴蝶又来偷花粉，
太阳斜着眼珠儿瞅着我笑，
我想是他叫我去逮贼，
马上邀我的朋友赶去。
贼没有逮着，我们反跌了一交，
涂得满身的污泥，手被花刺儿戟破了。
我回家来，望着你哭。
你不问底细，就把我关在房里，再不准我出来了。

我关了一个月，我问你：
“妈！事已经过了，我关得很久了，可不可放我出来？”
你说：“不怕丑的孩子！身上弄得那样脏，还好意思见人吗？”
我说：“妈，请你替我洗洗，换一身簇新的衣服，我再也不顽皮了。”
你攒着眉尖儿想了半天才讲：“人家的孩子们都在家里玩儿咧……”

我关了两个月──关病了──我又问你，一壁哭着：
“妈！你一辈子不放我出来吗？
唉！你不知道我病了吗？
整天儿没吸一点新鲜空气，没见一线阳光，
再不放我出来，我真要活活的闭死了呵！”
你说“乖儿，你病到这样，外边那大的风雨，你怎能禁得住呢？
医生吩咐你在家里养病。”

我关了半年，尝饱了药味，病减了一点，我又问你：
“妈！我的病好了，现在我该出去玩了罢？”
你说：“你还没好完全，你可以推开窗子望望，但不要走到外边去了。”
窗子开了──那里淌来的一阵如泣如诉的歌声？听！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锈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长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郁发了酵，更醉得昏头跌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歌儿毕了，我四面寻找。找不出唱歌的人。
我很喜欢，我也失望，我又问你：
“妈！我从前的伴儿不能帮助我，
致令我弄脏了衣服，戟破了手皮；
假若现在来了一个小孩，教我不要捉蝴蝶，也不要踏污泥，
但陪着我好好生生地玩耍，还唱嘹亮的歌儿，
你也不放我出去吗？”
你说：“可以放你，但你又上那里找这样一个伴儿呢？”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罢！”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5月15日

　　闻一多曾经有过这样的自白：“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胸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闻一多：《给臧克家先生》）这段闻一多在基本放弃新诗写作而转向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多年以后写下的话，反映了闻一多对于自己新诗创作的清醒深刻的反省态度。闻一多的作品不乏激情和想象，甚至有时候激情和想象在他的诗的创作中表现得是那样炽热和浪漫不羁。但是，如果拿闻一多的诗作同郭沫若的相比较起来，就会十分明显地感觉到闻一多在他的诗中始终摆脱不掉的冷静、克制、精心修饰的一面。那种如痴如醉、如颠如狂的创作冲动和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的创作过程，几乎未曾一现于闻一多的创作中。这一点造就了闻一多，也限制了闻一多。在郭沫若的诗中，是内容冲决了形式，呈现出一种崇高的风格。而形式在闻一多身上却似乎成了一种先验的本体，一种意志化了的力量，使得闻一多总是自觉不自觉拿它来为内容作整形手术。从闻一多的诗的创作来看，他在理性上一直追求一种优雅和谐的贵族化的古典美，而在情感和无意识之中却更为企慕崇高的现代风格。事实上，闻一多是深为这种矛盾所苦恼的。他力求窥得解决这──矛盾的门径，但是，这一门径却似乎是有意地和闻一多玩捉迷藏，总是在闻一多要抓住的一刹那间，又从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闻一多解脱他的苦恼的方式，一般地是用古典贵族的绣裳，来装扮现代情感的躯体；当然，这里面也常有调和的情形，即偶尔也为浪漫的情感剪裁一身近代平民化的服装。不过，象郭沫若那样把自己的情感赤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中，是闻一多所不能也不愿做的。作为闻一多最早尝试做诗的结果之一的《一个小囚犯》，表现了闻一多的这种调和性。这种调和实际上意味着，理性向情感低首退让了一步。

