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沙知教授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吴芳思博士合作编撰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历经十余年的艰苦工作，2005年终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这批重要的汉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于深入研究我国西北边陲地区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自19世纪末开始，一些西方探险家进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发掘活动，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所获资料最多、得到“荣誉”最高的一人。他在1913—1916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中，从塔克拉玛干周边、吐鲁番、楼兰遗址直到敦煌，一路走一路挖，获得大批珍贵的古代文书与文物。后来，他把发掘所获汉文文献交给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整理。马伯乐选取了219片简牍、711枚残纸，共计930件文书编成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由于“二战”的原因，马伯乐死于纳粹集中营，此书直到1953年才出版。但是，斯坦因三探所获汉文文书的总量并非只有这些，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文残纸文书放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被“束之高阁”。而且，情况并不乐观。我曾在该馆调查并阅读过这些文书，深知其个中甘苦。首先是编号问题，一件文书有多个编号，有的是斯坦因原始记录就不清楚，莫衷一是，弄得你一头雾水。其次是存放问题，有的文书拿着编号找不出实物来。我也进过地下库房，国家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中分离出来，很长时间都在倒腾、搬运、安放、就位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见沙知、吴芳思二位工作的难度该有多大，我们真是应该感激他们抢救式地将这些文献公布出来，这是“功德无量”的工作啊!
这批资料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马伯乐业已发表的、那些相对比较完整的纸文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在那些出自楼兰遗址的残纸碎片中，有一些是可以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1年发掘所获纸文书缀合或对读的!这对于串联、考证、研究、推定两次发掘的地点具有何等的价值。再者，这批文书时代跨度很大，早起魏晋，晚至近代，品类众多，内容丰富，我深信，众多的、有着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都会有兴趣使用此书，从此书中发现自己有用的史料。其三，本书对文书的整理考证工作做得认真细致，释文比起过去做过工作的著作，如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新疆甘肃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有很大的改进。其四，本书有四个“附录”，收录了斯坦因第一、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和阗、库车等地收购的部分汉文文书，大都是很珍贵的文献，其中有大唐大历、建中年号的文书，是了解唐代治理西域的行政运营方式非常难得的材料。“附录四”列出馆藏文书编号与马伯乐、斯坦因编号的对照表，对于改变过去文书编号混乱的情形，也有积极的意义。
稍感美中不足的是，此书没有收录斯坦因三探所获、马伯乐又没有公布的简牍资料。两作者在《引言》与《前言》中都说明了此书只收纸本文书，我们也能体谅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们还是为此书阙遗了简牍的内容而感到遗憾。何况书名“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书(非佛经部分)”，理应包括了简牍才名实相副。
最后要说到的是，此书图版清晰，装帧精美，印刷考究，校对认真，很少文字标点错误。我们认为，这是一部高质量、高品位、具有珍藏价值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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