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篇  从个体到群体：中古士人生活的若干“原生态”

  第七章“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 诗歌创作  

 嵇康和阮籍是魏晋时期的重要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正始文学的璀璨双璧，他们创造了许多动人的篇章。他们不仅以卓荦的才情、美丽的诗文彪炳当世，更以高尚的人格辉耀千秋。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嵇、阮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对嵇、阮进行单独的审视，而缺乏整体的、综合性的探讨。其实嵇、阮作为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竹林七贤”的首脑人物，不仅在生活和思想上有相似之处，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倾向。

 抒写高蹈出世之志，这是嵇、阮诗歌常见的主题之一。他们强烈追求超世拔俗、优游天外的神仙生活，其情感浪漫而深沉，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情感基质。诗人抱着超越人间的幻想，遨游于五岳之上，嬉戏于神仙之间，假游仙以寄慨，托真人以为邻，寄欢愁于幻象，寓情意于烟云。在情调上既有屈赋的哀伤，也启迪了后来郭璞等诗人寓愤激于游仙的篇什。曹道衡先生说：“正始诗人如嵇、阮辈之写‘游仙’，不但不是忘情世事，相反地倒是曲折地表现内心的苦闷。”（《郭璞和〈游仙诗〉》，《中古文学史论文集》，页202）钱志熙先生对嵇、阮的游仙思想也作了非常深入的阐发（《唐前生命观念和文学生命主题》，页252~262）。本章试图从魏晋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嵇、阮的生活、思想和性格，全面考察其游仙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一 、入世·隐逸·游仙：嵇、阮的思想历程与游仙思想的现实基础 

 阮籍和嵇康是两位充满矛盾的诗人，他们的心灵始终在极端痛苦的矛盾中颤动着，现存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本书征引阮籍诗文，依据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所在卷帙及页码一律不作标示）和嵇康的五十三篇诗作就是对其心灵世界的叙写。纵观嵇、阮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入世，后隐逸，终归于游仙。这种思想脉络在嵇、阮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出他们由现实到隐逸，再由隐逸到游仙的转捩点。

（一）从现实到隐逸

阮籍和嵇康是两位不甘寂莫的志士，他们胸怀大志，意欲有所作为，慷慨磊落，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点，阮籍在青年时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嵇康则始终如一，直到广陵散绝。

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其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前辈那种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慷慨激昂的高风逸韵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咏怀诗》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志好尚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他追忆少年时代，志向远大，崇尚儒家经典，并以颜回、闵子骞这两位孔门高足为楷模。这时的阮籍是崇奉儒家思想的。《乐论》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据丁冠之先生考证，《乐论》作于魏明帝末年或正始初年（236~240）（《阮籍思想辨析》），那正是阮籍的青年时代。文章旨在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批驳了“有之无益于政，有之何损于化”的观点，肯定礼乐维护等级制度和移风易俗的作用，其基本倾向是儒家的礼乐观。在这篇文章中，他实际上强调了社会政治的重要意义，其出发点在于维护名教，给现存的制度寻找新的理论根据。阮籍不仅关心社会政治，醉心儒家经典，还热切希望建功立业，驰骋疆场。《咏怀诗》其六十一是一篇追忆少年时代的诗作： 

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成。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诗中描绘一个精习剑术、英姿勃勃的少年形象，令人想起曹植《白马篇》刻划的“幽并游侠儿”（《全魏诗》卷六），其豪情壮概动人心魄。这里我们不妨对《晋书》本传的两段记载加以解析，以彰明阮籍的现实态度及其特殊的表态方式。一是“青白眼”的故事：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案此事又见《世说新语·简傲》四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阮籍能为青白眼一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常用的典故之一。例如： 

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王右丞集笺注》卷一四）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读杜心解》卷二之二）

唯要主人青眼待，琴诗谈笑自将来。（白居易《春雪过皇甫家》，《白居易集》卷二三）

但得君眼青，不辞奴饭白。（苏轼《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一，《苏轼诗集》卷二一）

由这个典故还派生出许多语汇，如“青目”、“青眼”、“垂青”、“青眸”、“眼青”、“青盼”、“青眄”、“青照”、“白眼”、“眼白”、“垂青目”等等，足见其影响之大。对“青白眼”，新版《辞源》（页3355）释云： 

