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4日，中国大陆仅存的几位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姜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岁。这位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相始终的文化老人，在学术与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论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多方面内容。其学术成就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楼论文辑”分为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四类，这是姜先生创获最多的学术领域。
姜亮夫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们虽然曾从先生问学，但是远远未能窥其学术涯略。这里只能就楚辞学研究略窥先生学术成就之一斑，同时也表示对姜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
一
姜亮夫先生，本名寅清，以字行。1902年4月12日出生于云南昭通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廖季平、林山腴、龚向农诸位先生指导下，熟读《诗》《书》《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先秦两汉文献原著，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26年，姜先生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的熏陶和指导，学术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掘。在王国维先生指导下，撰写《诗骚联绵字考》作为毕业论文。这是姜先生研究《楚辞》之肇端。当时，梁启超先生曾赠以“海燕飞来窥画栋，薄荷相依满横塘”的对联，褒奖有加。清华园的学习生活对姜亮夫先生的治学生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姜先生曾动情地对我们说：“我的学问根基是清华给的。我真想再一次到清华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坐一坐呵。”那年，姜老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当时刘跃进受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委托，请姜老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题签。姜老欣然同意，并且还向清华赠送一册《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并亲自在扉页题写道：
辞别母校已五十八年，中间曾三上北京，必亲履旧迹。顷闻文学院将重建， 图书馆亦有善本之辑，于是而静斋、同坊部、大礼堂、图书馆、工字厅、科学馆及王、梁、陈、赵诸师寓斋、水木清华无不一一瞻顾，徘徊不忍去，而海宁先生纪念碑如雕塑之刻心，往往伫立以泣，是为余生最大寄其情怀之所。杭大图书馆亦有善本书目，以玉海楼、嘉业堂旧藏为主。余见有若干种收入，盖抗战中失之于上海、苏州、南京、杭州者，更不胜其悲痛，故遂举此册以奉于母校。
民国十六年研究院毕业生 姜寅清字亮夫敬呈。时年八十有五。
清华大学图书馆惠存
一个学者在其成长过程中，转益多师，方能学有所成。而能遇上一个好导师，往往又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姜亮夫先生非常幸运，刚刚开始他的学术旅程，就得到了那么多名师的指点。为此，他终生感念不忘。
王国维先生投昆明湖后，梁启超夫妇去了天津，清华学校研究院一时陷入停顿状态。姜亮夫先生只得离开清华，辗转于南通、无锡之间，曾在中学任教职。后来，姜先生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因王先生事件的感召，抄录有关楚辞的所见资料，撰写《屈原赋校注》。”姜先生系统全面研究《楚辞》，大约始于这时。此后，他受聘于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又拜章大炎先生为师，倾心于历史学及语言学的探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之体例为《宋史注》，因此而阅读了大量的唐宋别集及笔记。因种种原因，《宋史注》为能完成，但仍成就了《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同时完成的还有《夏殷民族考》一书（上海民族月刊社1933年版）。这是姜先生研究历史学的开端。
