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论语》中“问津”人物性格表征与春秋楚国地域文化特色
【内容摘要】《论语》中的孔子与门徒子路一行在政治游说列国途中，与楚国隐士长沮、桀溺在长江北岸今日武汉东部新洲区“问津”处发生的一场不愉快的特别对话，其实是春秋时期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老子道家哲学与孔子儒家思想之间的一次极为难得的历史性的碰撞、交流与冲突，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桩盛事、大事，展现出华夏文明中心地区与南方文明后进地区南北两类士人知识阶层的不同生存状态与心理，以及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层次性和地域性。这场重大的文化事件，折射出春秋楚人的鲜明性格特征：精神独立，内心强大；攻讦好勇，口刺心善；卓尔不群，率真轻慢；坚守底线，自视高洁。楚国士人怪异品格与个性的形成，是由当时楚国经济社会发展地位和文化风俗决定的。春秋楚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地域文化独具特色：文明进程落后于中原，礼文化尚未布达入俗；信仰鬼神，巫祝盛行；地域辽阔，豪放浪漫；狂野性，土著化。楚国文化精神核心是：爱国、尚勇、浪漫、自强。这种古代楚文化演绎出的现代版形式是“追求卓越，敢为人先”，鼓舞着荆楚儿女创新、变革，自强、有为，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独特的楚国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宝贵人文资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碰撞；性格表征；地域文化特色
【作者简介】夏锐，法学硕士，讲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工部，研究方向：经济文化与价值观教育。
夏新，文化学者，讲座教授，中文核心期刊原主编、编审。曾受张岱年先生十年教诲，曾任北京大学《北大青年研究》特约编委、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全国高校党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在北大、人大、浙大、武大、中大等高校有文化报告、讲座，提出“中国古代文化道德属性”命题、“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先进性论”及“五千年中华文明三种文化形态与两次思想飞跃”观点，被北大学者评价为“国内首次”。
马克思主义以为：本质是现象的本质，现象是本质的现象。春秋战国以来，在古代楚国地界上发生诸多社会政治事件和文化现象。为什么推翻旧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昌？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楚南、楚东接连爆发南昌起义、秋收暴动、黄麻起义三场武装革命？为什么红安县出了200多位将军被誉为“将军县”？为什么诗人闻一多拍案而起为民主喋血？为什么诗人屈原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也是老百姓在长期的实际生活中所习得的一种经验性认知，含有片面真理。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现象只能是某种事物本质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其原因应当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去探求。
时至今日，当代楚人为何仍表现出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特征？这与古代楚国有何关联？古代楚国士人和楚国文化又是什么样的？这实在是一些有趣而难解的问题。幸而春秋时期，孔子师徒在楚国东部问津，所接触的东楚人物及情形被记录保存下来。那些楚人的鲜明性格，正是东楚地域文化在特定时期、特殊人物个体身上的集中表现，却与《论语》中出现的北方士人、陬里乡党大相迥异，反映了彼时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差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认真、深入分析、探讨。
一、问津人物所代表的楚国国民性格特点
西元前551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适逢春秋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周“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统一的周王朝纲纪败坏，诸侯百官纷纷自立为王，华夏大地冒出大小140余个邦国，战乱频仍，社会动乱，人民生灵涂炭，士人心急如焚。孔子师徒为恢复“一匡天下”统一局面，实现“天下归仁”政治理想、决心变革社会现状，曾跋涉数千里，历时13年，先后进入数十邦国，游说七十余位君王。其间曾南至楚国东部，在今日武汉市新洲区邾城地界遭遇洪水淹没渡口，一时迷失方向，即向当地“农夫”打听渡口，留下“孔子问津”一段佳话，并被孔门弟子记入《论语·微子》篇中千古流传，成为反映、研究楚地古代风土民情和春秋士人、隐者生存状况的珍贵史料。
