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届年会于2004年10月15日至18日在成都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屈原学会和四川师范大学的共同主办，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在内的一百余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共提交论文70余篇。从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及论文成果可以很明晰地看到，楚辞学研究在楚辞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已趋向专门化和细致化，显示了楚辞学研究在新世纪里的新发展。

　　根据此次大会所提交的论文来看，近两年的楚辞学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领域，而在每一大领域内又具体地分为若干细致研究方向。这四大领域大致可以概括为楚辞学的宏观研究、楚辞学的微观研究、楚辞学外延研究以及辞赋学研究。

　　楚辞学的宏观研究指的是将《楚辞》这一整部集子作为个体进行全面地研究，而其中又包括了文献学、文艺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诸方面的内容。学术研究的基础乃是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对楚辞学的文献资料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大明先生的《〈楚辞章句〉传本与校勘》一文将东汉王逸所著的《楚辞章句》进行了 “成书考”、“六朝传本考略”、“唐五代传本考证”、“宋本《楚辞章句》考证”、“明清时期《楚辞章句》主要刻本”等全面研究工作。另外还有梅桐生先生对清代贵州学者郑知同研究楚辞的一本专著《楚辞考辨》的评论文章——《郑知同〈楚辞考辨〉析论》。方铭先生在《楚辞文本研究对楚辞研究的重要性——以楚辞研究史为视点看周秉高先生〈楚辞解析〉》一文中指出：“2200多年的楚辞研究，粗线条地分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屈原事迹网罗及楚辞收集整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楚辞文献诠释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以环境、时代、思想、内容、形式、影响为主要着眼点的楚辞的综合研究阶段。……对屈原事迹的网罗和对楚辞收集整理、对楚辞文献的诠释、对楚辞的综合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交织，是楚辞学研究历史广泛性和深刻性的重要体现。”方铭先生在此文中还介绍了在楚辞文献研究阶段产生的优秀研究著作，诸如《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等等。其中“谢无量1923年出版的《楚辞新论》、特别是游国恩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楚辞概论》，把对楚辞的综合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游国恩先生的再传弟子周秉高先生的《楚辞解析》之独特体例“是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包括了文字校订、逐句对译、层次分析、词语注释和专题论证几个部分，与前代的研究相比较，无疑具有上述中国楚辞学研究三个阶段的综合特点，同时，又是这三个阶段研究的新补充。”

　　在宏观楚辞文艺学研究范畴内，李中华先生具体讨论了《楚辞的文体界定与文体渗透》问题。李中华先生对楚辞的“歌”、“诗”、“赋”、“诵”、“辞”、“骚”、“赋”、“文”八种称谓分别作了溯源和具体语境分析，认为“楚辞体兼韵散、亦诗亦文这种特殊的性质，它对于后世各种文体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这些“广泛的影响”包括了“直接形成了骚体文学”，“赋”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可以说，汉赋是沐浴着楚风楚语成长起来的文体”；同时楚辞对于诗歌、散文的影响也都是显而易见的。赵逵夫先生通过《〈楚辞〉文论举要》一文简要分析了屈原、宋玉和唐勒等楚辞作家作品的文学思想性，诸如《离骚》、《惜诵》、《抽思》、《思美人》、《大招》、《招魂》等，赵先生各有侧重点地作了精要分析。另有赵辉先生对《〈楚辞〉、〈诗经〉不同艺术性质的宗教阐述》，王政先生从美学方面探讨了《由帛书、楚辞看楚巫文化与美学发生学》，熊良智先生《试论楚辞“荃荪”喻君的原始意象》，这些研究成果大大充实着楚辞文艺学方面的研究视野。

　　关于宏观楚辞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汤彰平先生以“对二千年来楚辞中之楚语研究状况作一回顾”为目的，作《〈楚辞〉中之楚语研究述略》一文。同时，日本学者野田雄史通过《试论楚辞诸篇的押韵形式》的分析和研究阐明了楚辞诸篇成立的过程。

　　宏观楚辞社会学研究这一大块，周建忠先生在《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中，从“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研究楚辞方面强调了“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楚辞》本身就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周秉高先生主要从饮食文化入手，其《楚辞饮食文化研究》揭示了“楚辞中记载的饮食文化相当发达，表明中国烹饪达到了又一高潮”，而且“楚辞中的饮食文化也向我们暗示了当时森严的宗法制度”。白晓萍女士也以风俗为切入角度论述了《清江招魂与楚辞招魂》，为深入研究楚辞招魂提供了宝贵的民俗素材。