1935年，姜亮夫先生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考古学。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开阔了学术视野。他的研究不仅能够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还注意从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当时，姜先生游览了巴黎几十处大小博物馆，目睹了分藏于各处的故国文物，深为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流散异域而痛惜，遂有钞录国宝之志。其时，我国学者王重民、向达两先生正在西欧搜集敦煌宝卷，并约姜先生负责语言文字部分。从此，姜先生又走上了敦煌学研究之路。他的足迹遍及巴黎、伦敦、罗马、柏林直至莫斯科等地，大量收集过录散见各处的敦煌卷子。一时间，目力为之耗尽，以至到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其呕心沥血之治学精神与一腔热血之爱国激情，由此可见。归国后，姜先生即从事敦煌学研究工作。1942年完成了中国敦煌学史上的重要著作《瀛涯敦煌韵辑》二十四卷六十余万言，“陆法言一系的韵书，到此算是复苏了。”此后，又出版了《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敦煌学论文集》等学术专著，共计二百五十万言。八十年代，姜先生又接受原教育部委托，开办全国敦煌学研究讲习班，培养敦煌学高级研究人员，桃李满天下。从西欧归国到全国解放，姜先生曾在河南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师院、英士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任教，还兼任过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其间还出版过《文字朴识》《中国声韵学》等专著，对古文字、古声韵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譬如，他不同意许慎六书说，而从字形与事物的关系中，提出象形、象征、象事、会意、形声的说法，就是一例。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姜亮夫先生奉命调往杭州大学（原名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授兼任中文系主任。此后的四十余年，一直任教于杭州大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姜亮夫先生奉命组建古籍研究所，并亲自担任所长，为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人才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在教学与研究之余，姜亮夫先生还担任了许多学术团体的组织工作，他曾先后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音韵学会学术顾问，中国训诂学会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学术顾问兼先秦文学段主编，《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以及《中国文化》等数十家学术刊物顾问或编委。姜先生在五十年代即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为国务院学位办审批的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导师。
二
在姜亮夫先生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研究领域多有变化，唯有《楚辞》研究贯穿始终。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诗骚联绵字考》，即由《楚辞》入手；他晚年最满意的、同时也能体现他一生学术风格的集大成巨著，也是《楚辞》，这就是著名的《楚辞通故》。
姜先生的《楚辞》学研究论著主要有下列数种：
1、《诗骚联绵字考》，1927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以后时有修订补充，成十六卷。1932年石印线装出版，仅收七卷，即：《诗》篇双声部，《骚》篇双声部，《诗》篇叠韵部，《骚》篇叠韵部，《诗》篇杂篇部，《骚》篇杂篇部，《诗》篇重文部等。该书体例：先列出《诗》《骚》中的联绵字，再列出见于他书的这些联绵字的异文，然后根据音变规律与甲骨文、金文等材料定其词义，探其源起，辨其流变，对《诗》《骚》中联绵字作了大致的总结。
