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昌盛的时期曾一再出现，例如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间虽然也几度出现退潮，但基本上是沿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势头，健康地发展过来。而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以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人的棋艺活动为中心，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围棋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之中，深入民心，这是它能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康熙、乾隆年间是清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经济的发达，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隆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步步侵略，我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围棋也随之一蹶不振。殆至清末，我国的围棋水平，与乾隆时期相比，从巅峰而一落千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国力的衰微给围棋带来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围棋艺术受到陈旧的“势子”布局的严重阻碍，而无法突破。
清朝二百余年，是我国围棋发展的鼎盛时期，取得了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杰出成就。
满（女真）族以落后的游牧民族，在明末的社会动乱中乘虚而入，建立了大清王朝。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刀枪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却无法凭借武力，推行自己落后的文化。恩格斯曾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历史表明，边陲落后民族，如满、蒙、鲜卑、辽、金等，在他们建国或入主中原以后，最终会被汉民族优秀先进的文化所征服。这种征服或同化，虽然往往带有被动的性质，但也是不可抵御的。清王朝定鼎以后，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文化政策不可谓不严酷。从清初乃至清中期，朝廷曾颁布一系列政令，强行推行满族的习俗和文化，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企图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恶劣的作法虽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从结果来说，收效甚微。汉族的先进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损失，依然沿着固有的规律而向前发展。
清代围棋的发展是健康的，基本上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严酷文化政策的影响。这是因为围棋本身丝毫不带阶级属性，甚至连象棋那样的等级形式也没有，因而它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围棋在这方面所具备的优点，是它在清代那样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
清代，围棋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广为普及。尤其在城市市民阶层中，较之明代，围棋活动更趋于兴旺。在士大夫阶层中，虽然还达不到家家“坐隐”、户户“手谈”的地步，然而案头置一枰棋局，与典籍、文房四宝并列，成为知识与身份的一种标志。无论男女老少，闲暇以围棋遣兴，已是官吏士绅家庭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娱乐活动。这在清代的诗文、小说中有广泛地表现。一般地说，围棋在汉族士大夫中间，要比在满族士大夫中更为流行。这是因为两者在文化修养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所致。