　　在宏观楚辞历史学研究范围中，董运庭先生的《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认为楚辞是“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白崇先生在《鲍照与楚辞》中“通过考察鲍照对楚辞的接受，将其诗歌风格源头归结于楚辞”。

　　《楚辞》微观领域的研究主要是指对楚辞中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研究和对楚辞具体作家的具体阐释。在是对楚辞具体作品的研究中，代表们提交的论文中覆盖了作品考辨、文体研究、文意探究、创作艺术手法分析以及作品中包含的美学、语言学、社会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深入挖掘。关于作品的一系列考辨研究十分突出，蔡靖泉先生通过《〈卜居〉、〈渔父〉的作者考辨》讨论二篇的作者问题，认为“从其文体和文风来看，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金荣权先生在《关于〈楚辞·大招〉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大招》所招之人应是一位王侯，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所招之魂不是死魂，而是刘安的生魂；《大招》的作者是汉代人。周禾先生讨论了《九辨》一文在《楚辞》一书中的地位，他在《论〈九辨〉在〈楚辞〉一书中的地位——兼及汉代的拟骚之作》中提出：《九辨》是宋玉的自悯之辞，但从一开始就被汉人误读为以屈原口气所写的代屈之作，并由此引发了两汉一系列的拟骚之作，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九辨》看作是《楚辞》成书的关键。张正明先生以《云中君为雷神说》一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九歌》文本的分析和民俗唱词映证得出《九歌》中的云中君就是雷神的结论。另外，马世年先生也作了《厉神占梦与〈惜诵〉中两“曰”字的人称归属》问题的讨论，孙振田先生研究了《〈大招〉招谁？》的问题，郑杰文先生作了《〈九歌河伯〉起于楚人祀河考》。

　　在具体作品的文体研究方面，吴广平先生在《到底是宋玉梦还是襄王梦——宋玉〈神女赋〉中一个千古学术公案的破解》中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潘啸龙先生在《〈离骚〉结构研究论略》中论析了“文章学”的《离骚》“两个主旋律”及“一个中心连接”结构说，“楚辞学”的《离骚》“二段式结构”说，“民俗学”的《离骚》“巫事活动形式”构成说，“审美形态”学的《离骚》“悲剧结构”说的成就得失，提出了适应文学作品的“多层次”、“复调”结构特点。就具体作品的文意解读方面，姚小鸥与刘树胜先生分别对《离骚》进行了再解读。姚小鸥先生在《〈离骚〉的意旨与篇题》中论证“离骚”即“决计离别时的心灵悸动，状屈原因远逝离别而缱绻不舍故居的心理挣扎状态，简言则为‘离别之痛'也”；刘树胜先生则有别论，其《对〈离骚〉题旨的再认识》将“离骚”归结为“告别忧愁”。此外，伍宗玉先生也有《谈谈〈招隐士〉的主旨》一文细解《招隐士》。而殷光熹先生则是从美学角度出发来探讨《招隐士》的，其《学古出新传扬楚骚——〈招隐士〉解读和审美》从“兮”字用法、音节句调、语词、景物描写及构思等各方面的研究中发现“《招隐士》在继承‘楚辞体'的艺术传统和艺术特色的同时，又能结合自己当时的实际写出新意，在立意、构思、写景、形象、文辞、音节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成为屈原、宋玉以后‘楚辞体'作品中的佼佼者”。从美学角度出发的研究作品还包括了江立中先生的《异彩美：屈原作品的美学特征》和田耕滋先生的《释〈离骚〉之“内美”——兼论屈原的美学思想》等。

　　另外，以艺术手法研究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有钱玉趾先生的《屈原〈九歌〉的性质、作时及其神灵的象征意义》、李倩先生的《悲耿的精神心理独特的艺术特色——宋玉〈九辨〉新审视》和郭令原先生的《宓妃考索——兼论〈离骚〉中“求女”的比兴意义》；从文化学方面入手研究的有张骏翚先生的《试从汉代隐逸文化看〈远游〉的作者及时代问题》和石群勇先生的《楚辞祭祀诗〈九歌〉是楚苗文化互动的结晶》；以语言学为研究出发点的论文有郭全芝先生的《〈九歌〉“兮”字用法新探》和黄永堂先生的《〈楚辞·招魂〉与“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成果有刘谦功先生的《从中国的“东君”到希腊的“阿波罗”》和杨成虎先生的《〈天问〉的研究与英译》；文献学方面的考证以黄灵庚先生的《屈赋楚简补正》为代表，另外还包括了阮忠先生的《考据通向的辨疑与开新之路——黄崇浩〈屈子阳秋〉评说》、德国白马先生的《重建王逸〈楚辞章句〉的立足点——再论今已失传的刘安〈离骚传〉》和史建桥先生的《〈天问〉研究的奠基之作——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

