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元时代的围棋

  1.北宋初期:宋太宗和充满生机的围棋

  北宋(960—1126)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的局面,使国家又归于统一。北宋统治者为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度。这些制度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的需要,北宋王朝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完善科举制度,给予文人优厚的待遇和各种升迁的机会,大力兴办官学,也允许民间办私学等。这种社会环境,使北宋文化在灿烂的汉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更为繁荣,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并表现出活跃、多样、深厚的特点。围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艺术和一种娱乐活动,在这种斑斓恢宏而又富于孕育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一扫晚唐五代的卑弱之风,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无独有偶,和初唐围棋因唐太宗的提倡而大有发展一样,北宋初期的围棋也因宋太宗的提倡,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新面目。

  宋太宗赵炅(976—997在位),原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炅。他继其兄赵匡胤之后,做了宋代第二个皇帝,并最后完成了统一事业。宋太宗性嗜学,工文史,“琴棋皆极品”(叶梦得《石林燕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对于围棋,他十分重视其娱乐功能,常常召棋待诏对弈取乐,陶醉于围棋怡情养性的愉悦之中。李壁《王荆公诗注》说:

  太宗时,待诏贾玄侍上棋,太宗饶三子,玄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抱投水中。乃叫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绯衣。

  君臣棋乐陶陶,给棋坛留下一段趣话。

  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说:

  太宗喜弈棋。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复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上谓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卿等不须上言。”

  宠爱棋待诏贾玄,不爱美女爱围棋,以围棋“避六宫之惑”,是宋太宗一大发明,也是他于围棋忘情得趣的最好反映。

  宋太宗对围棋的态度还不止于此。他在娱乐的同时,还努力钻研棋艺,提高自己的棋艺水平,以获得更大的乐趣。由于他棋艺越来越高,还自创了对面千里、海底取明珠和独飞天鹅三种图势,并将之赐示近臣。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诗:“太宗多才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中使宣来示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就是说的这件事。作为皇帝能创作新的棋势,这在历史上尚不多见,而近臣“多莫究所以”,说明他的棋艺水平是很高的。

  在他的提倡和影响下,宋初的文人士大夫都喜好围棋,而且比较注重对棋艺的研究。有的甚至对围棋的发展也做了较大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是徐铉、宋白、潘慎修等。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南唐,累官翰林学土。归宋后,直学士院,历给事中,散骑常侍。徐铉善诗,工书法,也精于棋道。他为宦南唐时就颇有棋名,仕宋后棋名更加彰显。他曾作《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赌墅终规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下棋赌诗是文人喜好的雅事,他输了棋还满多理由,俨然一副不以棋艺为意,只是逢场作戏偶寻棋趣的模样。实际上这只是他围棋态度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精研棋理,努力提高棋艺,将不少精力投入棋艺著作的撰述中。南北朝时,棋人依四声之法,将棋局分为平上去人四隅,但这种方法为乱交杂,不易识辨,于是他将之改为19字: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分别代表棋局的19道,人称“甚为简便”(明陈继儒《珍珠船》)。又撰《围棋义例诠释》(《宋史·艺文志》作《棋图义例》),将从前和当时的围棋着法术语收集起来并——诠释。所收术语共32个,即:立、行、飞、尖、粘、斡、绰、约、关、冲、觑、杀、劄、顶、捺、跷、门、断、打、点、征、{山辟}、聚、劫、拶、扑、勒、刺、夹、盘、松、持。这对围棋术语的规范化,起很大的作用。

  宋白(936—1012),字太素,大名(今属河北)人,真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宋白自幼好棋,精于棋理,曾作《弈棋序》认为围棋“小则小矣,可以见兴亡之基”,“微则微矣,可以知成败之数”。从棋理和围棋的实践经验出发,将棋艺归纳成品(优劣)、势(强弱)、行(奇正)、局(胜负)四个方面,而每个方面都有上中下之分。文章针对这方面阐述论证,最后以有关史实为喻,证明围棋的“从时有如设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其设教也在宽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恶明,其驭众也在赏罚中,其守国也在德政均。”因此围棋虽小,可以喻大,所以圣人存之。这篇文章剖析精切,见解独到,发前人所未发,在围棋理论的研究上又进了一步,而且对文人士大夫重理、重教的围棋观念有所影响。

  潘慎修(937—1005),字成德,泉州莆田(今属福建)人,初仕南唐为起居舍人,归宋后授太子右赞善大夫,太常博士。《宋史·潘慎修传》称他“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胜,信者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义,太宗览而称善。”太宗棋艺甚佳,而屡次召他对弈,说明他的棋艺水平不低。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五十:“太宗弈品至第一,待诏有贾玄者臻于绝格,时人以为王积薪之比也。朝士有潘慎修亦善棋。”另外,他以仁、义、礼、智、信谈棋,也算是出自机杼的妙语,可惜的是,所举的“十要”已不得而知了。

  琴棋书画艺术地位的确定,也给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围棋事关人品气质,又能“接群居之欢”,社交处友,怡养性情,寄托心志,丰富生活,因此北宋初期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喜爱。除上述诸人外,见诸史乘或有轶闻趣事流传的还有:王禹偁、丁谓、柳开、宋湜、郭贽、曹玮、林逋、杨亿、范仲淹、刁衎、查道、张思筠等十多人。其中以王禹偁、丁谓、林逋,尤其是范仲淹影响较大。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大中祥符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是北宋一代名相。他戍边为政之余,常寄情楸枰。有“恶劝酒时图共醉,痛赢棋处肯相饶”(《依韵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傅》)等吟咏。范仲淹的词,气势阔远,开宋词豪放一派先河。观此诗,其棋风棋情也堪称豪放,痛快淋漓不在白居易之下。又作有《赠棋者》一诗,有“静持生杀权,密照安危理。接胜如云舒,御敌如山止。……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诸语,深得棋中三昧。显然,他的棋不止于豪放,也有精巧细腻的一面。最后全诗以“成败系之人,吾当著棋史”结束,表现出他为政和作诗之余的雅好和志趣。遗憾的是,他著棋史的宏愿不知为什么未能实现。

  2.北宋中后期:独树一帜的文人士大夫围棋

  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围棋的风气极盛。《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仁宗在位久,天下无事,一时英俊,多聚于文馆,日食秘阁下者常数十人。是时风俗淳厚,士大夫不喜道短长为风波,朝夕讲弄文艺,赓唱诗什,或设棋酒以相娱。”这段话记的只是士大夫们在朝时的情况。他们在朝时都以棋酒相娱,其在家和休沐时,围棋相娱的时候自然会更多。这时候的文人士大夫不仅风尚围棋,而且更加注重对棋观、棋理和棋趣的探讨和寻求。其代表人物是邵雍、欧阳修、王安石、沈括、苏轼、孔平仲、黄庭坚等,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其先范阳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百源先生”。又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屡授官不赴,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将围棋和《易经》结合起来研究,对棋理深入剖析,并给予解释,从而使围棋成为自己的宇宙构成图式和有关理论体系的直观而又形象的表现。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形之于诗,作《观棋大吟》一首。全诗洋洋千余言,先概括对弈中龙争虎斗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变化多端的胜负无常的特点,然后由棋到史,列举上下数千年斑斑事实,得出“成败须归命,兴亡自系时”的结论,最后由史到棋,揭出自己“得道道亦同,先天天弗违”的围棋主张。他的独到深致的观点,清晰明辨的思路,恢宏缜密的章法,险巇锐利的笔触,峻切形象的语言,极尽比喻、夸张、铺陈指事言理之能事,构筑了一个集空间和时间于一体的多维的围棋魔方。然后又从这个飞快旋转的令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魔方中,抽绎出认识它和把握它的理念和情感的要诀。尽管作者的围棋观不过是它的历史观的延续和简单移植,是他的先验的象数之学的片面结论,但它毕竟是历史上人类对自己这个精巧的造物的最为深邃的思考的结晶。这种重教化、重义理的围棋观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围棋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诗、文、词俱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酷爱围棋,对围棋的感情极深。景祐三年(1036)他被贬为夷陵令,自京师沿汴水过淮水然后溯长江而上,历时五月方到贬所。他写有《于役志》记其行程。其中多处提到与别人下围棋,如:“五月壬寅,出水东门,泊舟不得岸……遂泊亭子之下。损之来,弈棋饮酒,暮乃归。”“癸卯,君贶、公期、道滋先来,登祥源东园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与君贶弈。”“六月丁巳……出仓北门看雨,与安道弈。”“辛酉……与春卿奔于仓亭,晚别春卿。”可以说,他是一路下着围棋到达贬所的。欧阳修在生活中随时都离不开围棋,他曾特造棋轩,招友人对弈,有“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梦中作》),“独收万虑心,于此一枰竞”(《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解衣对子欢何极,玉井移阴下翠桐“(《刘秀才宅对弈》)等吟咏。欧阳修晚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者,即: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外加自己一老翁。而这老翁“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这可算是对围棋艺术魅力的最为夸张的比喻。