在围棋广为普及的基础之上，清代接连出现了一些无愧于时代的国手。其中尤以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周小松等人的成就最为杰出。与明代相似，清代著名国手各擅胜场的时间相对缩短，经常出现几名国手共主棋坛的局面。如果单从某一位大国手活动的时期看，在他的周围，不但有与他能够分庭抗礼的对手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实力比之稍弱的高手，此外还有众多水平已相当不错的棋手。由于大国手黄、范、施、周的技艺水平较之前代著名国手，已有实质性的提高，即使比他们实力稍弱的高手，比前代国手也毫无逊色。因此，清代的围棋水平，不仅是出现几个天才的问题，而是从整体上都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
从清末开始，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中日两国开始频繁的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新法从此引入中国，为中国围棋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生命。
清初的围棋国手，有过百龄、汪幼波、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等人。其中过百龄、汪幼波、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而吴瑞徵、周嫩予等则是清初才开始享名的人物。
明末清初，北京为战火所纷扰，棋手们唯恐玉石俱焚，纷纷离去。因此顺治年间北京的棋坛已不复明代的兴旺景象。棋坛领袖过百龄南归后，活动于长江一带。钱谦益《京口观棋六绝句》，全为过百龄而作，表现了对这位大师的钦敬之情。可知江南棋坛因过百龄的到来，并未因清初的社会动荡趋于沉寂，仍旧十分活跃。这一时期汉族文人士大夫中，明代好弈的风气犹存，且喜与名手交往。学者名流如钱谦益、吴伟业、杜濬等人都积极参与棋艺活动，并有诗文记述棋人棋事。钱、吴皆是由明入清为官的人，所谓于大节有亏，然而怀旧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心头。吴伟业有《观棋诗》云：“闲向松窗覆旧图。当年国手未全无。南风不竞君知否？抉眼胥门看入吴。”即是以围棋而抒发宗社之痛的悲愤心情。“当年国手未全无”，既是写实，又是一种慨叹。在动乱之际，围棋国手并没有全部凋零，使中华绝艺得以绵延，是差堪告慰的事情。杜濬在明亡后，甘心贫淡，不肯出仕，自云不愿做“两截人”，气节是有的。然而国破家亡，何以“苟全”？杜濬除作诗外就是下棋，人称嗜棋如命。不想弈名远播，江南棋客不时慕名求教。清初的棋坛，由于文士名流的积极参与，大为增色。
从所遗棋谱看，盛大有、吴瑞徵等人的技艺水平，尚处于提高的阶段，未见有大精彩处，故难与过百龄等量齐观。但盛大有享寿独高，过百龄等去世后，大有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前辈国手。康熙中期，以七十高龄尚与年轻翘楚黄龙士对垒角逐，受到世人的普遍尊敬。吴瑞徵曾参加修订《官子谱》，对于死活和收官的研究，做出过很大贡献。
清初的国手中，在棋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周懒予。懒予名嘉锡，浙江嘉兴人。从小喜爱围棋，由于家中贫穷，祖父母、父母先是督使读书，后又督使经商。但懒予皆不愿意，常偷偷出去与人下棋，禁之不可。年十四、五，棋艺愈工，与人赌彩屡获胜，夜则将赢钱累累负回，父母见了高兴，也就不再禁他下棋。
后来懒予遂以弈遨游郡邑，时百龄负天下第一手之誉，懒予不为下，屡与对局，胜多负少，一举成名。一日，弃家去，莫知所往。有人传说他在海外，以技为某国王师。既而归，以弈终其身。
懒予天资超卓，行棋绵密。与过百龄相似，也以“倚盖”起手式擅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所创新，成为清初国手中的姣姣者。
比周懒予稍后的国手有周东侯，汪汉年、娄子恒、李元兆等人。周东侯、汪汉年都曾亲炙过百龄的技艺，但汪汉年早逝，而周东侯独老寿，是棋圣黄龙士和徐星友之前最负声望的国手。
周东侯，名勋，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他认为：“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须推移尽变，若稍存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因此对局时每不以胜负为怀，必极心力之所至，生气流行，变动不拘，有自得之乐。周东侯在过百龄，周嫩予之后，以先辈的身份，相遇后进之黄龙士、徐星友，相互角逐，遂为劲敌。周、黄二人的多番对局，不仅是他们呕心沥血之佳构，也是康熙年间代表时代水平之绝唱。而周、徐二人的对弈，也曾在京城引起了轰动。《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京任职期间曾亲睹其事，其《续燕台杂兴诗》之一云：“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自注云：“周东侯弈局国手，武林徐星友来京，在某贵公处对局，早食方罢开始，踌躇一子，历时数刻。予窃旁观，日移午矣，周老输二子，袖手而去。”