“问津事件”出现在《论语》第十八篇《微子》第六章中，被记载和出现的人物有两方面：一边是孔子和门徒子路、子贡、颜渊等人；一边是楚国士人长沮、桀溺。孔子和子路来自礼仪之邦鲁国，属于中国主流文化中心地区。经过夏商西周三代三千余年的生长、演进，礼文化在黄河以北已有相当发展，可谓蓬勃茂盛，蔚为大观。孔子曾经欣慰地说：“殷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所以齐、鲁、宋是春秋文化发达区域代表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长沮、桀溺所在地之东楚，属于南方，处于蛮野的文明发达滞后地带。所以当孔子、子路师徒与长沮、桀溺相遇和对话时，实际上是华夏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大古文明地区之间、中原齐鲁发达中心地区文化与南方蛮野地区落后文化之间的一次罕见、难得的碰撞与交流，也是老子道家哲学与孔子儒家思想两大流派的一次直面交锋，充分表现出华夏文化的层次性、丰富性、地域性特点。历史真实，特别珍贵。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体系、人物性格和价值取向必然引发矛盾
冲突。这次文化碰撞是偶然的，但两大文化流派、体系的交锋、融合又是带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终于通过“子路问津”事件表现出来。子路是孔子高足孔门十哲之一，在《论语》中出现41次的人物，而长沮、桀溺在《论语》中仅仅只现身一次，但已经充分展示、表现出了楚国隐士的人文形象和心理特点。
我们以为，长沮、桀溺代表的春秋楚国士人有如下个性特点：
（一）精神独立、内心强大
楚国的知识分子士人在乱世中干什么呢？《论语》18.6这一章开篇即已明明白白交代：“长沮、桀溺耦而耕。”这短短七个字已经隐约暗示出了特定人物身份和社会地位。他们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却在事弄农桑，必有蹊跷。台湾国学大师钱穆说：“长沮是传说中春秋时的隐士”，这是很对的。长沮、桀溺为何要种地呢？因为社会动乱，无以谋生，他们方才逃到此处荒野，成为了耕耒之人，非官未仕，自耕自食，在周王朝的体制外徘徊。这一点与孔子有所相同，因为孔子亦曾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做过放羊官、丧葬业吹鼓手。南行至楚国大约是在鲁哀公六年，即纪元前489年，孔子时年63岁，亦已放弃了司寇之职，告别了五年的官宦生涯，不再食君王俸禄。故此时孔子与长沮、桀溺的身份、地位大致相近，皆为庶民村夫阶层。不同的是，孔子名声很大，远播四方，这一点当为长沮、桀溺所不及。但孔子本人从未把自己吹嘘为先知、全知了不得，他倒是曾经客观真实地表白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自我定位就是个普通士人，绝非“生而知之”，所以，他才“使子路问津”。本来按周礼，陌生人不远千里来问路，当地人长沮应当客气对待回答才是。但悲剧的是，社会上有人造神，孔子被“神化”已相当玄乎严重，甚至早已传到楚国。而楚国人务实，对“伪神”是特别反感的，对这类不切实际的吹捧也相当不满。同时因为孔子做过中都宰、大司寇高官，而长沮、桀溺是草民，因此对孔子更加嗤之以鼻。所以当子路上前“问津”时，长沮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回答，而是反问：“夫执舆者为谁？”（那个驾车的人是谁？）这当然是明知故问。当子路回答：“为孔丘”时，长沮就不客气地说：“那么，他就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潜台词是：你孔丘那么高明了得，怎么会不知道渡口了？）虽然孔子在中央文化主流地区得到尊重，被圣化得神乎其神，可是楚人并不买帐。你吹你的，与我何干？礼文化的等级制，尊重威权，在楚人心中，并不认同。“王道汤汤”在这蛮荒之地，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无所作为，真是莫大讽刺！形成这一心理特点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是，长沮、桀溺二人其生产与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为楚国士人如长沮、桀溺之流物质生存上是自养独立的，因而他们精神上不仰仗、不依赖、不信服中央统制权。恰如古代《击壤歌》所反映的那种乡村耕耘者精神状态，那歌词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地而食，何有于我哉？”官府你拿我怎么办呢？可见自耕农人是何等的自信！这正是生产方式落后的楚人精神独立的历史映照。
（二）咄咄逼人，攻讦好勇
为什么长沮、桀溺说话很冲撞很呛人？他的这种富于挑战性心态正是代表了楚人的处事方式与真实性格。楚人好斗好战，史上有名。《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曾经观兵于周之郊区，竟敢问周室九鼎之大小器重，扬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九鼎。”这简直是公然向周王朝中央权威作赤裸裸的挑战。
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楚王当然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性格。
依照古代社会生活常规和礼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有陌生人问路，当地主人应该尽已所知，指点迷津，行地方之便。可是长沮、桀溺非但不如此，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是否是子路他们礼数不到呢？窃以为，非也！子路出生于礼仪之邦的鲁国又受教于孔门，虽然个性有些莽撞，但跟随老师孔丘多年，耳濡目染，应该是知书识礼的。行问之时，必定合乎礼教。可是长沮、桀溺并未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当子路首问，长沮却反问；当子路应答，长沮却再问；当子路再答，而长沮最后的结论是：“是知津也！”（那么，孔子当然应该知道渡口了！）这是哪里话？闹了半天，子路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渡口在哪里”的真正回答。问题没有解决，倒被楚人反答为问，把握了话语的主导权，弄得孔子师徒，求渡不得，反受一番讥讽，好不狼狈。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楚人咄咄逼人、攻讦好勇的性格特点，以及楚文化浪漫罕礼、无拘无束的独特生态。
