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人文领域中的“失踪”现象，决不仅限于思想史，在文学史上同样相当严重。

　　２００２年春，我在写《金陵书话》的时候，由几位前辈学人的遭际，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种种偏见，使得那一时期中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处于湮没状态。沈从文、张爱玲等的“出土”，是一个显例；另一个不太明显但可能更为重要的事实，就是晚清到民国年间传统文学样式的创作成果，包括笔记小说、旧体诗词、散曲、戏曲等，至今仍被文学史家与诸多理论家视而不见，更谈不上整理与研究了。在他们眼中，似乎“新文化”的大旗迎风一招展，一切的“旧”文学“旧”文化便该寿终正寝，即不甘归于寂灭，也已属遗老遗少的顽固不化，再无价值可言。

　　当时就很想写一点关于吴梅先生的文字。吴梅先生总给我一种切近而又遥远的感觉。说切近，是因为读现代南京的文献资料和学人著作，常常会遇到先生的名字；说遥远，则是因为先生的学问给我以高不可攀之感。可是先生的著作，当时还只见到零星几种，且都是民国年间的旧版本；又听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吴梅全集》有四卷八册三百余万字，其中且有《瞿安日记》二巨册，更是从未寓目，自知于先生生平著述，了解得太少，遂未敢贸然动笔。

　　《吴梅全集》在２００２年秋问世，吴梅先生的著作第一次得以全面系统地结为一集。虽然在与先生和昆曲都无关系的河北而不是在江苏出版，也是一件让人感慨的事情，但能出得像现在这样完善精美，总是件幸事。承出版社的朋友赠我一部。拜读之下，愈觉洋洋大观，如我之辈，真是只能望洋兴叹的了。尤其是其中的曲律研究，在昆剧极度衰微的当世，恐将成为绝学。

　　吴梅先生自述其学术渊源，“游艺四方，诗得散原老人，词得强村遗民，曲得粟庐先生”。散原老人陈三立，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清末民初中国诗坛的领袖，《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以他为“诗坛都头领”，誉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他为“掌管机密军师”，誉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不过，当代中国人知道他，恐怕多是由于他的儿子陈寅恪了。强村遗民朱祖谋，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被近代词坛奉为宗匠，集大成而继往开来，平生致力于词籍校勘，“精诣独绝”，人称“律博士”；他所校编的《强村丛书》为我国词集四大丛刻之冠，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十几年前影印一千二百部，降价处理至今尚未售完。粟庐先生俞宗海，是昆曲清唱的正宗传人；昆曲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经魏良辅改进而繁盛，并且形成“水磨腔”清唱一脉，至乾隆年间，编撰《纳书楹曲谱》的苏州人叶堂被奉为魏氏清唱正宗，叶派在道光、咸丰年间的传人是娄县人韩华卿，俞宗海是韩华卿的弟子；俞宗海的儿子，就是当代著名昆剧、京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这父子俩的名字，大约也只有戏剧史家和京昆票友才记得了。

　　吴梅先生的诗，在生前写定为《霜崖诗录》四卷，以编年体存诗三百八十一首，不但数量较词、曲尤为多，而且更能看出先生的一生经历、过从交往，以及思想、艺术的发展脉络。诗作始于１８９８年，终于１９３８年，对于四十年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洪宪复辟、军阀混战到日寇侵华、抗战军兴，都有如实的反映，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咏史怀人、评书读画之作，也无不寄寓真情实学；其七古风骨遒劲，歌行开阖流转，绝句轻倩流丽，律诗工于对仗，各有特色。诗人的自我评价是：“不开风气，不依门户。独往独来，匪今匪古。”“不开风气”有自知之贵，因为先生清醒地认识到，“诗文词曲，颇难兼擅”，他在曲学上用力至深，诗作上再想开一时风气是不现实的；但由于坚持了“不依门户”，所以能达到“匪今匪古”的境界。

