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1932）

推倒一时，开拓万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虚！
这是近代经学家廖平自署楹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好大的口气！他确
实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
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甚至扫除了学术史上儒家与百家，甚至
与释道的区别，欲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
经哲学。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构想，真是千古一人，旷世宏论！但是，他一生
的努力又常常事与愿违，虽层变其说也不能自适，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于六
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一生尊孔读经的呼号，又恰恰成了儒家经学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的哀鸣。他——廖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经学畸人。

一、寂寞农家子 苦读事笔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
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古
典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随着“湖广填四川”的人流迁入四川，
几经转折才定居于井研县盐井湾。这里，既无平原沃野之饶，又无川泽舟揖之利，
举目一片荒凉，满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后，教育缺乏，自明历清，了无闻人。廖氏
家族迁入这里，也是“四百年间无显者”（《廖平年谱》，下引，不复出注。）所
幸人丁兴旺，家族颇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农耕、商贩为业。直到清朝末年，
才出了个读书人廖平，一举成为名儒，光宗耀祖，还给盐井湾这个俗里俗气的小乡
镇带来了“研经”湾的雅号。
廖平的父亲名复槐，号继诚，为人正直，识字不多，却深明大义，常常排难解
纷、周人急难，很得乡亲信任。早年为人放牛佣耕，后来年挣月积，在镇上开了自
己的一家磨房，继又增开了一家糕饼店，操持着“一担谷子三斤米，一张薄饼一铜
钱”的小本经营。夫人雷氏，是个小脚，但为人娴静，精于女红，纺纱绩麻，无所
不通。除了负责一家大小的穿戴，还出售些剩余产品以住家需。这对勤劳的夫妇男
耕女织，早出晚归，艰难地哺养着6个儿女，廖平就是他们的第四子。日子虽然清苦，
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岁时，连续两年天旱，收成锐减，廖家磨坊和烧饼
铺也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关门大吉。灾荒四起，饿殍遍野，咸丰九年（1859）九月
李蓝起义自滇入川，盐工饥民，踊跃加入，川南川西，尽为厮杀之场。井研县城，
被围得铁桶一般，70余日，不得解围。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据守山寨；贫苦
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亲一肩挑了家当，带领一家外出逃难；母亲背负老五，
怀抱廖平，一路惊惊惶惶，躲躲藏藏，最后来到仁寿县大愿寨，砍树割茅，造棚栖
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于对富豪之家张灯结彩的羡慕，自作灯笼，不慎失火，
一爿茅屋化为乌有。生活异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调湘军入川，起义军退出井研，兵火暂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
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与饼店早已荡然无存。廖平一家从瓦砾场中拾来残砖短椽，
垒屋栖身。复东借西贷，得30吊钱。免强重理旧业。廖平父亲吃苦耐劳，母亲又善
于持家，三个哥哥也都长成精壮小伙，在廖父的督领之下，这个流离失所的家庭，
居然又红红火火地开张起来。廖平因年幼帮不上忙，被送往师塾念书。这也许完全
出于父亲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帐房先生的愿望，谁知却成了廖平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的开端。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殊差，每天背课之时，
他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在科举填括的时代里，记诵是最基本功夫，
也是许多读书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领，可是，这个全家勒紧了裤腰带送来
念书的小学生却在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为失望，于是令其退学。看见别的
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
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约得两尾鲤鱼。”出门垂钓溪
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朴朴的大鲤鱼，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
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
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从此廖平读书
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
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为富有特
色的经学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
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