  王安石(101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世称荆公。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进土,官至宰相。工诗善文,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王安石酷好围棋,老年尤笃,他的棋艺不高,但围棋情趣潇洒,颇多佳话。

  下围棋必然要花时间,对此王安石有时也不免有些犹豫,但要他因此而放弃围棋却是不可能的。他曾作《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北风吹人不可出,请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明明是爱棋难释,却偏偏要说明天投局戒棋,明明是风雅之人,却偏偏要说明天不再吟诗,正话反说,故作决绝,好棋之情油然可见。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虽然嗜棋,但能出入由己,适可而止,从不耽迷其间。他哥哥王安国的女婿叶涛好棋太过,他还曾经予以规劝。宋邢居实《拊掌录》:“叶涛好弈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其诗即《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全诗状摹细膩,妙语连珠,写得亦庄亦谐,充满长辈对晚辈善良的调侃和关怀爱护。

  王安石下围棋主张“适性忘虑”,不要“苦思劳神”。与人对局,往往随手疾应,见棋将败便以手乱局,敛子入奁,还要说:“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棋》)硬要别人承认是他赢了或者是无输赢。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载:“舒王(即王安石)在钟山,有道士求谒,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亦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持棋隐语也。”持棋即令天的双活。盘上如已成双活之势,黑白双方自然不敢争先了。下棋还不忘制谜猜谜,可见他的意趣所在。这段记载为他“适性忘虑”说作了一个小注。王安石退居钟山时,常与门人薛昂下棋赌诗,输者赋诗一首。王安石输棋后作《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而薛昂输棋却作不出诗来,只好请王安石代作。后来薛昂宦达,出知金陵,有人作诗嘲道:“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座上赋新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成为当时的笑谈,为人们传诵。

  沈括(1030—1094),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知制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甚好弈棋,只是“终不能高”。他的最大特点是利用自己对数学的擅长,深研围棋的数学原理。曾仿照孙膑斗马之术设计了四人分曹(即四人分成双方下联棋)围棋的方法。“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认为这样就能战胜对方。他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曾计算棋局变化数: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予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数。……又法:以自法相乘,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数。有数法可求,唯此最径捷,千变万化,不出此数,棋之局尽矣。〕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余见世之工棋者,岂尽能用算工此数,有不分菽麦,临局便用智特妙,而存中欲以算术学之,可见其迂矣。”(《明道杂志》)其实这个问题应这样看,仅会计算固然不能说是棋艺高,但围棋的玄妙主要就是变化无穷。自古以来,人们对围棋的变化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沈括能从数学原理上予这种变化以尽可能的科学的解释,这对围棋棋理和基本原理的认识,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苏轼(1037—1101),字子赡,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几遭贬谪,官至礼部尚书。诗词文俱佳,是北宋文坛巨擘。苏轼多才多艺,工书善画,又通音律。他曾说:“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彭乘《墨客挥犀》)又说:“予素不解棋。”(《观棋》序)后来人们便认为他不会下围棋。其实,他不仅吃酒、唱曲不在人后,同时也会下围棋。他的诗词作品就有涉及围棋的,如“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阮郎归·初夏》)即是一证。北宋诗人和著名画家文同有《子平棋负茶墨小章督之》一诗。子平即子瞻亦即苏轼,这是文同后人因惧党祸,收文集中涉及苏门的文字一律进行删改的缘故。这说明他和文同还曾对局,因输了茶墨,文同写了此诗,一方面督催,一方面表示自己对朋友的怀念。苏轼的棋艺不精,因此不常下棋,但他喜欢观棋,可以竟日不厌。而且深识棋机棋理,别有会解,对于输赢却毫不在意。他曾写下著名的《观棋》一诗,认为围棋的乐趣在于参与,在于娱乐、陶情,因此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便“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复尔耳”。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历经坎坷,而他却毫不在意,旷放达观,泰然处之。加上他博学多才,阅历丰富,兼之出入释老,深谙《易》学及庄理佛谛,常能用浅近平常的语言总结出深刻的人生哲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实际上是他一生经历坎坷,几经波折之后的感慨、自慰和见道语,是他的人生观、社会观在围棋上的反映。苏轼是极有影响的人物,故他对围棋的态度和看法成了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的一面旗帜,对围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那种不为当局所迷,冷眼旁观,识得个中道理的观棋的作法,对后世观棋之风的形成,更有直接的影响。

  孔平仲,字义甫(一作毅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南)人。神宗时官至户部郎中。酷好围棋,认为围棋“欣然趣自得,其乐胜书画”。他在他的诸多朋友中棋艺算高的,因此胜率较高。其友张子厚自诩棋高,与他对局,结果大败。他作了《戏张子厚》一诗,在诗中他是胜棋不饶人,把张子厚调侃揶揄得够呛。他与棋友承君对局特别多,而且常常取胜,有《嘲承君》、《一胜篇》、《承君输棋八路》、《承君输十三筹》等诗,颇为得意,且多戏言。如《一胜篇》:“我与承君棋,结局赢一路。太多亦何用,停则无胜负。天清与地宁,妙绝占此数。”以太一之数作喻。《再胜篇》:“再胜路几许,非一亦非三。小雅连大雅,周南兼召南。”赢了两子,于是用《诗经》的大小雅及其中的《周南》、《召南》设喻。《承君输十三筹》:“欲知输筹数,计月乃闰年。秦筝有几弦,汴上楼几间。实从真如献,人逐耿恭还。老氏死之徒,孙子著书篇。”说了半天,都是表明赢了13子。这些诗巧喻妙譬,诙谐幽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尚雅尚文和善战喜谑的围棋情趣。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官至著作佐郎,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少年时代即酷好围棋,写有《观叔祖少卿弈棋》一诗。从“心游万里不知远,身与一山相对闲”,已可看出他高雅的棋情和对围棋乐趣的准确的认识。中年以后,他好棋更甚。在叶县做县丞对,经常下棋,而且以夜继昼,还用有《弈棋二首呈任公渐》等诗。其中“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写围棋的乐趣,语工意切,妙绝前贤;“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刻画弈者心态身姿,形象而又生动,被视为纹枰化境。黄庭坚被贬谪到黔中时,曾作《书〈博弈论〉》:“涪翁放黔中,既无所用心,颇喜弈棋,偶闻韦昭《博弈论》,读之喟然,诚陶公所谓牧猪奴戏耳,因自誓不复弈棋。”但接踵而来的再一次贬谪使他身心备受摧残,又迫使他更多地到围棋中去寻找安慰和解脱。结果他非未能实践诺言,反而更加爱好围棋了。从他的《宜州家乘志》看,他在贬谪宜州期间,几乎是天天下棋,而且三两日便“剧棋”一次,直到去世。在围棋史上,他实在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自誓不复弈棋,结果却是围棋帮助他经受住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伴着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的时光。