康熙年间，依赖清圣祖玄烨一番振作，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也渐趋强盛。在此基础之上，围棋很快就迎来了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围棋开始在京师上层社会流行，明末清初星散的京师棋坛也已得到恢复，成为各地高手常来聚会的中心。王公贵族常有棋手到家比赛，去羶腥而添风雅。孔尚任所记周东侯、徐星友在某贵公处对弈，即表明了这种情况。大国手黄龙士少年时曾随父亲来到北京，目的也是想会会京中的高手。满族有位将军爱他年轻艺高，带他到关外防地留住一年。这件事表明满族的武将中，也有人喜爱围棋，并在自己的军营中招待棋手。
总之，康熙年间，围棋趋于兴旺的初步标志，即是围棋在京师上层社会开始流行。围棋没有受到异族统治者的排斥、打击，无疑是一件幸事，这就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至于这个时期的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越前代，仍有赖于当时诸国手的创造能力，以及天才棋手的出现；
关于顺治、康熙年间诸国手的技艺特点，徐珂《清稗类钞》论曰：
顺康之时，过百龄、盛大有稍变旧习，吴瑞澂（徵）、何翰公、汪幼清、娄子恒乃进术工稳。黄月天有“弈圣”之称，徐星友乃大雅之作。余如周嫩予之绵密、李元兆之野战、汪汉年之稳健、周东侯之偏锋，要皆各极其妙，多可传也。
综观顺治到康熙前期诸国手的技艺，大体是在明代丰富多彩的布局定式等方面，又复加以精炼，将不切实际以及庞杂稚弱者，逐步淘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增补。自过百龄而后，群贤蔚起，竞长争雄，但都限于个人天赋，难有大成。直到康熙中期，黄龙士登上棋坛，奠定霸主地位，“遂一切俯视之，神乎技矣”。黄龙士被誉为清代三大棋圣之一，他的棋“异想天开，别创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遂开一代之盛”。与黄龙士同时的大国手还有许星友，星友的棋虽然尚不能与龙士比肩，但也自有他突出的恃点。况且龙士中年早逝，而星友享寿较高，因此，从康熙到雍正年间，星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大凡能分出输赢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进行赌博。围棋既有胜负之分，自然也难免俗。自古以来，六博与围棋并称“博弈”，春秋、秦汉之际最为盛行。六博是靠掷骰子进行赌博的一种盘戏，围棋与之“称兄论弟”，想来不会“出于污泥而不染”。总之，将围棋用为赌博可谓源远流长。但围棋毕竟是一种高级智能游戏，既使用来赌博，也带有“阳春白雪”的味道，与后世那种掷骰、押宝、推牌九等低级滥赌自不可同日而语。
只要赌博，必有利物，俗谓“赌彩”。利物有贵贱大小，千差万别，但总可以归结为“名利”二字。说到名利，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一位棋手如何才能成为国手呢？他不但需要打败区邑之间的高手，还需要打败全国的高手，更主要的是打败前辈国手。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完全是一种人生的“赌博”，棋手要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前途都押在棋盘的胜负上。只要荣膺国手的称号，名利也就随之而来。但我们现在所要谈的名利，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下完棋即可兑现。例如：一笔钱财、一座别墅、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
史料记载中，以围棋赌彩的故事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东晋谢安赌墅，南朝羊玄保赌郡、梁武帝赌石，宋朝王安石赌诗，已在前面分别作过分绍，不再赘述。
大致从宋朝开始，社会上以围棋赌彩已很普遍，明、清之际则更为盛行，其流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尤其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赌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下面想就乾隆时期的职业棋手，谈谈赌彩的问题。