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
识其意。”（《经学初程》）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
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
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日“双鲤堂”，以志纪念。


转瞬之间，廖平已长成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时，廖家娶了两个媳妇，添丁加口，
廖平又在镇上开了家茶馆。为了平均劳作，廖平再次停学，手持茶壶在茶馆里跑堂。
一天，廖平掺茶时不小心将水溅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凭这位斯斯
文文的小茶倌怎样认错、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饶不依，羞辱谩骂，纠缠不休。惭愧、
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
记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意识到一个平民子弟，要改变命运，出
人头地，必须发愤读书、一举成名。于是在招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四字，愤然离
去。家人得知，四出寻找，结果在一座破庙中找到了他，人们发现他兀自一人在那
里捧书苦读。诸兄大为感动，一起劝廖父让他重修学业。此后诸兄自动延长劳动时
间，以代替廖平。母亲则在每餐应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积少成多，以供“束修”。
亲人们无私的奉献，令廖平感动不已，为学更加勤奋。为了避免人事的烦扰，他把
被盖搬入庙中，象个苦行僧一样，孤馆清灯，四季不倦。为防惰心，他常将自己死
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课桌。一次，庙僧馈赠玉米饼，外搭一碟红糖，廖平目
不离书，且蘸且食。吃完后，和尚出来收拾盘碟，见他满嘴墨污，一盘红糖却丝毫
未动，而墨盘却被他醮食得干于净净了。16岁时，娶妻李氏，逢年过节，小夫妻回
娘家，夫人小脚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开一段距离后，取出书籍阅读，等夫
人赶到，再如法炮制。其意其专，一至于此！
盐井弯乡穷地僻，缺乏书籍，借读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罗放佚，克
服缺书少纸的困难。他在庙中读书时，常有一些老人来庙里焚化字纸，以“积阴德”。
廖平常上前帮忙，若发现有可读之书、可用之纸，他就拣出留下。就这样时时处处，
点点滴滴，日积月累，使他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旁的内容。后来在关键
时刻，这种旁门学问还帮了他的大忙。

二、执礼尊经两师长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
廖平同一队队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的莘莘学子，担着行囊赶
考来了。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参加院试，考秀才来了。以廖平的学识而论，早该中
秀才了。然而考试场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应考准备是否对路、精神状态和临场发
挥的好坏以及考官的赏识与否，都对金榜题名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项运转失灵，
都会使考试功败垂成。因而历史上有许多饱学之士常常是科举场屋的失败者。加之
科举考试自明朝定为八股文取士以来，形式僵化，死记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讨厌的。
因此，两年前的初次考试，已使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于今忆起还惴惴不安。不过，
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换了务实学的张之洞。张氏其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
响的洋务派首领，不过那是后话，他此时正以新任学政的身份莅临四川主考。廖平
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们，有位道台父亲、状元哥哥，自己也是一甲探花及第。廖平
还知道他为学主通经，“通经根抵在通小学”。忆及往年在废纸败簏中拣来的那本
破旧的《说文解字》，廖平不禁当下心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临场答卷，廖平
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压在记忆深处的
《说文》释义，也搜肠刮肚地搬进文中。于是乎，在讲求义理、议论英发的宋学风
范下，又蕴藏着明乎训诂、学有根低的汉学家法。得意写来，小心交上。不料疏忽
处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废纸篓中。也是
他廖平时来运转，主考大人检阅落卷，刚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
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一时高兴，将廖平拔
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从废纸篓中趴出来，成了榜首秀才。张之洞这一个“高
兴”竟成了识骥伯乐，成为廖平终身感戴的恩师。
光绪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参加科试，廖平又杂以文字学知识，大蒙
张之洞矜赏，被选调尊经书院学习，享受公费待遇。尊经书院，是今四川大学的前
身，由张之洞组建于光绪元年。这是一所对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
高等学府，论者常把它与文翁石室相提并论。四川自西汉文翁创办石室以兴郡学以
来，人文蔚然，素有人杰地灵之誉。两汉辞赋，唐宋文章，天文历法，大易玄机，
蜀学常常卓出震响，饮誉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学人除时文
制艺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处西南一隅，消息闭塞，风气不开，于是士风
日下，蜀学一蹶不振。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虽难免封建官僚标榜风雅
