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与人造两种类型，并由此审视中国诸子百家与东西方哲学传统发现，中国战国以前社会以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为主，而西方文明一开始就是以自由个人组成的城邦社会，这一不同社会环境对相应的哲学思考与文化传统打上深刻的烙印，甚至造成方向性或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原初社会，二级社会，二架结构，超级大国，天人合一

　　作者简介：柚声现居加拿大，曾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现退休在家，专门研究中华道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作者网站：http://taoism21cen.com

一、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1］［2］

　　可以将人类自古至今所有社会分成遗传编码与人造两种社会。这是一个最本质的分类，因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如果这里称遗传编码社会为原初社会，人造社会为二级社会，那么，以这一社会分类审视东西方文化，显示中国古文明基于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而西方从一开始就走了人造二级社会的思路。

　　从定义可以推演出这两种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不同。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就是人类生来即有的社会，人性显然是这种社会的和谐与运转的支柱，人性本身足以使其稳定。因为由遗传决定，所以只有一种。由人类学研究显示，这种原初社会有150人左右，基于面对面交往，平等互惠的原则。因为他们面对面而又朝夕相处，他们之间有心理与情感的沟通，原初社会在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上是统一的整体，每个成员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原初社会有一个头人管理，这一头人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意图的能力，他只能靠说服与依从众人意愿，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对那些不服从领导的人，他没有惩罚的可靠手段。

　　二级社会既是人造社会，就有目标与方向，也就是社会的思想体系。社会同时有相应的社会建构与这一目标与方向相适应。如果把现今的二级社会看成是财富积累为目标的社会，富有程度就成了社会奖惩与衡量的尺度，从而形成以财富多寡为标志的众多阶级与阶层。二级社会既是人类创造，自然会有无数可能的形式，一个社会只能选择一种形式，堵塞其他可能。为防止社会成员无节制地寻求其他可能，军队、警察、法院等法定暴力机关必不可少。在二级社会中，将既定意图强加于人成为可能，并成为组织大型社会项目的必要手段。在二级社会中，其成员不能与社会进行心理与情感的沟通。二级社会的统一性有赖全体成员对社会既定目标与方向的认同。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差别，类似于生物进化史上的鱼类上陆，鱼类上陆形成后来的鸟类、爬行类、哺乳动物等。这样一个巨大差别决定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不重叠，一个社会非此即彼，而中间型只能是不稳定的过渡型。理论上说，一个二级社会也可以把中间型社会形态当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建成稳定的中间型社会。但这实质上是二级社会，只是形式上象原初社会罢了。

　　如散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村落，多是近代文化的产物，理应划归二级社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活在加拿大与美国的胡特利特（Hutterites）社会。他们总数有数万人之多，分成大约一百人左右村落单位，没有私有财产，在集体食堂用餐。共产主义村落或为世俗，或为宗教，但以宗教组织的共产主义村落更稳定。与史前的原初社会不同，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系统来抵制现代私有制文化的侵蚀，所以它们更象现代的宗教社会。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二架结构与超级大国使原初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中国自黄帝与夏朝开始，就选择了屋上建屋的二架结构，即将新出现的二级社会建造在众多的原初社会之上，这一社会形式到战国时期才得以改变。又由于中国是他们所知世界中的超级大国，没有旗鼓相当的外在国家与其争雄，从而导致本文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人在这段时间内仍生活在原初社会，或者生活在与原初社会近似的准原初社会之中。以下论述这一结论的可行性。

　　原初社会是遗传编码的社会，除非受外在强力影响，人类有组成原初社会的天然倾向。下面即本文设立的重要假设：

　　在下列条件下，原初社会或准原初社会将自动形成：

　　1）社群人数在数百之内，人数过多时，社群有一分为二的自由；

　　2）社群内，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是面对面；

　　3）没有与二级社会接触，也未接受二级社会文化影响及思想输入；

　　4）没有威胁生存的外在力量。

　　这一假设是由原初社会是遗传编码社会这一定义推演出来的，是必然结果。以下论证我国战国前的社会能够满足上假设中的四条要求。以下为三代时期整个国家的社会模式：

　　　　天子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
　　　　诸侯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
　　　　村落家族　原初社会

　　按本文定义，上模式图中的天子与诸侯应系二级社会，但实际上，他们仍生活在近似原初社会的社会之中，因为上述重要假设的条件一一符合。他们既无从受到二级社会思想文化影响，又没有威胁他们生存的外在力量。以下六条给予详细解释：

