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之十一 – 国学网

宋人绝句鉴赏之十一

田家二绝句(选一) 张耒

门外青流系野船,白杨红槿短篱边。
旱蝗千里秋田净,野秫萧萧八月天。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因体貌丰肥,人称“肥仙”。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外祖父李宗易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晏殊赏识。张耒幼年就读于家乡学宫,自称“丱角而读书,十有三而好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已传诵人口。十八岁游学于陈州,受到苏辙的赏识,因之结交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神宗熙宁六年(1073),二十岁时中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县尉、咸平县丞,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奔波劳顿,加之父母、妻子此间相继谢世,家境更每况愈下,经济拮据。其诗文“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其间与苏轼、黄庭坚等同门师友,或举酒论文,或同游酬唱。这是张耒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学究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但好景不长,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任上徙宣州,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酒税监督,再贬复州(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建中靖国元年(1101),远贬海南奉召内迁的苏轼病卒于常州。张耒闻讯后在颍州举哀行服,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他在黄州柯山下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以回到故乡淮安。由于晚年长期赋闲,贫病交加,加之秦观、黄庭坚、苏辙、晁补之等师友同道相继去世,心情更觉凄凉,政和四年在寂寞和痛苦中辞世,年六十一。张耒有三子,曰“秬、秸、和,皆中进士第”。张秬、张秸在陈州死于宋末兵乱。张和为陕西教官,在归葬二兄时又被强盗杀害。陆游概叹曰“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宋史》卷444有传,事迹见《东都事略》卷116。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今存的张耒文集以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张耒集》较为完备。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笔记体专著《明道杂志》一卷,有中华书局1985年版。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苏门四学士”中结识苏轼兄弟最早、辞世最晚和文学理论上受苏轼兄弟影响最深的作家。“文以明理”是张耒文学思想的核心,《宋史·本传》说他“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他认为成功之作,应该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做到文理并重:“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主张作家创作应遵循天然之理和情性之道:“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也被当时学者奉为至言。

  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这也是苏轼“词达”观的阐述。张耒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这确实把握住了文艺创作的真谛,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他本人的创作也正因其自立的樊篱,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其创作成就前不及东坡,后不如放翁,除才华有差外,这也可能是痼疾所在。

  张耒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集中今存诗歌一千七百余首,题材比较广泛,其内容可分为抒情遣怀的个人愁叹、关注民生疾苦和西北边事、田园风光和寄赠唱和之作几个主要方面。他能直面社会下层,用自己的诗歌来反映劳苦大众遭受的苦难,由于他长期担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反映面也相当广阔,在他的诗作中,为我们勾勒出一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者群像,这当中有“筋骸长彀”、“半衲遮背”出卖苦力者(《劳歌》),有饿死车下,妻子抱子而泣的逃荒汉(《一亩》);有一辈子不知盐味,守着“坏屋疏篱”靠着“脱粟寒蔬”度日的山间老农(《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也有“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的卖饼孩子(《北邻卖饼儿》),有“试问朱门余酒肉,几人回首念无衣”(《北风》)尖锐的贫富对立画面,也有“昨者飞雹几破屋,颇说四郊妨麦熟。”(《昨者》)对农事的关心。通过这一幅幅悲惨画面,不仅表现了诗人“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悲悯,以及“我身为吏救无术,坐视啼泣空汍澜”(《一亩》)的自责和愧疚。诗人还进一步试图探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持钱粜(籴)官粟,日夕拥公门。官价虽不高,官仓常若贫。兼并闭仓廪,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腾价邀吾民。坐视既不可,禁之益纷纭。扰扰田亩中,果腹才几人。我欲究其源,宏阔未易陈。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

  诗中将造成农民极度贫困化的原因归结为:兼并之家,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朝廷治国无方,无抑制粮价的得力措施,贪官污吏借此损民以肥己。在《送程德孺赴江西》又再次指出“年来屡下宽大诏”而“赤子未免饥与寒”的原因就在于吏治的腐败:“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诗人认为吏治腐败才是造成农民饥寒交迫的真正原因。

  诗人所勾勒的画面和生发的感慨,我们在杜甫的《自京至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卖炭翁》、杜荀鹤《山中寡妇》、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中都似曾相识,说明张耒的这类诗作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而《八盗》则是这个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诗中写八名强盗铤而走险、横行天下的传奇故事。写他们由于对抗官府、劫富济贫,深受民众欢迎、队伍迅速壮大:由八名骨干发展到“其徒新故有十三”,最后是“扰扰坐致几千人”,而且深受欢迎:“朝饭南山民献彘,主人赠刀其姓李。道逢两夫捕鹰隼,胁之以威使从己。晚投民居迫之馈,坐有三夫愿从事”。我们联想到同时代“宋江三十六人”事和河北田虎、江南方腊,但那是民间故事,这却出自士大夫官员笔下,尽管诗中也说到他们采取“胁之以威”也“淫污妇女”,但也许这就是草莽英雄固有的癖性和特征,诗人只是在写实。最后由于小人贪于百万赏钱,致其中二人被捕,但另外六人却成功逃脱,诗人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诗人在《和晁应之悯农》“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这简直就是杜甫“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的北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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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亳州张耒刻石像及纪念亭