　　从占相当比例的对楚辞作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屈原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研究焦点。这些研究成果又可大致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屈原的文学影响，赵敏俐先生在《屈原艺术家身份、活动分期与诗歌作品分类问题》一文中将屈原看作“一个专职的或者说接近于专职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奋而抒情'的自娱式的个体歌诗艺术生产者”、“第一位以诗而闻名的伟人”，并且给屈原最高荣誉为“先秦时期中国最伟大的歌诗艺术生产者”，“为后世的文人歌诗艺术生产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张宏洪先生《论屈原对陆游的影响——屈原精神与浙东文化传统研究之二》探讨了屈原对陆游诗作的影响，认为“屈原在诗作中以真挚高尚的情感书写出‘真我'、‘真生活'的精神和淋漓尽致地揭露、抨击时弊的精神对陆游也有直接影响”；此外，在屈原和后世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中还出现了大量成果，其中有何念龙和陈顺智二位先生的《屈原李白之异论》、付晶晶先生的《寄心褚墨思垂空文——司马迁和屈原之间的共鸣》、李丹先生的《柳宗元为什么创作〈天对〉——由屈原〈天问〉谈起》；另有马冀先生的《屈原与中国戏剧的起源》，探讨了屈原在中国戏剧发生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屈原精神世界的探讨，毛庆先生在《论屈原的悲剧意识与屈骚的悲慨之美》中提出“屈原继承了上古神话的悲愤精神，为中华民族创构了于儒、道生死观之外的第三种最有价值的生死观，这种悲愤精神、悲愤意识和生死观，使屈原及其作品呈现出旷世无匹的孤独之美”；周东晖先生探讨《我们今天怎样评述屈原的爱国思想——三论屈原爱国思想》，提出“无论是存国、忧国，还是爱国，最终都表现在兴国据磋商，这就是屈原的美政理想……美政理想是屈原爱国思想的核心……是美政理想把屈原置于无可动摇的伟大的爱国诗人的位置上”；李明根先生的《乡土情结是屈原爱国思想的根源所在》、胡培培先生的《楚民族与屈原悲剧意识的形成》和王玉姣先生的《试论屈原之“言鬼”、“敬神”——〈九歌〉、〈招魂〉看屈原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都从不同侧面对屈原的精神层面进行了共同建构。第三方面是关于屈原的研究史的评价，包括了房锐和王红霞先生的《唐五代人笔下的屈原》、赵俊波和张海二位先生的《论中晚唐人对屈原、扬雄的再评价——以初唐为参照》两篇论文。第四方面是屈原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有樊军先生总结的《论屈原在语言学上的重大成就》。第五方面是就屈原个体生命历程进行探究，其中黄崇浩先生在《屈原生辰及相关问题》中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万年历》提出屈原生辰的公历日期应是公元前351年2月26日，并运用星座学说试图反证这一公历生辰的合理性；田耕滋先生则有《屈原被疏原因探幽》。

　　楚辞学外延的研究可谓异彩纷呈。黄瑞云先生从地理学出发，作《夏水和云梦泽——楚国地理研究之一》；蒋方先生和刘石林先生从风俗学切入，分别作《唐代端午节庆探释》、《端午屈原汨罗江》；毕庶春先生则从文学角度切入，作《“香草美人”刍论——比德时期及“取事为比”试探》。

　　辞赋研究一直与楚辞学息息相关、血脉相连，此次研讨会也产生了众多新的研究成果，王晓卫先生的《张衡〈归田赋〉对魏晋文学的两大影响》、踪凡先生的《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罗剑波先生的《〈文心雕龙·辨骚〉“博徒正解”》、杨赛先生的《晁补之的辞赋学略论》、王以宪先生的《论赋学与楚辞学的分合》、马世年先生《连珠体渊源新探》以及黄金明先生《典籍的传播与西汉拟骚之作》，都有许多精彩的见解。

200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