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之十四

流民　晁补之

生涯不复旧桑田，瓦釜荆篮止道边。
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郎钱。

　　这也是一首悯农诗。不过这首诗已经不是对稼穑之难的一般喟叹，也不是对灾后赤地千里情景的概括性素描，而是用中、近景乃至特写镜头，具体细致地再现了无家可归的灾区逃百姓采榆钱为食的生活惨状，因此就内容来说，它正好可作为张耒《田家二绝》的续篇。

　　晁补之(1053—1110)，字元咎，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子编修实得检讨官。不久，即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而降官。徽宗时，召还复职，但又因其与苏轼的关系以党论坐贬。于是，他回到老家修“归来园”，自号归来子，有不愿复出之意。但晚年得到平反，出党藉，起知泗州，卒于任上，年五十八。

　　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诗颇具幽婉之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称其诗“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有集七十卷。他自己认为他的著作犹如鸡肋，“食之则无味，弃之则可惜”，因此名之曰《鸡肋集》。

　　这首《流民》诗从《宋诗钞，鸡肋集钞》的编排顺序看，似乎是作于隐居“归来园”之时。这种推测也许不错，因为无论就当时的诗人主观原因还是社会的客观实际看，这首诗的出现都是十分自然的。

　　北宋末年，不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自然灾害又频仍不绝。据《宋史》所记，仁、英、神、哲、徽五朝，几乎没有风调雨顺之年，非早即潦，非涝即蝗，加上吏治腐败，外族入侵不断，因此大批农民只好抛离乡土，成了无家无业的流民。

　　晁补之的这首诗，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切反映。诗人以凝重的情感、苍凉的色调，从一个侧面，记下了生活在十一世纪末的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这首诗中，我们不但听到了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的沉重的喘息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诗人由于忠实于现实因此不自觉地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北宋末年的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生涯不复旧桑田，瓦釜荆篮止道边”。这是诗的前二句。前一句交待了“因”，后一句表现了“果”。“不复”二字，不仅是明确了农民变为流民的必然的无可挽回的命运，也鲜明突出地表达了诗人对于这一现实的强烈的愤懑和对农民的同情。前一句以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有力的概括取胜，后一句以对灾民惨状的具体细致的描写动人。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没有直接写入，而是运用了以物写入的方法，把瓦釜、荆篮这些最能代表流民生活的用具凸现在读者面前，并且用一“止”字勾划了这些典型“道具”的状态。通过瓦釜和荆篮在道边的空斜歪倒之状，暗示其中空乏之状，人们是不难想到其主人的困乏悲苦的情状的。它的艺术作用是不以对一个具体的景物的再现为满足，而是以调动读者的想象为目的，因此它就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孕了无限的意境了。

　　但就诗的文字所描述的场面看，在“道边”所“止”的又确实只是瓦釜和篮子，那末，“人”又在哪里呢？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下面两句：“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郎钱”。原来，人都到榆园拾青荚去了。

　　这样看来，由前二句到后二句，又是由物及人的写法了，即先写物，然后引出人。

　　由物及人的写法，实际上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传统表现技巧。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宋代的讲唱文学以及各代民歌中以人物塑造为中心任务的作品，特别是元代以后的戏曲，多运用此法。这首诗从全篇结构看，当然也可看作是此法的运用。但是，这首诗毕竟不是叙事诗，也不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旨归，因此，只看到其由物及人的一面而看不到其以物喻人的一面，这就好象北方人吃南方菜，只觉其甜而品尝不出其美味了。“青荚”即榆树刚结下的果子。榆树是落叶乔木，其树皮和果实均可用来充饥。树皮要取于老树，剥下磨成粉，搀在麦面中，称为榆麦粉。果实则要取未成熟的幼嫩期，或是用盐拌着生吃，或是和大米小米放在一起熬粥，或是拌以玉米面或白面做成窝头。就像槐树花一样，是百姓喜爱的一种佐食。但这是指作为佐食、副食，饥寒百姓如流民要作为唯一可以充饥的主食就是那么回事了，单纯的榆粉苦涩，难以消化，青青的榆荚也是无法抵挡饥饿的。苏轼说他在“嘉佑年中，过丰，沛，人缺食，乡民多食此(榆皮)”。这种痛苦的记忆，使他一生都很讨厌榆树：“我行汴堤上，厌见榆阴绿。”榆荚还有个特征，即其外形圆薄如钱币。而且是一串串挂在枝头，就像古代使用的成串铜钱一样。所以古人拿这一特征戏说，如唐代诗人施肩吾的《戏咏榆荚》：“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知尔不堪还酒家，漫教夷甫无行处”；清代陈维崧的《河传第九体·榆钱》：“荡漾，谁傍？轻如蝶翅，小于钱样。抛家离井若为怜？凄然。江东落絮天”。