　　《霜崖词录》也系先生生前写定，存词一百三十七首。先生于诗、词、曲三体均有创作，词风豪放易近于诗，婉约则易近于曲，故而在词作上颇难独树一格；但曲学上的造诣，又深化了先生对于词律的理解，故集中登临怀古、言志抒情之作，情致清新，辞采振拔，意象鲜明，含蓄雅训，能严守词律，因难见巧，远追南宋。论者或以为先生词作的成就能高于诗作。

　　《霜崖曲录》二卷，为先生高足卢前在１９２９年编次，后又有增补，现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数二十篇一百零三首。因为先生认识到“欲明曲理，须先唱曲”，曾从名师学唱，能够边唱边写，所以才情与格律有机统一，达到格律精严而才情横溢的高境界。在清末以来散曲日见寥落的局面下，先生的散曲异峰突起，并影响后学，酿成风气，致时人有散曲“中兴”之望。

　　当然吴梅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还在戏曲创作与研究。浦江清先生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与吴梅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龙榆生先生说他“专究南北曲，制谱、填词、按拍一身兼擅，晚近无第二人也”。编校《吴梅全集》的王卫民先生说，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大家，或以制曲见长，或以曲论见长，或以曲史见长，或以演唱见长，就是在昆剧的全盛时期，“集二三特长于一身的大家已屈指可数，集四五特长于一身的大家更为罕见”，然而生活于昆剧衰落时期的吴梅先生，却能“集制曲、论曲、曲史、藏曲、校曲、谱曲、唱曲于一身”，且在戏曲教育上也卓有建树，堪谓奇迹。

　　创作方面，先生在十六岁时，就有传奇《血花飞》之作，以纪念戊戌六君子；三十年间，共创作十四个剧本，现存十二，以先生五十寿诞时自选的《霜崖三剧》为代表，曲律词采俱工，案头场上，两擅其美，人物鲜明而情节曲折，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境界。传统戏曲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艺术，若非具有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方面的较高修养，是不可能取得较高成就的。

　　曲律研究方面，先生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等专著，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制、谱、唱、演的艺术规律。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中国戏曲概论》是放眼全局的第一部中国戏曲通史；《元剧研究》和《曲海目疏证》对剧作家与作品的考证，也有承前启后之功；《霜崖曲话》、《奢摩他室曲话》和《奢摩他室曲旨》等采取传统的曲话形式，广泛评述散曲、剧曲的形式与内容，既为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材料。

　　先生自十几岁就注意搜求戏曲典籍，能购买的购买，能借抄的借抄，积三十年之艰辛，收藏曲籍六百余种，其中不乏精本、善本、孤本，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藏曲大家。他并且利用自己的珍藏，精心校勘，编选《奢摩他室曲丛》，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使这份遗产广为流传。这项工作，应该说是受到朱祖谋刊行《强村丛书》的影响。后因上海“一·二八”战事，使出版中断，传世仅得其半，仍大受好评，以为其选择之精，校订之善，当在《元曲选》与《六十种曲》之上。此后郑振铎先生倡导刊行《古本戏曲丛刊》，就是受到吴梅先生的启发；而刘世珩选辑《暖红室汇刻传奇》，卢前选辑《饮虹丛刻》，更是直接得到吴梅先生的指导。

　　先生还为许多传奇杂剧打下了声情并茂、宜唱美听的曲谱，使一些案头名剧得以登上舞台，重焕青春。这也因为先生有唱曲的功底。魏良辅曾总结唱曲经验说：“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听过吴梅先生唱曲的人，都以为他是得到这份真传的。

　　吴梅先生又是第一个在高等学府专授戏曲课的教师，他把吹笛、订谱、唱曲这些被当时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的内容带上讲堂，言传身教，开创了研究曲学之风气，二十余年间在南北两京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他还热心扶持昆剧传习所，每回苏州，都要前去与老艺人切磋，给学员以指导，被视为他们的知音。在昆曲的保存与提高方面，吴梅先生的功劳不可磨灭。

