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谈中的玄学内容和言语游戏  

二、嘲戏：清谈中的言语游戏 

 在中古时代的清言俊辩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幽默滑稽的言语游戏，那就是嘲戏。嘲戏一般与学术研讨无关，但又经常发生在清谈的场合，实际上构成了清谈的一种调剂方式。人们在高谈阔论阐述某些庄重的大问题时，往往情绪非常紧张，嘲戏使人们的心情得到弛缓。同时，嘲戏也是一种机智深蕴的语言游戏，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清谈家们的辩才。有大量材料说明，嘲戏是盛行于中古士林的一种习俗，它既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其时代特点。总的来说，它与清谈之风的昌炽是密切相关的。李剑国先生曾经指出：“六朝谈风盛行，知识分子喜作长日剧谈，这是名士风流的一种表现。……这里所云谈风，不专指清谈之风，还包括戏谈和讲故事。……所谓戏谈，就是‘嘲戏之谈’，或云‘戏语’，这是同讲故事极有关系的一种谈风。”（《唐前志怪小说史》，页229~230）所谓“嘲戏之谈”，乃是清谈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戏”的因素，但又有别于六朝时期常见的“戏谈”（“戏谈”偏重于清谈的游戏意味，与“嘲”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唐异明先生《魏晋清谈》第二章《清谈形式考索》第五节《清谈的心智娱乐和社交色彩》）。 

（一）嘲戏的起源 

嘲戏这一文化现象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如托名作者为宋玉的《邓徒子好色赋》（《文选》卷一九）、杨雄《解嘲》（同上，卷四五）和东方朔《答客难》（同上）等等，都带有浓郁的嘲戏意味。案《世说新语·言语》九（见本书页75），余嘉锡先生评云：“观其问答，盖仿《客难》《解嘲》之体，特缩大篇为短章耳。此必晋代文士所拟作，非事实也。”（《世说新语笺疏》，页70）所论颇为中肯。嘲戏作为一种士人风尚，发始于汉末。《华阳国志》卷一二《序志》云： 

汉末时，汉中祝元灵，性滑稽，用州牧刘焉谈调之末，与蜀士燕胥，聊著翰墨，当时以为极欢，后人有以为惑。恐此之类，必起于元灵之由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727） 

祝元灵，名祝龟，当时像他一样的名士有许多。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于乎杂以嘲戏。”（《文选》卷五二）“杂以嘲戏”的确是孔融文章的一大特色。《后汉书》卷七0本传：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国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此类诙谐讽刺之语在孔融的文章中有很多。本传又云：“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注》引《融集》与曹操书云： 

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锺，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锺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餔醩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字里行间洋溢着诙谐的讽刺和幽默的调侃。这种情调在三国士林的言语应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吴、蜀两国，精于嘲戏的人很受重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学识与口才的象征。蜀国的伊籍、秦宓、刘琰、费祎，吴国的诸葛恪、赵咨、沈友、薛综都是著名的辩士和嘲客。

在江东，口才好的人被称为“有唇吻”。《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 

雍母弟徽。字子叹，少游学，有唇吻。孙权统事，闻徽有才辩，召署主簿。 

这里以“有唇吻”与“有才辩”对举，显然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三国志》卷六一《潘浚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潘浚评樊伷之语云：“伷是南阳旧姓，颇好弄唇吻，而实无辩论之才。”“弄唇吻”是说会耍嘴皮子，而无实才，反之，“有唇吻”即是有“辩论之才”。《三国志》卷六四《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曰：“（聂）友有唇吻，少为县吏。”也是说他口才好。《汉书·东方朔传》：“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朔对曰：‘臣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又《抱朴子》外篇《重言》：“或与暗见者较唇吻之胜负。”及《崇教》：“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唇吻。”所谓“唇吻”，都是指发言、辩议而言。南阳人赵咨“博闻多识，应对辩捷”（《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沈友“辩于口，每所至，众人皆默然，莫与为对，咸言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孙）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同上，裴松之注引《吴录》），卓越的辩才可使一国之君肃然起敬，若再加上刀笔的工夫，就更是不同凡响了。《三国志》卷四四《费祎传》： 

