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和他的文史理论在当今史学领域的地位，生前孤寂潦倒的他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人总是有局限的，以往对他提出批评的，胡适、余嘉锡、柴德庚三位先生的讨论比较具体。不过，胡先生偏重心理分析，认为他攻击和谩骂名人是嫉妒所致；[1]余先生则认为他“考核不免粗疏，持论时近偏僻。外篇及文集，气矜弥甚，其失弥多，持较内篇，抑又未逮。校雠通义最有名，然所言得者二三而失者六七”，[2]多从文献引证、理解准确与否入手；柴先生的文章主要讨论思想方面的问题。[3]本文拟从章学诚攻击袁枚的篇章中，[4]着重考证他的记事是否合于事实。

袁枚和童钰

　　《书坊刻诗话后》有一段对袁枚和画家童钰交往的质疑：

　　偶见《诗话》中记吾乡童二树先生，以谓论诗少所许可，惟倾倒于此人，甚至不辟跋涉，远访不值。童病将死，犹力疾画梅寄赠，题诗其上，未竟而逝。生死不忘，欲伊作序，伊感其意，为定诗十二卷，序而行之。此则诬罔太甚，不可不辨白也。童君为吾乡高士，生平和易近人，非矜高少许可者。惟见江湖声气一流，恶其纤佻儇俗，绝不与通交往。此人素有江湖俗气，故踪迹最近，而声闻从不相及。盖童君论诗尚品，此人无品而才亦不高，童君目中，视此等人若粪土然，虽使匍匐纳交于童君，童君亦必宛转避之，无端乃至死生之际，力疾画梅，求伊为序，真颠倒是非，诬枉清白之甚者矣。且此人逢迎贵显，结交声望，浪得虚名，已数十年，童君历聘诸公亦三十余年，其彼此闻名已非一日，童君果肯倾倒此人，则数十年中，踪迹又不甚远，何至全无片简往还，直待将死，方为力疾画梅，题诗绝气，结此身后之缘？即以情理推之，亦万无此事也。（自注：童君不尚标榜，生平从无求人作序之事。）

　　对袁枚的记述提出两个疑问：童钰人品、诗品都高，不会与袁枚这样低俗的人交往；如果真如袁枚所说，神交已久，为什么全无来往，并且没有任何书信留存？因此，童钰死前为袁枚画梅，不过是袁枚的夸饰。

　　童钰（1719－1782年），字二如，改二树，号璞岩，浙江山阴人，布衣，精诗画，通晓典籍，曾与修《河南通志》、《甘泉县志》等，乾隆年间以画梅闻名。[5]袁枚关于他有多篇文章，除了章学诚提到的《随园诗话》卷六所记，尚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六《童二树先生墓志铭》、卷二十八《童二树诗序》等。[6]所记与童钰交往的情形大体一致，并对中间往来通信的诗人周汾、童钰之子童沁请袁枚写墓志铭，叙述很详细。这样看来，章学诚的怀疑并无实据，多是主观推断，袁枚的多种记述不但详细而且一致，似乎可以定案了。另外，袁枚亲密的诗友蒋士铨与童钰交往也比较密切，自然也可作为相互交流的渠道。[7]但双方交往有无直接证据呢？

　　早在乾隆三十九、四十年间（1774－1775），《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四就有《题童二树画梅》诗：“童先生，居若耶，一只小艇划春绿，一枝仙笔画梅花。画成梅花不我贻，远寄瑶华索我诗。我未见画难咏画，高山流水空相思。吾家难弟香亭至，口说先生真奇士。孤冷人同梅树清，芬芳人得梅花气。似此清才世寡双，自然落笔生风霜。杜陵既是诗中圣，王冕合号梅花王。愧我孤山久未到，朝朝种梅被梅笑：如此千枝万枝花，不请先生一写照！”此时为童钰去世前八年。香亭是袁枚的堂弟袁树，兄弟二人感情极好，袁树也兼擅诗画。不但袁树与童钰相知，喜欢写诗的童钰还去信向袁枚索诗。据王英志先生考证，袁枚1775年编成诗文集《随园全集》，[8]可能已经收入此诗，后来插入的可能性不大。但证据不止于此。袁树有《寄童璞岩先生》一诗，其序云：“余客冬，梦得‘小艇划春绿'之句，友人传诵，闻于璞岩，蒙其代续成章，并绘图见寄。余与璞岩，素昧平生，乃精神交合如此，不可无诗以通款曲。”[9]可见袁枚所言不虚。