　　1）天子、诸侯、村落三层的家族均以原初社会形式生活；

　　2）天子与诸侯家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较村落家族高，但十分之一的税收并没有改变村落生活的闲适自得的格调；

　　3）天子与诸侯虽不住在一起，但经常见面，天子与诸侯的人数在数百人之内，不超过数千人，组成准原初社会；

　　4）同样，诸侯与其所属村落原初社会头人组成另一级的准原初社会；

　　5）以上各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均按原初社会的平等互惠原则处理与协调之间的关系，其管理依据原初社会头人的管理原则；

　　6）以二级社会层次上的行政管理与军事冲突接近于零为理想，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二架结构形式首先由黄帝创立。史记开头就说，

　　“……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学者们认为，神农氏可能代表一个时代，并非一个具体的统治者名字。在神农时代，农业发展了，人们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但这一时代的末期，由于局部的人口密度增加，或由于自然灾害而食物缺乏，暴力冲突不断，无人能够制止。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挑战应答的逻辑，面对这一挑战，出现了能人黄帝，他的应对办法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征服了侵凌诸侯的炎帝，又禽杀了作乱的蚩尤，从而赢得天下万国的和平安定。黄帝的功劳在于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久出现了尧舜禹这样众人称道的德治与无为而治的典型，足以说明黄帝使用武力是为了和平。大禹通过治水的公益工程进一步奠定了夏商周三代超级大国维持天下和平的建制。这和联合国维持和平功能不无相似之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即世界上的军事强权。

三、我国战国前时期以原初社会为主要社会层面的证据

　　由于上述超级大国与二架结构的社会特点，我国长时期的军事冲突富有原初社会暴力冲突的特点。史前人类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也可能攻击他们的邻居，称为小规模袭击，多为饥饿所逼。当两个群体发生矛盾而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时，史前人类也通过按礼仪程序进行的战斗来决定。它允许双方展示勇气与情感，受伤多不严重，极少造成死亡。因为暴力并非基本人性，而是人类某种情况下才表现出来的周边潜能，所以饥饿与矛盾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同时更可能和平解决。这样的暴力冲突停留在个别现象水平，受人性的制约。所以人类历史数百万年来，这种冲突既不升级，也不增加频率。黄仁宇把我国春秋时代的战争称为贵族战争，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3］”一句话，他们的战争还受人性的制约。战国时代的战争才真正具有二级社会战争的性质，战争是为了建立与人性无关的强权政治，是不同社会取向导致的政治冲突。所以战国时期的宋襄公与楚国交战还讲礼仪，就受到人们嘲笑。

　　中国战国以前的社会形式主要是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也可由先秦诸子百家缺乏对二级社会的认识来验证。老子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原初社会头人无权威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哲学化与理想化。老子以小国寡民的原初社会为理想，所以推崇无为而治。儒家同样以原初社会或近似原初社会的尧舜禹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孔子说过很多赞美尧舜禹的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还赞赏禹的具体为人，“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其实，二级社会是人造社会，也就是人为社会，为人类理性行为提供舞台，而这种行为可以与人性无关，纯属人类文化的创造。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与人性没有什么关系，纯属当事人的想法与意愿。严格说来，金字塔文化在人类史上没有第二家，足以说明其为纯文化创造。

　　周厉王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住在都城的国人不满，涌入王宫，周厉王弃位逃走，至死不归。这种国人罢免国王的做法，就是原初社会罢免头人习惯的残余。原初社会头人领导基于说服与顺从众人意愿，与众人意愿相违，即可更换头人。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还主张，君主的家族有废君另立的权力。显然是上述二架结构社会模式传统习惯的反应。二级社会的君王面对全国，向全国人民负责，应与他本人的家族无关，如果君王应由一个家庭提供的话，也要由大臣来负责罢免与挑选。

　　孔子与孟子都讲了许多显然不适合二级社会的话，而只能用面对面的原初社会中的头人政治来理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话显然仅仅适用于原初社会的头人政治。二级社会的领导人要拿出办法来解决问题，给予下级以明确的方针与指导，并非事事能够以身作则就可以了事。农民至少整个冬天无所事事，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追求公益，似乎儒家全无考虑。而这种将国民的业余时间组织起来追求物质文明是西方的思路，似乎不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视野之内。

　　孟子反对用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认为只要实行仁政，得人心就可以统一天下。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提出了被现代学者李申认为是小康社会经济理想的具体标准。［4］孟子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老百姓不挨饿挨冻，对老年人有较好的照顾，这并不难达到。现在很多国家与地区达到了这一标准，并未见统一，也没有完全制止战争。只有原初社会条件下，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后，人们安心于懒散的闲适生活，才可出现大一统的和平局面。在二级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想利用他人的劳动力来实现他们无限制的野心，而二级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另外，孟子这种以仁政而王天下的说法，需要人口的自由移动，只能在原初社会条件下，既无国界又无户口概念才有可能。