　　此外，吴梅先生在词学研究上亦有很高造诣。朱祖谋先生曾四校《梦窗词》，而吴梅先生重读《梦窗词》，还能有新的发现。他的专著《词学通论》，寓史于论，史论结合，从格律到作法，多所创见。

　　吴梅先生的日记，自是了解先生生平经历、思想脉络与学术源流的最好材料。惜《全集》中所收《瞿安日记》，仅见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７年间之部分。其时先生主要在南京任教，除详记日寇侵华事变外，不乏读书心得、论学文字及购书藏书活动；尤其是学人聚散往来，令读者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倘有人以此为基础做先生的师友录与交游考，一定可以发现更多文化史上的“失踪”者。此外所记亦多涉南京时事风物，兼及方志掌故，直至市井生活与物价种种，对于了解三十年代的南京，也是极可贵的材料。

　　要全面论述吴梅先生的学术成就，至少可以写成一部大书。让我感触至深的是，如吴梅先生这样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以至一些研究戏曲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创作成就，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要说文学史上的“失踪”现象，吴梅先生身后的默默无闻，是可以作为典型的。

　　这其中的原因，说复杂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而言之，大约有两点。

　　一是二十世纪初，应运而生的新文学，迅速崛起，以其通俗易懂，成为主流。这本应是好事，使中国文学的园地大为丰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人有意无意的努力，将思想以至政治领域的新旧之争，推延到文学领域之中，而且只论形式，不论内容，更不论艺术，一入旧式，即在扫荡之列。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到清代中叶为止，“同光体”已不入法眼，遑论其余。

　　实则在大动荡、大变革、大悲大喜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诗文词曲，无论新体还是旧体，都不乏佳作，都曾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作为南社的早期成员、一贯关心国事的吴梅先生，其作品更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新思想。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人学者，即使不能写作旧体诗词，欣赏旧体诗词的人应当不会比欣赏新诗的人少。所以当时学人对于吴梅先生的成就才会有那样高的评价。

　　其二，旧体诗词曲的衰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和１９５８年的新民歌运动，一则践踏了诗人，一则践踏了诗，共同的是践踏了欣赏诗的眼睛。此后二十年中国可说无诗可读，当然，也包括新诗。在这一时间段里成长以至出生的人，不知道吴梅，不足为奇。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就是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先生相继被发掘而红极一时之际，吴梅先生的曲学成就却依然无人问津，则是源于另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昆剧已经一蹶不振地衰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吴梅先生独步一时的曲学理论，成了屠龙之技。

　　昆剧艺术的后继无人，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一度横行，全民族的传统文化修养的急剧下降，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吴梅先生在《百嘉室遗嘱》中，曾专门谈到后辈的教育问题：“近日小学课程，殊不能满人意。吾意身为中国人，经书不可不读。每日课余，宜别请一师，专授经书。大约《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必须熟诵。既入中学后，则各史精华，亦宜摘读；或主诵《群书治要》者，容嫌卷帙多，且删节处间有乖异，不必读也。十六岁后，应略讲经史源流。”这自是治国学者的经验之谈，但在近半个世纪中，如果有谁重弹此调，除了被扣上一顶顽固不化的帽子，决不会有别的结果。

　　吴梅先生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老师的学业各有继承，出现过一大批一流学者。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尚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的，就有王玉章、任讷、唐圭璋、王焕镳、钱绍箕、王起、汪经昌、赵万里、常任侠、游寿、潘承弼、陆维钊、胡士莹等；其中约一半没有再从事曲学研究，但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重大成就。从事曲学研究的几位，为世所重的，则只是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他们的创作同样默默无闻。

　　吴梅先生曾说到：“余及门人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卢前是吴门子弟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先生衣钵，一生与散曲、戏曲结不解之缘，在曲律和曲史研究、制曲、藏曲、校曲等方面均有成就的一位。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却因被学校解聘失业，生活无着，售尽藏书，终于病死。

　　吴门弟子中能制曲的还有一位孙为霆先生，南京六合人，后来在西安教书，霍松林先生曾从他受教。他在文化革命前印过一部《壶春乐府》，恐怕就更没有什么人知道了。此书三卷，卷上、卷中为散曲，卷下收《太平爨》三杂剧，曾得卢前的盛赞。这或许竟是当代人昆曲创作的尾声了。