　　《一个小囚犯》用的是代拟体的表现形式，即以一个小孩子“我”的口吻来进行叙述，其实上是消自己胸中之块垒。这同直接地自我情感的抒发，显然隔了一层；然而，它同时也有一个特点或者说优点，即注意叙述过程和结构上的层次及完整性，同时使叙述带上一种客观的格调。诗的叙述主体是“我”，即一个被“妈妈”关在家里不让出门的小孩子。叙述内容则为“我”为了出来而同“妈妈”所做的对话。按照这一对话过程，可以把诗分成五个层次：即诗的第一、第二、第三节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层，第五节为第四层，最后一节又为一层。下面我们一节一节地进行分析。

　　第一层写“我”被关在家里的直接原因，这不过就是跌了一交，涂得满身的污泥并且手被花刺儿戟破了而已。然而，妈妈却小题大作了：

　　我回家来，望着你哭。
　　你不问底细，就把我关在房里，不让我出来了。

　　由此转入“我”同“妈妈”的对话过程。这是从第二层开始的。在“我”看来，把“我”关在家长达一月之久的所谓原因，根本不成其为“妈妈”关“我”的理由。但是，在“妈妈”看来，却并不如此，她以为，“我”的那些自作自受已经构成了她的所作所为的坚硬的理由：

　　不怕丑的孩子！身上弄得那样脏，还好意思见人吗？

　　这似乎的确不能成其为关“我”在家的理由，然而“我”确确实实地是被这条理由关在家里的。当我试着对这条理由做出反驳的时候，“妈妈”把那藏在上述表面理由之后的、使这种理由的存在更具合理性和本质化的另外一条理由提了出来：

　　我说：“妈，请你替我洗洗，换一身簇新的衣服，我再也不顽皮了。”
　　你攒着眉尖儿想了半天才讲：“人家的孩子都在家里玩儿咧……”

　　“妈妈”的逻辑是：人家的孩子们都在家里玩儿，所以“我”就不应该到外面去玩。这就强行地为“我”制订了一条“游戏规则”，按照这条规则，“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而即使是“我”违反了这条规则，“我”可以退出“游戏场”但却要被更为严实地被关在家里“看”着。这就仿佛进入了一种怪圈之中，无论你怎么转来转去地想转出去，而一旦你停下脚来，你会发现你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这个怪圈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你只能原地不动。“妈妈”的理由虽称不上冠冕堂皇，但却叫你委曲满腹而又无话可讲。第三层写“我”同“妈妈”的第二次对话。这时，“我”已经被关在家里两个月了。在对话中，“我”继续要求放“我”出来，并找了一条在“我”看来已经足够充分的理由：

　　唉！你不知道我病了吗？
　　整天儿没吸一点新鲜空气，没见一线阳光！
　　再不放我出来，我真要活活地闭死了呵！

　　但是，同一种理由，完全可以做出两种意向绝然不同的解释。在“我”看来是应当被放出来的理由，在“妈妈”看来却恰恰是应当继续把“我”关在家里的很合适的原因：

　　你说：“乖儿，你病到这样，外边那大的风雨，你怎能禁得住呢？
　　医生吩咐你在家里养病。”

　　“妈妈”对我的愿望、要求的拒绝，都是以一种关心、爱护的面日出现的，她总是在对“我”的娓娓而谈、循循善诱之中，把“我”举起来的手给轻轻地按下去，真令人有无可如何之叹。

　　在“我”饱尝了药味，病减轻一点之后──这时“我”已被关了半年之久──“我”又同“妈妈”开始了第三次对话。“我”的要求如旧，而“妈妈”的拒绝也如旧。这时，就表面上看去。“妈妈”显然处于一种被动、尴尬的地位上，因为她上次要求“我”继续呆在家里的理由随着“我”的病的好转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如果她继续拒绝“我”的要求，那么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她曾经对“我”提出过的理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看，“妈妈”是多么自然地对我的要求打了一个对我的处境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变化的对折：

　　“你还没好完全，你可以推开窗子望望，但不要走到外边去了。”

