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祭词研究》

内容简介

　　在《诗经》国风中，约有近百首诗实际上是中国上古祭祀乐歌的歌词（祭词）。雅、颂诗多为商周上层社会的祭礼乐歌，国风这部分诗篇则是下层社会（国人）的祭祀乐歌。以往《诗经》学的认知困境：由于东周五个多世纪的“礼坏乐崩”，形成回溯性研究的认识屏障。这导至两千年来注释者的猜谜状态（平均一诗十解）。本书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契机：通过对其他民族祭祀仪式与古代中国祭祀制度的比较研究，获得找回国风祭词本义的认识线索。本书据此正面解读《诗经》国风60首诗篇。

　　本书已初步构建一个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严谨的《诗经》研究路径。本书对60首国风祭词本义的发现与证明，应是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重要进展。

 

作者简介

　　张岩，男，1954，祖籍江苏盐城，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主要论著：《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对孟姜女传说的再认识》（《文艺研究》1991年第6期），《原始社会的收获祭礼与诗经中有关篇章》（《文艺研究》1992第年第6期），《外婚制与人类社会起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社会组织与亲属制度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结盟事件：部落与早期文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2辑）。《图腾制与原始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目　录

　　第一章　诗经学认知困境
　　第二章　祭祀仪式基本特征
　　第三章　注释前的准备性研究
　　第四章　国风祭词选释（上）
　　第五章　国风祭词选释（中）
　　第六章　国风祭词选释（下）
　　第七章　学术史个案研究（上）
　　第八章　学术史个案研究（下）
　　第九章　注释质量的甄别
　　附录1　《诗经》60首诗篇注释质量甄别资料
　　附录2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序　言

　　一

　　在《诗经》国风部分，有百余首“诗旨失传”（姚际恒《诗经通论》）的“疑难诗篇”。寻找这些诗篇的本义（诗旨），是汉代以来《诗经》学的主要工作。此项研究的基本特征是“一诗十解”，也就是在两千余年来（包括民初学者的“情诗说”）平均每首疑难诗篇出现十个左右彼此不同的传统解说。这是胡适先生准确指出的“猜谜”状态。

　　这种情况的成因，是在西周与东周之间以及东周数百年间剧烈且旷日持久的社会变迁导致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完整性发生消损。消损发生后，人们已经不知晓这些诗篇的产生时代（包括该时代的社会形态、制度和宗教观念）及其产生之初的性质与用途。这是汉以来学者在“诗旨失传”后重建诗义的认知困境。《诗经》雅颂部分大多数诗篇不存在这种情况。

　　诗本义为A，非本义性质的诗义解说为B。当B类注释与诗文字面含义发生抵牾，汉代以来注释者发展出一套“强经就我”的方法。例如，借助“比兴解诗法”，注释者不仅有理由将诗文中任何语句（甚至是通篇诗文）判定为比喻性内容，并可随意选择“比什么”。再如改字为训、增字为训等等。依据本书第七和第八章（学术史个案研究上、下）的举证，可以通过大量案例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在认知困境中捉襟见肘、苦苦求索的悲剧性学术史。

　　二十多年前（1988年），笔者在阅读弗雷泽《金枝》时注意到，《诗经》中一些诗篇与一些原始民族的祭词内容和祭祀观念比较接近。于是在二者间作更细致的对比分析。由此得出初步判断：《诗经》中至少有几十首诗实际上是我国上古（夏商西周）祭祀乐歌的歌词。此判断表明《诗经》整体内容应有的一致性：雅颂诗篇主要是商周上层社会所用祭祀乐歌，而国风这部分诗篇则是下层社会（国人）的祭祀乐歌。

　　此事令笔者感到非常震惊，这意味着汉以来研究者对这部分诗篇的诗旨解读有可能完全搞错。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对上述判断作简要说明。第一篇是《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1年第3期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5期转载），第二篇是《原始社会的收获祭礼与<诗经>中有关篇章》（《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

　　由于问题十分复杂，完成相对完整的证明尚需进行许多艰深的基础研究。一是对部落社会的研究，包括部落制度和原始宗教观念的构成和起源、祭祀仪式的存在范围及其基本特征；二是中国古代文明在部落社会基础上的形成历程，礼乐制度的性质和特征，祭祀仪式在礼乐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及古代中国祭祀观念的构成情况。

