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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撰成的《文心雕龙札记》，已是20世纪学术经典之一，世人皆知。可其师章太炎也讲授过《文心雕龙》，知道的人可就不多了。上海图书馆藏有章太炎早年在日本“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的记录稿，是由章氏弟子们记录的，虽非全帙，亦值得珍视。
此稿书签题“朱逖先撰《文心雕龙记》不分卷民国间稿本”。笔者曾受这“民国间稿本”几字的迷惑，误认为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讲演记录，因为据汤志均《章太炎先生年谱》，章氏晚年确实在苏州讲授过《文心雕龙》。但是这决不是章氏晚年的讲稿，而是他于民元前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上的讲演记录。这份记录稿实际上包括两种稿本：一个稿本，为蓝格竖行稿纸，封面题“文心雕龙记”，反面题“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正文半页十行，字体为草书，多有涂抹。另一稿本是右角印有“松屋制”的薄本。封面无题字，正文半页十行，钢笔字，首页题“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其中有一张进度表，标明讲习进度和参加者，进度为：3月11日，1至8；3月18日，9至18；3月25日，19至29；4月初1，30至38；4月初8，39至50。每周1次，五周而毕其事。参加者的姓名省略为：“潜、未、逖、篷、兼、卓”。显然，潜，为钱东潜；逖，为朱逖先，即朱希祖，浙江海盐人；蓬，为朱蓬仙，即朱宗莱，浙江海宁人；兼，为沈兼士，浙江吴兴人；卓，为张卓身，即张传琨，浙江平湖人；未，是龚宝铨，字薇生，别号未生，浙江嘉兴人。只有这个“钱东潜”，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是谁。钱玄同，曾号得潜，又号德潜，不知是否即这位“钱东潜”，不管怎样，是章太炎的弟子应该没有问题。就已经查考出来的几位来说，有的曾是南社社员，有的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大致在1906年至1910年内，都在日本留学，而且都师事章太炎。章太炎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不久即开设并主讲“国学讲习会”。许多中国留学生纷纷参加，列弟子席。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民元前4年（1908）我始偕朱宗莱、龚宝铨、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作人昆仲、钱家治前往（章太炎处）受业。”谈及的8人中，上面提到的人物已占3、4位。章氏回国后，弟子作鸟兽散，难以重新聚首听其师的讲演；而且，朱宗莱已于民国8年病逝于北京协会医院，龚宝铨也于1922年6月病逝，因此这份记录稿决不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时的讲演记录稿。这样来看，记录稿上题的“国学讲习会”，只能是指章氏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其中一个记录稿的纸张印有“松屋制”3个小字，“松屋”是什么意思呢？国内没有这个专名。是否是日本大阪南区的“松屋町”？我曾就此请教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木康先生，大木康教授回信说：“松屋不是地名。松屋是一家专门制造原稿纸店（厂）的名字，如中国的‘朵云轩'之类。”这日本造的纸张，再次证明了这是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的记录稿。
这两种记录稿，内容多有重复，也有详略的不同，显然是两个听者的记录。《文心雕龙》50篇，按计划是5周讲完，而两本记录稿只记录了《文心》前18篇的讲演，即第一、二次的讲演记录，非为全豹。是讲演没有坚持到底还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观念近代化的大背景中，章太炎独标异论，提出“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主张。这份讲演《文心雕龙》的记录稿，也鲜明地揭示这种独特的文学观念。他讲演《文心雕龙》，认为：“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这与《文学总略》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推原“总集”最初的本意是“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因其他已成书者，不至散矣，无庸选也”。因此，在他看来，萧统编纂《文选》，“以为集以外皆不得称文”，是“忘其本意”。
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肯定刘勰的大文学观念，批评萧统《文选》乃至后世阮元等文学观念的狭隘。他说：“《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而弟子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里却偏向于阮元骈文观。肯定“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对同一部《文心雕龙》，师徒二人从各自的文学观念出发，作了不同的解读。
从不同的文学观念出发，章太炎与黄侃对《文心雕龙》的一些文句进行不同的解释和评论：
《文心雕龙·原道》“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句，是解释《易》“文言”二字的。黄侃释“文言”为“文饰之言”，并肯定此说“与彦和意正同”。但，章太炎则批评刘勰解“文言”为“文饰之言”，不如梁武帝将之解为“文王之言”确切，其目的在于消解刘勰“矜其采饰”的合理性。
同样是解释《原道》第一段，黄侃强调的是“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二句，认为刘勰重文采。而章太炎则着眼于刘勰“道之文也”的泛文学观。
对于谢灵运的评价，黄侃在《诗品讲疏》里称赞他“奇才博学，大变诗体”，具有转变诗风的巨大意义。而章太炎则不然。他讲解《明诗》“争价一句之奇”句，说：“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古无是也。”明显对谢灵运持不满态度。黄侃在《诗品讲疏》批评，“世人好称汉、魏，而以颜、谢为繁巧”之错误，或许就是正对其师而发。
章太炎是近代大力破除经学偶像的学者，在讲解《文心雕龙》时，他说过“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之类话。但是，章太炎并不反对“宗经”的观念，对中古而下，文章不能宗经，他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讲解《宗经》时说：“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淫艳，而专在肤泛矣。”如果说匡正六朝“淫艳”之弊，是刘勰《宗经》之意旨的话，那么可以说，匡正宋代以来的“肤泛”之弊，则正是章太炎论文学的出发点。
这份记录稿，还显示了章太炎深厚的小学功夫和文章辨体的精细。这里难以枚举。研究古代文论和“龙学”的学者，读读这份记录稿，或许会有助益。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最早提到这个记录稿的是詹钅英先生。他的《文心雕龙义证》“引用书名称”最后一条是：“朱逷先等笔记。朱逷先、沈兼士等听讲《文心雕龙》笔记原稿，只有前18篇。朱、沈皆章太炎弟子，疑为章太炎所讲。”并在正文里引录了6、7条。因为是“疑”为章太炎所讲，所以与章氏其他论《文心》的文字还是分别处理的。后来从无人论及这部记录稿。现在通过纸张等方面的考辨，可以确证，这就是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的记录稿，研究章太炎的文学观，应该注意到这个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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