　　值得一提的是，吴梅先生对于新诗，就并不排斥。当徐志摩去世时，他曾代穆藕初作挽联：“行路本来难，况上青天，孤注全身轻一掷；作诗在通俗，雅近白傅，别裁伪体倘千秋。”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对此联也很满意，“自觉颇工”，因此记入日记。

　　其实，人文文化的领域是一个累积的领域，一种作品对于另一种作品，只有超越的可能，没有取代的可能。各人头上一方天，并存共荣才是理想的境界。倘若一定要将旧体文学的创作成果抹杀，才能显示出新文学的成绩，那这成绩也就实在可想而知了。

　　１９８４年，吴梅先生的百年诞辰，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活动，在苏州举行了学术讨论会。我手边恰有任讷先生给钱绍箕先生的一封信，说到当年的一些有关情况，摘抄如下：

　　“瞿安老师诞生百年，南京无人号召纪念，吾辈之憾！弟与胡忌（昆剧院领导）拟届期赴苏，加入地方纪念活动，在苏留三日。圭璋病腿肿，不能行动。弟亦患脑贫血症，拟力疾前往。吾兄于此，抑有意同行乎。纪念日在阴历七月廿二日（阳历八月十八日），乞示。”

　　这一年，几位先生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后来只有任先生曾赴会。倘在南京举行，至少唐、钱二先生也是可以参加的。任讷先生是吴梅先生弟子中成名最早、成就也最大的一位。汪晖先生曾写到他对任先生的一些印象，“二北先生早年做过胡汉民的秘书，一九四九年后在四川曾经以卖花生米度日，大概也曾在中学教过书。他来扬州时（引者注：在１９８０年），大家知道他是唐圭璋先生的师兄，吴梅先生的弟子，是扬州师院唯一的博士导师。任先生一生坎坷，性格却依旧倔强，说起话来声音高亢。”省里在扬州师院开古籍整理会议，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请任先生到会，结果“他不请自来，当着衮衮诸公，用拐杖直指中文系主任的脸，痛斥为‘饭桶'”，及至被人劝出，“他摔开搀扶者，边走边骂，手中的拐杖倒立着，直指天空，一步三晃”。

　　与任先生信中所说的“南京无人号召纪念，吾辈之憾”一样，他所争的决非个人名利，而是学术的尊严。

　　１９８６年，吴梅先生遗骨迁葬故乡吴县小王山，并且举行了揭幕仪式，油印了纪念册。主持其事的是苏州市文联。１９９４年举行纪念吴梅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地点在苏州的吴县。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此事被当作一种荣誉而加以宣传，其实是不合适的。它一方面说明，过去我们对于昆曲的保护不力，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如何保护好这一遗产，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昆曲因此得到了某些特殊的保护政策，生存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总是一件大好事。而真正要振兴昆曲，对于吴梅先生这样空前绝后的曲学大师，就不能不给予更多的重视。

　　２００２年，《吴梅全集》出版，书后附有王卫民先生所编《吴梅年谱》。同时出版的还有王卫民先生重行修订的《吴梅评传》。同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梅先生的再传弟子吴新雷先生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词典》。这几件应运而生的工作，无疑将使世人对于吴梅先生的曲学成就能有更全面的了解，也为后人学习、研究、运用这些成就以振兴昆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或可以算是对于这位曲学大师的“失而复得”吧。

　　前几年编撰《江苏省志·文学志》时，听人说苏州尚有吴梅先生的纪念馆，曾专程到苏州去了解，才知道其实只是先生的故居尚在，沦为民居，百嘉室中已无书香可言，设馆纪念更是没有的事。２００４年是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如今昆曲已经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愿先生的故居有朝一日真能辟为纪念馆。

　　我衷心地希望中国文化界对于吴梅先生的这一次“失而复得”，不会再变成“得而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