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当我听到翻译家赵萝蕤教授逝世的消息后不禁愕然，实感意外。因为不久以前我还麻烦过她，找她借一张陈梦家先生的相片。

　　 她给我的信中附来相片，并说早就翻拍洗印了几张，这张不必退还了，送我留作纪念。我是为出书作插图用的，现在书已问世，赵先生却去了。

　　 我写过有关陈梦家先生的两篇短文，一篇谈先生的《铁马集》，一篇回忆我与先生往来经过的《一年间》。事先事后，我都不曾向赵先生报告过，还是香港的亲友给她寄来剪报，她才看到。赵先生专为此事给我写信致谢。这使我很感动，以为这正是前辈们为人的风范。

　　 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1956年的夏天。那次由萧乾先生带我去北大拜访几位作家，请他们为人民日报副刊写稿。中午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请我们在教授小食堂吃午饭，赵先生作陪。那时的燕园人不多，周围的环境分外幽静。

　　 赵先生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呆了4年，于1948年12月31日赶回上海。

　　 那时北京已经变成孤城，连飞机都不通航了。不少人正千方百计地逃出了围城，而赵先生却想尽办法，终于在查阜西先生的帮助下，搭乘一架没有座位的军用小飞机，降落在天坛公园的一块空地上。她是名副其实地在紧要关头，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赵先生的父亲赵紫宸先生是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我介绍过他的诗集《琉璃声》和散文集《系狱记》，后者是他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的狱中记实。赵萝蕤先生告诉我她父亲还有两本著作拥有不少读者，一是《耶稣传》，一是《圣保罗传》，不知近年有否再版。她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习英文，并由父亲教她读古典诗词。她在燕大读的是中文系，后又转入西语系。因此，她的中外文学修养都有坚实的基础。燕大毕业后，她又进清华大学作研究生，1937年就翻译出版了艾略特的诗集《荒原》，至今仍是流行的权威译本。在清华她又攻法文，并研究法国文学，用力最多的仍是美国文学。她系统研究过詹姆斯的小说，晚年更倾全力翻译了诗人惠特曼的经典作品《草叶集》。她一生的成就当然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但，她也写了不少诗和散文，可惜由于战争和“文革”的关系，很多剪报都已散失，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只留下前几年北大出版社为她印行的一本《我的读书生活》，主要还是外国文学论文。当时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多收几篇散文，赵先生回答，下一本就该是散文了。

　　 我不知道她生前是否已编好了一本散文新集。

　　 赵萝蕤先生的散文数量可能不算太多，她是属于那种吝用笔墨的人。翻译风格主张直译，写作文风淡雅朴实，没有多余的废话。但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分析、观察。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她为文的真诚。她写在清华教她法文的温德老师，称赞这位教授在学校曾掩护过数不清的“左派人士”，亦与西山的“草莽英雄”打过交道，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同时，她并不掩饰老师教法语时发音有缺欠。在捕捉老师的性格特征时，作者更有神来之笔：“他在中国住了七八十年，两件事情证明他终是个美国佬。一，他把冬天的炉火烧到30度以上，一定要热到穿单衣才罢休；二，他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他却始终讲着地道美国口音的英语，不会说中国话。”（见《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她对老师的尊敬感情全包含在这坦直的叙述中了。

　　 另有一篇《杨刚二三事》也很动人。作者与杨刚在燕大是同班同学，生活道路却有差异。一个是风暴中的女战士，一个是温室里的闺秀。作者诚恳地写出在校期间的这种差异：“我的政治神经发育极晚”、“我们几乎从不谈政治，谈的都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生活琐事，如评论同学与教师等。”“我在各方面都是十分幼稚的。我出身大学教授家庭，上学又很早，是地道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花朵，十分脆弱无知。”抗战爆发后，她们分离了。直到1944年秋，两人突然在印度孟买的大街上巧遇。当时她们都在候船赴美，一个是奉命去美工作，一个是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这时候两位老同学已经谈起了政治，杨刚批评赵萝蕤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思想“愚蠢”，批评了赵的“好人哲学”和“好人政治”，甚至批评赵在抗战的大后方当了“贤妻良母”，一切都以丈夫陈梦家的利益是从。全国解放初期，杨刚又直言批评赵萝蕤是“学院派”、“十足的书生气”。接着赵先生深情而骄傲地说：“但是革命志士和书生也还是可以结成好友的。”

　　 杨刚是我敬畏的老领导，她确有这样直爽强烈的性格；赵萝蕤是我尊敬的前辈，她果真如此善良温和。赵先生无疑地在赞美杨刚的人性，我从她的直白中也看到她的真诚。她们的率真都是一种美，充满高尚的情操。做人和作文，如果离开了真诚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真想多读一点赵萝蕤先生的散文，读了她回忆杨刚的散文后，我建议她何不写一篇回忆陈梦家先生的文章？多年来，人们都很关注这位早年新月派的诗人，而有关他的文章又是那么少。1991年4月6日赵先生给我一信，回答了我的疑问：

　　 德明同志：

　　 三四年前三联书店曾委托我写一本10万字的书，写陈梦家。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他写诗的生涯只有短短六七年，绝大半辈子都是搞古文字和古文献，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什么好写的呢？而且我对考古一窍不通，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建议编一本诗选，写一个一万多字的序，他们又毫无兴趣。只得作罢。情况就是这样。

　　 祝近安。

　　 萝蕤　1991．4．6

　　 书未编成，这宝贵的一万多字写陈梦家的长序自然亦就无影无踪了。真是太遗憾了。至于赵先生不勉强写那10万字的小书，不亦出于一种真诚吗！

　　 冯亦代先生得病前告诉过我，赵萝蕤先生晚年有件快乐的事，她把东城钱粮胡同的旧宅交给公家，得了一笔回报，借此去欧洲做了一次旅行。当年我曾去过那套四合院，欣赏过陈梦家先生搜访来的那些明代家具。我为赵先生晚年的这趟欧洲之旅感到欣慰，不知道她此行是否写有笔记。如果有的话，当又是一组优美的散文。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