　　到了战国时期的荀子与韩非子才有对二级社会清楚的认识，知道二级社会的秩序光靠仁义的说教是不行的，需要礼与法的赏罚来维持。但他们都有一个对原初社会形态的正确认识与理解，也提示我国长时期以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为主要社会生活层面的事实。如韩非子在《五蠹》说，有巢氏、燧人氏以及大禹都是为人民解决生计问题而王天下，商汤、文王、武王都是行仁义、伐桀纣而王天下，而当今的战国是军事实力而王天下的时代。所以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

四、从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来审视东西方的文化差距

　　以上说明，由于超级大国的二架结构形式，中国古代得以生活在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之中，以自由个人组成的二级社会只能缓慢地出现，到战国时代这一局面才彻底打破。西方文明来源于地中海文明，包括中东、北非以及希腊、罗马等。一开始就以商业与财富积累为特征，原有家族打破，尤其是两河流域与古希腊，以自由个人组成城邦社会，位于河边、海岸，成为交通与商业交换的枢纽。这样背景下的战争不再是以人性为制约的原初社会的暴力冲突，不再是在平等前提下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它以掠夺财富、资源、奴隶为目的。

　　当人类知道如何向邻居发动战争而获取额外利益时，人类世界就开始了军事竞赛，战争的胜利者永远是那些最军事化而又装备良好的社会群体，也是那些脱离人性制约的文化。这时，人类面临的挑战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社会的，而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不断增长与升级的充满敌意的人类自己。汤恩比说，“人类面对群虎而毫无防御能力时的存活机率远比现在面对自己而毫无防御能力时大。”

　　艾柯哈尔德（William Eckhardt）最近提出所谓辨证进化说来解释人类文明的进化，他如此描绘他的学说：

　　辨证进化说寻求文明、帝国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阳性反馈，使三者形成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前进的螺旋运动。除非阴性反馈建立而导致三者向反方向螺旋运动。［4］

　　艾柯阿尔德用战役（battles）频率作为战争的度量，用帝国面积和作为帝国的度量，用进入百科全书与教科书的名人数目作为文明的度量。艾柯阿尔德将这些名人称为天才，即天才的数目构成文明的度量。艾柯阿尔德的研究结果发现，整个世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只有上升，没有出现过下降。就一个地区而言，五千年中也有上升，也有下降。当支出超出收入时，此螺旋运动即反方向运动，文明走向衰败，表现为分散化，封建化，与异族入侵。艾柯阿尔德发现所有文明例子在螺旋上升过程中，不仅文明、帝国与战争同时上升，并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表现为：奴隶制，种姓制度，阶级分化，与社会等级制等。换句话说，艾柯阿尔德发现文明、帝国、战争三者之间紧密相关，提示三者互为因果。

　　艾柯阿尔德的理论来自对世界各地的资料分析，也包括中国。但他的理论适合我国战国时期，并不符合我国战国前的情况，也不符合联合国成立之后的世界。

　　艾柯阿尔德的学说主要概括地中海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可由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470）来证实，他说，“战争是一切之父，战争是一切之王。战争使一些成为神，一些成为人；一些成为奴隶，一些成为自由人。”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为现代国家理论所支持，国家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暴力是现代秩序的基础。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刚出现不久的二级社会中，对二级社会的性质有透彻的了解才这样说。他清楚地指出是战争创造了神、自由人、奴隶这样不同的等级。一句话，战争创造了现代文明，所以称之为战争文明并不为过。在战争面前，人人自危，哪还有时间讲什么人性。中国古代那种使原初社会生活在国家出现后仍就可行的社会条件，在西方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人们常将孔子、孟子、荀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较，他们同生在为未来奠定思维框架的轴心时代，同为东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这里简要论述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不同，以进一步显示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不同。