　　往下，诗中加入了复调的形式，即在“我”同“妈妈”的对话之外，加入了一节母独白性的话语。这是一段带有的强烈的感情韵律的话语，它使得诗的体温骤然间变得有些烫手了，并且，在这段话中被三次重复了的“放我出来”这句话，将本诗的主题给凸现了出来。前面“我”同“妈妈”的对话，不过只是重复表达了一个中心意向：放我出来。并且，这独白话语中还暗含了反抗的决心和意志的觉醒，它对这世界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不放我出来，待我都发了酵，更醉得昏头跌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但是再往下，“教我出来”这一中心意向却被严重地模糊化了。在这里，“我”承认──不管是不是违心地──“妈妈”以前把“我”关在家里的理由的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并且在这个前提下，重新提出了“放我出来”的要求，因此，它不过是“我”向“妈妈”所做的一次委曲求全的妥协。那种“放我出来”的意向和意志，在这里是怎样被模糊和弱化了啊！但是，“妈妈”却并没有因为“我”的妥协而彻底地撤掉自己的防线：

　　可以放你，但你又上那里找这样一个伴儿呢？

　　“妈妈”是极其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是被关在屋里，也就喊不出“放我出来”的话来，因此，能在屋外陪“我”好好生生的玩耍，还唱嘹亮的歌儿的人，大概是不会有的。因此，“我”还得继续呆在屋子里去等待、等待。

　　结局是带有悲剧性的：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快出来罢！”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到没有。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觉察到“我”改变“游戏规则”获得自由──对于我来说，对够跨出家门就是获得自由──的企图。“妈妈”为“我”制订的“游戏规则”是：在家里玩，同人家的孩子们一样。而如果“我”把这条“游戏规则”变为：同人家的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玩，那么，“我”就有获取自由的可能。然而，这里面已经隐含了悲剧的原因。“妈妈”的权威从本质上讲，是不需要逻辑、证据之类的支持的，任何理由在她那里都只是维护权威意志的工具，因此，这种工具性的理由可以有无限多个，也可以只有一个，即它自身。而“我”的那些理由，虽然都实实在在，似无不见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能够不垮在权威意志的面前。我们可以反问一下：难道呆在家里衣服就会永远一尘不染吗？难道“妈妈”能够在屋外做到这一点吗？难道有病就不可以走出家门吗？显然，“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由，而且更是意志，个人的意志。这里需要不是理由与理由之间的较量，而是意志之间的决斗。“放我出来”这一诗的主题所表达的是对于人的自由天性及对于自由天性的尊重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尊严所系。如果有谁想把它剥夺或者它已经被剥夺，那么，仅仅去找那些它不应该被剥夺的理由又有什么用？剥夺者本身是不需要剥夺的理由的。这时，需要的仅仅是在这人的自由天性上生长起来的意志和意志鼓动下争回自身尊严的斗争，哪怕会因此“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世界本来就是头脚倒置的。

　　本诗在情感与形式之间，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这种态度带来了本诗结构与主题的悖谬性的特点。诗中的叙述主体是“我”，叙述内容表现为“我”与“妈妈”对话的展开。在这一对话过程中，由于各自意向的不同，同一项论据可以来证明不同的命题。这一点，无须再作解释。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论题左右了论据，还是论据驾驭了论题，所以，我们在论据本身所呈现出的悖谬性面前茫然失措。当可以同时用同一种理由去证明两件截然不同的事物的存在合理性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除了毫无真实的惊悸之外，还能有什么？！因此，诗的“放我出来”的主题；就在这种世界的悖谬性面前显得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我”所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原则，不是妥协，而是斗争。“我”虽然被关在家里又哭又闹地叫着要出来，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我”所追求是属于“我”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属于我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人的自由天性，所以“放我出来”就成为对于恩赐的乞求。既然“放我出来”成为乞求恩赐，那么，同样，将“我”放出去之后，“我”如果再想回到屋里，同样得要求别人再次恩赐于我。诗的内容就这样地把主题建构起来同时又把它消解掉了。有人认为，《一个小囚犯》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我同意这一看法。不过，我更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那个时代为历史所具体规定了的个人解放、个人主义的历史特性。不知道对于《一个小囚犯》的分析，是否能够说明这一点。

（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