的私心，但从客观效果看，也确实起到了作新人材。改变风气，重振蜀学的作用。
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述其办学宗旨曰：“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也……
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张之洞为书院订章程，立
制度，购图书，延名师，严严整整，蔚为壮观。还从各府县学抽调高材生百人，肄
业其中，书院顿时成为全蜀瞩目的高等学府。廖平就是这个学府中第一批高材生。
事隔60年后，龚西台说：“清朝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学者如林，四川独无一人列
入著作之林，可谓大耻。自尊经设立，人材辈出，廖先生龙出乎其类！”实为至理
明言。
在尊经书院里，廖平再无衣食之忧、缺书之苦。那里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对
于廖平，真是如鱼得水。他生活简朴，身穿母亲织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
饭也舍不得买菜，将公俸膏火省下帖补家用。在学业上却从不落人之后，兢兢业业，
如饥似渴。凡书院所藏，他都精读三遍；在市上遇上好书，必节衣缩食购置；若遇
他人私藏善本，也尽量好语借回，口诵心记，有时还抄录留存。勤学和善思这一对
“风火轮”，载着廖平迅速地向“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殿堂挺进。
入尊经书院前，廖平独爱宋玉子[注]书和唐宋八大家文[注]，
学的主要是些义
理文章。进书院后，张之洞以纪阮两文达[注]之学相号召，并亲撰《书目答问》、
《囗轩语》指导诸生，要诸生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由小学通经学，由
博而返约。这使从前尽记些“起承转合”、“之乎也者”的土子们，顿觉耳目一新，
“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人人有斐
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这些“颖异之士”中的佼佼者。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
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
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于是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
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载人《蜀秀集》
中。遂成为张之洞钟爱的五大弟子之一，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
“蜀中五少年”。
不过，廖平并没有沿着恩师指定的乾嘉考据之学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个思
维型脑袋，为学善思，注重独立思考，由思进而养成好疑的勇气。通过进一步学习，
他逐渐发现考据之学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点，考得枝叶而丢失了义理。认为：
“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经学初程》）在打下小学基础后，他不甘
停留于小学考据。于是取诸子百家之书读之，又觉义理繁富，别有洞天。廖平为学
又从小学上升到明理通经的义理之学。后来他回忆其事说：
予幼笃好宋玉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学，用功甚勤，博览
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
至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
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
明至此又一变矣！（《经学初程》）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闿运。闿运是当世名士，
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词章，品学皆优。张之洞创办书院，刚具规模，便于光
绪二年（1876）十月离任回京。书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出人材的工作，则是
由王闿运完成的。王于光绪五年（1879）来任山长（院长），当时书院已缺主讲两
年，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诸生喜于得师，勇于
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与“五少年”之一的张祥龄常
常向王闿运执经问艺，每至夜深。初时，闿远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
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
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这些都常
见于王阁运那脸炙人口的《湘绮楼日记》之中。光绪五年六月，廖平与同学八人从
闿运出游，《日记》中曰：“从曾园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听
鸡鸣。”同年九月，廖平等报考举人，《日记》说：“今夜放榜，与季平坐谈至三
更，季平醉去，余就寝。半觉闻炮声，起披衣，未一刻，报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
十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顷之，季平等入谢，已鸡鸣矣。谈久，乃
还寝。”几天后，王率新科举子出南门，访百花潭，公宴于二仙庵。诸生题名志喜，
王题诗其后：“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云林。”文章风流，
极一时之盛。
王闿运前前后后在尊经书院执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对廖
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王闿运为学主今文师说，廖平也从今
学入手，并终身保持以今文学为主要归墟；王当时主治《春秋》学，认为“《春秋》
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王香绮年谱》），廖平也从