关于楚人“尚勇”，历史已有认知。司马迁《史记》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何其了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可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政权，却是被楚人项羽、刘邦揭竿而起推翻的。秦国虎狼之师，曾使他国望风丧胆，所向披靡；强大的秦国曾经席卷天下，并吞六国，却被刘帮项羽推枯拉朽，使得秦王朝二世而亡。秦汉以降，楚人骁勇为世所熟知，所折服。
可喜的是，楚人尚勇的风习世代相传，并在近代产生质的飞跃，演进为民主革命精神。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朱德、贺龙又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湘江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湘鄂赣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徐向前在鄂东发动了黄麻起义，贺龙在楚国中部建立了洪湖赤卫队。他们都是农民造反，这都与楚地文化、楚人性格不无相关。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爱国报国不成投江而死的壮举是这种性格的早期代表人物。
（三）卓尔不群，率真轻慢
春秋时期，老子与孔子，既为师生，又同为轴心时代文化巨人，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二人行为作派有极大不同。孔子与乡党打成一片，创办了一所“乡间学校”，向庶民传播文化，播洒文明；孔子又关心政治，行走千里到处游说君王，为实现“安民、安百姓和为政以德”奔走一生。而老子本来在体制内生存，生活相当舒逸，在战乱起时，竞独自一人骑上一条毛驴，不辞而别，隐居他乡，从此不关心政治、国事，奉行着“无为”的隐士生存路线策略，他的高足庄子亦是如此。
为什么老子、孔子生活态度有如此巨大差异？我们以为，这是由于儒道两大流派生活哲学不同，对时局的判断与自我定位不同。儒家看重人的作用，以为世事“在人”，可以有所作为，应当“入世”；道家以为权贵势力根深蒂固，应当上善若水，洁身自好，“出世”为妙。之所以儒道相迥，最根本的是同他们生活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孔子生长于齐鲁，那里是诗礼书文发达之邦。而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里人”，有楚人血统。据刘玉堂、徐文武研究，在“老子、庄子成长时期所接受的教育中，楚国的‘族学’内容占有很大的比重。”[2]老子虽然官至周朝征藏史吏，却不是周天子的信臣，而是与朝廷三心二意，背道而驰。他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否定礼仪，否定天帝，蔑视权威，要回到古代“复结绳记事而用之”。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率真轻慢，恬淡虚无，处处和社会秩序相对抗，怎一个“怪”字了得？但是，偏偏这老庄之道在春秋战国大行其道，两位楚国文人引领了社会风潮。实际上，更早的楚国先人鬻熊，就表现出不服从中央权威的思想独立倾向。这是先辈楚人卓尔不群鲜明性格由来已久的文化滥觞。
所幸的是，这场不期而遇的论战，虽然碰撞得火花四溅，但各方平静表达，和平收场。一场文化大戏落幕，谁也未说服谁。此次争论，只能算是“百家争鸣”的一次热身花絮或插曲而已。
（四）坚守底线，自有品格
长沮、桀溺为何在此地“耦而耕？”他们在对话中已说得明白：“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是真的。太史公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整个春秋形象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无可挽回，士人能有什么办法？这是长沮、桀溺对大势的基本判断和估价。在这样政治险恶的不利形势下，他们自感无能为力，无法补天，不能兼善天下，他们的选择是“独善其身”，这正是“无为”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是古代知识分子看不见未来、看不见群众力量，找不到道路途径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举措。
但是长沮、桀溺有可敬的地方，他们襟怀坦荡，甚而向陌生人孔子师徙和盘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判断与担忧，是最深层的私密的心里话，表现了楚人“救世不成”“救人有责”的一种情怀襟胸。虽然偏狭，但没有私利，更没有“引君入瓮”和“落井下石”的下三滥。长沮、桀溺的品格是清白的，高洁的，可贵的。他们发自内心地以为他们选择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希望朋友、他人，甚至是远方来的陌路人得以效法行之，明哲保身，以求平安，得生存。窃以为，这是与孔子“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境界目标同样高耸人云！值得赞颂。