　　孔子死后九年苏格拉底出生，二者都以讲学为生，自己并没有留下任何写作，全凭学生们的追忆记录传世。由于时代久远，这样的追忆记录都多到不能让人相信的程度。一般说来，孔子的《论语》与苏格拉底的庭前答辩是最可信的。本文主要根据这两个本子来论述二者的差别。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他的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而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是他的苏格拉底辨析法。仁义学说是原初社会遭受困难而面临分裂时常用的方法，只是未必叫做仁义就是了。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讲述了原初社会解体的演变过程，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里的“德”并非现代意义的道德，而是道在现实社会中体现。总之，老子说，当古代原初社会失去道与德而面临解体危险时，人们首先向仁寻求帮助，就是唤醒人们的深层意识，提醒他们是人，是这个社会整体的一员。上面提到，原初社会在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是统一的整体。再下一步就寻求义的帮助，义让社会成员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里的对与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与错，而是让成员行为不与基本人性相违背，不与自己深层意识的社会整体性相违背。据现代人类学研究，这也是原始社会控制分离者的办法，他们没有把社会整体性强加于任何成员的力量，只有用仁义之类的话提醒人们。

　　现代人有二级社会的经历，也失去了对这些话在心理与情感层面上的感应能力，古代原初社会人类对这些话的反应与我们有本质的不同。一个表面类似的情况是：两三岁的孩子淘气，父母屡说不听后叫道：“你不要妈妈啦！”，孩子听后立即停止淘气。其实淘气的那段时间内，孩子完全可以不要妈妈，孩子也不懂失去妈妈意味着什么。据说，六个月的孩子在得到一个新玩具而兴高采烈时就会与母亲不断交换眼色来达到情感与心理的交流。妈妈代表了孩子深层意识层面上这种社会交流的整体性，孩子不能割舍。

　　中国农村生活最接近道家原初社会的理想，某些地区至今仍有家族与族长。族长不再有召集家族会议的能力，他通过协商不断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行使族长的职能。当族内矛盾闹到影响家族的统一时，族长就通过亲朋向闹矛盾的双方发话。第一句话，要有良心。这就是儒家仁的含义。如果还没效果，他就发第二句话，要对得起祖宗。祖宗代表家族的整体，也就是儒家义的内涵。总之，在没有二级社会管理机制可用的情况下，人们仍呼吁人类的良心意识来维持统一。

　　苏格拉底对于西方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辨析法，或称为诘问法。这种方法运用一系列的诘问来协助一个人或一群人判断一种信仰，或一个知识是否站得住。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剔除那些看似有理而实际上漏洞百出的假设。这一方法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基础，科学就是这样从假设开始，寻求真理的。苏格拉底的辨析法反应二级社会向既定目标前进过程中，需要解决面临问题时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反应人们生活在早期的二级社会，面临众多可能而社会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寻求终极真理的良好愿望。

　　孔夫子的终生追求是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苏格拉底的终生追求是寻求真理。二级社会是追求其目标的社会整体，而中国的二架结构社会模式，要求上下相分离，即上述模式中，原初社会的村落家族与诸侯、天子所代表的二级社会（实际上是准原初社会）相分离。这是人性倾向原初社会所决定的，因为如果二者不分离的话，就有以自由个人组成二级社会的危险，而这种典型二级社会的出现对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存在都构成威胁。老子主张最好的政府不为它的百姓所察觉（《道德经》十七章），而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些都侧面支持上述社会模式中，二架结构上下相分离的推论，也是上述社会模式的内涵。

　　在这上下分离的二架结构结构中，孔子属上一层，社会出了问题，他们有责任帮忙解决。另外，在原初社会中，社会出了问题，人人都有责任帮忙解决。所以，当孔子生活的社会遇到不可解决的重大难题时，孔子就终生为之奔波了。体力劳动并非孔子的事，孔子虽然出身贫贱，多能鄙事，但他明显轻视体力劳动，被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苏格拉底生活在典型的二级社会中，社会管理与他无关。他认为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作政客。他被神前问卜说成最富有智慧的人，他用他的智慧来追求真理。他严厉地检察自己，也严厉地检察他人，声称：没有经过检察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他这种态度大受青年人欢迎，他总为青年人所簇拥着。总之，他是城邦国家的自由市民，在完成他个人的市民职责之后，人生是属于他自己的。苏格拉底有现代西方人的实干精神，虽然主要精力用于哲学与真理的追求，教导青年，他还数次参加战争，作战勇敢。他是一名石匠，有人说他教学生从不收费，仍以石匠谋生，雅典城的某些石雕是他的作品。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与孔子迥然不同。