《春秋》着手，一生以《春秋》学著作最多；王以礼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礼制
区别今古同异，后来刘师培称赞廖平“明于《春秋》，善说礼制”的两大特点，几
乎都来源于王闿运的影响，当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趋，恪守师法，唯老师马首是瞻。
当时王主治《春秋公羊》学，撰《公羊春秋笺》；廖平则专攻《春秋谷梁传》，属
稿《谷梁春秋古义疏》。他思维明敏，时有新论，从不蹈袭旧说，无论出自前贤古
人，或是近人恩师，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不仅让严谨的
古文经信奉者张之洞大为恼火，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戒；就是为学比较
灵活圆通的王闿运也不无担忧。王闿运在离川与友人书中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
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廖（平）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
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说廖平“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
其意在胜湘潭。”廖平本人对这种诸难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
不能调青不能胜蓝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者不让于师，廖平可谓兼有
之矣！

三、推倒一时 开拓万古

光绪十二年（1886），王闿运携眷离蓉，结束了他总领巴蜀风骚的生涯。廖平
也学成高院，主讲于井研来凤书院。这年廖平《今古学考》出版，开始其经学一变。
在书中，廖平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认为古文学是孔子早年“从周”之学，今文
学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学。其善别今古，被誉为“魏晋以来，未之有也”。书出
之后，大江南北，老师宿儒，同声称赞。他经学功底深厚，门径明晰，一代经学大
师的形象已呼之欲出。这年，廖平还拟定《十八经注疏凡例》，欲建立一个有别于
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蜀学”体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义疏》11卷，以
《王制》为纲领，专门发明汉人古义，使千载坠绪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部足以取
代晋人范宁《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于十二经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无书，
廖平此书正可填补空白。廖平对此书也颇为自负，相传张之洞为山西巡抚，廖平曾
去探望，席间论及学问，自矜曰：“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为张所
壮。少年得志，遂发宏愿，除了要遍注十三经外，还欲将《大戴礼记》、《国语》
升格，将《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合成十八经，统统新注新疏。可惜
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他生性沉静善思，好立新说。当人们还津津乐道其旧说时，他已改辙更说，放
弃甚至反驳了自己的旧说。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刚刚完成一变，次年就开始了他的经
学二变，从平分今古转而为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是刘歆等人篡乱的伪学，只有今
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仅隔三年，他已分别写成了《知圣篇》、《辟刘篇》两部书
稿。光绪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进士。当授知县，以亲在蜀，请为龙安府学教
授。在回家途中，他东访王闿运于天津，南见张之洞于广州。途经苏州时，顺道造
访曲园，拜见俞樾，俞樾热情称赞《今古学考》为“不刊（不朽）之书”。谁知廖
平并不热心商谈今古之分，却用尊今抑古之说执问俞樾，面对这位大肆贬斥古学的
后生，使他这个以许郑之学[注]自任的古学大师瞠目结舌，不知置对。八月，廖平
南达广州，驻在广雅书院，张之洞又向他重申“风疾马良”之诫，可见老师对他的
新说肯定不会高兴。不过，廖平此行自有其扭转乾坤的历史功绩，那就是他的尊今
抑古说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有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首领。可是此时此际，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讲于
广州长兴学舍。他博闻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说经，早先本崇奉古文经，酷
爱《周礼》，当时正取材《周礼》作《政学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尘，从
《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礼》这部先秦旧典，尽是设官分职的宏
规大矩，却没有一星半点微言大义，于是穿凿殊难，附会不易。因此他的《政学通
考》，虽属稿有时却迄未完成。光绪十四五年间，他从沈子丰处得读廖平《今古学
者》，十分佩服，“引为知己”。听说廖平市游羊城，遂要约黄季度一同来广雅书
院访问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热，绸鸣蝉噪，令人心闷。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却并不觉得，
他们手摇折扇，口谈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广雅书院的林荫小道上，人人都有相
见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处，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相赠。
这两本书立论实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苏州时，他曾