　　反观章学诚，从他的质疑中，尤其是自注中，让人隐约感到他与童钰是相识的。《清史稿·章学诚传》云：“自少读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10]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实则令人生疑。章学诚比童钰年少约20岁，且自幼“资质椎鲁”，14岁就跟随父亲移居湖北应城，[11]从此很少回乡。中间仅有的三次返乡，时间也很短。他在乾隆六十年自云：“乙卯返故乡，四十五年不家居，二十年不践乡地。”[12]而童钰一生同样四处飘零，为人作幕，学诚返乡的时间，童钰多在河南编写地方志，应该说，两人生平交集很少。另外，清人言及从游，多为师生关系，且关系通常较为密切。章学诚的《遗书》提及童钰却仅此一处，称呼“童君”，更不是从游关系应有的称呼。童钰的诗集也从未言及章学诚。[13]从游之说，不过是《清史稿》作者的想当然。限于材料，我们难以确证双方就必然不认识。但以上种种却足以说明，即令章、童二人相识，也不过一面之缘，兴趣、性格差异也非常大，无法与袁氏兄弟和童钰唱和神交相比。

　　袁枚记载与童钰的关系，以他的性格，夸大或许是有的，但事实却不可否认。袁氏兄弟为了一介布衣，编造如此多的诗文，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另外，袁枚的诗文在他生前几乎已经全部刻印，当时和身后对他的激烈批评并不少，除了章学诚外，尚未见有他人指责袁枚在此事上作伪。章学诚仅仅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想，就断定袁枚伪造故实，岂非诬罔过甚？

刘墉欲诛袁枚

　　《论文辨伪》提到刘墉曾想诛杀袁枚。“石庵相公官江宁时，欲法诛之，可谓知所务矣。而竹君先生为解脱之。”并感慨刘墉“有古大臣之风烈”。章学诚在此谈起要诛杀袁枚，可谓欢呼雀跃；对老师朱筠为袁枚求情，则深表不满。他认为袁枚当诛的罪名是什么呢？“混侧清流，妄言文学，附会经传，以圣言为导欲宣淫之具，蛊惑少年，败坏风俗人心，真名教中之蟊贼，非仅清客之谓也。”[14]事情真相如何？

　　王昶《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今石庵相公在江宁时，闻其荡佚，将访而按之。子才投以二诗，公阅毕，即请相见，顿释前嫌。其诗得力如此。”[15]无诛杀的说法，且袁枚靠自己的诗才脱困，未曾求人解脱。

　　《批本随园诗话》批者伍拉纳之子云：“其官江宁太守时，屡屡欲逐子才，赖尹文端之力而止。然其中诋毁子才，已不遗余力。”[16]刘墉不过是要驱逐袁枚出江宁，而非诛杀，但为他求情的变成了袁枚的老师、前两江总督尹继善。

　　《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乾隆己丑，今亚相刘崇如先生出守江宁，风声甚峻，人望而畏之。相传有见逐之信，邻里都来送行。余故有世谊，闻此言，偏不走谒，相安逾年。公托广文刘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谢表》，备申宛款。方知前说，都无风影也。”《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一《有误传予避人归杭州者，赋诗晓之》“无端棖触还乡梦，惹我心归身未归。”《香亭信来闻予为逐客，戏寄一首》：“白下蹉跎二十霜，正愁无计整归装。果然逐客真吾福，如此西湖在故乡。”这件事根本就是捕风捉影。

