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

李诚

字号:原名泽宗,字敬夫
生卒:1906年—1977年
籍贯:安徽池州石台县人
专长:历史地理、古典文学
简评: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


  李诚,原名泽宗,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生于安徽池州石台县占大镇南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喜爱读书,随清末举人王朝忠读《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常能过目不忘,在当地有神童之誉。

  1924年经王朝忠举荐,受业于桐城派著名学者姚永朴执掌的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桐城派,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四祖,安徽桐城为中心,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并以分支形成阳湖派。“儒学五子”(孔子、孟子、朱子朱熹、阳明子王守仁、曾子曾国藩)之一的曾国藩,即是继承于桐城派,然后开创了湘乡派。李诚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得到姚永朴的赏识。

  1926年考入南京国专,毕业后经过姚永朴推荐,投身桐城派马其昶门下。马其昶字通伯,是散文大家,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曾在京师大学堂教学,因编纂《清史稿》而驰名天下。马看了李诚的文章大加赞赏,此后李诚随马数年,得之真传。因此,后来有人称李诚是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他本人也常说:“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生受益匪浅,可谓半个桐城人。”至1949年,先后在桐城马家双桂楼私塾、郎溪中学、芜湖高商、巢县黄麓师范、阜阳中学、昭明国专、江南文化学院等校执教。李诚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著名学者马茂元、舒芜、吴孟复等均为其弟子。吴孟复在《敬夫李先生传》中忆道:“予少师蜕私(姚永朴号蜕私)而友茂元,因得从先生问学,尝与茂元、方管背《哀江南赋》、《赌棃栗》,往往不能竞。先生诵之不遗一字,因复诵《玉台新咏序》、《报杨遵彦书》,其声琅琅,今犹在耳。”

  1949年为避战火,李诚脱离学校,闲居故里。1950年春天,贵池县人民政府举办失业知识分子训练班,李诚参加学习后被分配到黄山管理处工作。他常说:读书之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文人从军,弃笔从戎,古已有之,如辛稼轩、陆放翁抗击金兵南侵。言谈之中,常以其自比。是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在居室墙上挂满地图,一面收集报道信息,一面研究双方形势,以致夜不成眠,奋笔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就未来的战局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等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设想。不久公安部来人让李诚随其外出安排工作时,先生却误认为上书一事招来灾祸,不免诚惶诚恐,怕有牢狱之苦,坚决不愿随行,来人不便强求,只好作罢。殊不知其关于朝鲜战争的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在上面批示:“此人若无政治问题可录用安排。”

  1953年,经著名历史学家李则纲举荐,到安徽省文史馆任图书管理员。李则纲是安徽枞阳人,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著有《欧洲近代文艺》、《远祖的诞生与图腾》、《史学通论》、《革命大事年表》等。他与李诚早在1945年便已相识,文革期间,李诚失业在家,常去探望李则纲,每次都捎几本书给他看,因为李则纲的藏书之前都被造反派烧毁了。偶尔李则纲也拄着拐杖去李诚那里取书。二老相见,说古论今,无所不谈。李诚比李则纲小十岁,亲切地称李则纲为“李老夫子”,相交莫逆,传为佳话。

  在李诚赋闲期间,邻家少年李克强也正停课辍学。李诚见其求教心切,又天姿聪敏,遂不顾体衰视弱,视为门生而谆谆教诲。给李克强开列书目,让他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为他认真地说文解字。如此持续五年之久,两人既有师生之谊,也是忘年之交。李克强的学习突飞猛进,李诚见之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此子日后必当大任”,并引用南宋陈亮的名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来勉励李克强。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他却常对李克强说:“一个人学点知识在肚子里,总有一天会用上的。”果然,李克强不负厚望,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直至2013年就任国务院总理。他在1997年5月17日发表于《安徽日报》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称自己的恩师是一位有实无名的真正的学者。

  李诚学识渊博,通晓国故,对经、史、子、集、图、志、佛学、哲学等都有涉猎,对中国历代和现代西方的军事著作也都做过潜心研究,但他最为侧重的还是历史地理,通过对我国疆域演变的认识,激起爱国主义热忱。

  李诚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课余时间就勤奋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初,李诚觉得我国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秉维写了一封信,指出:“历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方,而地理研究所对此还在逐步准备中。关于这一门本人想提供若干意见,作为参考”,“一是怎样着手研究,二是搜集资料当中应注意的两个方面,三是历史地理和方志的一元化”,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与方法。他认为,有的正史中根本没有地理志,即使有而又不免于太疏,地理学在正史中只是附庸。黄秉维收到信之后,立即给这位陌生的先生回了信,肯定了李的意见,并觉得这位李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地理研究人才,经所里研究之后,决定调李诚来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随即派人来安徽商议调动一事,不料当时的有关领导却认为李诚思想太“右倾”,反“右”时又受过批判,不适宜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工作,调动一事就此搁浅。但是李诚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积铢累寸,“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

  1970年,全国人民都在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合肥市武装部找到李诚,要其承担编撰合肥军事历史材料的任务。李诚凭着对军事地理的研究,夜以继日地查资料、找书本,短短的一周时间,1万多字的《合肥军事概论》脱稿了。文中叙述了历代在合肥发生的战事,论证了合肥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天与古代战争形势、地理位置的变化异同,我们应怎样准备才能适应备战形势的需要。

  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了《军事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西汉人文表》、《三国人文表》、《三国战争志》、《唐代军事地理概论》、《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全国各省市地理资料记要》、《安徽各县市名称考释》、《清代安徽学术》、《古诗文择讲》、《池上文存》、《李白秋浦诗注》、《欧曾王三苏文评》、《合肥史料辑》、《民初桐城文人轶事》、《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古今名产琐记》、《池阳杂俎》等71篇共计30余万字文稿。

  李诚晚年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但在1977年他的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却悄然离开人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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