  北宋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中,也有个别人棋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吕溱、祝不疑等。

  吕溱,字济叔,扬州(今属江苏)人,宝元元年(1038)进士第一,官至枢密直学士。吕溱善弈棋,在士大夫中棋名颇高,明陈继儒《珍珠船》曾说:“欧阳永叔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大抵不足则夸也。”能和欧阳修的文章,蔡襄的书法相提并论,足见他棋艺水平之高。

  祝不疑,活动于哲宗时,三衢(今属浙江)人,仕宦不详。衢州是传说中王质观棋烂柯的地方,围棋之风渊源有自。祝不疑大概正是得此神助,棋艺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声誉远布,闻名遐迩。何薳《春渚纪闻》:

  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绍圣初,不疑以事赴礼部。至都,为里人拉至寺庭观国手棋集,刘仲甫在焉。众请不疑与仲甫就局。祝请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复能至此,对手且当争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终局,而不疑败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观官人之棋,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尽着耳。若如前局,虽五予可饶,况先手乎?”不疑俛笑,因与分先。始下三十余子,仲甫拱手曰:“敢请官人姓氏与乡里否?”众以信州李子明长官为对。刘仲甫曰:“仲甫贱艺,备乏翰林,虽不出国门,而天下名棋,无不知其氏,年来独闻衢州祝不疑先辈,名品高著,人传今秋被州荐来试南省,若审其人否?仲甫今日适有客集,不获终局,当俟朝夕,亲诣行馆,尽艺祗应也。”众以实对,仲甫再三叹服曰:“名下无虚士也。”后虽数相访,竟不复以棋为言,盖知不敌,恐贻国手之羞也。

  文人士大夫中的高手能跻身国手之列,与大国手相抗衡,并使其畏惧,这在南北朝之后还是仅见的。

  北宋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除上述诸人外,周敦颐、韩琦、赵朴、梅尧臣、杨亿、尹沫、张焘、江休复、石介、文彦博、文同、司马光、孔武仲、曾巩、韩维、王令、李戡、舒亶、张耒、陈师道、朱服、邹浩、张继先、郑侠、贺铸、谢薖、毛经、苏过、宗泽等也颇知名。其围棋事迹,或见于史乘,或见于诗文或见于笔记小说。文人士大夫对围棋的爱好,使北宋中后期的棋坛更为活跃,更为繁荣。

  3.南宋时期:偏安畸形的围棋

  北宋王朝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是软弱无能的。从开国起,就不断受到辽、夏、金的侵扰掳掠。公元1121年,金灭辽。金兵随即挥戈南下,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遂告灭亡。这时候,康王赵构仓皇南渡,于公元1127年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了南宋。南宋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妥协一派始终占上风。他们在政治上十分腐败,不思北进,偏安一隅,压制打击爱国将领。而在生活上则穷奢极欲,荒淫透顶,终日里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江南本来就是比较富庶的地区,临安更是著名都会,宋室南迁后,人文会聚,商贾辐辏,百艺咸集,成了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围棋活动的中心。

  南宋(1127—1279),历朝皇帝多喜围棋,而尤以高宗赵构和孝宗赵眘为最。周密《武林旧事》卷七就有几处有关他们令棋童和棋待诏下棋的记载。在他们眼里,围棋是宴游享乐的需要,也是粉饰升平点缀繁荣的需要。因此,他们竭力搜罗半壁江山的围棋人才供奉内廷,棋待诏最多时,竟达十五人之多(包括象棋)。和北宋时期一样,这时的优秀棋手基本上都是棋待诏,最著名的有沈之才、赵鄂、郑日新等。

  沈之才,高宗时棋待诏。王明清《挥塵余话》卷一:“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祗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喻曰:‘切须子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所谓“其类”当系同为棋待诏的另一棋手,可知他们是御前对弈,以博皇帝一时之乐。从沈之才以棋得幸,又以棋得祸来看,在封建帝王眼中,再优秀的棋手也不过是自己掌中的玩物而已,只要稍有拂逆之处,便会受到严厉责罚,甚至被夺走饭碗。

  赵鄂,孝宗时国手和棋待诏。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孝宗万机余暇,留心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铃。因郊祀,乞奏补,恳祈甚至。圣语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比起沈之才,赵鄂幸运得多。他得到孝宗的喜爱,因棋艺高而作了棋待诏,又由棋待诏而作到武功大夫。如此受宠的棋待诏,在南宋一代还是仅见的,这也说明北宋真宗时关于棋待诏转官的限制,南宋时已有所变化。

  郑日新,越州人,外号越童。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邑伎艺人》有“棋待诏”一条列有十五人,其中象棋十人,围棋五人。象棋待诏多于围棋待诏的原因,可能是象棋兴起不久,封建帝王感到新奇;更需要学习和赏玩。围棋五人是:“郑日新(越童)、吴俊臣(安吉吴)、施茂(施猢狲)、朱镇、童先。清乾隆《绍兴府志》卷七《人物志·方伎》引“《万历志》,宋郑日新,越州人,少善棋,世号越童。”郑日新和这些棋待诏是哪一朝的人,二书都未明载,但从《武林旧事》卷七孝宗淳熙八年(1181)和卷六《诸色伎艺人》小说一条都提到“小说”人孙奇来看,这些棋待诏应是孝宗朝的。

  南宋时期,棋待诏们主要是陪皇帝下棋,或互相下棋,以满足历朝帝王享乐的需要,在棋理棋艺的研究和棋艺著作的编撰上用力不多,显得比较沉寂,没有一部足以传世的著作。而且受世风影响,棋待诏中也出现了个别棋格不高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技术不遇》:

  思陵(即宋高宗)时,百工技艺,咸精其能,故挟技术者多所遇,而亦有命焉。吴郡王盖,尝以相士荐于上,上以王故召见……王偶致棋客关西人,精悍短小,王试命与国手弈,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上)翌日宣唤,国手夜以大白浮之,出处子极妍靓,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尔。来日,御前饶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饶尔,我与尔永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说,吾岂以女轻许人?”国手实未尝有女,女盖教坊妓也。关西朴而性直。翌日,上召与国手弈,上与王视第一局,关西阳逊国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终是外道人,如何敌得国手。”关西才出,知为所卖,郁闷不食而死。

  原先有国手之称的棋待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以美人计诓骗同行艺高者,实在是棋坛的耻辱。叶绍翁将关西人不遇归为命,则又是文人宿命论的迂说了。

  南宋时期。围棋在文人士大夫中仍很活跃,对卖身朝廷阿谀逢迎者来说,他们与封建帝王一样,苟且偷安,沉湎于享乐,靠围棋卖弄风雅掩饰丑劣。对那些报国无门、空有爱国热情的人来说,围棋又是最好的忘忧遣闷的活动。二帝北狩,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阿房废址汉荒垣,狐兔又群游。豪华尽成春梦,留下古人愁”(康兴之《诉衷情令》),给他们心里笼罩了一层阴影。但朝廷偏安一隅,忘记国耻,只图享乐,并不重用他们和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空有英雄扼腕之叹,不得不到围棋中去寻找精神安慰和精神寄托。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绍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爱好围棋,虽自称“予手不善谈”,弈棋却经年不缀,至晚年更是“光景老尤惜,忍销枰弈间”(《弈棋》)。黄岩赵十朋曾做诗:“四枚豚犬教知书,二顷良田尽有余。鲁酒三杯棋一局,客来浑不问亲疏。”王十朋用其意另作一绝:“薄有良田种斗升,两儿传授读书灯。客来一局三杯酒,王十朋如赵十朋。”一时传为美谈。王十朋是力主恢复中原的,可不为当局所用,故有此澹淡棋情。