以其中个别问题问于俞樾，见这位博学的古学大师也不能置对，于是始自坚新说。
及至广州，见康有为是个知己，才将全稿出示于他。不料康有为也不能接受，“驰
书相戒，近万余言”！斥责廖平“好名骛外，轻变前说”，禁告他“急当焚毁，否
则入籍”！廖平谷以面议后“再决行止”。廖平回访康有力于广州安徽城南会馆，
反复晓以“秦焚书未亡六经”，证明今经为全，后出古经为伪，结果“两心相协，
谈论移晷”（《经话甲编》卷2）。康有为见抑古之说便于推倒陈规陋习，扫清改革
道路；尊今说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论，于是翻然顿悟，“乃尽弃其旧说”，
改崇今文，弃《周礼》而治《公羊》，于是成为近代《公羊》学大师。熟知这一公
案的康氏弟子梁启超说：“有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并研（廖平），
不可诬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其证明。
廖平离开羊城至武汉，再转江轮四川。康有为则将半部《政学通考》的残稿锁
进抽屉，在《辟刘篇》的指引下，督课陈千秋、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网罗材料，
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以及大胆假设、穿凿附会的技巧，在廖平还盘桓于
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倚马成书，洋洋洒洒
40万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动”！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写成的
《孔子改制考》也著成问世。数年弹指过，而廖平的两本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
光绪二十三年（1897）《辟刘篇》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
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后来还是根据广雅书院传出本的转
抄本，订正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出。对此，知情者径谓康有为“剽窃”（章
太炎），“康学出于廖”（皮锡瑞）；不知情者单从他们著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
认为康有为是独创（钱玄同、张西堂）。因而成为学术史一大公案。
“二变”既成，廖平将拾级而上，更寻新的进境了。当时，“两考”风靡一时，
尊今抑古之说，遍及大江南北。维新人士更以“两考”为理论依据，冲决历朝陋习，
力倡变法维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锡瑞、顾颉刚、钱穆等数人知道廖康公案的
实情外，廖平的发明权却少有人知。况且，廖平书仅以读书心得的形式著为经话，
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可是，康有为却以天纵之才，借门徒之力，纠
合各类材料，运用各种手段，洋洋洒洒，滔滔雄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
亡之势。廖平读了也敬从心起，屡称其“巍然大国，逼压弹丸”。相形见绌，容不
得廖平不考虑“别构营图”，另起炉灶了。于是廖平又进入了学术三变时期。
“三变”讲小大之学，小指小统，大指大统。《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
为小；《周礼》土圭三万里，于制为大。“二变”尊今抑古时，凡《周礼》与《王
制》制度不同处，廖平皆指为刘歆伪纂，作《周礼删刘》。后读《大戴礼记》、
《管子》诸书，《周礼》制度皆能符证。概斥《周礼》大制度为伪，于心不安。他
认为：“《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受
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四变记》）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前
人企图将两者牵合起来，常常此牵彼掣，进退失据。戊戌（1898）年廖平主讲于资
中艺风书院，一日读《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认为
“球”即地球，“共”即“贡”。又联想到《尚书·顾命》“天球河图”之说，纬
书解“河图”为九州地图，于是悟“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
后“大”，即由内推外之意（《五变记》）。于是认为经学中原有大、小两种制度，
小制度即小统，是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大制度即大统，是以
《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遂将大统学说写成《地球新义》。
“小大之学”不讲古文真伪的问题，甚至还把古学抬到高于今学的地位，这难
免有阿附古文经学之嫌，因而梁启超说他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清
代学术概论》）的结果。“小大之学”又以戊戌年为起点，又有逃避戊戌政变危机
之嫌，于是梁启超又说“戊戌惧祸支离之也”，并说“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
习焉不察，即如范文澜、新《辞海》之论，都无不受其蛊惑。其实这些说法是大成
问题的。
诚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曾让宋育仁捎话给廖平：“风疾马良，
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责令他改订经学条例，不许再讲今古学及
《王制》，不许再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张之洞捎话有之，
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戒廖平一样；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
他并未因此改变观点。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即可证明：一是他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表
达了对恩师张之洞的强烈不满：“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经而全新
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
