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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作品集
钱玄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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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
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
鲁迅与钱玄同
钱玄同的晚节
钱玄同刻章明志决不做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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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汉字简化
钱玄同
钱玄同:“左行横排”的首创者
恃才傲物的钱玄同
钱玄同与白话文字
《狂人日记》的催生者
钱玄同的两次背叛:从复古走向新文化
钱玄同的尊师与执著
钱玄同

 

 

 

 

 

钱玄同的两次背叛:从复古走向新文化

 

 

 

  

   钱玄同的两次背叛:从复古走向新文化 由“复古”转向新文化
   1906年秋天,钱玄同第二次到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这年章太炎出狱后也来到日本,在东京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钱玄同拜识章太炎后,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钱玄同听章太炎讲国学,立定了他的研究国学的志向,并从此走入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大约在1910年,钱玄同和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办《教育今语》杂志,出过六期。杂志的宗旨是给一般失学者灌输文字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常识,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那时章太炎等一班民族主义者主张光复旧物,钱玄同也浸渍于中国古典文献里,写起文章来,春秋笔法时出。

   1910年5月钱玄同归国,这年他24岁,在家乡浙江省的几所中学做国文教员。1911年的2月间,钱玄同在故乡吴兴拜访了经学大师崔适。钱玄同读了崔适所著的《史记探源》稿本,又从崔适那里借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阅读,自此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1913年8月钱玄同离开杭州来到北京,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代将要开始了。9月钱玄同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钱玄同任国文部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钱玄同到北京后,仍去信向崔适请教问学。这样钱玄同在经学上有了两个正式的老师,一个是章太炎,一个就是崔适。钱玄同甚至还向蔡元培竭力推荐崔适,请崔来北大做讲师。但崔适说话口齿不清,遭学生不满,后来不得已下讲台,改为给预科生批作业,最后贫病死于湖州会馆。

   章太炎是主古文经学的,崔适则主今文经学。借用上个世纪30年代考入北师大国文系,听过钱玄同音韵文字学和经学课的顾学颉的话讲:古文经学偏重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研讨,对于经的本身多采取“信古”的态度。今文经学偏重于微言大义的阐发和新创,对于“古文经”则持怀疑、非难的态度。历史上这两个学派各自笃守“师说”,门户森严。钱玄同对章太炎作了一次经学上的“谢本师”,这已显示钱玄同在学术上的态度。到后来钱玄同对今文经学也不再满意了,他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钱玄同原来是坚定不移要复古的。他以为清王朝既已推翻,就当恢复汉民族一切更古的古制——除了“皇帝”之外。然而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决议把政府迁到北京。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他由“反清排满”时代的恢复以前汉民族的“古”,进而发展到反对复古,并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7年钱玄同加入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的国语研究会,会长是蔡元培。国语研究会着手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语法辞典等书;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1917年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发表了“检字新法”、“汉字号码索引法”、“末笔检字法”,并作了《汉字索引制说明》,请蔡元培作序文,钱玄同作跋语。钱玄同在《跋》里,提出了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以注音字母附记字旁,仿英法日本字典之体制。

《狂人日记》与《尝试集》

   1918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迁移到北京。钱玄同开始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其他五个编辑人员是:陈独秀、胡适、刘复(即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钱玄同这一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他奋勇当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催生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同时也唤醒了鲁迅沉睡着的文学写作热情。由于钱玄同的不断约稿和催促,才使鲁迅创作了他的《狂人日记》。周作人晚年在回忆录中,曾写到钱玄同向鲁迅约稿的事:“……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钱玄同的诨名)的劝驾,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胡适写作白话,时间更早一些。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来写作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给钱玄同看,并请他作序。钱玄同和胡适还没见面时,1917年7月,他就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新诗提出过意见,说胡适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胡适看了钱玄同的批评,给钱玄同复信里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所以胡适后来在北京所写的白话诗,就都不用文言了。钱玄同在给胡适的白话诗作的序中,发挥了他对白话入诗的见解,以他汉语史的学术修养,从历史的变迁里阐述“言文一致”的道理:“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代表现代中国新文学最早创作实绩的两部白话文学作品: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都与钱玄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但遗憾的是,鲁迅与钱玄同这对“五四”战友,后来却因思想上的分歧而渐渐离远了。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时偶遇钱玄同。这两位章门弟子,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鲁迅和钱玄同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及此事,并转述过鲁迅的自述。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说起这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马隅卿(孔德校务主任)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在钱玄同看来,是鲁迅给他吃了一个“闷葫芦”,之后就“自然回避了”。


汉学简化及注音字母

   《新青年》自1918年初移师北京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但是由于性格、思想等的不同和差异,编辑同人中的分歧也渐渐出现了。刘半农因为受胡适讥讽他没正式学历的刺激,一气之下于1920年公费赴法国留学;胡适和钱玄同之间也因
对中国旧戏见解的不同,出现了一些分歧。《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已经公开而又无可挽回了。1920年移师上海后的《新青年》因宣传马克思主义,当局不准再邮寄。钱玄同既不赞成停办刊物,也不参与政治活动,于是开始考虑汉字简化这个问题了。他原是主张用世界语的,后来认识到,这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的一种急进派主张,现代的中国则只能提倡国语。

   1920年2月1日,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认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精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完事的。造成拼音文字,第一步是规定语法,第二步是编成字典。有了这两样东西,才能有拼音文字出现。”在这篇文章里,钱玄同还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的了。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一九二○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但不论造新的还是采旧的,钱玄同抱定的“唯一主张”是:减省笔画。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针对一些主张以“京音”为准的观点,他再次辩证道:“就事实上讲,英国以伦敦南部之音为国音,不是以伦敦都会之音为国音;德国以汉堡之音为国音,不是以柏林之音为国音。”“况且国音是为国语而设的,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国语既不是北京话,国音如何可以纯用北京音呢?”

   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就在这年冬天,钱玄同与黎锦熙即以“国语统一筹备员”的身份,联名给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汉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有形无声(虽然大多数于古是形声字),给它加上一个音标,实为今后之要务。而用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切要。”

   也是在这一年,钱玄同还与黎锦熙一起,多方奔走,终于使“国语辞典编纂处”得以扩充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这项大规模的计划,动议于1919年,编纂处成立于1923年,但直到1927年,才以钱玄同、黎锦熙和吴稚晖三人的名义,向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了一笔款子,着手搜集材料,作为教育部国语会事业之一。“中国大辞典”原来只叫做“国语辞典”,直到1928年方才扩充而改名。正如黎锦熙后来说的,因为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就不能不对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的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

   此外,《增修国音字典》的12大册稿本是在1926年10月基本审定的。1928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后,又特设“增修《国音字典》股”于纂著部第一组中。钱玄同也在当年提出意见,认为12大册稿本《增修国音字典》所收的字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时难于决定。到1929年,国语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改《增修国音字典》为《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共得9920个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合计12220年字。钱玄同作最后的审核,直到1931年全稿始定。

   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里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到民二十一,整整的经过十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有一长篇例言,题为“本书的说明”也是钱先生一手做成的。

  


 

来源: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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