　　王昶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大臣，与袁枚有过唱和，但在袁枚死后却言行不一，“大肆讥讪”。[17]伍拉纳曾任闽浙总督，也与袁枚有过唱和，《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是他的儿子，多次到过随园，对袁枚有弹有赞。赞他对亲朋师友厚道，弹他对权贵曲意逢迎，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他们都比较了解当时士大夫的种种矛盾和关系。如果真有欲诛袁枚的事情，他们不会不说。王英志先生认为伍拉纳之子的说法比较准确，刘墉有意愿，袁枚的否认有维护名声的动机，尹继善则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亲密的朋友。[18]但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名臣刘统勋之子。他有无动机驱逐袁枚？乾隆二十七年，他作为江苏学政，却上书言及江苏士习和官场风气的恶化，获得乾隆表彰。乾隆四十三年，又出任江苏学政，上奏泰州举人徐述虁所著《一柱楼诗词》悖逆，制造了又一起文字狱惨案。[19]这并非是官场上不得已而为的行动，而是他思想上的正统和保守决定的。诗集中《石君前辈惠示新集，敬和冒雨寻菊图一首，以申倾倒之怀》：“万草纷纷斗红紫，惟菊有花独也正。伪文浅说称隐逸，非濂溪语不可听。”[20]诗写得很一般，但思想正统、排斥异端的特点非常明显。《遗集》卷十五还有《戒淫》诗一首：“艮维一气震方来，斧凿谁施浑沌开？遂有絪缊为化育，便凝魂魄住胞胎。”也是一副卫道自任的口吻。当乾隆三十四年他出任江宁知府时，不满袁枚的种种言行，是很可能的，也许曾经对一些人表达过这样的厌恶。因此，虽然袁枚为他写过《江南恩科谢表》，[21]也有诗为他送行，但在他的诗集中，却无只言片语提及袁枚。

　　刘墉固然有卫道的思想，但同时又是一个出身官宦世家、深通官场规则的官僚。伍拉纳之子曾评论他：“承其尊人文正公之后，亦思勉为君子。而心地不纯，遂成为假道学。和珅秉政，刘亦委身门下。和珅事败，又从而排挤之，真小人之尤也。”[22]他不会冒着得罪尹继善、朱筠等当朝名臣的风险，去惩治袁枚，况且，袁枚并无恶行，不过是言行比较特别，清朝中前期，文字狱针对的是民族思想，至于以其他思想论罪的，是极少的。[23]

　　尹继善是满洲人，前后出任两江总督达二十余年。他是袁枚的上司和恩师，师徒二人都喜作诗，性情相投，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甚至尹继善去世后，袁枚还和他的儿子们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与袁枚的诗文唱和，见于两人诗文集中的，可谓数不胜数，在清人诗文集中也是罕见的。如《再和子才游摄山韵》第一首有“素爱名山如好友，又携好友赏名山”，第四首有“耽游自昔称同调，趣味于今又共尝”，[24]卷六《和袁子才晚归即事》有“羡君舌卷长河水，回环浩荡波澜起。还须降气敛英华，毁誉纷投属子才。师弟情深忘主宾，相规相勖古风存。”如此看来，尹继善执掌两江之时，对袁枚不满的人就很多，他殷殷劝诫袁枚要懂得收敛。尹继善同时与刘统勋、刘墉父子也都有交往，而且关系不错，故两人的诗集中都留下不少唱和的诗篇。刘墉有《先文正公与尹文端公南河差次倡和，诗用东坡黄茆冈韵，自书墨迹，帧子敬一首，并求丹年相国赐题》，[25]这可能也就是袁枚前述“故有世谊”的根据。另外，尹继善《壬午七月石庵学使重过西园话旧，仍用不系舟小集韵》等诗，也表明两者关系相当密切，因此刘墉也不可能不知道尹、袁的关系。此时尹继善虽然已经在京为官，其子庆桂此时也在京为大臣，[26]而刘墉在乾隆三十一年因为包庇下属获罪，开恩免死，正值重新启用之时，[27]更没有必要因为无端之事得罪尹氏父子。如有解脱之事，袁枚出于感激，也不会不提及的。袁枚与当时大臣有唱和关系的很多，朱筠很敬重袁枚，与刘墉关系也比较密切，由于听到传闻，致信刘墉问询，却被章学诚夸大为袁枚的解脱者。

　　刘墉任江宁知府仅一年，即调江西任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二《送刘石庵观察之江右》。“光风吹一年，欢恋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张口辄诋娸，上手多宽宥。……即如山中氓，半面尚未觏。客秋当此时，蜚语群相嗾。道公逐李斯，不许少留逗。诸生吊于门，山邻饯恐后。……故乡归亦佳，内省终无咎。果然逢俉言，风影皆讹谬。匪徒勉鞭驱，兼且通兰臭。南国有表章，群儒已制就。公独掉头言，必须某结构。……公竟矜宠之，逢人夸锦绣。……宁可察之祥，慎毋发之骤。”袁枚在《与树斋尚书》信中提到驱逐的讹传可能是“间有一二不相中者，虽绝无谐际，而时有谰言”，[28]袁枚在此对刘墉也表现出很深的不满，“杨诚斋云：‘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伪君子。'何也？真者易知，伪者难测故也。试观在昔宋时，卢多逊、丁谓、王钦若皆小人也，虽当过持权于宋朝，元气卒无大损，惟一刚正廉洁之王安石出，而遂基靖康之祸，此伪君子之明效也。”[29]这倒与伍拉纳之子的评论一致。指刘墉伪君子的行政特点导致对自己有敌意的人，有机会传播诬罔之言，加以陷害。