因此，虽然长沮、桀溺逃避社会责任担当，但是能坚守士人气节；虽然他们以为世道悲观，政治乱局，但又没有自暴自弃，误入岐途，危害他人；更没有为虎作伥，没有上山为强，下水为盗，而是洁身自好，自耕自食，坚守道德底线。这种楚国士人品质十分难能可贵。
长沮、桀溺与孔子性格看似截然不同，甚而相反，很不近人情，实则与孔子有相似相通之处。孔子主张“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长沮是“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二者都因为看到礼崩乐坏，社会动乱，庶民罹难，而内心极为痛苦，只是对病态社会作了消极选择和反映方式。孔子的方式是拯救，改变，参与，乐观；长沮是逃避，隐居，自洁，悲观。孔子是入世，长沮是出世。孔子师徒是觉悟者，少数；长沮桀溺是“无为派”，少数，却被后代竹林七贤嵇康等人传承，很有市场和拥泵。
二、东楚地域文化的若干特色
同为华夏宗族，为什么楚人性格与中原地区的人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马克思说：“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钱穆以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3]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人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语言特色、价值观念，也形成了不同的个性特征以及行为规范。楚国和楚士人正是这样的情况。
春秋楚国的生产方式当然较周朝统治的核心地区中原落后许多，当时，中原已经使用畜力牛耕，而孔子师徒眼见楚国东部仍是依赖人力“耦而耕”，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差异必然要反映在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上。
我们以为，楚国东部地域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明进度后进于中原，礼文化尚未布达入俗。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礼文化”是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体系，纪元前千年时代，世界其它文明尚未有与礼文化比肩的文明成果。中华礼文化是发轫于夏朝，成熟于商殷，盛极于西周。礼文化是夏商周三代的主导文化形式和主流意识，礼是法度，是纲要，是准绳。一部《礼记》可以窥见“礼”是如何维护着奴隶社会的森严等级制度，又如何深刻规范着各类人等的社会生活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经过从夏朝到西周三千年的贯彻维护，礼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早已上位威严，后来更演化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桎梏。它是和社会进程一同行走的，它也是文明的成果和表征组成部分。
夏商王朝时期统治中心地区的镐京、渭水、中原，也是礼文化的圣地辖区。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语言迥异，礼文化尚未广泛传播到广袤辽阔的南方地区，周朝对南方的统治尚力有不逮。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哪里？纪元前21世纪，禹王逝世后，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了任人唯贤的禅让制公天下制度，开启了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建立了夏朝。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其中心地区在北方伊水、洛水流域。《国语·周语》说“当伊、洛竭而夏亡”，可以佐证。伊、洛距南方遥远。政不及南方。而商朝则以豪和安阳为中心，有10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仍不及楚。商灭亡后，周武王定都于镐京和丰京，政治文化中心北移。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使国家制度在地域上广泛播布的高峰期，把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实现国家化，甚而最终将早期比较独立的国家楚国的部分地区并入周朝的国家体制中。这当是楚国第一次与中央政权发生政治关联，是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楚国并未整体归顺。
楚国有特殊的政治进程。楚国的先民是三苗，大约从夏代起，他们由于部落战争的原因，开始从中原地区往南方迁徙。他们中包括了楚国王室的祖先。楚王室的血统可以追索到三皇五帝时期的颛顼和祝融。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楚王室所属的芊姓的始祖是祝融的从子季连，约在尧帝时代。而到季连后代穴熊时，迁徙开始，与中原国家的联系也趋于阻隔断绝。到商朝前期，楚国与商朝国家之间也只有偶尔发生一些松散的接触联系。楚国虽然承认商王朝国家存在，但并未接受商朝统治，令商王不满意，结果导致了武殷讨伐。据《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讲的即是此事。纪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武王”标志楚国国家制度真正确立了，但并未得到周王室承认。楚国处在中央视野之外，前后约千余年。这么长久与主流政治、文化圈疏离，毫无疑问，楚国已被政治边缘化，文化“土著化”了，中央政治未达楚地，中原礼文化亦难于进入、布达和渗透到楚国社会生活之中。