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器之……。 

费祎能够将正确的义理融入辩答之中，所以和论敌交战，不为所屈，他显然是一位言语、义理兼工的人物。当时的人们崇尚辩论之敏捷，而往往忽略理义，费祎高迈流俗，卓尔不群，所以受到孙权的器重。上引《费祎传》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君主之性情、嗜好如此，臣下不能不受其影响，因而在吴、蜀之间，颇为流行嘲戏之谈。《三国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恪别传》云： 

（孙）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皇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皇，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费祎以凤凰自喻，以骐驎喻孙权，复以驴骡称其手下群臣，遣词巧妙，各得其宜。诸葛恪反唇相讥，目费祎为“燕雀”，又说“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其“辩论应机”（《三国志》本传）之才，也非常突出。《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 

西使张奉于（孙）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 

阚泽口讷，张奉欺人之短，薛综早已心怀不平，便借行酒之机为同僚“复仇”。他用拆字法巧释“吴”、“蜀”二字，扬吴而抑蜀，置张奉于难堪的境地，表现了卓越的智慧。在妙语戏谈方面，吴国的诸葛恪堪称是一流的专家。《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引《恪别传》： 

（孙）权尝问恪：“顷何以自娱，而更肥泽? ”恪对曰：“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 ”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 

这些辩答，或引譬呈巧，或美言自高，或智语惊人，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而《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的记载更能见其智慧： 

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 ”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 

“鹦母”，即“鹦鹉”，“母”、“鹉”同音互借。诸葛恪以人人尽知的事实反斥其“复求白头母”的无理，令人信服。《三国志》卷四二《周群传》： 

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张）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裕遂弃市。 

张裕因为与刘备对嘲，丢了脑袋，孔融之被杀，也与其对曹操的嘲戏有关。另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祢衡之惨遭不幸，也与此有关。由此可见，在汉末、三国时期，士人们固然以机趣横生的嘲戏之语显示了才辩和智慧，但个别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这仅仅是表面的原因）。 

（二）晋代士林的嘲戏之风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交际》中说：“余所禀讷騃，加之以天挺笃嬾，诸戏弄之事，弹棋博弈，皆所恶见；及飞轻走迅，游猎傲览，咸所不为，殊不喜嘲亵。凡此数者，皆时世所好，莫不躭之，而余悉阙焉，故亲交所以尤辽也。”其《自叙》也说：“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葛仙翁的表白是说自己的性格、爱好不苟同于流俗。“嘲亵”，即嘲戏，“亵”字正见出他对这种时尚的鄙薄。《抱朴子》外篇《疾谬》： 

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繻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騃野。于是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如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飚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麦之刈，实由报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如此交恶之辞，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犹善于依因机会，准拟体例，引古喻今，言微理举，雅而可笑，中而不伤，不枨人之所讳，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为之也，则枉曲直凑，使人愕愕然。妍之与媸，其于宜绝，岂唯无益而已哉! 

葛洪激烈地批判了晋代世俗的种种弊端，嘲戏之谈即是其中的一种。他将嘲戏视为时世的大“谬”之一，认为这种风俗有很大的危害，应当“息谑调以防祸萌”，“绝息嘲弄不典之言”（同上）。葛氏所论，自有其道理，但嘲戏做为一种士族风尚，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或肯定，而应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予以研究。

嘲戏之语，在中古时期的文献中多有记录。但载述最集中、材料最丰富的是《世说新语》第二十五门《排调》。杨勇师云：“排调，即嘲戏也。”（《世说新语校笺》，页586）下面我拟依据该门的有关记载，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中古士林流行的嘲戏风尚进行粗略的分析。