2、《屈原赋校注》，始撰于1929年，成书于1931年，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明翻宋本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考敦煌唐写本隋释智 《楚辞音》残卷及宋明以来重要版本十余种，并以《史记》《文选》《太平御览》《白孔六贴》《类苑》等文献所引作为校勘资料，比照详略，定夺异文，是为“校”；然后作文字训诂，章句考评，文意释读，是为“注”。其注解部分，不仅析词义，而且通文意，兼顾方言俗语、屈赋语法、楚文化特色等因素，触类旁通，颇多胜义。该书取名《屈原赋校注》，而不言《楚辞校注》，是因为认定《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二十篇为屈原作品。每篇均有解题，详考作者、作年、作地、作意，有许多独到之处。如论《离骚》浪漫情节与古代巫风之关系；论《九歌》来源，详绎由“原始《九歌》”到“楚地《九歌》，”到“屈原《九歌》”之轨迹；评《天问》，指明其详夏、殷而略西周之原因，均发前人所未发，并且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多可视为定论。这是现当代最有影响的《楚辞》注本之一。香港、台湾皆有翻印本，且为大学中文系指定为必读的参考书。八十年代，作者又根据新出土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重新加以修订，成《重订屈原赋校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书三十五万言。
3、《楚辞书目五种》，姜先生早年作《屈原赋校注》，收集到大量《楚辞》学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加工分类而成《楚辞书目五种》，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印行。全书由五部分组成：第一，《楚辞》书目提要，内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类，仿清朱彝尊《经义考》例，详载原书序跋，以明著述宗旨，另有版本叙录，以明书刻经过；第二，《楚辞》图谱提要，内分法书、画图、地图、杂项四类；第三，绍骚隅录，著录历代摹拟《离骚》的篇名；第四，《楚辞》札记目录，著录赵宋以来各家读书笔记中考论《楚辞》的文字；第五，《楚辞》论文目录，收录“五四”以来的论文目录。这是一部极便于《楚辞》研究的工具书，深受读者欢迎。
4、《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选录姜先生五十多年间所撰写的有关《楚辞》研究方面的论文二十五篇，附录四篇。内容涉及屈原生平，屈赋思想、艺术、语言，《楚辞》文化特点、《楚辞》学史等等。这是姜亮夫先生《楚辞》研究的精萃之作，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其中《说高阳》、《为屈子庚寅日生进一解》《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等，已为学术界推为《楚辞》研究的经典性作品，堪与郭沫若《释祖妣》、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等名篇佳作并驾而齐驱。
5、《楚辞今绎讲录》，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1979年至1980年，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重点大学讲师以上学者参加的《楚辞》研究班，是书即根据当时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十二讲，深入浅出，而又提纲携领，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把握楚辞的关键所在。其中《怎样研究楚辞》《读书与写作》《研究楚辞的方法》诸讲，则是姜先生《楚辞》研究的经验总结，许多青年学人由此而进入了学术殿堂。此书1981年初版四万册，1983年又再版三万册，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6、《楚辞通故》，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这是姜亮夫先生一生研治《楚辞》的总结，成书历时四十年，计一百八十余万字，图四百四十余幅，十六开大精装本四巨册。全书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宗教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图谱学等，总分十大部，即词部、天部、地部、史部、人部、物部、制度部、意识部、博物部、书篇部，每部下再隶分支。譬如词部下分虚词、迭词、联绵词、组合词、成词、章句等，博物部分草、木、虫、鱼、鸟、兽、矿物等类。由此可见，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综合性著作，体现了姜老一贯主张的多种学科相结合、个别分析、综合理解的原则。先师郭在贻先生曾有过精到的评论：“读者观此目录，即不能不惊叹其博通宏肆，谓为集大成之巨著，当非过誉矣。”（《楚辞要籍述评》）姜先生曾自述撰写此书的学术原则：一是穷源尽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二是整体推断，不为割裂分解；三是比较以得真象；四是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综合以求其实；五是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详见《＜楚辞通故＞撰写经过及其得失》，《文献》1980年第3期）当然，这五方面原则是综合运用，所以，每一条目，实际都是一篇多学科相结合的论文，综合了姜老研究楚辞的全部资料和最成熟的观点。《楚辞通故》既是一部工具书，更是一部综合刑楚辞学论著。是书前有自序和全书总叙目，书后附有检目，甚便检索。