（二）巫祝盛行，信仰鬼神
人类文明初期，由于认识水平肤浅和生产力低下，原始人类都是对自然界充满恐惧、迷信和崇拜的，因此世界各地的部落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神祗。在中国，史书记载“殷人崇鬼”、“周人重鬼神”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到春秋时期，由于儒家的出现和新学说创立，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尊重人和远鬼神的态度，影响了商周以来尊神崇鬼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华夏文明中心地区文化风潮渐渐发生衍变，但是这种改变尚未波及和影响到中国南方楚国的广大地域。此时，楚国先人尚在同狂风、暴雨、莽林、猛兽、烈火作生存搏斗。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人们显得特别渺小无助，任其摆布，因此，只有寄希望于神的欲求反而更强烈。尤其是南方密林容易引发山火，漫山遍野，吞噬一切，故而楚人造出火神祝融这个特有的地域神，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与迷信相关的是，楚地巫祝盛行。因为楚人不仅生存于莽林大泽之自然环境里边，亦生活于充满殊异的神鬼世界之中。上至楚王，下到庶民，大到国家政事，小到长疖生疮，日常生活一举一动均须请教神祗，探知神意，得到容许。楚怀王曾经“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神助，却秦师”。屈原的《九歌》就是代王室祭“东皇太一”的祭歌。上行下效，老百姓当然更是以鬼神是瞻了。古楚国的湘西鄂西鄂东地区，历来多蛊鬼巫祝，大作家钱钟书笔下对湘西这类地方文化怪象多有记述。在湘西鄂西武陵山、鄂东大别山及长江以南，解放后仍然巫祝盛行，甚至在改革开放数十年后，巫婆、八卦、附神的遗风仍在。笔者2011年暑期到蒲圻，亲眼目睹村民围在一起，扶乩、画符、念咒语，请神仙，求问儿女高考的命运之事。那里到庙宇里，向菩萨烧香、磕头、许愿、祈求的行为，在老年村民中十分普遍。这实在二三千年前先辈楚人遗留下来的独特古文化风景。
奇妙的是，楚地虽然崇巫惮鬼，经常行卜，却不以为卑而以为傲。楚人确信自己是神的远裔，还是火神的嫡亲，故他们非常喜欢红色，而孔子说“周人以栗”。楚人又“好细腰”，审美观与中央文化区别有不同。
（三）心气高远，豪放浪漫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军事、文化崛起，确有地理之利。楚有云梦泽，浩瀚若海；楚有长江，波浪滔天。这大江大湖铸就楚人博大襟怀。楚地比中原更容易接近海洋，感受环宇气息。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楚国是水文化，中原是山文化。山是磐固，守定、阳刚；水是流动，浪漫，阴柔。“无为”即是阴柔，即为水。水的可塑性极大，故“无为”的空间极大，可伸可缩，使人生从容进退，漫步其间。这可谓就是楚人生存哲学、浪漫情怀之客观基础。因为浪漫只有与水相伴才能生成飞跃出来。
楚地森林湖泽多，因而动物繁多。墨子《公输》云：“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这是楚国人傲视天下的物质基础。物产丰富，又成为商业繁荣的前提条件。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赞赏的笔调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这江湖地理、舟楫之利和物物交易，必然要反映在文化上。《诗经》主要是北方邦国文化聚成，《离骚》则是南方楚国文化结晶。故而有了中国古代两大诗歌流派典籍《论语》和《楚辞》，虽风格迥异而南北交辉，相映成趣，同为中华乃至世界的诗歌经典。
那么，《诗经》收录各国歌谣，其风格比、兴、赋大体相近，而《楚辞》为何显示出浓郁的地方色彩、独树一帜呢？这就要从楚国民风国情上找原因了。宋人黄伯恩在《新校楚辞序》中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南北士人不同，文风有异，“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楚越有放浪形骸之人。”清代经学家刘师培以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诗歌文化作品不过是不同社会生活在文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已。所以“盖山国之民，修身力行，则近于儒；坚韧不拔则近于墨，此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山国之地也。楚国之土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藐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如（楚狂人）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溯其起源，悉为老聃之支派。此南方之文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也。”这刘师培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