1．嘲戏的内容特点

士人之嘲戏，往往有特定的内容。

其一是葛洪所说的 “嘲族以叙欢交，相黩以结情款”和“上及祖考”（《抱朴子》外篇《疾谬》）。“嘲族”，即就士人所属家族相嘲。本门一二：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上及祖考”，即在言谈中故意戏弄其祖辈、父辈的名字。本门二：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本条刘孝标注云：“二陈，骞与泰也。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骞父矫，宣帝讳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本门三：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本条刘孝标注引孔安国注《论语》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党，助也。君子虽众，不相私助。”钟毓、钟会为汉司隶钟繇之子，司马懿为景王司马师、文帝司马昭之父，陈玄伯之父为陈群，武元夏之父为武周。他们通过互相问答、评论前人或者引用《论语》的方式，巧妙地隐入对方父亲的名字，以达到嘲戏之目的。本门三三：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庾爰之，小名园客，是庾翼之子。孙放，字齐庄，是中书监孙盛之子。“翼翼”，语出《诗经·小雅·谷风之什·楚茨》：“我黍与与，我稷翼翼。”孙放用“翼翼”的答嘲之语，两次呼唤爰之父亲的名字，又暗中以“稷”来贬喻之。刘孝标注引《孙放别传》在叙述此事之后说：“放应机制胜，时人抑焉。司马景王、陈、钟诸贤相酬，无以逾也。”对孙放嘲戏应对的能力可谓称扬备至。但是，这种嘲戏有时处理不好，往往容易得罪人。《宋书》卷六O《荀伯子传》： 

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示其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 

显然，荀伯子进行嘲戏的场合与动机都不合时宜，所以为人所诟病。

其二是就地望相嘲。本门四一：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孙兴公之语见《诗经·小雅·采薇》，习凿齿之语见《诗经·小雅·六月》。本条刘孝标注引《毛诗注》曰：“蠢，动也。荆蛮，荆之蛮也。猃狁，北夷也。”刘孝标还说：“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故因诗以相戏也。”可见他们引用《诗经》的诗句，是在嘲笑对方的地望。

其三是就生理、容貌特点相嘲。本门二一：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康僧渊本来是胡人，所以长得“目深而鼻高”，与中土士人不一样。本条刘孝标注引《管辂别传》曰：“鼻者，天中之山。”又引《相书》曰：“鼻之所在，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又本门三0：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张玄之年八岁，正处在换牙的阶段，因而“亏齿”。“狗窦”，即狗洞，汉乐府《十五从军征》有“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页77）的诗句。

其四是以他人的尴尬处境相嘲。本门三四：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这一条是描写范汪在清谈场上败北的情况。又同门五五：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 

本条刘孝标注引《战国策》曰：“苏秦说惠王而不见用，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大困而归。父母不与言，妻不为下机，嫂不为炊。后为从长，行过洛阳，车骑辎重甚众，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视。秦笑谓其嫂曰：‘何先倨而后恭?’嫂谢曰：‘见季子位高而金多。’……”谢安活用了“前倨而后恭”的历史典故，格外幽默风趣。

其五是就知识、学问相嘲。本门四八：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本条刘孝标注引《汉书》曰：“沛公入咸阳，召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虞存为“约法三章”注入了新的内容，说清谈之人、写文章的人和进行学术研讨的人都应受到惩罚。这三方面的事情都不是魏长齐擅长的，而虞存的嘲戏之意也正在于此。《排调》六二：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本条刘孝标注引《尚书大传》曰：“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焉，名乔。’二三子往观之，见乔，实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乔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见梓，实晋晋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周公与伯禽是父子关系。刘参军把这个历史故事拉过来说明他要打周参军的原因，这本来是很不恰当的，而周参军居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伯禽挨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桓玄说刘参军不要再读书了（知识太多了，往往爱愚弄人），周参军应该勤奋学习（没有知识，就难免受人愚弄）。

