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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大纲
《中国近代史》

南开史学四大家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雷海宗
延续被断裂的新传统
蒋介石致蒋廷黻函

读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匪夷所思的道咸帝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蒋的《中国近代史》是最近才看到的,确实是好书,文字浅近,但有极深的功底,景仰之极。

  想起说这本书,就是因为上篇“卢安克”里面的大家的评论。还有这篇没有贴出来的评论:

  他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像苦行僧,不求穿戴,不求吃喝。
  他对信仰执著坚定,来中国他是为了实践教育理念的。
  他的这些做法只能在广西那个偏僻的村子里展开
  那里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很低,有个人给他们看着娃娃自然不是什么坏事。
  但显然,他这种做法不被正统教育接受的。
  好坏优劣很难评断
  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其实,我在前面已经引了一句陈寅恪先生的话了,“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我介绍卢,不是判断优劣的,我只是觉得他的精神很可贵,他思考的方式很真诚。所谓教育,即是要改变人的,没有改变,我们或许永远停留在房龙所说的无知的山谷。或许卢本身做得很不够,但不怕,这些都可以不断改变,因为他思考的问题没有错,“教育怎样才能使人健康”,当然这个健康应该是广义的,包括精神、身体和物质。

  在蒋的书里,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很多人都做了思考,怎样才能使中国健康。有些人,当时不被人理解,现在也不被人理解,譬如说奕訢;有些人,当时名重一时,过后成为笑柄,譬如说叶名琛;有些人为了一时虚名展现双重人格,以虚名凌于国利之上,让人扼腕,但至今仍享盛誉,如林则徐;有些人了然时局,但无所作为,当时即被人唾弃,如琦善。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大是大非,不求实际,更谈不上科学认识。所谓贤者,其实愚之极。

  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院士,傅斯年称蒋,中国近代史无第二人。可惜,时局变迁,蒋的学问没有得到很好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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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

   在读蒋廷黻一书中,其导论中的简介让我想到了中国近代史中的另一个湖南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中颇有争议的一个人——郭嵩焘。同是湖南人,二人的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都曾经做过驻外使节;都有着救国就民之心。所不同的是一个自题为“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而一个在世即为世人所公认为大家。虽颇有不同,但是蒋廷黻先生对其老乡,却颇有“惜惜相应”之情。台湾学者郭廷以所著《郭氏年谱》,即是蒋再三央求之作。

  可以看出蒋在国民党败退大陆,而其驻守美国十余年之处境中,也颇是以郭之 境遇自慰。今日看来不知道是喜抑或是悲。
  好了,闲话暂且不表,让我们回到正文。
  以俺看来,蒋氏一书中,最令人深省的一句是“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地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此句中,透露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为之奋斗的一个主题:“近代化或者说是民族化”。在西方而言,近代化的产生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逐步兴起的。反观中国,自秦汉以来,所有的是家族、乡土概念。既便是宋元等民族冲突的时期,国人所有的也只是狭隘的民族概念,而没有一统的范畴(了解不深,大家可以抛砖)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或许我们可以茫然前进;然则时代的推移另我们从沉睡中猛醒,面对寰宇,我们终于切实感悟到了民族的危机。无须我多说,中国的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耻辱史。固有仁人志士的抗争,然则时代的局限,自身立场的限制,多方的挚肘使得近代救亡图存的道路高开低走,纵有少数蒋氏所言“站的高,看得远”之辈,亦受牵制,譬如林则徐,难以引导我们走向近代之路。
  观史,最忌不断地罗列史料,给人一种走马观花之感,但凡著书立作,总要体现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才有画龙点睛之效,或褒或抑,自有后人评价。
蒋廷黻先生作为一爱国文人,于抗战紧张之际,发表此文,无疑要注重社会现实,在 蒋氏一书中,多次陈述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发展的不同趋向和比照研究,让国人可以 更加直观的了解中日关系的渊源,把握历史,可以更好的了解当时当地如何处理中日 关系。看蒋文论述中日自己的关系中,你会有种直观的感觉,在西洋,俄国,中国之间,
  对于东亚属地的争夺,日本人在自己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还是愿意帮助中国来抵制西洋, 俄国,究其原因,盖是因为从一只羔羊手中夺取猎物,比从雄狮口中夺食是容易多了, 当时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清)就是待宰的羔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
  还有,蒋氏一书中,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即士大夫阶级,颇多贬抑,似认为近代中国 自鸦片战后之多灾夺难,多是源于士大夫阶级的惰性或者说是守旧性所致。呵呵,不知 我的概括对否?
  同时,蒋文中,还有“拳匪”一提,呵呵,不是我敌视中国民众的爱国之心, 其实,国民的爱国心,在那个守旧保护,愚昧的年代,总是盲目的,义和团盖是由民间的会党,拳师组成,在民众的权益被官府漠视,且无处伸冤,而又屡遭教士,或者教徒欺诈的情况下,自发的反抗是很正常的,而且也就有很强的宗教性、排外性,且其纲领不健全,易为外人所利用,我不知道为何历史上会大书特书其事迹,我想既便成功,这个趋势与中国近代化的整个走向是相悖的,难道可以说他是进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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