眼睛青色，其旁白色。正视则见青处，邪视则见白处。……后因谓对人重视曰青眼，对人轻视曰白眼。 

新版《辞海》（缩印本，页1987）亦释云： 

青眼，眼睛正视，眼珠在中间，表示对人尊重或喜爱；白眼，眼睛向上或向旁边看，现出眼白，表示轻视或憎恶。……《名义考》卷六：“后人有青盼、垂青之语。人平视睛圆则青，上视睛藏则白。上视，怒目而视也。” 

这些解释都是正确的。人的眼球向上翻，呈现白色，故阮籍对“礼俗之士”作“白眼”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关键在于“青白眼”的“青”字是什么意思。“青”为五色之一。五色指青黄赤白黑，古时把这五种颜色作为主要的颜色。《尚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中“青”、“黑”二色是各自独立的。“青”有时也指黑色。《尚书·禹贡》：“厥土青黎”。孔颖达疏引王肃语云：“青，黑色。”“青”的这种意义在古代诗文中经常出现。《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何长瑜）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汉族人的头发本来是黑色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呈白色。陆展染发，当然是要转白为黑，故“青青”一语必指黑色而言。李白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李太白全集》卷三）白居易诗：“青丝发落丛藂鬓疏，红玉肤销系裙缦。”（《陵园妾》，《白居易集》卷四）“青丝”，指黑而柔软的头发。又李白诗：“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寻雍尊师隐居》，《李太白全集》卷二三）曹唐诗：“青牛卧地吃琼草，知道先生朝未回。”（《小游仙诗》，《全唐诗》卷六四一）“青牛”，《辞海》增补本释为黑色牛。《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玄中记》：“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多出游人间。”“青羊”，新版《辞海》（页1985）释云：“……角小，黑色，角基生有轮纹。颈粗且短。毛松软而厚。冬毛灰黑色或深棕色，夏毛较暗。”显然，“青羊”之“青”也是指黑色。与上举诸例相同，“青白眼”之“青”是指黑色，而不是居五色之首的青色，故阮籍的所谓“青白眼”，实际上就是黑白眼。汉族人眼睛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白色。《世说新语》载：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言语》一五）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雅量》一一）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容止》三七） 

黑色是人心气平和时的眼色，白眼则是人生气时的眼色。阮籍为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对于当时的人和事他还是有自己的态度的。“青白眼”就是他表态的特殊手段。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卷下指出：“（嵇康）尝称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为可师，殊不然。籍虽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异？”（《历代诗话》，上册，页434）叶氏确实看到了阮籍为人的本质。其实际籍的眼色与他人并无差异，“能为青白眼”亦非特异功能，只是作为一代名士，他的这一表态方式比较引人注目而已。

二是广武之叹、武牢之叹与《豪杰诗》： 

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案此事又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广武”，指广武山。此山在河南省荥阳县东北，东连荥泽，西接成皋，秦末曾是楚汉战场。据《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汉王引兵渡河后，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定东海后西进，与汉军对峙于广武，相守数月。当时项羽在此处为高俎，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上面，欲烹之；又大显神威惊走汉之善射者楼烦。“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孟康注： 

于荥阳筑两城相对为广武，在敖仓西三皇山上。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东广武、西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云：“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在敖仓西。”郭缘《述生记》云：“一涧横绝上过，名曰广武。相对皆立城堑，遂号东西广武。”东广武城有高坛，即是项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项羽堆，亦呼为太公亭。 

武牢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六“河南一”称“其重险则有虎牢”，此下顾氏复云： 

虎牢关在开封府郑州汜水县西二里，一名成皋关，亦名古崤关。其地古东虢国，郑为制邑。……楚汉争衡，成皋尤为重地。汉三年，项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击破终公，复军成皋。项羽攻拔之。郦食其谓汉王：楚令适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资汉，愿急复进兵，塞成皋之险，是也。四年，汉复取成皋，卒灭楚。……今自荥阳而东皆坦夷，西入汜水县境，地渐高，城中突起一山，……，出西部，则乱岭纠纷，一道纡回其间，断而复续。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废，信乎为洛阳之门户也。 