  范端臣,字元卿,兰溪(今属浙江)人,绍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好棋,棋艺甚高。洪迈《夷坚志》卷三十六:“范元卿,以棋品著声于士大夫间,其历处庠序,践馆阁,故无不知。”在当时颇有棋名。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渐江绍兴)人,孝宗时赐进士出身,官至宝章阁待制,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极好围棋,他的诗专咏棋的不多,可是涉及围棋的却有数十处之多,可谓古今之冠。如《夏日北榭赋诗弈棋欣然有作》:“悠然笑向山僧说,又得浮生一局棋。”《初春遣兴》:“佳日剧棋忘旅恨,短衣驰射压儒酸。”《书怀》:“消日剧棋疏竹下,送春烂醉乱花中。”《晨起》:“此身犹著几两屐,长日惟消一局棋。”《湖上遇道翁》:“扫空百局无棋敌,倒尽千钟是酒仙。”《幽兴》:“诗思长桥蹇驴上,棋声古松流水间。”《山行过僧庵》:“茶炉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等等。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有“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和“壮志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的雄心壮志,可是他却不得不寄兴楸枰,用围棋去建筑抚慰和解脱。从棋坛来说,固然多了一位儒雅豪爽的棋客,可国家却失去了一位收复失地洗雪耻辱的栋梁材。国家不幸棋坛幸,英雄岂止黑白情,仁人志士报国无门,真令人唏嘘不已。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少即好棋。传说他悟得棋局犹如河图,因而棋艺大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买棋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尝与敏道书云:“制子初时春弟颇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进,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精神之盛衰耳。”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皇祐进士,官至右丞相,爱好围棋,也嗜好象棋。《宋史·忠义传》九《邹之风传》载:“刘沐,宇渊伯,庐陵人,文天祥乡曲,少相狎暱。天祥好弈,与沐对弈,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忘日夜以为常”,可见他棋瘾相当大。更为奇特的是,他夏天在溪中洗浴,竟与棋友“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他下棋意趣高雅,有“闲云舒卷无声画,醉石敲推一色棋”(《翰林权直罢归和朱约山韵》),“扫残竹径随人坐,凿破苔矶到处棋”(《用前人韵招山行以春为期》)等吟咏。当时天下纷乱,政局堪忧,他感慨:“纷纷玄白方龙战,世事从他一局棋。”(《又送前人书画四首》其三)朝中官吏贪得个人利益,不居安思危,他却表现出“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赣州再赠》)的愤懑与清醒。元兵南下后,文天祥毅然走出关键的一着,率兵抗元。他被俘后,被拘禁四年之久。据《纪年录》引邓光荐《文丞相传说》,他漫长的监禁生活,他除了读书写作,继续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外,仍然经常下棋。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享名千载,而他在狱中置生死于度外,手谈不辍,也给棋坛增添了壮人行色、令人自豪的光彩。

  4.两宋时期的围棋活动

  两宋时期的围棋风俗,因社会的发展、围棋观念的分化和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的最终确立,又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特色。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象棋逐渐兴起并普及开来。象棋的兴起和逐渐普及,自然要吸引走一些原本可能成为围棋棋手的人。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简便易学的棋艺项目,它也因其新奇独特而受到封建帝王的垂青。南宋时期宫廷中象棋待诏多于围棋待诏的现象,就是一个明显的反映。不过,总的看来,象棋的兴起和普及乃至其他文娱活动的日渐丰富,并没有影响围棋的发展。反过来,它们还给围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围棋棋艺水平更加提高,使围棋爱好者的队伍更加扩大,围棋仍保持着在棋艺活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地位。洪遵《谱双》序曾说:“弈棋、象棋,家喻户晓。”说明围棋象棋在南宋时都很普及,但围棋显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而排在象棋之前。另外,南宋时开始出现了将围棋叫作“大棋”的称呼。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五就说:“东都承平时,大棋则刘仲甫较高。”将围棋称作大棋,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使它和象棋有所区别,也是对它在棋艺活动中的地位的肯定。另外,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出现了不少象棋爱好者。如司马光、刘克庄、文天祥等就是其中的知名者,但他们都不是只喜好象棋,而是既爱好象棋又喜好围棋。这表明,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围棋无论如何还是棋艺活动的正宗,只会下围棋不会下象棋无可厚非,而若只会下象棋不会下围棋,则很可能被认为是艺术修养不高,情趣不雅。从这一点上,也反映出围棋与象棋地位的差别。

  两宋围棋之风极盛,上至帝王公卿、文人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市井无赖,都不乏爱好者。其中一些人嗜之过甚,终日沉迷其间,不能自拔,往往废业去官。邢居实《拊掌录》:“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者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技艺·宋时浑语》:“北宋全盛时,士大夫耽于水厄(指品茶),或溺于手谈,因废职业被白简去位者不绝,时人因目茶笼曰‘草大虫’,楸枰曰‘木野狐’。”但尽管如此,爱好围棋的人还是很多,社会上的棋仍然日盛一日。

  两宋时期赌博之风也很盛,对社会造成不少的危害。为此,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还曾令开封府禁坊市赌博,犯者问斩。文人士大夫对赌博,待别是用博戏等来赌博是十分鄙视的,或认为“胜则伤人,败则伤俭”,或嘲之为“日胜日贫”,“日胜日负”(《宋稗类抄》卷六《称誉》)。围棋不是主要的赌博方式,但也有不少人用它来赌博,特别是在民间。这给围棋的声誉造成一定的损害,也是文人士大夫棋手瞧不起专业棋手的原因之一。文人士大夫围棋总的说来是讲求情趣,不是博彩射利。但由于世风的影响,赌诗、赌文具等“雅赌”也极流行。徐铉曾与刘奂下棋赌诗,结果他输了,作了一首《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王安石与薛昂曾下棋赌梅花诗,王安石输了作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而薛昂输棋却作不出诗,只好请王安石代作,此事在棋坛人所周知。辛弃疾也曾同客人下棋赌诗,结果客败作不出诗,辛弃疾只好步王安石的后尘,作了一首《客有败棋者代赋梅》。赌文房用具也是文人士大夫的弈棋雅趣。文同就曾与苏轼赌茶墨,苏轼输了却未履行前约,不久文同便作《子平棋负茶墨小章督之》一诗,一方面打趣,一方面表示自己对棋友的思念。孔平仲也曾同友人下棋赌张遇墨。张遇是五代著名墨工,他制的墨在宋代十分名贵。友人输了棋舍不得拿出张遇墨,孔平仲便作了《子明棋战两败输张遇墨并蒙见许夏间出箧中所藏以相示诗索所负且坚原约》一诗。意思是枰间无戏言,定要友人践约,兑现金诺。《东坡志林》卷九载:“张怀民与张昌言围棋,赌仆,书字一纸,胜者得此,负者出钱五百足,作饭会以饭仆。”下棋赌仆,赌饭会,趣虽有趣,但违情悖理,未免游戏太甚了。