乾隆年间，全国弈风炽昌，强手如林。除范西屏，施定庵外。尚有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其它如胡肇麟、李步青、藏念宣、赵两峰，童和衷、陈苑游、周春来、吴来仪，释贯如、蒋再宝、吴凤来、黄及侣、郑涟漪、朱天直、朱天叙等，都是一时俊选。其中虽然有一些家有恒产的士大夫、商贾之类，但大部分人，包括“四大名家”范、施、程、梁在内都是靠下棋吃饭，即所谓职业棋手。实际上职业棋手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一些名手之中，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中，有许多靠陪人下棋、教棋吃饭的人，出没于茶馆、酒楼，大户人家、旅游地点或专设下棋场所如“棋局”之内。因此社会上活动的职业棋手，具体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数量肯定要比上述名手多的多。
职业棋手如何生活？作为一种职业，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如下几项：1．达官富豪的馈赠。2．授徒所收束脩。3．著书刊行所得酬谢。4．下棋赌彩。这里首先需要排除家有恒产的人，如徐星友、胡肇麟，而是单指以下棋谋衣食的人。
分析上述四种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棋手（主要指国手）在达官富豪家充当清客，时间不会太长，所得馈赠有时数目很大，但并非固定收入。授徒所得束脩及著书所得酬金，数目比较微薄，不足以度日。只有下棋赌彩，数目多寡不拘，可以天天时时进行，因而成为职业棋手的主要生活来源。
今天一说起赌博，无论其形式如何，一概斥为不法行为。但是对于封建时代的棋手来说，下棋赌彩如同市场中买货付钱一样，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赌彩有如下几类情况：一、达官富豪出具彩金，邀请棋手公开比赛。彩金的数目往往非常可观。某些材料表明，乾隆时的国手从一局棋所赢的彩金，常达几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国手的身份不同，没有钱是请不来的。请来之后若无赏金，国手也很难成局，或敷衍一局聊以应景。特别是前辈国手，每存持泰保盈之想，凡遇后进多所顾忌。只有诱之以利，才能使其允诺对局。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手在彩金的刺激下，无不施展平生绝技，勾心斗角，异彩纷呈，观战者也可大饱眼福，叹为观止。据史料记载，范西屏的家境原来比较贫寒，但是在他成名之后，对于金钱浑不当事，出手也很豪放。袁枚说他“弈以外，虽诛以千金，不发一语”，“有所畜，半以施戚里”。这固然表明西屏为人高尚，但也说明他手头比较丰裕。由于他的名气大，有人送他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下棋赌彩赢来的。胡肇麟与他下棋，往往事先约定：输一子付一两银子。据《清代轶闻》载：
胡肇麟，扬州盐贾也，好弈。……每对局，负一子辄赆白金一两。胡弈好浪战，所谓不大胜则大败者也，……然遇范、施輒败，每至数十百子，局竟，则朱提累累盈几案矣。
肇麟与西屏对弈，前后凡30余年，所输金钱恐怕不在少数。《清代轶闻》又载：
一日，程（兰如）与范（西屏）对弈，观者如堵。程局将败，大窘，乃使人与范约，贿以五百金，范遂让程胜半子云。
……大抵乾、嘉时好弈者多，好名者每贿国弈求对子，国弈利其贿，亦许之。
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是围棋赌彩的不同形式，也说明象范西屏这样的国手，赢钱的途径非只一端。二、由于城市里围棋活动兴盛，街肆、茶馆、酒楼、庙观皆设有固定的下棋场所，每天都有职业棋手和爱好者前去下棋，每局棋也必有彩金，俗称“彩盘”。彩金的数目或按一般规定，或可临时协商，形式不一而足，但白下的情况比较少。自然，这里的彩金数目不大，以一般爱好者愿意接受为标准，而天天来这里的职业棋手就像上班一样，他们也是好手，但还达不到国手的水平。由于每天能够接待不少人，所以他们赢的钱也足以养家糊口。其中如棋手之间相互赌彩、棋手与士夫豪绅赌彩，也常见之于各种记载。
围棋赌彩虽然具有赌博的性质，但不能简单予以否定。这种赌彩是社会对于棋手的艺术劳动所支付的酬劳和补偿。棋手从事棋艺活动，首先必须穿衣吃饭、养家活口。但在封建社会，国家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顾及棋手的生活，只能任其自流，自谋生路。棋手在社会劳务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社会也需要这种劳动，作为报酬的支付方法，即是以彩金的形式出现。棋手所出卖的劳动和其所获取报酬的方式似乎很奇特，但在当时也是一种通常的社会现象。
围棋赌彩有利也有弊。无须说，将围棋商品化，无疑是对这种艺术的亵渎。棋手将棋艺作为谋生的手段，势必阻碍他们对艺术的追求。由于彩金的诱惑，也助长了棋手中间种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中国传统的力战型棋风，未始不与赌彩有一定关系，因为赢得越多，所获彩金也随之增加，棋手也自然会向中盘搏杀的方向发展。更为主要的是，赌彩作为一种“工资和奖金”的方式，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棋手，使古老的围棋艺术得以绵延不绝。尤其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众多的棋手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周游全国各地，切磋角逐技艺，将我国的围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社会上盛行的围棋赌彩，有很大关系。