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研究著作还有《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1956年影印）《屈原赋今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二招校注》（待版）、《楚方言考》（待版）等。
三
姜亮夫先生毕生致力于《楚辞》研究，发表有关《楚辞》的论著多达四百余万字，成绩斐然。姜先生对于《楚辞》研究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楚学———北学不同体系论
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辞》，首先从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研究《楚辞》的特殊性及其根源。据姜先生考证，楚民族与古夏族同源，共起于黄河上游。当周民族在黄河上游兴起、并沿黄河向东发展、建立一系列礼制文化的时候，楚民族则已南下云梦，与三苗土著文化相融合。因此，楚文化保存了较多的古夏族与长江流域土著族的原始文化色彩，而与北方黄河流域西周之后的礼乐文化有许多不同。以此来理解《楚辞》，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如屈赋二十五篇中，“夏代史实，则大有溢出儒书者，于夏初尤甚。……甚至殷之先公、先王在夏后氏之世者，亦复所在多有，足以补《殷本纪》。此亦必本之《 杌》《春秋》之传以为定也，则楚史或为三闾世掌之籍。不仅此也，齐、鲁、三晋之书，必求雅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屈子言之最多。上通于天，陈辞于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无处不怪，无在不乱，则其史必多鬼神之事，为缙绅先生所不言，必欲扬弃而后快。其合于民习者至多，《九歌》之肆情无隐，《天问》之放言无忌，《远游》之浪漫无涯，《卜居》之牢骚不隐，二《招》之侈陈不讳，皆非北学之所许。孔子不言祈祷，而屈子则灵氛、巫咸、詹尹，皆《洪范》之‘明用稽疑'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而屈子专与死人为伍，凡此种种，皆由民习决之，非关理论之是非然否也。”（《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
姜亮夫先生的楚学与北学不同体系的论断，已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支持。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里的宇宙观、古史观，与《楚辞·天问》相一致；长沙马王堆楚帛画《太一图》及其题记又与《楚辞·九歌》相吻合。而它们均与北学有异。1980年，姜亮夫先生曾就南北阴阳观念提出过推论：“屈赋全部作品，不见有‘五行'说，……然南土仍侈言阴阳，……则南北各有其因袭，南楚较为原始，与《易传》《周书》大异其趣。因谓阴阳说或本南方之故，而流入北土者与？”（《＜楚辞通故＞撰写经过及其得失》）因为当时，姜先生还未有机会看到更多的考古资料，所以他用了疑问的口气，但是他的推论实际是正确的。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为姜先生的疑惑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帛书与邹衍说又有明显差异。例如《孟荀列传》说邹衍‘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崇黄帝，可能与田齐以黄帝为高祖有关。帛书则追朔包牺、以至炎帝、祝融、共工，表现了楚人的特色。这是阴阳家内部的地方差别，是齐、燕一带的阴阳家和南方楚国阴阳家的不同。”（《李学勤集·长沙楚帛书通论》）
姜先生认为，《楚辞》不受西周以来北儒文化的影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历史文化的原貌。因此，研究《楚辞》，就特别需注意分清史料及其观点之不同。北儒著作就不能用来印证《楚辞》，只有与《楚辞》同属原始神话巫教系统的《山海经》《庄子》之类，才可以与《楚辞》互相发明。姜先生《屈原赋校注》的序言里指出：“鲁与三晋的史料，大半经过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实真像埋没的很多。南楚所传的古史，未经过任何学派的整理，亦自存其特有之真。所以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张，当分别地域以求其异，不当混一东西南北，以求其同。但千余年来的注释《楚辞》者，惟恐其不同！这多少是损害了屈赋之真一个原因。因之，我在《楚学考》中，特别分析一下南楚诸家对古史传说的相类似的方向；又从全部屈子作品中，一一归纳其系统，而与《庄子》《列子》《山海经》等书作比，成《屈子所传古史考》。这有助于屈文的了解是很大的。譬如他所传的鲧，只不过XIYG直，夏启不一定是贤君。这一问题的重新阐明，再综合其它方面，以说屈赋，是有其怡然理顺之处的。”通观姜先生的《楚辞》学论著，凡考释古史或人物传说，均十分注意分析其特有的流变系统，以见其真实的原貌。故其结论信实可靠。
（二）从历史、地理、民俗、考古、文化等角度解读《楚辞》