　　晁无咎在诗中也将榆荚与铜钱联系起来：“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郎钱”。沈郎钱是一种极小的铜钱，晋代沈充所造。因榆荚和这种沈郎钱在外形上类似，后人多有将二者连属相比的。唐姚合《题梁国公主池亭》中有云；“素荷花开西子面，绿榆枝散沈郎钱”，李商隐《江东》有句云：“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这些，都是取沈郎钱的轻和小来比喻榆荚的轻巧飘落之态的。可贵的是，晁无咎没有像上面这些诗人那样，仅仅在形状上将榆荚与沈郎钱联系起来，去状物或者是戏说，而是把对流民的悲悯深深纳入其中：诗人强调日暮，这不只是标明时间，而是在暗示从早到晚都在为充饥拾取榆荚，但榆荚并更不能解除饥饿，所以拾了就吃，吃了又饿，饿了再拾，直到榆园日暮，还在不断拾取，无望地陷入这场饥饿填充中。同样地“可怜无数沈郎钱”也不仅仅是两者形状上的比拟，更是对流民艰难人生的悲叹。拾榆荚充饥，就够悲苦了，而榆荚又如此之小，就需要更多的榆荚才能填饱肚子，自然也就需要更多地拾取，这也是流民们日暮还在榆园的原因。诗人字面上是在感叹榆荚之小，内涵则是慨叹流民拾取之艰，生存之难！晁无咎是苏轼的学生，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因悲悯丰，沛民众因缺食多食榆皮因而终生都讨厌榆树，晁无咎感叹榆荚之小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老师是直接说出，学生是用反讽的手法而已！

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郎钱。

　　在表现手法上，诗人在处理从空间位置上很有特色：诗人是有意由点到面，由近及远来铺展画面的。所以，由道边到榆园，就不仅仅是常见的场景的转换，更是为了空间扩大的需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场面，是以“日暮”为其规定的时间，以旷野为其广阔的背景的。空间如此之大，色调(“日暮”)又如此灰暗，这就使整个画面显得无比幽深冷寂，给人以其苦绵绵无尽期的悲凉压抑之感，显然，这都是适应诗人眼前之景，当时之情而来的。所以，以物写入的手法也就自然而然。

　　流民作为北宋末年的突出的社会现象，当然不仅仅为晁补之一人所注意。把它作为创作题材的也还大有人在。如当时的吏部郎中郑侠就曾在奏章中附了一幅《流民图》来攻击王安石的新法，他以为流民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尽管这幅画在客观上对后人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认识作用，但这种带有偏见的认识却削弱了画的思想性，甚至正因为如此，人们也不能不对它所描绘的具体生活场景的客观性，提出某种程度上的怀疑。从这一点来说，晁补之的这首诗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派别的偏见。

　　说到这里，我想把变法派王令所写的一首同题材诗《梦蝗》拿来对读一下，也许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梦蝗》是一首寓言诗。诗人假托蝗虫之口，大胆尖锐地痛骂丁统治者的凶残贪暴。就思想性来说，晁补之的《流民》是不能与之比拟的。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令政治家的气质和年少气盛的个性。也许这正是暮年的晁补之不如青年的王令锋芒毕露的一个原因吧。

　　《梦蝗》的开头便描述了蝗灾发生后的可怕的景象，而且连蝗灾发生的时代背景也毫不回避：“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来，朝飞蔽天不见日，若以万布筛尘灰，暮飞啮地赤千里，积叠数尺交相埋。……嘉禾美草不敢惜，欲恐压地陷入海，万生未死饥饿间，肢骸遂转蛟龙醢。”这种既概括又具体的描写，勾画出的是一幅多么惨重的生活图景！可见诗人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是有着独到的表现能力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这样写下去，那也未必就是一首好诗，因为诗之为诗，是绝不能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自然描摹上的，它必须透过现象，揭示出隐藏在这一现象后面的更深刻的东西。为此，诗接着便写道；“群农聚哭天，血滴地烂皮，苍苍冥冥远复远，天闻不闻不可知。”这样，就把对自然灾害的诅咒，转到对社会政治的批判上来了。

　　然而，更为可贵和难得的是，诗人对统治阶级的批判，是在对自然灾害和剥削阶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上实现的，他认为天灾和人祸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人祸比起天灾，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更难防止，更难克服的，因此它对人造成的灾难也就更加惨烈。所以，诗人假借蝗虫之口沉痛地讥讽道：“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我类蝗自名，所食况有余。吴饥可食越，齐饥食鲁邦。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可见，诗人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认识是多么鲜明而深刻！

　　当然，就对社会的认识而言，王令的这种见解也并不是前无古人的，早在《诗经》的《伐檀》、《硕鼠》中，就有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的剖析。至于杜甫、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作，无疑也会给他以启发。但是，尽管如此，王令的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是不会被湮没的，尤其是他的泼辣大胆，更是他人所缺少的了。

　　那末，我们在欣赏晁补之的《流民》时把王令的《梦蝗》提出来，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当然，我们绝不可把这两人分别作为两个政治集团的代表，然后根据这两首诗思想意义的深浅来评价两个政治集团的优劣，这种比较是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我们的用意只是在于说明，只要是真正关心现实的诗人，他们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运用自己的艺术手段，去喊出接近于人民甚至是代表人民的心声，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确定一首古诗有无可读性的最根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