　　由于这两项研究的既有成果远未达到相对成熟的水平，我只能通过阅读文献熟悉这些领域并自己动手展开研究。比如人类学方面的长篇论文：《外婚制与人类社会起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中国社会学》第七卷转载）、《社会组织与亲属制度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中国社会学》第七卷转载，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结盟事件：部落与早期文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2辑）。

　　要之，我的研究始于二十多年前关于《诗经》祭词本义的一个初步判断。在为解决此问题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中，我已完成一系列相关研究。包括十几篇长篇论文和五部专著（《图腾制与原始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下面概述本书基本内容。

　　（二）

　　第一章（诗经学认知困境）：介绍此项研究的缘起、主要思路和已完成的准备性研究。简述《诗》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的主要用途以及传统《诗经》学的认知困境。考察汉以来《诗经》学者研究方法和注释结论中存在的悖谬。讨论对《诗经》注释质量进行严格甄别的客观标准。在前人基础上归纳《诗经》学主要方法、认识途径和认识素材。

　　第二章（祭祀仪式基本特征）：简要说明祭祀仪式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存在及其研究背景。用三个步骤完成正面解读《诗经》的准备工作。前两个步骤是归纳中国之外（古代印度、埃及、希腊、希伯来以及东北亚近代原始民族等）较早期祭祀仪式及其宗教观念的主要特征，第三个步骤依据先秦文献考察祭祀仪式在古代中国礼乐制度中的存在情况、仪式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国与其他民族早期祭祀之间，在仪式程序和宗教观念等方面存在许多彼此对应的共有特征（包括一些细微末节的相近或相同）。由此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性依据。

　　第三章（注释前的准备性研究）：讨论“子”字（在《诗经》六十余首诗中出现二百余次，是其通篇含义的核心内容）的初文与初义。对本书讨论过的祭祀案例的一般特征作现象归纳，其焦点是祭祀情境和祭词内容。

　　第四、五、六章（国风祭词选释，上、中、下）：在本书此前研究基础上逐字逐句正面解读《诗经》国风部分（准确说，其中还包括小雅部分两篇）的60首诗篇（祭词）。

　　第七和第八章（学术史个案研究，上、下）：针对本书已完成注释的《卫风·有狐》等六个案例，考察汉代以来《诗经》学研究“纷纷无定解”（一诗十解）的“猜谜”状态。由本书附录1（《诗经》60首诗篇注释质量甄别资料）可以了解到，上述“猜谜”状态普遍存在于本书已注释的60首诗范围内。两千余年来，许多优秀学者一直在试图纠正旧说的谬误，但又无法摆脱另立新说的捉襟见肘。这是在认知困境中苦苦求索的悲剧性学术史。

　　第九章（注释质量的甄别）：本章前两节讨论《诗经》研究的两个基本路径。

　　一是据史求义（第一节、据史求义的主题甄别）：（1）对先秦文献全部相关史料进行完整的归纳、疏理，以此作为判断疑难诗篇主题属性的重要前提。这些礼乐制度方面的历史证据虽不能确定《诗经》疑难诗篇是什么，但却足以确定这些诗篇不是什么和更可能是什么。（2）更加开阔的认识视野和更加缜密的认识步骤。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展开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其他民族的古代史和民族志材料。

　　二是据文求义（第二节、据文求义的客观标准）：（1）采用欧阳修（《诗本义》卷八）提出的注释原则：“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2）阐述据文求义原则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规范：要求注释者对《诗经》文本（语义和字义原有情况）作为客观对象给予足够的尊重。（3）在本书注释环节严格恪守这一原则。

　　据史求义和据文求义既是《诗》本义的探求途径，同时也是《诗》本义的证明途径。本章第三节简要陈述本书已经完成的据史求义步骤。本章第四和第五节（注释质量的具体甄别，上、下）在此前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对《诗经》注释质量进行严格甄别的客观标准。依据五个标准对注释质量进行具体甄别。甄别对象包括传统注释结论和本书注释结论，甄别范围是本书已完成注释的60首诗篇。

　　传统《诗经》学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从来没有完成过一次足够完整、严谨和客观的据史求义过程。不仅如此，汉（鲁齐韩毛）、宋（朱熹）以来一些学者为给其诗旨判断提供合理性，都进行过系统性的曲解史料和虚构历史，包括汉儒提出的“王官采诗说”、“风雅正变说”和“美刺解诗法”，还有朱熹对孔子“思无邪”的刻意曲解以及胡适先生所说的“《诗经》不是一部（神圣）经典”。