《楚辞》的内容十分丰富复杂，涉及的范围很广。如果单向思维，显然不能把握《楚辞》。封建时代的《楚辞》学者们就是因为仅仅在文字训诂和章句评点上作文章，所以局限颇多。有鉴于此，姜亮夫先生十分注意综合理解，多角度研究《楚辞》，所以有许多突破前人之处。如《离骚》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以往注家一般指出：“高阳”为楚族与屈姓之共祖；摄提指寅年，孟陬乃寅月，庚寅则寅日，屈原之生正好是三寅相叠之时。如此而已。这样的解释虽然不错，但于屈赋的深层涵意未能发掘。姜亮夫先生曾作《说高阳》《为屈子庚寅日生进一解》等论文，以其广博的学识，综合考古、民俗、语言、历史等材料对《离骚》这关键的卷首几句进行了深入探讨，令人耳目一新。就历史看，“高阳”原为光明天神，最后由天神演变为地方神，再由地方神变为楚之先；从地理看，“高阳”生于若水，“若水在昆仑之墟，此屈子所至为崇敬之地，盖楚人以其自西来也。”再由民俗看，“楚国保持了比较多的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寅”字为楚民族之吉宜日，也与太阳光明崇拜有关：“寅者，古渔猎时代，人民奉矢祀日，以象祀日之事，至为庄肃。”“降”则专指从天而降，富有神性，所谓“百神翳其备降”（《离骚》）“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玄鸟》）之意。与一般的出生不同，《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而不说“降”。通过姜先生这样的讨论，我们便可进而明白《离骚》中许多问题：其一，诗中主人公是光明天神之子，所以开头从昆仑天国“降”生而下，最后又“陟”升天庭，所谓“陟升皇之赫戏”；其二，诗中主人公一生光明磊落，耿介拔俗，与灵氛交接，以巫咸为伍，亦与其神性身份有关；其三，诗人忠君爱国，不愿离开楚国，是有其宗邦根源，实际是宗族观念之表现，后世所谓爱国主义情操，是其引申义；其四，《离骚》三次神游，上天入地之浪漫情节，须从诗中主人公之天神之子身份理解，而其每神游，必往西域昆仑，又与其远祖“高阳”发祥于西方有关。
又如《离骚》有“令凤鸟”、“驾八龙”、“驾飞龙”之说，《云中君》也说“龙驾兮帝服”，《湘君》说：“驾飞龙兮北征”。姜先生《楚辞通故》首先从楚民族的发展历史指出，《楚辞》里龙与夏族图腾、凤与殷商族图腾有关；又从巫风民俗的角度指出，《楚辞》里的“龙凤”还别具深意：一方面，它常用作升天神游之引导致送者；另一方面，作为浪漫手法之引申，龙驾凤引又用以象征援引贤智同伴以入于庙堂朝廷。如此分析，极大地帮助了读者对屈赋的深刻理解。
（三）根据屈赋的词法特点、语法规律、章法结构，解决了屈赋许多疑难问题
作为老一辈学者，姜亮夫先生的国学功底相当深厚，于传统训诂章句之学十分熟悉。值得钦佩的是，姜先生能以自己超人的识力和新行的语言理论，对《楚辞》中的词汇、句法、章法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从而使《楚辞》中许多疑难问题有了答案，争议问题有了定论。
第一，词法研究
《楚辞》有其自身的语言特色，这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语言特色，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就是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里所指出的“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方言，如羌、骞、CA JI 之类。这些词相当于张相先生《诗词曲语汇释》所谓“字面生涩而义晦”，这些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且数量又不多，自王逸以来，代有研究，已不成其难题。另一类词，词面是普通的，但用在《楚辞》里，词义又有变化，相当于张相先生所谓“字面普通而义别”之类，这些词容易被人忽略，反成了《楚辞》研究的难点。而姜先生对这些词，则多有发明。揣摩其考绎的方法，主要有两点：一是根据屈赋的内容作细致判断，二是活用传统的训诂方法。举例来说，《离骚》有“鲧 直以忘身兮，终然 乎羽之野。”其“ ”字是个普通词，王逸注：“早死也”，似无误，故历代注家均从之。姜先生《屈原赋校注》则据《天问》言鲧被“永遏在羽山”之事实（“永遏”无早死意），而从声音线索推出另一结论：“ ”字通“夭”，“夭为雍塞之义”，夭字“长言之则曰‘夭遏'，字又作‘夭 '。”而《天问》“永遏”即“夭遏”的双声之变。于是《天问》《离骚》有关鲧的传说内容便统一无碍了。姜先生还就此进一步得出“南北所传处置鲧事有异”的新见解。
第二，句法判断
《楚辞》中有许多特殊句法，“五四”以来的学者们有较多的探讨，如闻一多、刘永济诸先生，就有专门的论述。姜亮夫先生对《楚辞》的句法研究也十分重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屈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姜先生说：“譬如屈赋的音律、语法，乃至于韵味等，必然有其地方色彩，而不能与三百篇全部同论。再加作家个人的习惯性等条件，则在同一地域中，又各有特殊现象。……譬如《九歌》一篇，有些人喜欢说不是屈子作品。但我从文法上指出屈子作品的地方性与个性，从用韵上指出屈子的习惯性，而断其必为屈子修润楚民族之作，以申朱熹之义，便是一个好例。所谓文法研究，也应属于个别研究中的重要之图。”（《屈原赋校注·序言》）综观姜亮夫先生的《楚辞》学著作，往往从分析总结《楚辞》句法契入，并具体利用其特殊句法来分析字义，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一，《国殇》曰：“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旧注均以为这是敌人冲击了我楚军阵地。姜先生根据句法规律指出，这是误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余凌阵”“余躐行”。因为主语倒置于谓语之后，是《楚辞》里常用句式，如：