　　由上述分析来看，一些敌视袁枚的人，利用刘墉正统、卫道的特点，意图在舆论上对刘墉和袁枚造成压力，最终把袁枚赶出江宁。此事受到当时许多士大夫的注意，但多不了解内情，包括伍拉纳之子、王昶和朱筠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未尝深考，误信传言。章学诚有意识地把人们哄传的“逐”改为“诛”，虽一字之差，却隐含着官方认为袁枚有罪的判断。章学诚对事实的歪曲，用心之险，实在令人难解。

朱珪与袁枚论古文

　　《论文辨伪》载朱珪与袁枚论古文：

　　（袁枚）言杭州见朱侍郎石君，蒙其推许，谓古文有十弊，惟某甲（指袁枚）能扫而空之。某问其目，则曰：“谈论心性似宋人语录，一也；俳辞偶语学六朝靡曼，二也；记、序不知体裁，传、志如写帐簿，三也；优孟衣冠，摩仿秦、汉，四也；……钩章棘句，艰深文其浅陋，十也。”某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惊问，则曰：“征书数典，琐屑零星，误以注疏为古文，一也；驰骋杂乱，自夸气力，甘作粗才，二也；尚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询之，乃云：“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觉大笑。

　　引文与《小仓山房尺牍》卷三《覆家实堂》没有大的出入。用篆隶写文章的指朱筠，朱珪之兄，为乾嘉考据盛行时的汉学护法。朱珪在杭州的时间，应该是乾隆五十到五十一年，时任浙江学政。[30]章学诚虽然不否认朱珪与袁枚间有过谈论，但以“（朱珪）平日不轻许可，亦未尝执绳尺以裁量时人”的理由，就认定十弊之论不是朱珪所说，而是袁枚袭用李绂《古文辞禁》之说，故意以朱珪的口吻抬高自己。奇怪的是，他又说朱筠论古文“多右李说”，朱珪也曾求教于朱筠，兄弟二人在古文问题上没有歧见。如此说来，袁枚与二朱在古文上的主张大致是一致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两人在讨论中，因为都是与他人交往中有包容涵养的人，或许有朱珪恭维前辈的成分，袁枚把讨论中符合自己观念的内容整理出来，写信告知他人，也是正常的。然而，章学诚却不顾上述矛盾，又以袁枚“生平最喜缘饰附会，藉人扬己，集中大半空中楼阁，乌有子虚”的理由，不做任何证明，就蛮横地把这些话都归为袁枚所说，与朱珪无关。

　　不但如此，章学诚还两次谈到朱筠对袁枚的恶评。一是因刘墉驱逐的传闻，为袁枚说情，导致章的不满，朱筠回答：“狎客耳，何遽不容！”一是朱筠幕府中有袁枚弟子，因袁枚的文章与章学诚发生争执，朱筠把双方劝解开来，私下对章说：“流俗习弊已久，岂可以吾辈法度绳之！”章学诚作为朱筠得意弟子，[31]记录的这些私下议论，没有任何旁证可寻，具体的情境如何，都很模糊。但翻检朱筠兄弟的诗文集，他们对袁枚态度相当尊重，而且关心，章学诚自己记载的他们与袁枚的往来，实际上也可说明这一点。《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与朱竹君学士书》，是双方第一次有书信往来，袁枚的友人或弟子陈熙、程沅回到南京，告知朱筠很关心他，甚至“为护持故，挺身说人”，并道“枚年逾五十，……当事风棱言言，亦无所于加。”显然指刘墉驱逐袁枚之事，也说明本文前面对此事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朱筠的回信[32]回忆十岁时在北京贡院看到袁枚的印象，并认为袁枚是“志乎古，不逐逐于流俗者，……而流俗之人，莸薰不同，反辗转为之为难。身虽无权与勇，未尝不欲毅然起而辩且正之”，又说“君子之处世，不可示人”，劝袁枚不要锋芒太露。其中包含的敬意与关心，显然不是应酬尺牍所有。如果说这还是袁枚文集中保存的，不足为据，那么《笥河诗集》卷十一《为袁简斋前辈题随园雅集图（用十八队韵）》，[33]则是朱氏兄弟对袁枚的态度最有力的证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诗集是朱筠去世后，由朱珪一手编定，他在《笥河诗集后跋》中称“应酬游戏之作汰其三”，可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诗云：“袁先生人豪，早岁抗前辈。我小闻而识，出自棘围内。……喜得觏先生，鸡鸣雨如晦。往者何苍茫，念之心愦愦。”很长，不具录。所说的事实和心情，与前述书信是完全一致的。二朱给袁枚的信里还提到他们与袁枚共同的好友程晋芳，也可为一证。有趣的是，朱珪在《笥河先生诗文钞》序也提到“先生遗草几于龙蛇蟠屈，又参以六书”，如果不是他自己来编定，别人很难辨识，无怪袁枚所指之弊，使朱珪大笑。