围以一途？至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解开罪之所由。”当年尊经书院
时期，曾让廖平心悦诚眼的张之洞给他规划的朴学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现在
以这样抵触的情绪，要他完成改辄易张、别创新论这一艰巨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
的。虽然他在给张之洞书中陈辞委婉，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以对康有
为“两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二稿论，廖平不仅没有改变基
本观点，反而多处援引康说来证成己见。那么，张之洞捎话对他廖平学术的影响力
亦可知矣。
至于“戊戌惧祸”之说又怎样呢？如前所述，廖平将新悟出的“大统”之说写
成《地球新义》，其书属稿远在政变之前。据《廖平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1898）廖平在资州知州凤全宴上，得闻北京政变的电讯，知其同学杨税、
刘光第被害，悲不自胜，俯首伏案。随即有门人从重庆捎信说朝廷株连甚广，外间
盛传康学出于廖，要他焚毁所著有关各书。于是门弟子一齐举火，将新书《地球新
义》也一道烧掉了。可见，大统之学成于政变之前，当时维新派正步步高升，节节
得意，根本无祸可惧！况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议，平生同情变法，一生行迹言论，
未曾改变。由此可见，所谓“贿逼”、“惧祸”之说，皆诬枉不实之词[注]！
“三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廖平自己为学日益更新和精进不已。早在张之洞捎
话前十年（即光绪十二年）作《经学初程》已声称：“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
甚至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至二十年不变，便是弃材！”他光绪九年
（1883）完成“一变”，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二变”，至戊戌之年（1898）
已历时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变”的期限了。况又有康有为“两考”的“逼
压”。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形势，都逗得廖平必须做新的学问，进行新的探索
了。
廖平的经学思想，不仅在张之洞在世时历经一变、二变、三变，而且在张之洞
作古之后，还发生了四变、五变、六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六年（1917）
是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这时廖平避开经学史上聚讼已久的今古文问题，专门分辨天
学和人学。认为孔学之中，不仅有治中国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学（即。人学”），而
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来世界的“天学”。从此后，廖平治学，不分家法，不讲今古，
甚至打破经学、子学与乎宗教神学的界限，欲建立无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经
哲学”体系。于是乎，以前被儒学斥责的“诡怪不经之书”，道家释氏之典，无一
不是孔学中天学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圣，古今一人。
民国七年（1918）是廖平经学开始五变时期。这时他为了尊大孔子的绝对权威，
认为不仅六经都是孔子所翻所作，连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书所称“孔氏古文”者
是也（《文学源流考》）。
民国八年（1919），廖平65岁，在成都作四川国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的他，
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儿孙满堂，过着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场突然降临的病魔——中风，打破了廖平恬静
的生活。从此，他“言语蹇涩，右手右足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矣”。为他的
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幸好脑子尚灵、思维朗切，他仍然咬紧牙
关用左手一笔一划地从头练习写字；口齿不清，他就让长孙廖宗泽板书和翻译……
至今尚留下许多由廖平口授的著述，有的书上还留有他手书的遗迹，那苍凉劲拙的
斑斑墨迹。于今读来，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国十一年，廖平辞去校长任，继而回井研，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的乡贤闻人生
活。久病成良医。在廖平患中风后的岁月里，他转而习医，有医学著作20余种。他
以经学治医，着重阐发医理病理，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家。他又援医入儒，
尝自题楹联曰：“黄帝六相说诗易，雷公八篇配春秋。”这就是经学的第六变。廖
平在第五变时，曾将儒学六经分成天学三经（即《诗》、《易》、《乐》）和人学
三经（即《礼》、《春秋》、《尚书》），其六变就是运用《黄帝内经》“五运六
气”的理论来阐发《诗》《易》的天学哲理，运用《雷公》经来解《春秋》的人学
思想（柏毓东《六变记》）。于是乎，孔经哲学从兼包诸子、宗教神学等思想资料，
进而包容了属于医学方技的资料。真是广大悉备，无所不有！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来了八十进一的大喜日子，亲朋故旧，弟
子儿孙，“称觞贺者踵接”，此情此景，“颇慰老怀”。宴罢客散，便欲赴成都督
促著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体弱，途中病发，卒于乐山。终年81岁。
廖平一生，自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以来，都以学术教育自任。他先后执教于
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
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镕、