余马兰皋兮＝余步马于兰皋兮
总余辔乎扶桑＝余总辔乎扶桑
埃风余上征＝余 埃风而上征
而且更主要的是，《国殇》反映的是楚军“矢交坠兮士争先”的英雄勇武精神，释“凌余阵”为“余凌阵”正合此意。姜先生说：“凌余阵，躐余行，犹言余凌阵，余躐行也。《楚辞》句例多有以主词倒置于动字后者，若解为敌人凌躐，则不见其为士争先之义，亦不见其为鬼雄之意。”（《屈原赋校注》）此说于义较胜。
例二，《离骚》曰：“××××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王逸注：“××，蒺藜也。××，王刍也。××， 耳也。……三者皆恶草。”把“××”字当作名词。姜先生认为，这个“××”应作动词，因为根据《离骚》句法规律，这是一个“动名＋以＋动名”句式，句首这个词一定是动词。如：
驷玉虬以乘×兮
揽木根以结苣兮
矫菌桂以纫蕙兮
制 荷以为衣兮
依前圣以节中兮
据此，姜先生遂训“×”为“ ×”，作“堆积”解，于是通读全句便涣然冰释。
第三，章法分析
《楚辞》行文，一般都是四句一组，自为章节。细为分析，大都有其内在规则。因此，研究章法，也是解决《楚辞》疑难问题的重要途径。这方面，姜亮夫先生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范例。如《天问》曰：“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据王国维先生研究，“昏微”疑即殷先王上甲微，“有狄”则系“有易”之讹。头两句写上甲微遵循其伯父王亥、父亲王恒的足迹，以征有易，有易于是不安其国。总的说来，是写上甲微的善事。而“繁鸟萃棘”两句，意义比较隐晦，因此历来众说纷纭而莫得其解。有的甚至以夏禹、简狄、姜原、晋公诸事说之。姜亮夫先生从《天问》章法入手，认为“繁鸟萃棘”两句，当直承“昏微遵迹”两句而来，说的仍然是关于上甲微的事情，不过其意思有所转折。“就《天问》文例言，凡四句一韵，而第三句用‘何'字作问者，前后二句，必为正反两义，决无例
外，则‘何繁鸟'二句，必为上二句相反之义无疑。上言上甲微遵先人之迹，为先人报仇，言微之善行。则此二句，必为微之谅德无疑。《章句》以来，不明文例，强以属之他事，其为讹误，盖不必深辩而可明。”我们考察“纂就前绪”“皆归射××”“冯珧利决”诸章，其第三句用“何”，其义均有转折。我们再根据姜先生的提示，考释“繁鸟萃棘”两句，原来说的是上甲微与儿媳乱伦之事，反映了一种原始社会的群婚残余。这在屈原时代的文明人看来，自然是丑事谅德了。
（四）将屈赋的具体情感内容与屈原的思想发展历程结合起来，建立屈赋分类体系
姜先生经过数十年的《楚辞》研究，最后将屈赋分为三类：《离骚》《渔父》《卜居》《远游》《九章》为一类；《天问》为一类；《九歌》为一类。他认为这是三种不同的体系。其区别在于：《离骚》类是屈子思想的真实概括，有事可据，有义可陈。《天问》类是屈子关于宇宙问题、历史问题的学术性文章。《九歌》类是屈原对于楚地民间流传的祭神乐曲的润色加工，是代人立说。
姜先生认为，考察《离骚》类作品，必须与屈子的思想情感发展历程相联系。《离骚》是屈子被楚王初疏时的作品，所以其前半部分有刚正苦斗精神，后半部分升腾西域已初露远游端睨。《渔父》《卜居》是《离骚》前半部的扩张，而《远游》则是《离骚》后半部的延伸。至于《九章》中《怀沙》《悲回风》诸篇，已立定决死之意，自然又在《远游》之后。姜先生说：“《渔父》《卜居》两篇所表现的完全是屈子的真实思想的概括。……他问郑詹尹，现在的社会现象是如此丑恶，我是跟着世俗社会同流合污地走呢，……还是做个正直爱国的人呢？……完全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讲自己真实的思想。……这种思想完全是同《离骚》相配合的。……在《离骚》的前半部里，女×劝屈原的话，……完全是屈原的正面思想。所以我们以后要研究屈原的人，要把《渔父》和《卜居》配在《离骚》的前半部分来研究。”（《楚辞今绎讲录》）
姜先生又说：“从整个屈子作品综合论文，《远游》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屈子一生坎坷，初仕见疏作《离骚》，继而见放作《远游》。在《离骚》中，还有释阶登天的思想，还希望能访求得贤材，共辅怀王。但兰蕙化茅，贤材求不到，乃远游昆仑而往见先人发祥之地，但仆悲马怀，只能想着远一点的先人旧乡，最终则是逃隐！而到了《远游》，国事已无望，悲忧愁哀以至想到了死。得仙而上升为死之归宿是战国以来的民间习俗。故远游以求王乔也是在见到西土后发仆愁马怀时的感叹，也不能不思及祖国（此之所以为爱国诗人）。既不能不死，则当死个‘清白'，这也真是忠臣宗子之心了。故《离骚》是中年前后的《远游》，而《远游》则是垂老将死时的《离骚》。再而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怀沙》《悲回风》，遂不能不死了。”（《楚辞学论文集》）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渔父》《卜居》《远游》三篇非屈原所作。姜先生从屈原的思想发展出发，结合其它证据，论定为屈原所作，言而有据，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姜亮夫先生九十大寿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体会，曾作过如下概括：