  围棋必须两人对弈,从本质上讲,与书、画、琴不同,是不存在自娱性的,必须娱己而又娱人。可是在宋人手下竟也出现了纯粹自娱的围棋,如郑侠就是显例。郑侠棋瘾本来就大,自称“宾来酒一樽,兴来棋一局”,但就是这样还不觉了然,于是乎别出心裁,发明了自己和自己下棋的方法。陆游《渭南集》载:“郑介夫,名侠……好强客弈棋,有辞不能者,则留使旁观,而自以左右手对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敌。白胜则左手斟酒,右手引满,黑胜反是。如是凡二十三年如一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竟能兴趣盎然,数十年不辍,堪称宋代文人士大夫棋的一个奇观。刘克庄也是以自娱标榜棋情的,他在《棋》诗中说:“十年学弈天机浅,技不能高漫自娱。……未肯人间称拙手,夜斋明烛按新图。”打谱按图,自娱棋趣,前人多有其例,但不以此为手段,纯以此为目的,并且明确宣称自娱,则是宋人发明的。

  对下棋的人来说,不管是否系心于胜败,但只要参与对局,就会有胜负,要彻底地超脱在胜负之上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在文人士大夫中,渐渐形成了不以胜败系心的观棋之风。旁观他人下棋,彻底地摆脱胜负的羁累,可以更纯粹地领略围棋的艺术魅力,获得更完满的艺术享受和艺术趣味。观棋在唐代文人士大夫中就已很流行,并流下了不少观棋诗。那时喜好观棋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对围棋的变化莫测和高雅情趣的称美赞叹,没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宋人却不同,喜好观棋的人日益增多。像石介、邵雍、苏轼、郑侠、黄庭坚、陈与义、张继先、陆游、戴昺、罗公升、艾性夫等都喜好观棋,并留下了大量观棋的诗作。而且他们观棋的感受也更深入,更具有一种对棋理对社会人生的探求意识。不少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入棋情。这种观棋之好,从表面上看,是人们棋情棋兴的一种反映,从更深层次看,它同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旁观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之下,既不愿完全地同统治者同流合污,又不能完全地逃避开去置身其外的矛盾、苦恼,和一种扭曲变形的心态。这种观棋之风到宋以后愈演愈烈,更为炽盛,成为围棋史及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两宋时期的专业棋手理论修养较以前大为提高,马融、蔡洪、曹摅、梁武帝、梁宣帝的《围棋赋》,班固《弈旨》,应玚《弈势》,沈约《棋品序》已成为经典,深入棋手之中,有了“五赋三论”的称呼。高似孙《纬略》就说:“棋之赋五,棋之论三。有能悟其一,当所无敌,况尽得其理乎?”张靖的《棋经十三篇》问世后,也很快受到棋手们的欢迎,出现了“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棋经》,盘也;弈者,丸也”的现象和说法。

  两宋时期的专业棋手,艺成之后,往往挟技而游,一来遍会各地高手,交流棋艺,二来靠棋注棋彩维持生活。象刘仲甫、晋士明等即是如此。洪迈《夷坚志》卷二十五《蔡州小道人》记一善棋村童,自称小道人,也是挟技出游,到汴京,过太原、真定,最后到了金国都城。一般说来,这些专业棋手最终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当棋待诏,一是当棋师、门客,一是当棋工。棋待诏收人较丰,而且稳定,地位亦较高,但毕竟只有少数国手或者著名高手才能跻身其间,一般专业棋手是不可能问津的。所以,一些棋手就以教棋课徒为生。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曾提到“蔡州褒信县有棋师闵秀才”,就是一例。还有一些名显一方的棋手,可以受邀到达官显贵府上,专门陪他们下棋或教习其家人下棋。洪迈《夷坚志》卷二十六:“范元卿的棋品著声于士大夫间……其弟端智,亦优于技,与兄相埒,而碌碌布衣,独客于杨太傅府。杨每引至后堂,使诸小姬善弈者赌物,然率所约,不过数千钱之值,范常常得之。杨一日谓曰:‘闻君家苦贫,小小有获,无济于事。吾欲捐金币三千缗,用明日为某妾一局之资。君能取胜,立可小康。’范喜谢归邸,不能旦。同寓之士,窃言范骨相之甚薄,恐无由能致横财。如是,及对局,既有胜矣,思行太过,失应一着,遂变捷为败,素手而出。”这段记载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门客的地位、收入和日常的围棋生活。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本食客……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这种闲人食客也是门客性质的人,按耐得翁《都城纪事》所说,他们“艺俱不精,专陪涉富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宦官员到都干事”。一些专业棋手,不愿意或不足以作棋师和被邀作门客,往往在市肆设局,靠陪人对弈和指导人对弈而获取收入。陆象山在市肆遇到自称“临安第一手”的棋工就是这类棋手。所谓“棋工”,当是文人士大夫对这类棋手带有轻贱意味的称呼,社会地位更下一等。但做棋工束缚较少,比较自由,收入也不低,还能得到一般人的尊重,故走这条路的也不乏其人。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还流行一种蓄养棋童的风气。当时,由于宫廷和士大夫围棋游乐的需要,除喜欢找成人侍棋外,也经常找一些会下棋的貌美伶俐的儿童主要是童女来侍棋。北宋宫廷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南宋宫廷肯定有录用棋童的制度的,周密《武林旧事》载,宋高宗赵构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就曾命“小内侍张婉容至清心堂抚琴,并令棋童下棋”。这就促使社会蓄养棋童现象的出现。棋童的家庭一般都不富裕,父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同时也是为子女谋一出路,便找棋师教以棋艺,以供宫廷和士大夫选用。南宋洪{艹巽}《暘谷漫录》有一则厨娘美馔的传奇,其中讲道:

  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琴童、棋童、厨子等级,截乎不紊。

  这段话很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中下人家谋生的艰辛和培养棋童等情况。明人瞿佑《剪灯新话》有一篇《绿衣人传》,记赵源游学至钱塘,侨居西湖葛岭宋代权相贾似道旧宅旁,遇贾似道侍女的故事,这个侍女就是棋童出身。她自称“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即贾似道)朝回,宴坐半闲堂,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宋人刘镇有《八岁女善棋》诗:“慧黠过男子,娇痴语未真。无心防敌手,有意恼诗人。得路逢师笑,输机伯父嗔。汝还知世事,一局一回新。”从诗中描绘来看,这个8岁女有可能也是一个棋童。

  为适应文人士大夫娱乐生活的需要,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歌伎、乐伎等以一技之长侍奉客人的女子。而在宋代,随着琴棋书画艺术观念的确立,坊间妓女无不学习琴棋书画,唯有色艺双绝,方能远播芳名,提高身价。北宋名妓李师师就是这样。据《李师师外传》,宋徽宗曾赐给她片玉棋盘、碧白二色玉棋子,与她下棋、打双陆,结果都输了。当时还出现过专以棋艺侍客的棋伎。谢薖就曾与一个棋伎过往甚密,还作了《减字木兰花·赐棋伎》一词:“纤纤露玉,风雹纵横飞钿局。顰歙双蛾,凝停无言密意多。”描绘了一个擅长围棋的伎女慵懒优裕的生活场景。

  棋童、棋伎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围棋深入普及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些柔弱女子的不幸遭遇和不合理的现象。

  两宋时期,都市生活已很发达,而棋会又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一个特色。北宋时,钱塘(今浙江杭州)、汴京(今河南开封)是最著名的城市,也是当时围棋活动的中心和棋会最活跃的地方。《春渚纪闻》说刘仲甫在钱塘“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祝不疑到汴京后,“为里人拉至市庭观国手棋集”。《忘忧清乐集》所载当时国手局谱,其对弈地点多是道观寺院,如南婆召寺、万寿观、长生宫、上清官、兴国寺、戒坛院等,而且棋谱就是以其地方为名。说明棋会大多在道观寺院举行,并且基本上是每日有会,云集各路高手。