这些记载已将广武山和武牢山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讲得很清楚。

广武之叹，寓意极为深刻。但前人对此事的解释纷纭不一，而鲜有中的者。如明·杨慎说：“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为竖子乎?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晋魏间人耳。”（《升庵诗话》卷一三“竖子”条，《历代诗话续编》，页899）他认为阮籍感时伤世，遂以“竖子”诅咒魏晋社会中的小人。胡应麟反驳杨说：“竖子正谓汉高。晋人见解，率本庄、列，岂容以实求之?”（《少室山房笔丛》卷六《续甲部·丹铅新录》二“阮籍”条）在他看来，“竖子”正是指汉高祖刘邦，而与现实人物无关。“竖子”是对人的鄙称，犹言“小子”。《战国策·燕策三》：“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但阮籍所说的“竖子”，直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刘邦从鸿门宴上侥幸逃回军中，派张良持白璧、玉斗各一双分别献给项羽和范增。“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范增以“竖子”骂项羽，因为他放走了刘邦这个劲敌。后来项羽败死乌江，刘邦做了皇帝。阮籍对刘邦十分鄙视，对于他的“成名”深感不平，认为这是“时无英雄”造成的。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项羽也不是真正的英雄，否则就不会让小人得逞了。他蔑视刘、项，因而发出“时无英雄”的慨叹，其愤懑、悲慨之情溢于言表。从更深的层次看，阮籍实际是在吊古伤怀，借评论历史人物寄寓其对现实的不满。广武之叹，是诗人对英雄不见、小人猖狂的魏晋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和深刻讽刺，蕴溢着深沉的愤怒与悲慨，同时也隐藏着诗人对曹魏统治者昏庸无能以致大权旁落的痛惜以及对凶狠残暴、“诛庶杰以使事”（干宝《晋纪总论》，《全晋文》卷一二七）的司马氏集团的痛恨。而武牢之叹，既然是诗人望京城而发，可知其用意正与广武之叹相同。阮籍之赋《豪杰诗》，也正是通过歌咏豪杰之士来寄托“时无英雄”的慨叹。《豪杰诗》今已不存，韩传达先生推测《咏怀诗》其三十八和其三十九两首就是阮籍当年所写的《豪杰诗》（《阮籍〈咏怀诗〉思想内容初探》）。诗中写道：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前一篇歌咏雄杰的功名，后一篇描写壮士的忠义。他们都是阮籍心目中的“豪杰”。后人对前一首诗的解释颇多歧义，如清人曾国藩说：“此首有屈原《远游》之志，高举出世之想。”（转引自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页48）近人黄节说：“此诗犹《大人先生传》所云‘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意也。‘雄杰士’，即指上挂高倚剑，砺山带河功名之辈；‘岂若’二字，有不与为伍意，亦犹《传》所云‘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也。”（《阮步兵咏怀诗注》，页48）黄氏所言较为贴切，但仍然未达一间。其实该诗所表现的是对为国立功、为己立名的“雄杰”之士的崇仰与歌颂。诗中开篇便描写了阳光普照万里，洪川激荡翻腾的壮美景象，起处雄阔，仿佛横空而来，不可端倪。“弯弓”以下四句，刻画了一个壮士的勇武姿态，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睥睨万物、气吞山河的伟大形象。这正是诗人热情讴歌的“雄杰士”。诗人对庄周的草率弃世极为不满，而愿意象“雄杰士”那样建立赫赫的功名。《咏怀诗》其三十九是一篇真正的壮士之歌。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诗人赞美“忠’、“义”和“气节”，这正是其道德信仰的真实流露和济世抱负的倾情表白。方东树评此诗曰：“原本《九歌·国殇》词旨。雄杰壮阔，可合子建《白马篇》同诵，皆有为言之。”（转引自《阮步兵咏怀诗注》，页49）这一见解颇为中肯。广武之叹是通过批判历史而隐斥现实，武牢之叹则直接表露了对现实的关切，《豪杰诗》更为深刻地体现了阮籍的现实主义精神。清·陈沆称阮籍“凭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其诗愤怀禅代，凭吊今古。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己哉”（《诗比兴笺》卷二《阮籍诗笺》，下引陈氏之语，出处同此），极为准确、深刻地揭示了阮籍的精神实质。