其六是就宗教信仰相嘲。本门二二：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 

本条刘孝标注云：“充崇释氏，甚加敬也。”又云：“终古，往古也。《楚辞》曰：‘吾不能忍此终古也。’”同门五一：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本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又引《晋阳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久在扬州，征役吏民，功赏万计，是以为遐迩所讥。充弟淮，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大凡宗教都有泛爱万物的精神，二郗、二何的所作所为背离这种精神，劳民伤财，所以见嘲于谢据。

第七是就性格、行为相嘲。本门一四：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 

刘孝标注曰：“以戏周之无能。”王导的意思是说周顗为人虚而不实，同门一五谢鲲称周伯仁“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刘孝标注曰：“谓顗好媟渎故。”谢鲲的意思与王导是完全相同的。本门二八：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本条刘孝标注引《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巢父。”又引《高逸沙门传》曰：“遁得深公之言，惭恧而已。”中古时代还不是商品经济的时代，所以马瑞志先生谓《世说新语》“书中撩人的一笔是提到了商人们沿着南部都城建康（今南京）附近的水路从事贸易活动，但相对于贵族之林形形色色人物的恶作剧而言，他们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世说新语>的世界》），马先生的解释是非常新颖的。买山而隐是现代富翁们的行为，在中古时代还不太时兴，在巢父和许由生活的上古时代就更不存在。巢、许是中古隐者的榜样，所以支道林一提出买山的要求，就立刻遭到深公的嘲笑。

其八是就某人的名字相嘲。本门六三：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 

本条刘孝标注：“道曜，未详。思道，王祯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祯之字思道，故曰‘顾名思义’。”王祯之小名为思道，《老子》是讲“道”的书，桓玄让他“顾名思义”，是用他的名字开玩笑。

以上八个方面，都突出了“嘲”的特点。在中古时代的嘲戏之谈当中，还有一种纯粹的“戏谈”，而与“嘲”的意思无关。本门六一：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了语”是以终了、结束的具体事实来形象地说明“了”的境界：“火烧平原”是原野之“了”，“白布缠棺”是人生之“了”，“投鱼”、“放鸟”意谓一去不可回，也是一种“了”。“危语”是以具体的危险情境对“危”的意义加以形象的说明，桓、殷、顾三人列举的事情都非常生动，但参军之语最为绝妙：盲人骑马，是一“危”，骑瞎马，是二“危”，临深池是三“危”，夜半临深池是四“危”。以十字之语，而将“危”的情境描绘得淋漓尽致，无怪乎殷仲堪感到“咄咄逼人”了（参见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页230~232）。

以上九方面构成了嘲戏的主要内容，其它方面的内容当然还有不少。显而易见，嘲戏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十分广阔的，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习俗等诸多方面的文化背景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2．嘲戏的形式特点

嘲戏之谈作为清谈的一个变种，在形式上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清谈的影响。从形式方面着眼，嘲戏主要有以下四类：

A．自我嘲戏。本门三一：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七月七日暴晒衣物，是中古时期的一种习俗。《世说新语·任诞》一0：“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本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裈也。”阮咸也是自我嘲戏。