  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都市生活更为繁荣,棋会除保留北宋的一些习惯外,又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茶肆的围棋活动上。南宋茶肆生意十分兴旺,各色人等都爱在此聚会。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人等会聚……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亍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茶肆中每每置棋设局,供茶客们对弈消闲取乐。洪皓《松漠纪闻》:“燕京茶社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就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此书是洪皓出使金国后回来所作。他对比了北方和南方茶肆的习俗,发现南方茶肆盛行围棋(可能也有象棋),而北方则盛行双陆。

  两宋时期,下联棋开始流行起来,从有关记载看,当时多是由四人下联棋。这很可能同四皓弈棋的传说有关。如刘仲甫、王珏、杨中和、孙侁四人就曾在彭城下联棋。正因为四人下联棋的时候居多,所以沈括专门设想了类似孙武赛马的四人下联棋的方法。下联棋需要二人以上的默契配合,别有趣味,以后遂盛行开来。

  宋人对棋具也很讲究,他们在梁武帝广羊文犀、白瑶玄玉,唐人响玉盘和檀心龙脑等精美之制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织锦棋盘。织锦棋盘产于丝织手工业十分发达的成都,质地柔软精美绝伦,又便于携带,深受棋客喜爱。诗人楼钥得到一件织锦棋盘后,心花怒放,爱不释手,作下《织锦棋盘诗》:“锦城巧女费心机,织就一枰如许齐。仿佛田文仍具体,纵横方罫若分畦。烂柯未易供仙弈,画纸何须倩老妻。如欲枯棋轻且称,富求白象与乌犀。”为此,他还想求得象牙做的白子和犀角做的黑子与之相配。珠联璧合之后,整套棋具的富丽精美不难想象。

  围棋题材的绘画,到唐代已很盛行。两宋时期继其势头,出现了文人画、画工画更多地以围棋入画,作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时代风尚和繁荣景象。宋代有关围棋的图画很多,著名的如王齐翰《围棋图》,石恪《帝仙对弈图》、《四皓围棋图》,陆瑾《水阁闲棋图》,孙知微《弈棋图》,刘松年《春亭对弈图》,李唐《松台对弈图》、《水庄琴棋图》,马运《松下对弈图》、《竹溪吟弈图》,刘宗古《松下弈棋图》,马麟《弈棋图》,吴明喻《水阁闲棋图》,夏珪《灵客对弈》,执焕《四皓围棋图》,范中立《溪亭对弈图》,胡亭辉《草事对弈图》,赵希远《秋亭对弈图》,赵千里《水阁对弈图》,以及不明作者的《明皇太真对弈图》、《美人观弈图》、《十八学士图》等。由于唐人之画传品越来越少,宋人之画相对说来较多,因而宋代围棋图画对后世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5.辽金地区的围棋

  辽是契丹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它从五代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建国,到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和北宋对峙了160余年。金是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建国,到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为蒙古所灭,和南宋对峙了109年。辽、金都定都于今天的北京地区,一称南京,一称中都。契丹和女真最早都是游牧民族,崇尚勇武,擅长骑射,文化比较落后。但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后,在保留自己民族的一些习俗的同时,更多地则是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围棋作为一种艺术和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同南北朝等时期一样,在宋辽金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辽的围棋活动开展十分普遍,普及程度很高。宋叶隆礼《辽志·渔猎时候》载:“夏月以布为毡帐,借毡围棋双陆,或深涧洗鹰。”说明围棋在辽国已成为民族的风俗,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甚至不拘环境,在劳动季节带上毡帐,随时随处于休息时围棋。

  辽国围棋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考古发现可资佐证。如第一章中提到的13道围棋局,就是1977年4月5日在敖汉旗丰收公社白塔子大队的一座辽国古墓中发现的。而且从这一发现看,辽国的部分地区围棋交流不多,以至使用的还是早期制式的围棋。

  金的围棋比起辽来,还要盛行得多。金的国君中就有不少人爱好围棋。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二《熙宗孝成皇帝四》曾载有金熙宗(1119—1149)完颜宜下围棋的事:“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金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也好围棋,上书卷十三《海陵炀王上》:“幼时名孛列,汉言,其貌类汉儿,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他即位后好之愈笃,曾召会下围棋的大臣到御前对弈,自己一旁观赏。这同汉王朝一些爱好围棋的帝王完全一样。金章宗完颜景也是围棋爱好者,相传顺天府西三十五里有棋盘山,曾是金章宗下棋的地方。金世宗完颜雍时,宫庭内宗室围棋成风,甚至因围棋废学误事,所以金世宗还命监察御史督察。《金史·梁襄传》载:“梁襄,字公赞,绛州人。……为监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声弹事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为?’” 金代著名文学家王若虚,有一首《宫女围棋图》诗:“尽日羊车不见过,春来雨露向谁多。争机决胜元无事,永日消磨不奈何。”十分生动地再现了盼君君不来,只好靠下围棋消磨时光的宫女形象。此图不知谁画,但所画所题当都取材于金宫之事。说明金宫中不仅宗室子弟耽迷围棋,而且在宫女中围棋也很普及。

  在士大夫中和在民间,围棋就更为流行了。而且出现了技艺水平很高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大节。

  张大节,字倍之,代州五台(今属山西)人。天德进士,官至震武军节度使。张大节廉勤好学,擅长围棋。《金史·张大节传》称:“又善围棋,当世推为第一。常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弈。”由于南宋和金的围棋交流未见记载,“当世第一”张大节与南宋高手相较究竟差别如何,就很难考定了。

  围棋在金国的释道门中也极流行。若名道士丘处机就是其代表。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山东栖霞)人。酷好围棋,曾作《无俗念·枰棋》抒发棋情:

  前程路远,未昭彰,金玉仙姿灵质。寂莫无功天赐我,棋局开颜销日。古柏岩前,清风台上,宛转晨飡毕。幽人来访,雅怀斗机密。
  初似海上江边,三三五五,乱鹤群鸦出。打节冲关成阵势,错杂蛟龙蟠屈。妙算嘉谋,斜飞正跳,万变皆归一。含弘神用,不关方外经术。

  上阙写寂寞中以围棋开颜,说明时间、地点和对手,表现自己优游不羁之态和雅怀高情。下阙写纹枰局势,从布局至中盘,从棋情至道情,最后结出围棋虽不涉教门经典,但也是物小用宏,同归于道的观点。全诗反映的围棋情趣与中原文人士大夫和释道嗜棋者的情趣,毫无二致。洪迈《夷坚志》卷二十五《蔡州小道人》说,当时金国的围棋国手是一女道人,名叫妙观。这篇笔记小说有明显的加工痕迹,所言虽不足征信。但参丘处机等道门中人的围棋活动,说金国围棋国手是一女道人,也绝非偶然,不会是凭空杜撰的。

  由于围棋在民间在释道门中十分流行,难免有一些迷棋废业或棋风不正、棋德不高的现象,结果引起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如马钰。马钰(1123—1183),金道人,初名从义,字宜甫,入道后训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他看到围棋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作了《满亭芳·看围棋》:

  争名竞利,恰似围棋。至于谈笑存机,口倖相谩,有若蜜里藏砒。见他有些活路,向前侵,更没慈悲。夸好手,起贪心不顾,自底先危。
  深类孙庞斗智,忘仁义,惟凭巧诈譊謑。终日相争相战,无暂闲时。常存呆心打劫,往来觅,须要便宜。一着错,似无常限至,扁鹊难医。

  用语尖利夸张,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将下围棋说得一无是处。写完此词,似竟犹未尽,又作了一首《满庭芳·迷棋引》:

  口倖谩人,手谈胡指,暗怀奸狡心肠,只图自活,一任你咱忘。得胜无声之乐,笑他家不哭之丧。无慈念,杀心打劫,一向驰乖张。
  偶因师点破,回心作善,入道从长。便通玄知白,守黑离乡。绝虑忘机养浩,炼神丹、出自重阳。行教化,阐扬微妙,诗曲《满庭芳》。

  他感慨世人沉迷于围棋,用更加尖刻的语言挖苦嘲讽,将弈者描绘得险恶无比,最后自作秘签箴言,劝戒弈者回心作善,俨然如指点迷津弘杨道教精义的救世天师。自韦曜《博养论》后,尚未有反对围棋的如此激烈的言辞。这反映出全国国棋开展极为普遍,而且在道门中还有提倡围棋和反对围棋的争论。

  6.划时代的棋艺理论文献

  宋元时代的重要围棋著作,主要是《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和《玄玄棋经》。

  宋太宗讲究棋艺,以提高棋艺增加围棋艺术性、娱乐性和趣味性的作法,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围棋竞技性的作用,促进了棋手包括文人士大夫棋客对提高棋艺的注意和努力,同时也促进了棋艺理论著作和棋谱的撰述收集工作。使北宋时期,在短短的160多年时间里,产生了好几部重要的棋艺著作。纵观这时期的棋艺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价值高,水平高,或集前人之大成,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或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对围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多出自文人学士之手或棋待诏之手。前者重在理论,后者重在棋艺和棋谱的收集,为围棋的发展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北宋初期,除前面提到的宋太宗《棋图》、徐铉《围棋义例诠释》和潘慎修《棋说》外,尚有:

  杨希璨《四声角图》一卷,又《双泉图》一卷。杨希璨,北宋初年人,曾与贾玄对局,执白后行,输八路。

  尹洙《棋势》二卷。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人,官至太子中允,与范仲淹善。此见明冯元仲《弈旦评》,《宋史·艺文志》六徐铉后有《棋势》三卷,但未注撰者姓名,且卷次有异,不知是否即是尹著。

  唐绩《棋图》五卷。唐绩,字公懋,零陵人。哲宗元符进土,官至福州运制。

  又《宋史·艺文志》六杨希康之后,宋太宗《棋图》之前,尚有无名氏《玉溪图》一卷。蒋元吉《棋势》三卷。从排列顺序看,可能都是北宋时期的棋艺著作。

  又郑樵《通志略》卷四十五唐人棋艺著作之后还有:《棋本》一卷;应机子《棋势重元图》一卷、《围棋故事》一卷;王延昭《棋论》一卷、《诸家精选新势》一卷;《国手纲格》一卷。又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录《通远集》一卷。

  上面诸书很早便散佚,具体内容都不得而知。

  北宋仁宗皇祐中(约1052)左右,棋艺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其标志是《棋经十三篇》的产生。

  关于《棋经十三篇》的作者尚有争论。徽宗年间棋待诏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最早收录此书,署作“皇祐中张学士拟撰”。其后,元严德甫、晏天章的《玄玄棋经》也收录此书,作“皇祐中学士张拟撰”。《宋史·艺文志》六有“张学士《棋经》一卷”,当即此书,但未明载作者姓名。又有认为是刘仲甫作的,这首见于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刘仲甫“著《棋经》效《孙子》十三篇”。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收人《棋经十三篇》的同时,还收有刘仲甫《棋诀》,书中又有刘仲甫能通此十三篇之语。因此,刘仲甫不可能是《棋经十三篇》的作者。蔡絛与李逸民同时,不知何故有如此分歧。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则说《棋经十三篇》是张靖所作。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收有张靖《论棋诀要杂说》一篇,观其内容与《棋经十三篇》极为相似。张拟,史无明载,不知是否有其人。张靖(1004—1078),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累官大理寺丞、屯田员外郎。皇祐元年(1050)或二年文彦博为相,擢自龙图阁,后迁淮南转运使,又知荆南。《玄玄棋经》题署作张拟,但注文中称张靖,由此看,张拟、张靖很可能就是一个人。清代丁丙《武林往哲遗书》最早提出张拟即张靖之讹。今人李毓珍更详加考证,认为后人误解“张学士拟”将“拟撰”的“拟”当作了人名,故出现了张拟撰的误说。所以,《棋经十三篇》的真正作者应是张靖。根据此书署衔和张靖仕历,此书当成于皇祐元年或皇祐二年。

  《棋经十三篇》序称:“春秋而下,代有其人,则弈棋之道,从来尚矣。今取胜败之要,分为十三篇。有与兵法合者,亦附于中云尔。”表明一篇之旨是继承汉人以兵言棋的观点,探寻深奥的棋理。总结千余年来的棋艺经验,因此模仿《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体例,撰成该书。

  全书十三篇按棋局、得算、权舆、合战、虚实、自知、审局、度情、斜正、洞微、名数、品格、杂说排列,次第井然,全面而又系统。归纳起来,可分为几个方面:

  一、推本棋局和棋子的形制,给以理论上的解释。认为“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阴阳。”(《棋局篇》)这是对班固《弈旨》中象地则、神明德、阴阳分、效天文的观点及敦煌《棋经》中有关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围棋形制最明确最详细的解释。

  二、论述弈者应具备的棋艺修养和棋德。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得算篇》);“博弈之道,贵乎谨严”,“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也,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也”(《合战篇》);“知己之害而图彼之利者胜,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自知篇》);“持重而廉者多得,轻易而贪者多丧;不争而自保者多胜,务杀而不顾者多败;因败而思者其势进,战胜而骄者其势退”,“语默有常,使人难量,动静无度,招人所恶”(《度情篇》);“得品之下者,举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以影其势,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异于是,皆沉思而远虑,因形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斜正篇》)。提出:“振廉让之风者,君子也;起忿怒之色者,小人也。高者无亢,卑者无怯,气和而韵舒者,喜其将胜也;心动而色变者,忧其将败也。赧莫赧于易,耻莫耻于盗”(《杂说篇》)。这些要求的提出,使高雅的围棋活动的正常进行有了保证,使那些不正之风不致蔓延。

  三、论述对弈中的战略战术和基本要领。提出:“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占角”,“宁输数子,勿失一先”(《合战篇》),将古人的经验概括得更为精辟。又指出:“弈棋布势,务相接连”,“局势已赢,专精求生,局势已弱,锐意侵绰”(《审局篇》)。“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做到“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合战篇》)。要注意集中兵力,否则“绪多则势分,势分则难救”(《虚实篇》)。要调查深远幽深,辨明“有侵而利者,有侵而害者,有宜左投者,有宜右投者”,“有始近而终远者,有始少而终多者”(《洞微篇》)。在战术上,“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与势子相望,可以拆五”(《权舆篇》),“路虚而无眼则先觑,无害于他棋则做劫”(洞微篇》),“夹有虚实,打有情伪,逢绰多约,遇拶多粘”,“斜行不如正行,两关对直则先觑,前途有碍则无征”。记住易诵的要诀,如“角盘曲四,局终乃亡。直四板六,皆是活棋。花聚透点,多无生路,四隅十字,不可先纽”等。这些内容是全篇的精华,是千余年来弈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四、明确围棋的规则。指出:“胜而路多,名曰赢局。败而无路,名曰输筹。皆筹为溢,停路为芇。打筹不得过三,淘子不限其数”(《杂说篇》)。又列举棋的名目,如冲、关、打、顶等,共计32名,列举棋品,即入神、坐照、具体等九品。所举棋名与徐铉《围棋义例诠释》基本相同,而所举棋品与邯郸淳《艺经》所列完全一致。这说明围棋术语早已定型,变化不大,也说明隋唐以后虽然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品棋活动,但品棋的原则和品名却一直沿用。

