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家学启蒙 大病引斯入“国”门
    白发，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见饶公是在几天前，85岁的他刚落座就轻声说道：“先得纠正一个重要偏误，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我的老师很多。”与纠正许多历史学方面的偏误一样，饶公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茍。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当时广东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我家里有很多的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到了十几岁，父亲就过世了，我接下了他的两副担子，既要管生意，还要继续做他没做完的学问。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我后来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就会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文气“熏蒸” 书海翻波广寻知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
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上正规的学校成了“副业”，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很广的阅读范围。我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但我是很小就经过了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个是不受限制地读书，广泛积累的基础。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因此，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了。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我早年念《史记》，背《史记》，有好几篇我今天还能背出来，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我当年也是背的。《资治通鉴》，因为年龄太小还看不懂，我就看《纲鉴》。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年，我都能够知道，先后不会搞乱，这个史学基础，我很早就打实了。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饶公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求“阙”穷追 甘以有限探无涯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着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跑”遍天下 气凈心定苦耕耘
    可别以为饶宗颐是个只钻故纸堆的“书蠹”，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还是个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他都去过了。85岁的饶公壮心不已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问：您实践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饶宗颐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饶公向我讲了关于《想尔》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尔》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隋代以前已经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使其重现于世。但原件为英国人掠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缘着线索，穷追不舍，终于想方设法找到敦煌残卷，将正文与注释分别录出，并按《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别章次，进行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补上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这部著作从30多年前首次问世，已经再版多次了。
    饶公是书法大家，在香港许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题写的匾额。他说，做学问与写字做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缘缘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
    饶宗颐又讲佛理了，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像饶宗颐更是满腹经纶，而且许多堪称“绝学”。他们会有后继人吗？
    饶宗颐说：我也很担心这个。连一些专家都认为我“钻”的是“无聊的事情”，也没有钱赚，太傻。以后，谁还会像我这么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里，我就愿意追寻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是兴趣，推着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语言，不同门类的学问。尽管有些事情最终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当然，从长远讲，我也很乐观，因为人类的学问是不会中断的，而且会越来越壮大。

    童心不泯 创新方可树常青
    禅机，让人感到无限深邃、苍老。可饶公谈“禅”，经常活泼得像个小孩子。
    在一次饶公的画展上，有人看着一幅他在香港大屿山盘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想到，饶公竟出人意料地当场在座椅上表演起来，他轻而易举地把双脚盘在了大腿上，脚心向上，连皮鞋都没脱。“这不是计算机合成的。”饶公指着相片对怀疑者说。还有一次，笔者与饶公谈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爷子说到兴奋处，竟也来了一次现场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双脚上翻地打起坐来。我担心饶公扭伤了腿脚，请他赶快复原。他却笑着说：“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没问题。20多岁在印度时就让当地人惊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岁了，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十几岁那个年龄的孩子的心态，还不停地干着那个年龄时有兴趣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因为我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吧，无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贵、贫贱，有钱没钱，都差不多。我都不怎么在乎，不当回事，认为变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动摇我的心。”饶公这样解释他“几十年心态的不变”，而对学问、艺术，他又主张不断求变、创新。
    身兼书画史家、理论家又是实践家的饶宗颐，对中国书画的发展有独到的思考。说起有人担忧中国书画的前途，他说：“这是很多余的。担心自己的艺术没有前途，那是对自己的东西认识不够；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东西认识不透。我年轻时到欧洲看毕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觉得了不起。现在再去看，不是觉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们出'巧'的方法了。其实大师们也不是张张作品都成功，也有许多较生硬，拼凑的。一张作品成功，其它什么都有道理了，艺术评论往往有误于此。”他认为，艺术生命在于无穷的追求，但创新总是有来源的，或者来自传统，或者借鉴别人，绝无“横空出世”的神话。他说，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画家创出了一个被别人承认的面目后，就不断重复，以应付市场的需要，“这样就沦为‘匠’了。”
    “您也画了、写了几十年了……”“是不是担心我也变成‘匠’啦？”大笑之后饶公说：“我力争不变为‘匠’，不断求变求新，窍门就是我尽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对种种赞誉，这位著书近百种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始终淡然处之。他静静地说：“如果像人们说的那样，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我只是这个沙漠中的一颗沙子。我不像别人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好。我还有‘阕’，还在继续‘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