通过对《晋书》本传和《咏怀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阮籍并没有脱离其所生存的现实社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位虔诚的儒学信奉者。他敦悦《诗》《书》，胸怀志义，希踪爽直，志威八荒，他的精神是昂扬奋发、积极入世的。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其家世代儒业，嵇康自幼就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胸怀青云之志。嵇康的兄长嵇喜对他有有这样的描述：“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嵇喜《嵇康传》）也就是说，叔夜年轻时主要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成年以后才渐读老庄之书，但儒家学说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我之作如是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首先，嵇康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非常崇拜。在《答难养生论》一文中，他说孔子“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他对儒家礼教也奉若神明，《家诫》就是一篇礼教味十足的文章。明·张溥云：“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颜光禄集》题辞，《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页173）“教子以礼”，即要求儿子按照传统礼教的规范做人，如《家诫》对其子有这样的劝戒：“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嵇康认为做人应该讲求大义，应该坚持忠烈之节，后来嵇绍临难不苟，殁于王事（事见《晋书》卷八九《忠义列传·嵇绍》），恐怕与乃父的教育分不开。嵇康在用道家的语言表述其政治理想时，也常常显露名教的印痕。《声无哀乐论》： 

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 

他的意思是说，古时贤王承顺天命治理万物，必然崇尚简便易行的教令，施行清静无为的政治；君主恬静于上，群臣安顺于下；玄远深邃的教化默然畅通，天神庶民情意交感，均享安泰。在这里，他阐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但他的社会理想并未超越名教的藩篱。所谓“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就是在承认等级制度的前提下讲究宽容之道的。《太师箴》直接美化了他理想中的帝王： 

穆穆天子，思问其愆，虚心导人，允求谠言，师臣司训，敢告在前。 

诗人的意思是说，端庄和敬的圣明天子，专意征询自己的缺点，虚心谦逊地诱导众人，诚心诚意地觅求正直之言，而主掌训诲之事的太师之臣也敢于向君主提出忠告。《晋书》卷四九本传称此文“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这说明他的政治理想与儒家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自称：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人们常常据此认为嵇康是儒家学说的反对者和传统礼教的叛逆者。其实说他叛逆也好，说他反传统也好，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时王肃、皇甫谧等人，诬造汤武周孔之言，以迎合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需要，这个意义上的汤武周孔，实际是司马氏集团动辄用以绳人并最终达到其篡逆目的的遮臭布，与历史上的汤武周孔绝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汤武周孔，已经被司马氏及其党羽歪曲得体无完肤了，汤武周孔在天有灵，也会和嵇康一样愤怒！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被职业政客们所鼓吹所宣传的东西，往往就是被歪曲了的东西，至于往哪个方向上歪曲，则是由这些人的政治需要决定的。而那些被歪曲了的东西，已经与其历史的原貌风马牛不相及了。就此而言，真理不过是权贵们手中的玩物，而与热爱真理和创造真理的人们无缘。明乎此，嵇康所谓“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真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在魏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嵇康是一位在野的英雄人物。就其本质而言，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家礼教的真正的忠臣。他捍卫的是原汁原味的东西，而不是权者强加于人的桎梏。他和阮籍一样，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传统的礼仪制度，只是坚决反对当时那种虚伪的礼教，激烈抨击那些以儒家信徒和礼法之士自命，却肆意篡改以营其私的小人。这是其思想的实质和基本倾向。对此，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下引此文不注）一文所见最深，可视为不刊之论。嵇康不仅崇奉儒学，而且对现实社会十分关注。《卜疑集》是他全面阐述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的代表作，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贯穿全篇。他再三述志，表示要学习管仲，“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斥逐凶佞，守正不倾”。而《太师箴》强调为政者切勿自恃尊贵与威强，“肆于骄淫”，而应该“唯贤是授”，“顺乃浩好”。他希望以自己的“箴言”对时局有所裨益，其对日益腐败的曹魏王朝真是忧心如焚。当魏朝大权旁落时，他甚至想与残暴的司马氏兵戎相见，以武力扭转乾坤。《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嵇康身处风云变幻之际，睥睨和光同尘之流，虽因排俗取祸，却毫不畏惧。他那些与司马氏根本不妥协的傲诞之举，足以说明他崇力尚志的人生信条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一言以蔽之，嵇、阮是十分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有高远之态和经纬之略，对现实社会的白云苍狗和实际人生的阴晴圆缺极为关注。他们对世界和人生都曾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但随着魏晋时代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思想情绪也发生了很大波动。