楚人又心气高远，好仰视高天，率性浪漫，有例为证。1949年长沙陈家山楚墓出土的一幅人物龙凤帛画，经考据其实是一幅龙凤引魂升天图。画面上龙飞凤舞，一位贵妇人双手合什，双脚立于大地之上，作升天状。这就是楚人男女襟怀追求，精神状态，如此博大浪漫高远。为何楚人性浪漫？一是楚地广袤无边，容得下浪漫情怀。楚国地域辽阔，几乎占据彼时中国东南半壁江山。虽生产力落后，但物产富饶，生存无忧，有大把时间放歌休闲，哪里像北方治理成熟，税收规范，负担沉重，人们土里扒食，啼饥号寒，日夜辛苦呢？《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赢蛤，不待耕而足。地艺饶食，无饥馑之患”这种地理条件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容易生存的环境，也成就了楚文化的浪漫色彩。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也是富于浪漫的。楚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极其重要的一支脉，它大大丰富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后来发展成为了汉文化的共性，楚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
（四）土著化，狂野性，剽悍蛮勇
楚国是春秋时期的另类，举国上下散发出一股土著化、狂野性气息，一种剽悍蛮勇民风。纪元前704年，楚国国君熊通“自立为武王”（《楚世家》），最终确立了楚国国家制定。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楚国国家立国进程中“土著”地方自发因素的作用。而楚国人在周朝发达的中原人眼中一直是落后的“荆蛮”“南蛮”人群，因为中原地区土地早已是世代耕种的熟土，而南方野莽苍苍，野兽成群，开发迟缓，农业滞后。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生产生活等等，都未曾像齐、鲁、燕、韩、赵、魏诸国那样经历过千年礼文化的教化、熏陶，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一书中注释说：“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由此可见，楚人在中原人心目中原始、落后、野蛮的形象和深刻印象可知了。匪夷所思的是，楚人上下并不“以蛮为耻”，西周时期楚君熊楚渠就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至春秋时武王又放言“我蛮夷也！”。上行下效，楚人独特的自大自傲心理是如此之与原始、土著习性搅合，实在是根深蒂固。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篇》中也说，南方楚国地区较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这一点仅从人们的婚姻习俗可见一斑。[4]夏商周时期，华夏社会婚姻习俗是野蛮、原始甚至残酷的。但到春秋时期，中原发达地区婚姻观念和行为悄然变化，《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有“子谓公冶长，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以其兄之子妻之”的记载，说孔子自作主张将女儿和侄女两个女孩先后许配与弟子，这似乎已经有点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新风俗朦胧发轫了。
但是在南方地区的楚国仍保留着抢亲、滥交这些原始婚俗。闻一多先生在《诗经的性欲观》中说，“《周礼》讲‘仲春三月，会令男女之无夫家者’，到一个山凹的旷野集聚，吃呀喝呀，唱啊跳啊，然后双方看中了，马上可以自由交媾起来。”[5]闻一多是楚国东部人氏，他的这一观点里头应该是参入了诗人家乡生活见闻的感性认知。闻一多是湖广黄冈人氏，楚地东南。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直到20世纪初叶仍保留有混婚、抢婚等原始风俗习遗。据学者考证，楚国前期的政治体制有浓厚的原始社会组织痕迹，后期再发展为农奴为主体的政体，这与中原地区各国的奴隶制国家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政治后进，礼仪不彰，教化滞后，这就是楚国民风习俗土著化、狂野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但是楚文化特色鲜明，它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长于歌舞，与信鬼好祠，重神厚巫结合着，散发出原始文化粗狂、野性的独特魅力。并且，楚文化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展而面向更广大地区扩散，产生了广泛影响。鲁迅评价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楚文化对春秋士人的心理影响可见一斑。
楚国文化习俗的另一个特点是“蛮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评价说，“楚越则有三俗……其俗剽轻，易发怒。”这也许跟南方气候有关。《诗经》云：“七月流火”，气温升高，火使人躁；又多暴雨，连日不开，心情不爽。胡应麟《诗薮·内篇》[6]说，诗人屈原“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词”，做出了大无畏的投江行动。哲学家熊十力曾以为“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而蕲春、黄冈两地，正是处在孔子问津的东楚地界。楚人狂野尚勇，不仅有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勇猛善战，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楚湘地区涌现出无数战斗英雄、红军将领，更是名扬天下，永垂史册。
三、问津所蕴含的楚国思想文化精神核心及其演进的现代形式