　　朱珪自己与袁枚的唱和诗文也不少，不过都见于袁枚诗文集中保存的，他自己的诗文集中却全然不见。[34]袁枚八十岁时，有《自寿》诗。当时朱珪为两广总督，袁树也在肇庆做官，朱珪读诗后，和诗十三首。[35]并随诗附一札，中有“珪游峡山，见有人刻先生之诗，并及同游人姓名，珪不觉大叫，曰：‘先生何负于汝，而不为贤者讳过乎？'急取笔抹去，珪实敬爱大贤，故敢献此狂愚，祈恕之。”虽然对袁枚不无批评，但爱护之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袁枚的回信对此批评并不接受，并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珪此信还提到“即如公家中郎，尚有诗文流弊”，公家中郎指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此处诗文流弊，与十年前古文十弊或许有关。

　　此外，袁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朱珪之口说出，并早早刻出，毫不顾及前辈身份，甚至不惧朝廷重臣朱珪的辩驳，而朱珪又未见一字驳斥，却于十年之后去札殷殷相劝，写十三首诗为袁枚祝寿，又该如何解释？章学诚此处不但自相矛盾，还与朱氏兄弟一贯的态度不符，可谓厚诬其师。

　　至于章学诚逐条批驳古文十弊的种种分析，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强词夺理。比如十弊第一条“谈论心性，似宋人语录”，说这是从清儒李绂那里抄来的，认为李绂是说宋人语录里的俚俗字句，不宜在文章中使用；推出袁枚认为古文中不能谈心性，并举历代大儒谈论心性，来证明袁枚无知。揣摩文句，任何平心静气的人，都可以理解为宋儒语录以心性为主要内容，太过空疏，这样的想法在清代学人中再平常不过了。[36]章学诚却硬要说成是俚俗字句，清人作文本无此病，袁枚又何必说？同样的话，李绂说就是对的，袁枚说了，就是“小人肺肝”，未免太过霸道。

结语

　　上述三条记事，章学诚或疏于考索，轻下结论；或改易传闻，用心良苦；或扭曲文字，任意解释。其他指责袁枚逢迎权贵、蛊惑仕女、仇视经术等，都有此病，且言之太过，经不起分析。史学以求真为本，在攻击袁枚的文章中，章学诚可否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有意篡改、曲解事实，史德在哪里呢？在这些文章中，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到处充斥着肆意的谩骂和恶毒的诟厉，满纸皆是，完全失去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诗话》：“斯乃人首畜鸣，而毅然笔为诗话，人可戮而书可焚矣”“庸奴贱品”等等，可与泼妇骂街有一比；《书坊刻诗话后》：“此真是一丁不识，一字不通之无知妄人”，“无一语通窍”，袁枚作为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其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成就，人所共知，如此评价，可谓失去了应有的理性；《论文辨伪》：“彼不自度量是何人物，有觍面目，谮言学问文章，噫！学问文章，岂为若辈设乎！”就是不许袁枚谈学问，可谓霸道之至；《论文辨伪》言袁枚有三可诛，或许袁枚与他的正统思想不同，或许袁枚的学生得罪了他，但何至于此？“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史德》），章学诚在此可谓气平乎？陈垣先生曾因王鸣盛自骄骂人，找出《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四处引证、理解的硬伤，并云“所谓开口便错也。错固为人所恒有，胡为开口骂人耶？”[38]这才是学者对不同意见或他人错误应有的态度。难怪柴德庚先生说：“像章学诚这样一位学者，我觉得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太少了。”[39]实在是有识之言。