我是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用十分精力搜集资料，然后以古原始的传说，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再以美国摹尔根《古代社会》和法国毛根《史前人类》的一些可信据的结论为裁截的基础，又时时与自然科学相协调，这是我做学问的秘诀。而抓住一个问题死咬着不放，是我的用力方法。
从《楚辞》研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姜亮夫先生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治学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是相联系的。在语言文字里有历史的影子，而远历史又往往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得以保存。姜亮夫先生研究先秦文史，往往是从分析古语词的产生及其演变入手，这就是他所说的“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反过来，每分析语词，总是将其放在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务得其真，此即所谓“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通过如此融汇贯通，其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就揭示清楚了。姜亮夫先生研讨楚辞是这样，研究先秦其它文史问题亦如此。他的《文字朴识》一书里的“释史”“释中”“释由”“释示”诸篇；《古史学论文集》里的“九州说”“九夷说”“干支蠡测”“说郊祀”“释禹与冀”诸篇，都是这方面的显例。譬如，说“示”“祖”“社”三字，先就甲骨金文形体析其偏旁结构，然后就原始宗教习俗、古史演进轨迹考其含义起源与发展，指出：“示”字源于灵石崇拜，其字两旁之点滴乃洒血灵前以祭神结盟之意。此所滴血之灵石，以后便发展成祖碑、灵牌之属，这就是甲骨金文“且”字之所本。后世“祖”字之所由来。古代滴血于灵石以祭祀结盟往往于郊野山阿举行，于是又有“社”字之起源。在探明了“示”“祖”“社”三词的词源之后，姜先生进一步指出，西周后的“左祖右社”之制，“昭穆”之制、宗庙墓葬之制等等一系列习俗，均其引伸与发展。姜先生广博而精专的研究思路，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研究问题的具体步骤，姜亮夫先生又提出了“个别分析，综合理解”的原则。前引他分析《离骚》《远游》《怀沙》诸篇，便是最好的例证。他在深入分析了各篇的具体问题，诸如各篇主旨、行文思路、用语特点、语法规则等等之后，再将各篇综合起来考察，推出初步结论：《离骚》是屈原中年时奋发之作，《远游》为其受挫后心绪，《怀沙》则为屈原临死前的绝望之辞。因此之故，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屈原《远游》的著作权问题。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是可以让人信服的。又如，《楚辞》中有“伏牺”“赫戏”“耿介”“明德”“皇极”诸词，姜先生具体剖析了这些词语的本义，结果他发现这些词均有光明或正义之义。据此，他又作综合的理解，提出“自原始之光明崇拜，日光传说，十日衍论，帝王之以日为名等，以求其源，而明其变，推《天问》中之传说，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定其特点，定其异同”（《＜楚辞通故＞撰写经过及其得失》）。
就以上的分析可知，要真正解决一个学术问题，必须以广博的学识为基础，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牵强附会之弊端。姜亮夫先生常常把作学问比作武术上的打通筋脉。功夫深了，才能使各个脉络贯通一气，做到左右逢源。从事文史研究的功夫自然是指博与通。只有博，才能打通。姜亮夫先生之所以能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取得显著成绩，自然是与他熟悉四部、学贯中西分不开的。这一点，还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要求上。记得在入学典礼上，姜老说起当年王国维先生让学生通读《四库提要》的往事，谆谆告诫初学者要时刻注意根柢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姜老结合自己一生的研究体会，给学生制定了详尽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计划。所谓必修课，自然以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为主。为了研习这些科目，《说文解字》《广韵》《尔雅义疏》《汉书·艺文志》《通志·校 略》等当然是必须要接触的基本要籍。此外，还有一些在浅学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课目，比如中国科技史，历史地理专