  《棋经十三篇》是一部划时代的棋艺经典著作,作者以渊博的棋艺知识和高度的棋艺修养,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理论。全篇语言精炼生动,充满辩证思维,对棋手特别是初入门径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南北朝的时候,虽然出现过敦煌《棋经》,但其内容还不够丰富,其体例也不够详备,最为主要的是,它没能在棋坛流传,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棋经十三篇》却不同,它一经问世,就受到棋手们的重视,争相研究和学习,很快即被奉为棋家圭臬,以至于到了“我朝善弈显名天下者……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李逸民《棋经十三篇》跋)的地步。又有“古人谓盘中走丸,横斜曲直,系于临时,不可尽知。而必可知者,是丸不能出于盘也,棋经,盘也,弈者,丸也”的评价(同上)。《棋经十三篇》对推动围棋进一步的发展,推动棋艺理论的发展和棋艺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

  继《棋经十三篇》之后,宋代还有两部重要的棋艺著作,一是刘仲甫的《棋诀》,一是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

  刘仲甫的《棋诀》见于《忘忧清乐集》。共分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部分。《棋决》得益于《棋经十三篇》不少,是刘仲甫自己对弈经验的总结,也是《棋经十三篇》中某些理论和思想的发展。如“盖布置棋之先务,如兵之先阵而待敌也。意在疏密得中,形势不屈,远近足以相援,先后可以相符”,较之《棋经十三篇》中“夫弈棋布置,务相连接”的论述又深入了一步。又如:“取舍者,棋之大计。转战之后,孤棋隔绝,取舍不明,患将及矣。盖施行决胜谓之取,弃子取势谓之舍。若内足以预奇谋,外足以隆形势,纵之则莫御,守之则莫攻,如是之棋,虽少可取而保之;若内无所图,外无所援,出之则屈,而徒益彼之势,守之则愈困,而徒壮彼之威,如是之棋,虽多可舍而委之。”这段话较之《棋经十三篇》的“与其恋子而求生,不若弃子而取势”,“势孤援寡则勿走”的说法,要详尽精辟得多。因此,《棋决》也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颇有价值的棋艺著作。

  李逸民《忘忧清乐集》大约成书于北宋末年,分上、中、下卷,是一部棋艺理论著作和棋谱的汇编本。上卷所收的棋艺理论著作有张靖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张靖的《论棋诀要杂说》。所收的棋谱分为古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烂柯图》等)和宋代高手对局谱(《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中郭范和李百祥的对局谱《万寿图》、刘仲甫和王珏的对局谱《长生图》等)。中卷收《空花角图十二变》等八种角上局部图形的变化。下卷收入以平上去人四字定角和从一至十的顺位计数的识图方法;有名的死活棋势,如“高祖解荥阳势”、“三将破关势”、“独天飞鹅势”等37个。

  《忘忧清乐集》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棋谱集,它保存了大量的北宋时期的棋谱、棋势,使我们千载之后,得以一睹古代棋手精彩纷呈的对局。这些棋谱、棋势,给我们了解研究古代的棋制、棋规、棋艺风格和棋艺水平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元代围棋发展的最重大事件,是《玄玄棋经》的出现。《玄玄棋经》本名《玄玄集》,取《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意思。因书中收有《棋经十三篇》,故通称《玄玄棋经》。该书由严德甫、晏天章辑撰。严德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晏天章,字文可,是宋代著名词人、官至宰相的晏殊的后代,也是庐陵人。二人俱善弈。严德甫年长一些,20岁时已擅名江右,他“初集弈法为书”,“且辑棋经”。晏天章是世家子,“以家藏诸谱,又增益之”。二人本系棋友,于是对弈之暇,各呈识见,各举心得,参互考订,钩深致远,编选注释,成就此书。书成后,虞集、欧阳玄及晏天章分别作了序。

  全书取古代六艺之名,分为礼、乐、射、御、书、数6卷。礼卷为虞集、欧阳玄和晏天章序,以及张拟(靖)《棋经十三篇》、皮日休《原弈》、柳宗元《序棋》、马融《围棋赋》、吕公《悟棋歌》、徐宗彦《四仙子图序》。刘仲甫《棋诀》等文献经典。乐、射二卷为受一子至受五子局面图,以及“破单拆二”、“破斜飞拆二”等边角图势,附有部分术语图解,较之《忘忧清乐集》又有了一些变化。御、书、数卷为《唐明皇游月宫》、《项羽举鼎》、《孙膑陷庞涓》等棋势,共计378型,属于定式和死活研究。其中以死活研究最为详尽,最为精妙,是全书的精华。这表明元代围棋在局部攻杀上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玄玄棋经》约成书于元至正九年(1349),书成之后广为流传。明代《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均收入,被历代棋家奉为典范。该书于日本宽永(1624—1643)时代传人日本。宝历三年(1753),日本还出了《玄玄棋经俚谚抄》,可见其影响之大。

  元代棋艺著作,除《玄玄棋经》外,尚有《通玄集》、《清远集》、《幽玄集》、《机深集》、《增广通远集》、《自出洞来无敌手》等,这些集子撰人不可考,影响较小,很早便散佚了。

  7.著名国手

  (1)贾玄。北宋时期第一个著名的国手,太宗朝的棋待诏。欧阳修的《归田录》卷二:“太宗时有待诏贾玄,以棋供奉,号为国手。迩来数十年,未有继者。”宋太宗棋艺水平并不低,可他与太宗下棋,或输一子,或赢一路,或令局平,简直是随心所欲,其棋艺之高,算度之精,可以想见。与之同时的还有杨希粲。希粲曾与贾玄对局,贾玄执黑先行,希粲执白输八路,看来棋艺逊贾玄一筹,其谱尚见于《忘忧清乐集》。杨希粲著有《四声角图》一卷、《双泉图》一卷,见于《宋史·艺文志》。

  (2)刘仲甫,字甫之,江南人,约在神宗元丰末(1076左右)年开始擅名棋坛。哲宗、徽宗年间为棋待诏,卒于徽宗政和(1111—1118)末年左右。刘仲甫是北宋时期最负盛名的棋手,关于他的事迹,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十分生动。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一。”刘仲甫著有《棋诀》一篇,见于《忘忧清乐集》。又据蔡倏所记,刘仲甫还著有《棋经》、《造微》、《精理》,“咸见棋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说”,但未见流传,《宋史·艺文志》也未著录,可能很早就散失了。

  (3)晋士明(约1085—?),河东(今山西永济东南,或指今山西黄河以东地区)人。棋艺高超,后来居上,与刘仲甫齐名。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太上皇在位,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一。相继有晋士明,又逸群。政和(1111—1118)初,晋士明自河东来辇下,年方二十八九,独出仲甫右。一时又较之,乃高仲甫两道又有余。其艺左右纵横,神出鬼没,于是声名一旦赫然。”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收有晋士明与郭范、朱逸民、王珏、李百祥等人的对局谱。《忘忧清乐集》所收唐宋时谱,多是帝王或棋待诏的棋谱,看来晋士明可能也做过棋待诏。晋士明之后,最著名的棋待诏要算李逸民。李逸民对围棋的最大贡献是编撰了《忘忧清乐集》。

  (4)李重恩,约仁宗至哲宗时人,人称李憨,民间高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近时有李憨子者,颇为人所称,云:‘举世无敌手。’”《集事渊海》:“重恩善弈棋,冠绝当世。然形神昏戆,时人谓之李憨,弈棋之外,一无所晓,与人对弈,坐而昏睡。人精思乏之,方下一子,重恩开目,随手应之,皆出人意表。”欧阳修卒于神宗熙宁四年(1072),他的《归田录》作于晚年,所谓李憨“举世无敌手”,应在刘仲甫成名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