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廖平一生勤于著述，成果
斐然，有著作140余种，先后编为《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内容涉及经史、
小学、医药等领域。真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位经学大师，因而赢得人们普遍尊
敬。他逝世后，追悼大会在成都举行，自蒋介石、、戴季陶、孙科以下社会各界人
士，纷纷敬致挽联，表达对这位先师的传人、后生之先师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
炎也为他撰墓志铭，对他一生功业作了热情的评价。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虚

廖平的经学思想前后历经六变，他曾自曰：
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年数，豁然
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
廖平学术前后层变，惚恍不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综观其学，前三变
谈今古文问题，尚属经学范围；后三讲变天人之学，已超出传统经学的范围，自云
“晚年实为哲学、非经学”，章太炎也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
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因此，我们这里也暂不讨
论，只就其前三变略为评说。
对廖平学术，历来评价不一。历史学家重视他的“一变”，因为“一变”区分
今古；今文经学喜爱他的“二变”，因为“二变”尊今抑古；古文经学家赞扬他的
“三变”，因为“三变”张大古学。避开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我们认为廖平的
“一变”、“二变”最为可观。
廖平“一变”平分今古。经今古之争起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时期。当时，
两者之间存在的分歧，诸如经本的有无残全，礼制的大小异数，师说的分歧异论等
等，都清清楚楚，阵营分明。郑玄遍注群经、杂采众说，郑注独行而诸说尽废，遂
使今古混杂，家法莫辨。后人治经，都不辨今古。这对避免因门户之见而引起的
“党同门、杜道真”的恶习固然有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对
今古文经大小异制如何解释？对今古文学经学如何评价？对两汉学术史如何编写？
等等，都由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杂，界线不明而无从着手。更有甚者，因不知
今古文之辨，甚至连后世赝品伪书也无从辨认，东晋梅颐的伪《古文尚书》选得以
欺唐骗宋而无人觉悟。至使学界叹为莫大的羞耻！清代乾嘉考据之学[注]，重实证，
讲考据，但都停留在名物训诂的许郑之学基础上；至常州学派，始讲家法、别今古，
但是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今古，或以流传地域论今古，或以传授范
围论今古，都此牵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领。廖平在治《春秋谷梁传》的时候，
发现《谷梁》说制度与《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经师说，亦莫不若合符节。
相反，古文经学的制度则与《周礼》相合，而与《王制》绝相背驰。于是认为今古
文学分歧的根本在礼制。再验之许慎《五经异义》，其中所载今古之别二百余条，
也“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于是，廖平专就礼制之别考察今古文学，认为，今学
礼制在《王制》，古学礼制在《周礼》，著为《今古学考》，纲举目张，“然后二
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纠葛，得以缕析区分，如利剪断丝、犀
角分水，各归部居，不相杂厕。千载迷案，一朝释然，其功固大矣、伟矣！因此论
者将廖平区别经今古文学的《今古学考》，与清代顾炎武发现古音的《音学五书》、
阎若璩驳证伪《古文尚书》的《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的“三大发明”，实
非过誉。无论学术崇尚如何，正直的学者都一致肯定这一点，俞樾称《今古学考》
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因读《今古学考》而引廖平为“知己”；刘师培称赞廖平
“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又说“井研廖平，通贯汉师义例，寻源竟委，径渭
分明；批驳郑玄、杜林、范宁谬说，击中要害，如泥墙崩塌。实乃深知经学家法义
例之杰出人材，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
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
别今古确然不易！”俞樾、刘师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学家，学术主张与廖平“绝相
反”，可是都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原因就在于他精熟汉师家法，善分今古之别，
度越了前贤伦辈，因而诸贤皆乐于从善服义，翕然称扬他。
自从廖平区分今古学之后，近代经学方免于依违两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
指明的博士师法，逐级以登高；治古文者，也依廖平所指斥的疵瑕完善其学术，巩
固其营垒。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康有为之伦，无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
皮、刘二人最为明显，蒙文通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
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叔。”皮锡瑞，字鹿门，著有《经学历史》、《五
经通论》，他严守今文家法，其《五经通论》中，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
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
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
素王之制》等专论，显系承廖说而阐发之。刘师培，字申叔，家学四世治《左传》，
1912年入蜀为国学馆长，“朝夕与廖氏讨教，专心于《白虎通义》、《五经异义》