题，中国农业、中国居室建筑、中国天文学、历代官职等专题，姜先生也给予充分的重视，让初学者涉猎《考工记》《天工开物》《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齐民要术》等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些名著。他特别强调不讲通论，务实忌虚，启发式地讲解名著，“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知识面，以求能了知中国文化中的成就及其对人类曾担负过的责任及将来应负的更大责任，而且在研究一切人文科学时能综合参考各学科以增强其成果的可靠性、真切性，使加深加密其成果。这也是开拓学生心胸，开拓其综合能力，目光四射，使能达到更真确的境地，庶几能放射其触角，打开视野，使上下左右前后相关涉的事理、物理的真实无所隐避。”这样，使初学者“具有‘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分类）的能力，而且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据我们极为粗浅的理解，姜先生并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钻进一个狭窄的题目中，而是要在两、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开阔视野，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不过守其一点而已。小有所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为此而沾沾自喜。晏殊有这样一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先生称之为人生的第一境界。姜亮夫先生以其言传身教昭示后学：真正能步入这种境界，其实也并非易事。
读书当由博返约，切忌贪多务得。姜先生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精读《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易经》《老子》《论语》《礼记·曲礼》《大学》《屈原赋》等十二部文化名著的重要性。他说：“必须细读精读该书，一句不漏一字不漏。这同时也就是整理工作的开始。”在姜亮夫先生看来，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根本所在。
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姜先生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选题要有生机，二是收集资料要有竭泽而鱼的功夫。他在《楚辞今绎讲录》中说：“首先要看写的文章有没有发展的生机。如果这篇文章被你写下去就写完了，好的可算是个总结，也就没有发展的生机了。这样的文章要少写。而要选择最有生机、最活泼的题目来写，写出这一篇，还能引出几十篇文章。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研究问题。”道理容易理解，具体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只有对某些专题有精深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选题的重要。同时，又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才能够触类旁通，有所发明。按照姜先生的看法，作专精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了然于心。唯其如此，作资料长编就显得越发重要了。这自然是属于工具书的范畴。姜亮夫先生说：“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学人不大看得起工具书和编工具书的工作。回忆我的老师王国维先生，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讲金文的书全部著录了。他研究宋元戏曲，先做了个《曲录》，把宋元所有的戏曲钞录下来，编成一书。所以，他研究起来，就晓得宋元戏曲有些什么东西。……他的《宋元戏曲史》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至今已成为不可磨灭的著作。因为他的东西点点滴滴都是有详细根据的。”（《敦煌学概论》）事实上，姜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研究《楚辞》，而有《楚辞书目五种》；研究敦煌学，而有《莫高窟年表》；研究历史，而有《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这样做，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础上而能有所发展。姜先生反对靠贬低他人学说以装璜自己的不良学风，更反对无视他人成果而闭门造车。姜先生对于专业工具书的重视，表面看来只是一个学术方法问题，而究其实际，还涉及到学风问题，时至今日，这番教诲，仍然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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