　　对宗教神灵的态度孔子与苏格拉底也截然不同。苏格拉底在庭前答辩中被指责为无神论者，实际上苏格拉底是坚定的信神者。从后来柏拉图的转述得知，苏格拉底的宗教信仰比当时雅典民众更加理性化了。他心目中的神与道家的道和儒家的天不无相通之处。孔子对宗教神灵却采取了非常实用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避免谈怪力乱神的事。对社会人生的洞悉程度，对宗教神祉的洞悉程度，以及对道德的推崇程度，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十分接近，他们对宗教神灵截
然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所处社会传统的不同。一般说来，原初社会宗教信仰以个人与家庭为主，整个社会的宗教活动居次要地位。原初社会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宽松气氛允许孔子对宗教采取实用态度。苏格拉底那种坚定的为信仰而献身的毅力完全是二级社会的产物，原初社会可能有殉葬与殉神的情况，与苏格拉底自觉为信仰献身有本质的不同。原初社会的秩序来自人们的深层意识，二级社会的秩序是人造的，也就是外加的，在文明早期，常常求助于神灵的权威，古希腊正是这样。苏格拉底的自由思考，危及神灵信仰与社会稳定，只能被处死。

　　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孔子虽然没有讲过天人合一的话，但他无疑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孔子对仁的解说成为孟子以人性讲天人合一的基础。以方朝晖先生分析，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合一并无本质的区别。他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家几乎个个都是天人合一的主张者和论证者，这是因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寻找世界的最后本原，试图找到支配世界的最高原理。从希腊第一批哲学家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洛克、贝克莱等人，无不醉心于此务。”［6］其实，这样追求天人合一的西方第一个重要人物是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的学说均由柏拉图转述，又难以分清哪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是柏拉图的思想，所以方先生未提苏格拉底。

　　我以为，中国天人合一基于原初社会的，而西方的天人合一是基于二级社会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中，天与人都有不同的含义。

　　天人合一的概念首先在于天一字的不同解释。方先生文章提到冯友兰将天分析出五种含义，其中的物质之天与自然运行之天，其含义均可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一词包含。所以，本文将冯友兰五种天的含义归结为神、理念与自然三种。在原初社会中，没有强权，他们想象出来的神也如同庄子所说，“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即鬼神不干涉人事。原初社会的理念限于人性与天然，并无二级社会外在于人的理念系统。而自然与人和谐相处，人并无征服自然的愿望与能力。西方二级社会的神是威力无边而干扰人类的神，有致苏格拉底于死地的神威；理念是一套外在于人的理论系统，有统领人们向既定方向前进的功能；自然如果不被征服的话，也是人在神指导下工作的客体。所以，二者同样讲天人合一，并无什么相同之处。当然，儒家与道家同样讲天人合一，只有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符合原初社会的情况。儒家讲天人合一，已经有了一套二级社会的理念系统，只是仁义的提法离人类天性还不远。

　　天人合一的概念还在于人一字的不同含义。大家都知道，狼养育的狼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人，所以人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原初社会基于天性自然，生活在原初社会的人是天然之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二级社会是人造社会，其中的人也是人造的，为雅观起见，这里称二级社会的人为人为之人，与天然之人相对。这种人为之人正是现代学者对人与人性的理解。牛津英文版社会学词典不设人的条目，但有人性（human nature）的条目，显然把人的定义包含在人性的定义之中了。这一条目在列举了从达尔文主义者到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之后结语道，“在社会学界最据影响力的观点由韦伯（Max Weber）为代表，他们把人性看成是历史与经历的结晶，反对任何预先决定的（先天）本质。的确是这样，近来很多社会理论家（包括福柯M. Foucault，社会建构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完全拒绝人性这一概念的本身。"［7］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早就指出，现代人已经超越人性的束缚，成为自由人，人生是他们不断自由选择的结果。象杀人如麻的希特勒，终生不娶，但与情妇举行婚礼后双双自杀。无论如何，希特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本文第一节提到，人由原初社会进入二级社会犹如鱼上陆变成各种陆地动物。鱼爬到陆地上来，变成四条腿的野兽，就不能再称作鱼了，它们的祖先是鱼而已。很多现代社会的人可能是人为之人，但也有程度不同的真人存在，这就是道家人物在现实社会中追求成为真人这一理想的现实性。

注释：

［1］You-ShengLi（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 Canada : Taoist Recovery Centre.

［2］李柚声（2006）：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加拿大，伦敦：道学康复中心。

［3］黄仁宇（1989）：赫逊河畔谈历史。台北：时报。

［4］李申（2003）：小康上下五千年。南方周末，2003年1月19日。

［5］William Eckhardt（1995）: A dialectical evolutionary theory of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In: Civilizations world systems studying world-historical change, ed by S. K. Sanderson. Walnut Creek , USA : AltaMira Press. p75-108.

［6］方朝晖（2006）：试谈西方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传统。http://confucius2000.com.

［7］G. Marshall （1994）: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