B．嘲戏他人。上文所引（见本书页142）本门二二、六二等等皆是。

C．双方嘲戏。本门四六：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 

D．多人嘲戏，如上文所引本门六一等等。这类戏谈，带有一定组织性，显然与谈玄有关。

（三）矛盾与悖论：对于嘲戏的总体认识 

中古士人重家世、重氏族、重地望，但所有这些被士人们珍视、尊重、捍卫和呵护的东西，却构成了嘲戏的主要内容。换言之，嘲戏之谈的对象就是以人们所推尊、所崇尚、所保持的某些贵族化的价值观念乃至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悖论。试举一例以说明之。中古士人特重家讳。《世说新语·方正》一八：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何物”意谓什么人。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故意冒犯陆机的家讳，惹得陆机大怒，于是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了卢志这个得意忘形的小人。在中古时代，绝对不能直接称呼他人的父、祖之名，这种避讳称为家讳。家讳通常为人们所尊重。《世说新语·赏誉》七四：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本条刘孝标注引《礼记》曰：“妇人之讳不出门。”又《世说新语·言语》八九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讳昌明，简文第三子也。初，简文观谶书曰：‘晋氏祚尽昌明。’及帝诞育，东方始明，故因生时以为讳，而相与忘告简文。问之，乃以讳对。简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聪惠，推贤任才。年三十五崩。”又《世说新语·任诞》五0：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 ”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桓南郡（桓玄）的父亲是桓温，所以王大一连串的“温酒来”使他痛哭流涕。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人对家讳的问题相当敏感。梁元帝《金楼子》卷六《杂记篇上》： 

世人相与呼父为凤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当可得通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闻孝武此言，径造谢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凤毛，吾不曾见此物，暂借一看。”翼非惟不晓此旨，近不知超宗是谢凤之儿。超宗感触既深，狼狈起还内里避之。翼谓超宗还内检取凤毛，坐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瞿微歇，兼冀其已悟，于是更出对客。翼又谓之曰：“凤毛止于此一看，本不将去，差无损失，那得遂不见借？”超宗又走，乃令门人密往喻之，翼然后去。翼即是于孝武座，呼羊肉为蹲鸱者，乃其人也。超宗字几卿，中拜率更令。…… 

这也足以说明中古士人对避讳的重视。这种习俗其实由来已久。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一“讳”条：“《春秋左氏》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则讳之。’则是讳名自周人始也。《礼·祭仪》云：‘文王称讳如见亲。’”又《颜氏家训·风操》论避讳说： 

《礼》曰：“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犹如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耶?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益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有臧逢世，臧严之子也，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孝元经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竟修笺书，朝夕辐辏，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 

所谓“期于滇沛而走”说的就是谢超宗的事，此已见于上引《金楼子》。萧绎和颜之推的记述说明，家讳在中古时代是绝对不容触犯的。但是，在嘲戏之谈发生的过程中，士人们却把善于巧妙地触犯别人的家讳当作一种本领，旁观者对此也颇为赞赏。从以上所引《世说新语·排调》的诸多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嘲戏本身实际上与中古名流的信仰和观念是背道而驰的。究竟原因何在？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嘲戏是中古士人放诞不羁、蔑视礼法之气度的一种显现和一种外化。我们看《排调》四所记阮籍和王戎两位名士的酬答：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本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阮籍称王戎为“俗物”，当然是嘲戏之意，王戎的反唇相讥也是一种嘲戏。士人们追求超世脱俗，在追求的过程中，其所尊重的绝对不允许别人侵犯的家讳便成为牺牲品。连自己最珍惜的东西，都可以广泛纳入嘲戏之中。这也真够旷达！尽管这种旷达并不可爱，但它足以说明更深层次的问题：人的本身似乎有这样一种本能，那就是，人尊重什么，也就会摧残什么，人热爱什么，也就会破坏什么。换言之，人所创造的美好的一切，都要在人的手中覆灭。而最终是人消灭人。万物成空，世界成空——世界本来就是空的！这就是佛学的真如？

还是回到嘲戏本身。确实，某些嘲戏之辞非常无聊，甚至令人恶心。《排调》一一：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赍。”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同门五四：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此二条记述君臣之间的嘲戏，就嘲戏的内容来看，的确不值得一提。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君臣本来是不平等的，而在嘲戏之谈进行的过程中，他们却是平等的。嘲戏是一种戏谈，嘲戏是言语的交锋，嘲戏代表着智慧与才辩。既然如此，无论嘲者，还是被嘲者，就都不会受长幼尊卑或者等级高下的制约和影响了。

       中古士人的嘲戏是无拘无束的。其中蕴藏着自由的精神，旷达的气度，也包含着悖理的谬说与可笑的荒唐。美妙的嘲戏足以怡情悦性，鄙俗的嘲戏令人恹恹欲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