注释：

[1]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2]余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见《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580页。

[3]柴德庚先生《章实斋与汪容甫》，《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

[4]章氏攻击袁枚的文字主要有《文史通义》的《诗话》、《书坊刻诗话后》、《妇学》、《妇学篇书后》、《论文辨伪》、《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与吴胥石简》、《与胡雒君》、《与胡雒君论文》等篇，本文引用章氏文章，如无特别说明，均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丙辰札记》中也有不少攻击文字，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

[5]关于童钰的记载，除了袁枚以外，还见于《清史列传》卷七十一《童钰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碑传集补》卷四十五《越州七诗人小传》（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本）、《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三七（光绪十六年，湘阴李氏藏板）等。

[6]本文引用袁枚诗文，均见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7]蒋士铨有《题童二树游邓尉写梅花长卷》、《题杂家书画册子》等诗，见《忠雅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8]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9]见李濬之《清画家诗史》，第二册，丁下，袁树条。《清代传记丛刊》本，明文书局。

[10]《清史稿》卷四八五，中华书局，1998年。

[11]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2]《遗书》卷二十八《跋甲乙剩稿》，第319页。

[13]见童钰《二树山人诗稿》，手稿本，国家图书馆藏。

[14]仓修良，前揭书，第387页。

[15]转引自《袁枚评论资料》，第2页。见《袁枚全集》，第八册。

[16]《批本随园诗话》批语，第381页。见《袁枚全集》，第三册。

[17]方濬师《蕉轩随录》，转引自《袁枚评论资料》，第19页。

[18]王英志《袁枚评传》，第165页。王先生此说是有问题的，说袁枚十几年后为了维护名声而否认有驱逐之事，是没有注意到袁枚诗集中的记载，更没有考虑袁枚从来无意掩饰自己风流好色、质疑经典的言行；说尹继善正任两江总督，是没有细考。李元度《国朝先正史略》（岳麓书社，1991）卷十六《尹文端公事略》记载，乾隆三十年尹继善入阁，兼掌兵部事务。此后一直在京任职。当然，这不表明他不能帮助袁枚。

[19]见《清史列传·刘墉列传》。

[20]刘墉《刘文清公遗集》卷五，道光六年，东武刘氏味经书屋刻本。

[21]此表袁、刘文集都未见，但以刘墉作为当朝重臣的地位，袁枚应当不会编造此事。

[22]《批本随园诗话》批语，第830页。

[23]另外一种遭到严禁的是所谓“淫辞小说”，此外，涉及种族政治以外的思想，未曾严格控制。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之《清代禁书概述》，中国书店，1999年。

[24]尹继善《尹文端公诗集》卷五，清刻本，广东中山图书馆藏。

[25]《刘文清公遗集》卷五。

[26]《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六《庆桂事略》。

[27]《清史列传》卷二十六《刘墉列传》

[28]《小仓山房尺牍》卷六。

[29]此信提到“枚今年七十有三”，乃手民之误，此事发生在1769年，袁枚生于1716年，此时正当五十三岁。

[30]《清史列传》卷二十八《朱珪列传》。五十一年冬，袁枚回杭州扫墓。见方濬师《随园先生年谱》，《袁枚全集》，第八册。《随园八十寿言》卷三朱珪《祝简斋前辈寿》第四首自注云：“丙午冬，先生到杭州枉顾学署。”可为明证。见《袁枚全集》，第六册。

[31]李威《从游记》云：“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如泉涌，先生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可见师徒关系很好。见朱筠《笥河文集》卷首，嘉庆二十年刻本。

[32]此信未收入《笥河文集》，见于《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

[33]朱筠《笥河诗集》，嘉庆九年刻本。

[34]朱珪《朱文正公知足斋全集》，咸丰壬子年（1852），金陵李氏崇文堂刻本。根据他选编《笥河诗集》保留给袁枚的诗来看，自然不是鄙薄袁枚，可能与他作为皇帝重臣、帝师的身份有关，全集中多为和御制诗文的篇章，与官场唱和，很少见与文人的唱和，刘墉诗文集也有此特点。

[35]《小仓山房尺牍》卷九《答朱石君尚书》，但《随园八十寿言》卷三仅收录四首。

[36]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东方出版社，1996年。

[37]《文史通义·史德》。

[38]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39]柴德庚《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