清代弈学发达，其成就为清以前历朝所无法比拟。其原因有三：一、清代围棋昌盛，社会对棋谱的需求量较大，且历久不衰。这是弈谱纷纷问世的客观条件。二、清代的围棋艺术家非常注重撰著棋谱，“九大家”如黄龙士、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周小松等都有佳作传世。即如邓元鏸《国朝弈家姓名录》所列“名家”五十六人中，也多著有棋谱。三、清代的文人士子中，有一些人重视搜集、整理、编纂棋谱。如陶式玉、邓元鏸等，虽然不以棋名世，但收录编辑了许多散落社会的国手遗谱，作出杰出的贡献。
清代的棋谱，据邓元鏸《弈潜斋集谱·国朝弈谱目录》所载，共有四十三种之多。邓元鏸在“跋”中说：“弈学以国朝人为极。自国初迄今，凡得弈谱四十三种，虽未敢云洋尽，然遗者或鲜矣。”这其中颇多佳作，基本表现了清代围棋所达到的水平。
清代最著名的棋谱有如下几种：徐星友《兼山堂弈谱》施襄夏《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编》、范西屏《桃花泉棋谱》、周小松《餐菊斋棋评》等。以上名谱，在叙述人物生平事迹时一并介绍，此不赘述。以下将就未曾述及的名谱，作一些简单介绍。
（1）陶式玉《官子谱》
陶式玉，名存斋，别号“霍童山人”，浙江绍兴人。清康熙间初仕北京畿南道属官，康熙二十五年“擢居台谏”，二十六年秋出任两淮盐道。康熙二十八年时，陶式玉曾邀国手吴瑞徵与胡安士对弈，见胜负往往取决于官子的得失居多，“因取官子旧谱，细加鉴定，增以国手对局之官子而翻新”，“共得式子五百余局，吴瑞徵不及见百龄全谱，而诸法毕备”。这是他编集《官子谱》的开端。后来他又邀请吴瑞徵及其门徒蔡邻卿参加校订。这是因为陶系官僚，于棋艺只是爱好，要想编纂佳谱，非有名手相助不可，可以说《官子谱》的编校工作，是由陶式玉主持，而真正出力者是吴瑞徵和蔡邻卿。
《官子谱》三卷共1478图：上卷540图、中卷558图、下卷380图。据吴瑞徵《官子谱·序》云：
《官子谱》一千五百余局也，其问有仍之旧谱而增变者，有取之成局而翻新者，有得之对垒而脱挨者。无类不备，无美不收，询称巧法，兼全神乎技矣！
可知是书内容的收集是广泛而深入的，而且做过细致的校订和加工。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前人的同类著作，是对我国古代官子艺术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
陶式玉在康熙三十七年罢官，归乡隐居，“或与客弈，或令人弈，而傍论得失，率以为常，嗜之而不厌也”。《官子谱》即刻印于此后的若干年。我们所能见到的有“惠直堂”和“本衙”两种版本，其中“惠直堂”本流传较广。
（2）《寄青霞馆弈选》
《寄青霞馆弈选》是一部清代历朝著名棋手的对局选集，成书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稍后。编辑者仁和（今属浙江杭州）王存善，校对者南丰（今江西南城县）谭其文，无锡徐文渊。
《寄青霞馆弈选》的主要特点是基本囊括了清代所有国手的对局名谱，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在编辑体例上，按棋手及对弈的时间顺序分别选谱，条理清晰。此外书中“弈选诸家小传”列入清代名手盛大有、过百龄、周嫩予、徐星友等79人的简历，并夹叙清代棋坛状况，趣闻逸事，颇可补史料所缺。
全书八卷，共选棋谱514局。另外还有《续编》八卷，共选棋谱546局。可谓清代棋谱大全，向为国内外棋家所推崇。
（3）邓元鏸《弈潜斋集谱》
邓元鏸，江苏无锡人。清光绪年间曾在四川长宁、开县等地任“地方官”。“年十九始解弈”，“好古敏求，嗜弈成癖”。他长期搜寻旧谱、极意研求，整理出版，是晚清最重要的棋谱编纂和棋史研究方面的专家。
《弈潜斋集谱》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围棋汇编。经邓元鏸30年惨淡经营，陆续分集出版。其中初编成书于光绪七年（1881），二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编的内容主要有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程兰如。梁魏今等具有代表性的精彩对局。以及“国朝弈家姓名录”、“国朝弈谱目录”、“前代弈谱目录”、“历朝弈事辑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编的主要内容为施襄夏《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编》，范西屏《桃花泉棋谱》、《四子谱》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