之书”，深究今古文师说，后来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经旧说考略》，自称
“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抵，不可以动摇也。”而这个使古学成立的根抵之根抵，
却是廖平以礼制分辨今古之说。可见廖平开创之功，抛引之力，固不可没。
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从社会效益看，在廖
平《辟刘篇》、《知圣篇》影响下，出现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
考》，其疑古精神导致人们对旧教条、旧观念的冲决，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导致了维
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沉睡的东方巨人从古代中世纪的美梦中
惊醒过来，以反思的姿态、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康有为的
“两考”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号角，那么，廖平“二变”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
这对号角激昂的进行曲。从学术上看，“二变”的疑古精神又客观上帮助人们从沉
闷的古经崇拜、圣人崇拜的风气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从怀疑古文
经，到怀疑其他经典，从怀疑儒家经典，到怀疑史部、子部经籍，举凡从前人们信
而不疑，引以为证的一切先秦古书，统统都在被怀疑、被清算之列。从深一层上看，
从对文献资料的怀疑，进而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古史辩”运动。其间容或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是，力
图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因而成为中国近、当
代科学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辨伪运动，廖平实开其先河。
廖平学经六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者，这就是尊孔尊经。为此，他特著《尊孔篇》，
明确宣称：“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
经为主。”在各种时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国大地的本世纪初叶，还以“尊孔尊经”为
学术主旨，未免显得落后和迂腐。不过，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复古倒退的“孔”，
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经，并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而是为后
世制诰、因时制宜、为时损益的经。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经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学
究，无疑高出干百倍。他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又是那些声嘶力竭
叫嚷在中国全盘西化，甚至引进耶稣天主的崇洋派，无论在学术创见方面，还是在
振奋民族自尊心方面，都无可比拟。只是，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
可能后知百世，预先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制定出济世良方。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有
的博大的孔经哲学，廖平将旧有一切原本与孔学互不相干的思想资料，以及他所接
触的点滴西方词句统统纳入孔学之中，形成所谓小大、天人之学，竭尽穿凿附会之
能事！这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却是可嘉的。只惜
他接受的毕竟是旧式的经学教育，思想深处的孔子伦理已深入骨髓，难以跳出孔学，
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千溪百壑，都欲
纳入孔学，结果除了将孔学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变成经学怪人而外，既无补于近
代社会的改革，也无补于孔学的尊大。同时又由于他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
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现代文化史学者那样，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
研究传统文化，也不能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利用西方理论来对孔学作新的阐释，因
此无论他动机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奋，他不仅未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为人信眼的
孔经哲学体系，而连自己也难以自坚其说，一次又一次屡变其说，这一实际，正好
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位经
学家而被载入了史册。廖平的遭际也表明，儒学要在现代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必须
运用科学的方法，吸取人类新的思想资料，结合中国国情，对儒学进行新的阐扬。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廖幼平编《廖平年谱》，巴蜀书社出版
2．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巴蜀书社出版
3．李耀仙《廖平与近代经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钟肇鹏《廖平评传》，载《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出版
5．陈德述、黄开国、蔡方鹿《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