　　其二，当疑难诗篇字面含义对注释者的给定诗旨构成障碍（解不通），传统《诗经》学注释者选择“窜改经文以就己意”。其窜改《诗经》文本的主要途径：采用“比兴解诗法”改变语义（具体是将不合己意的诗句转化为“义无所取”的发端语或比喻性内容），用借字释义（滥用通假）或牵强注释改变字义（就甲通乙则训为丙，就甲通丁则训为戊）。

　　上述甄别提供一组反差鲜明的具体数据。例如，在60首诗范围内，传统注释结论中共有40首诗（88字，实际出现字数是140余字）存在借字释义和对字词含义的牵强注释。本书则是将40首诗中的140余字全部改用先秦字义进行注释。再如，在60首诗范围内，传统注释结论中共有37首诗存在比兴类注释，共涉及200个诗句。本书则将这200个诗句全部作为诗文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纳入注释结论。这些甄别数据可以明确展示本书注释与传统注释在注释质量方面一优一劣的显著区别。

　　（三）

　　本书的研究起点是找到一个摆脱两千余年来《诗经》学认知困境的契机：通过对其他民族祭祀仪式与古代中国祭祀制度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归纳，由此获得找回这部分疑难诗篇本义（祭词）的认识线索。这些线索存在于传统学术回溯性研究的“盲区”之中。本书已经初步创建了一个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严谨的《诗经》研究途径。本书对60首国风祭词（包括小雅部分两首）本义的发现和证明，应是汉代以来《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进展。《诗经》中疑难诗篇的大致数量是一百二三十首，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展开。

　　本书研究应归入历史学，属于古代史和古代社会的认识范畴。在古代社会结束后，其研究者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由于时过境迁导致的认知屏障。不仅汉代以来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受困于大跨度时间阻隔的藩篱，在西方古典学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境遇。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最容易发生的失误就是以今例古。针对此类问题，法国学者库朗热（1830－1889）强调指出：“阅读记载过去时代的东西，要用他们自己的眼睛，不要用我们的眼睛。”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一书撰写于150余年前，是西方古典学具有持久影响的重要著述。盛洪先生在对该书的书评中注意到，库朗热描述的西方上古历史与中国上古史“惊人的相似”（《中国与西方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读书》2014年第5期）。其主要相似点，是祭祀仪式在整合社会组织和维系社会运行方面的重要功能：“在古代社会里，祭祀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古代城邦》，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限于篇幅，本书没有正面讨论祭祀仪式在西方古代社会的重要功能。《古代城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希腊、罗马的早期社会中，各级社会组织（例如家庭、氏族、部落、城邦等）都有其固定举行的祭祀仪式，祭坛和神庙是社会组织的中枢，参与祭祀是社会成员的合法依据，主持祭祀是各级首领的首要身份（是其行政权力的宗教依据）。在祭祀者宗教观念中，祭祀仪式的飨食环节是人与神的“共餐同饮”。城邦在开战之前要举行祭典祈求神佑，甚至载着神像投入战斗（动员士气，号令军阵）。我国古文献《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希腊和罗马的早期社会。这是古代社会的“神权政制”。

　　库朗热在书中简要讨论了古代希腊和罗马城邦的由来：“部落联合之日，也就是城邦形成之时。”（《古代城邦》，第117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史判断：更大规模古代社会的形成基础是彼此独立的小型部落社会。涂尔干是库朗热的学生，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是对库朗热上述判断的拓展性研究。该书具体考察澳洲原住民（近代最原始的人类成员，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部落社会的祭祀仪式（Intichiuma），将其确认为古代社会“高等宗教”（祭祀制度）的形成基础。

　　莫斯和于贝尔是涂尔干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们合著的《献祭的性质与功能》一书是对库朗热相关研究的补充。库朗热《古代城邦》主要研究祭祀仪式在希腊和罗马早期社会中的重要功能（社会纽带），《献祭的性质与功能》一书则在更大范围内正面考察祭祀仪式的构成情况与共有特征。该书将吠陀时代印度献祭作为“研究基础”，并提供与之相关的辅助性案例（主要来自古代希伯来、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宗教）。通过对各民族祭祀仪式的比较研究，该书最终确认在世界范围内的早期祭祀具有“类的统一性”。可以这样说，莫斯和于贝尔的上述研究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基础和方法范例。

