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七):东汉隶书

  

第二章 汉代书法

第三节 东汉隶书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1、碑刻
 
  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清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现存西安碑林。清张廷济评:“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较粗,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2、砖刻
 
  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即砖刻,主要又是墓砖。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
 
  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重要的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
 
  (1)洛阳、偃师刑徒墓砖1956年和1962年出土,后者发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砖820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2)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1973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238块,画像砖3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样。一为1976年至1977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140块、画像砖6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纪年。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3、简牍
 
  东汉简牍近年发现渐多,从内容上看,有经籍、官方诏书、屯戍文书等。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法度谨饬,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自然、率真、活泼生动。其中著名的有:
 
  (1)甘肃《武威简牍》
 
  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简。1972年在武威县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92件,其中木简78件,木牍14件。《武威简牍》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2)《甘谷汉简》
 
  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字体为成熟隶书。《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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