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对于每一位稍知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胞弟，早年随兄创办湘军，后独领一军，征战大江南北，是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安庆、天京两个最重要战役的前敌统帅，因在湘乡荷塘曾氏传字房中排行第九，故时称“九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荃功劳显赫，因而很快就从一位书生跻身于清统治集团，先后担任浙江、湖北、山西巡抚和河道、两广、两江总督，封一等威毅伯，逝世后赠太子太傅，谥忠襄。
曾国荃去世后，其著作由长沙举人萧荣爵等编辑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雕，名曰《曾忠襄公遗集》，包括奏疏、书札、文集、批牍和年谱、荣哀录共六个部分，六十七卷，约175万字，收入了曾氏生前的大量文字，从而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萧荣爵为湖湘名儒，曾任辛亥元勋黄兴的老师，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由他来主编这部遗集，本来是能够编得很好的。但据说是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致使其仍然存在收集很不完备、体例略显驳杂、编次颇多淆乱的问题，文字中也有不少错误之处。如曾国荃作为一位从军从政达三十余年的地方军政大员，其奏疏、书信、公牍、批牍、诗文，绝不应在175万字以下，我们从遗集中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该集的篇目确有不少的阙失。又，中法战争时期，电报已经应用于军政事务，曾国荃先后任职两广、两江，函电交驰，颇为频繁，但遗集中一字未收。在编次上，该集大体上以时间为序，但无论是奏疏，还是书札、批牍，都有不少误置错乱，甲乙混淆，先后颠倒。所有这些问题，稍有不慎，都将给我们在利用这部有着重要史料价值的遗集时，带来诸多不便。而重新整理和编辑校勘这部著作，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有鉴于此，长沙岳麓书社于2003年冬发起倡议，并邀请笔者和省会一些学者，重新整理和编辑一部新的《曾国荃全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次年6月，《曾国荃全集》的编校正式启动，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2006年9月完成全部任务，迎来了这部新的《曾国荃全集》的问世。
新编《曾国荃全集》是在以《曾忠襄公遗集》为底本的基础上，广泛辑佚而成的。在三年中，我们深入有关图书馆、博物馆和曾氏故乡，访问了有关专家学者和曾氏后人，从清末以来出版的近百种书刊如《剿平粤匪方略》、《光绪朝东华录》、《八贤手札》、《湘乡曾氏文献》等，以及公私收藏中，辑得大量底本所未收入的奏疏、书信、公牍、电稿、诗文和联语题铭，共计711件，约50余万字，其中不乏未刊的原件、抄件、拓本，从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较大地增加了新的内容。在广泛辑佚的基础上，我们对所有的文字细加考订，按照不同的体裁分为奏疏、书札、电稿、家书、公牍、批牍、文集、诗词、联语、题铭和附录十一个部分，又以撰写时间的顺序重新编次，从而理清了全书的脉络，厘正了原书的差错。新编的《曾国荃全集》，与清末《曾忠襄公遗集》相比较，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体例较为整齐，编次也较为合理了。它的编辑与出版，为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近代中国史料著作。
《曾国荃全集》重要的史料价值，首先表现为它是研究曾国荃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如前所述，曾国荃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经历了从太平天国战争到中法战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但史学界一直缺少研究，迄今为止，尚无一篇论文予以完整和全面的论述。以至提及曾国荃，人们一般地就只知是一位强悍敢战的武夫，在攻陷太平天国都城之后纵兵掠杀、大发横财的“九帅”。《曾国荃全集》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公布了他人生旅程上的珍贵资料，他给皇帝的上书、与同僚及亲友的通信、给下级发出的指示和撰写的诗文等等。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荃不仅是一位能征惯战的武将，而且还是一位关注民生、心怀悯恻的官员。他即使在围攻南京、饷粮拮据的情况下，也要省出不少的钱粮，设置难民局，来救济南京城内放出的大批老弱妇女。光绪初年，我国发生“丁戌奇荒”，他任职于灾情最为严重的山西，为减轻灾情、救济灾民和筹办善后，不辞劳瘁，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风云激剧变化的近代中国，曾国荃对于国情的认识，他在政治、军事、对外交往诸方面的主张，不乏鞭辟入里、深远独到的见解。
关于曾国荃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大发横财”的传说，近百年来几乎成为定谳。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并没有凭据”的怀疑。此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如咸、同之交曾国荃营造他宏大公馆时，部分泥木工的工价；同、光之间，他负债累累，以至不得不复出求官的过程。此外，本书还收入了不少曾国荃与诸子侄的书信，其中充满了关怀与慈爱，又时有以那难懂的湘乡方言与晚辈轻松愉快的交流，读来几乎令人不能相信，这竟出自一位曾指挥千军万马血战沙场的统帅之手。《全集》全方位地、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荃的一生和他一生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曾经指出：“湘军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居于首要的地位的。”《曾国荃全集》作为一位湘军将帅著作的结集，共六册，达240万字，其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书收辑的曾国荃著作，在撰写年代上，始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家书《致伯兄》，止于他逝世(光绪十六年即1890)之前的《复张之洞》书，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本书也可以说是这数十年中国社会情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与风土人情、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一种记录，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湘军史料是本书最主要的部分，从湘军的创办、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直至湘军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本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此外，在曾国荃协助创办湘军、他与曾国藩及其他将帅的关系等方面，此书也保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天京战役后湘军的裁撤，为湘军史之大事，以往的观点多认为这是曾氏兄弟为避免清廷疑忌而自翦羽翼之举。本书的有关史料却表明，早在攻陷天京之前，曾国荃就因军饷积欠太巨、时有饥溃之虞，即打算“克城后拟将亲招者悉数裁撤归农，只留长公拨来之军防守地方”。同治五年八月，曾国荃弹劾满族贵族、湖广总督官文，惊动朝野，但史书少有记载。《全集》完整收录了他整顿湖北兵事饷事、奏劾官文亲信唐际盛及官文的密折和有关书信，从而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一事件的经过。光绪年间，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主持全省赈灾事宜；后任两广、两江，筹划江海防务，事关重大。《全集》中对这起特大灾荒及其救灾经过，对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调遣、江海的防务、军需的供应等各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均为不可多得的史料。
总之，新编的《曾国荃全集》史料丰富，弥足珍贵。它的出版，不啻为我们打开了一座近代中国史料的宝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曾国荃全集》终于问世了。掩卷之余，作为全书主编，笔者仍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仍是抱有不尽的遗憾。一是作为“全集”，虽然我们已尽很大的努力，百般搜罗，但苦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毕竟力不从心，仍有不少资料遗漏在集外。二是由于编校者特别是本人水平所限，或不免出现的闪失，此书不论是在体例编次、考订校勘，或文字校对方面，都可能存在谬误之处。所有这些，我们都诚恳地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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