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鸡鸣不已的历史时期。公元二四九年（嘉平元年），阮籍四十岁，嵇康二十六岁，公元二六0年（景元元年），阮籍五十一岁，嵇康三十七岁。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从公元二四九年至二六二年这十四年间，司马氏全面夺取了魏朝政权，酿成了一系列重大的事变。司马氏为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疯狂地铲除异己，铢戮名族，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几乎无一幸免。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杰以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全晋文》卷一二七） 

“诛庶杰以使事”确乎是历史事实：在典午之变中，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和桓范等人被杀；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举兵反，兵败被杀，其所拥立的楚王彪被赐死；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夏侯玄、李封、张缉、苏铄、乐敦、刘宝贤等被夷三族，齐王曹芳被废；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平毌丘俭；甘露三年（258），司马昭杀诸葛诞；魏元帝景元元年（260），司马昭弑高贵乡公曹髦。这一系列历史惨剧震颤了后来东晋时代的晋明帝。《世说新语·尤悔》七：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这是当时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动荡多事之秋，有多少慷慨悲歌、叱吒风云的英雄豪杰死于非命！司马氏的残酷屠杀造成了社会上的恐怖局面，给知识分子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人们满怀危惧，生活在临渊履薄的状态之中。忧生之情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这种忧生之情在阮籍的诗歌中表现最多。《咏怀诗》其三十三：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面对残酷的现实，诗人胸中如怀汤火，极端焦虑不安，而世事的翻云覆雨，更使他感到智谋不足，时刻担心祸患降临。又如： 

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同上，其二十四）

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同上，其四十）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同上，其四十一） 

嵇康也曾发出这样的歌吟：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嶮巇。（《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这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由现实而生发的深切感受。魏晋时代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心灵的负担极为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试图通过隐逸的手段来躲避灾祸，消除烦恼。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全晋文》卷五七）这是魏晋士大夫的一般看法。魏晋隐逸风气极盛，实在是因为“时方颠沛”的缘故。《世说新语·规箴》六：“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本条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曰： 

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 

何晏是魏武帝曹操的养子，又娶金乡公主，可谓曹氏之亲党、司马氏的死敌。他身处曹氏与司马氏激烈斗争的漩涡，对自己的生命十分忧虑，故希望远遁五湖，顺流漂浮，逍遥放志，这是他在惶恐不安的情态下所流露的真实心愿。魏晋玄学的开创者王弼在对《周易·遁上》“上九，肥遁，无不利”的注释中也明确指出了超然的隐士气度和躲避灾患的关系： 

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缯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王弼集校释》，页384） 

阮籍《咏怀诗》其三：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所表达的也是隐遁避患之意。又《咏怀诗》其三十四：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 

诗人欲隐居东皋之阳，以保素全真，躲避灾祸，因为《周易》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话。嵇康在缧绁之中作《幽愤诗》，诗中写道：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慙下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诗人的意思是说，他自信与世无争，然而偏多怨怼憎恨，不仅有愧于古代的柳下惠，而且不如现在的孙登。柳下惠是春秋时代的贤人。孔子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又《微子第十八》：“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关于孙登，《世说新语·栖逸》二有这样的记载：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此文下刘孝标注引用了四条史料。一是康集《序》：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二是《魏氏春秋》： 

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 

三是《文士传》： 

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 。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四是王隐《晋书》（见本书页219）。可见孙登是当时的一位很有见识的隐者，其隐逸之举，也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嫌疑与迫害。嵇康说“今愧孙登”，按照上引《文士传》的记载，就是因为没有采纳孙登的意见，未能及早隐居以致自蹈大祸的缘故。孙登认为嵇康不能做到“不用其才”，他只是口头上表示隐居的愿望，实际上是不能遗忘世事的。孙登对他的个性看得很透，所以嵇康后来对他念念不忘。

嵇、阮生逢动荡多事之秋，为避免灾祸，保全生命，他们的心灵便萌生了希踪隐逸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