  这里选录的是他的《田家二绝》中的第一首,是一首悯农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平直的笔调,再现了旱、蝗灾害后农村凋蔽的景象,在宋人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这首诗很有特色。

  诗所描绘的是一个村庄的灾后情景,用的是“见物不见人”的艺术手法,诗人并没有着眼于灾民的具体的生活现状,因此没有事件的铺叙,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忧虑,是在通过对具体的自然景观的描绘中予以表现的。

  “红槿”,开红花的木槿。木槿是一种落叶灌木,夏秋开花,花有紫红、白色等几种。常见于农村房前屋后,既可观赏,又作藩筒。诗的前二句,描绘的是这个村庄房前屋后的自然景观。孤立地看,这是一幅充满了和平宁静气象的农村八月风光图。“青流”“白杨”,“红槿”三种鲜色,交相搭配,色彩明丽。无疑,在这里我们是很难看到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褒贬评价的。

  但是,到了第三句,随着诗人观察的深入,自然之境与诗人之情突然发生了矛盾。“旱蝗千里秋田净,野秫萧萧八月天”,这是完全不同于前二句的一种新的情境。这种情境对诗的前二句所创造的情境而言,是一个“逆转”。正是由于这个“逆转”,我们才得以明白,诗人在这首诗中,是在运用情境对比的艺术。即在有意描摹自然之美中,来反衬社会现实之丑。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净”字为中心的情境的出现,是诗人的认识的飞跃,也是感情的升华。它凸现了诗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并使这种意识和情感得以丰富化和整体化。于是,我们又会进一步明白,诗的前二句所创造的自然环境的“美”,是诗人有意为之的,它看似对自然的客观描摹,其实却正深藏着诗人的匠心;欲抑先扬,欲否定却先肯定。在先给读者造成一个“信以为真”的“美”的情境之后,突然点出这些“美”景只不过是假象、表象,而其实质却正是冷落荒凉,灾民逃亡后的一派死寂之貌,诗人的创造意图,也就宣告完成了。

  这种创造不同的情境进行对比的手法,在前人的诗词中,也当然是有的。唐人皇甫松《梦江南》词云:“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这首词描绘的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但由于前二句描写的是实境,后三句表现的是梦幻的虚境,因此二者的对比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张耒的这首《田家》通篇所写的都是实境,是同一空间中同时之景。在前后二句各自表现的不同情境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它们之间,既有对比关系,又有承接关系,赖以进行对比的,是诗人对同一地点的自然感观前后感受的不同,因此,前后两个不同的情境中间,又有对对方的映衬和补充,和皇甫松《梦江南》的界限鲜明的情境对比是不相同的。

  也可以说,诗的前二句,是“客观”再现的描写,后二句却是诗人“主观”的再现。因为“净”和“萧萧”这两个形容词,显然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正是在这两个形容词中,我们听到了诗人关心社会同情农民的声音。

  事实上,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当然是有着对蝗旱为灾深感忧虑,对农民疾苦极为同情的鲜明意识的。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往往还使一些诗人无法持冷静的态度,而以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梅尧臣的《陶者》,唐人李绅的《悯农二首》等诗,大多运用这样的表现方法。而张耒在写作此诗时,却是有意把自己的主观倾向隐蔽,让艺术形象说话,所以这首诗的美感比梅、李诗显得强烈。

  有人认为,张耒的这些《田家》诗,是深受梅尧臣的影响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未免使人觉得笼统。因为梅尧臣在他的悯农诗中,追求的是平淡中的古拙,而张耒却是在平淡中强调清新,所以二者虽都讲“淡”,但韵味却并不相同。

  《田家》二绝中的第二首,也是这种风格。诗云:“新插茅檐红槿筒,秋深黄叶已飞飞。滩头水阔孤舟去,渡口风寒白鹭啼。”这首诗是第一首诗的继续和补充,色调更加苍凉,感情也更加深沉。但在布局构思上,与第一首并无不同。而梅尧臣的《田家》却不同,其诗云.“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平淡中带有古朴气,对比之下,我们是不难将它和张诗分开的。梅尧臣一向推崇和主张诗要平淡,他的“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也就成了后人信守的格言。然而,他自己的一些诗,却被后人讥为“不是平淡,而是枯槁”(《诗人玉屑》卷十),可见平淡之境创造实难。然而张耒的这首诗,却确实是一首平淡清丽的歌。宋人葛立方在他的《韵语阳秋》中说:“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读了张耒的这首诗,我们可知此话信然。

  附:哲宗年间张耒受御史攻讦情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八 清·黄以周等辑

  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 清·黄以周等辑

  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因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吕)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往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行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驳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 清·黄以周等辑

  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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