　　（四）

　　在以百万年计的时间内，早期的人类生活在动物性群体中（类似黑猩猩的多雄多雌群）。从这个起点到部落社会，再从部落社会到古代文明，西方学者的此项研究始于十九世纪中期，其学术重镇主要在英国（古典人类学）和法国（从库朗热到涂尔干社会学年鉴学派），还包括博厄斯进入美国之前的摩尔根。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此项研究逐渐冷落下来。其原因很多，包括古典时代早期文献的匮乏。这是库朗热在试图重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形成历程时已经面对的局面。

　　在地中海沿岸及其以东地区，相继形成规模不等的若干个古代文明（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希腊、罗马、印度等）。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这些古代文明不可避免地挤在一起，其势力范围彼此交接。因此出现更多的战争和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变迁，进而导致早期文献的严重散失（包括一些早期文字成为不再使用的“死文字”）。

　　中国古代文明（夏商西周）形成于“远东”，周边无匹敌。东周数百年的主要战争发生于西周王室册命的诸侯之间，秦、汉帝国建立在周王朝的疆域之上。中国的文字从未断绝使用。汉武帝独尊儒术，专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自此以往，这些文献一直是主导中国文化的神圣经典和显学。因此，虽经长期战乱和秦火，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献保存（包括文字的可辨读性）要相对更好一些。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的文献条件也要相对更好一些。比如说，汉代以来的《诗经》学研究者虽然误解了大部分国风祭词，但毕竟文献本身被高质量保存下来，毕竟其文字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辨读性。这是后人可以解决问题的起码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先秦文献据史求义，可以通过高质量保存下来的《诗经》文本据文求义。

　　当然，中国学者的文献条件只是“相对”更好一些。为解决《诗经》学认知困境，我们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认识线索。在中国和西方（包括中东、埃及和印度等）的古代文献中，还有许多可以彼此印证、相互阐发的制度内容。在解决我们民族古文献研究的认知困境过程中，当代中国学者有条件推动人类社会古代历史的研究进展。

　　基础性科学研究的途径是探索与求证，是将客观现象转化为可靠知识，将未知转化为已知。但是，如果遇到隐藏在已知表象之下的未知，就会给研究者平添一份额外的困难，也会给此类成果的认可带来更多障碍。在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此类情况屡见不鲜。在“国学”和《诗经》学研究领域，本书的研究亦属此种情况。

　　在现有科学领域中，考察任何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是否具备有效的收敛机制，包括证明和证伪方法的是否严密，包括一些不着边际的谬见是否可以被有效排除。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五个《诗经》注释质量甄别标准，就是为约束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用客观和严格的甄别标准对古今所有学者（包括笔者）的诗旨判断加以检验。以此排除谬见，让正确合理的研究结论得以确立。

张 岩　　

2014年8月16日于西便门寓所　　

 

后　记

　　笔者曾以三篇论文（《诗经国风祭词研究》上篇、中篇、下篇，15万余字）概述本书内容，发表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集刊》第10、11和12期。一位台湾（从事经学研究的）教授细读过这三篇论文并赞同其结论，他在一次交谈中向我讲述他的判断：即使此项研究结论正确且非常重要，当代《诗经》专家们也会加以抵制。由于没有太多反驳余地，他们最可能的对策就是保持沉默。

　　他的理由是：如果接受此项成果，专家们毕生研究、讲授的内容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否定，这会直接影响对他们学术工作的评价及其学术地位。我对这一理由表示赞同。这是人性方面的问题，当代中国学术并不纯净，其中夹杂着从业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

　　虽然如此，我还是期望在中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界中存在这样的学者：他们不是老于世故、占山为王的平庸之辈，他们具有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他们有能力准确判断学术成果的分量与价值。一旦看到他人的重要学术建树，他们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因为归根结底他们是此事的受益者，此事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知识中悖谬的成分。他们具有堂堂正正的学术担当。如果此类研究尚有缺陷，他们会积极参与讨论。如果此类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他们会积极推进其认可过程。在利益与良知的权重中，他们选择后者。推动中华民族学术发展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此乃君子也，君子多乎哉？！

张 岩　　

2014年8月18日于西便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