孔子问津与楚国士人的所接触、交流虽偶然而短暂，但其中的思想文化蕴含极其丰富，深刻。历史上，楚国八百年创造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甚而成为了先秦时期南方思想与学术中心。刘玉堂、徐文武的《楚国文化与学术研究》以为，在先秦时期，中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思想与学术中心。[7]我们以为，这是相当符合历史真实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在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可见当是时楚国文化情景之繁盛，文学地位之高居。文学史上曾有过楚怀王携宋玉、景差游于兰台之宫而发“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风论”，传颂百代，更遑论楚人屈原绝代诗作《离骚》了。
那么，楚国文化的精华、优秀在何处？有今人张正明将其概括为“六大要素”，即：1.青铜冶炼；2.丝织刺绣；3.髹漆艺术；4.老庄哲学；5.屈原诗歌；6.美术乐舞。这六大要素中，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楚人在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是楚文化的标示性要素，代表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高峰。[8]窃以为，这六点是对楚文化的精准概括和恰当评价，是近年来楚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但是，学术界对楚文化的整体认知远未完成，特别留有两点缺憾：一是未有关于楚文化精神核心的科学概括、表述；二是未有关于楚文化传统弘扬、演进的现代版形式描述。这恰是楚文化研究学者必须的担当和待突破的节点。笔者不避浅陋，在此抛砖引玉，有两点浅见：
（一）楚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核心为“爱国、英勇、浪漫、自强”。
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固有属性，楚文化尤甚。楚文化哺育出屈原、闻一多这古今两位爱国主义诗人，决非偶然。屈原是楚人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只可惜他“报国未成身先死”。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浓烈的；又是行动的、文学的、惨烈的，可谓是将爱国与浪漫、忠贞、刚毅、诚勇完美地结合。对此，这位诗人在《国殇》中有发自肺腑的畅酣淋漓的表述：“诚继勇兮又以武，终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真是气壮山河，感天地，泣鬼神！他投江一死是以极端的方式警示后人不应贪腐、享乐，而应进取、强国，是以退为进。由此可见，屈原是爱国、英勇、浪漫、自强文化的创造者、践行者，屈原也是楚国壮丽、伟岸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形象。他的精神其实就是《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华夏民族精神。可喜的是二千年后，更有一位楚人后生发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旷世豪言。试问，这种自信自强精神状态，古今中外，其谁能及？
（二）楚国文化精神演绎的现代版形式：敢为人先，走在前列。
在长江中游江汉交汇处的这块古楚国土地上，既有过春秋战国八百年文化辉煌，又有湖北新政的近现代光辉。湖广总督张之洞治鄂创立中国近代最大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走在了旧中国工业化探索前列。使湖北成为彼时的东亚工商业先锋，武汉成为“东方芝加哥”，进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湖北身处内陆，不在沿海开发地区之列，但是，荆楚儿女没有时间长久抱怨、彷徨，而是解放思想，凝聚力量，开启智慧，弯道超车，奋发有为。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他们将古代楚文化精神弘扬、演绎出时代新篇章，即“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湖北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如今这种精神已吹拂荆楚，响彻全国。它推动湖北经济、社会、文化迅猛发展，接连进位超越，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焕发出时代光华。而在当下，湖北人民正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这些正是古代楚国先人优秀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弘扬的鲜活、卓越体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刘玉堂、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3]杨天宇.礼记注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诗经[M].北京：万卷出版社，2010.
[5]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2006.
[6]班固.汉书[M].上海：中华书局，2007.
[7]孔丘.论语[M].上海：中华书局，2006.
[8]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