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另一方面，在司马氏的屠刀下，要想完全摆脱政治也极为困难。竹林七贤中的大部分人都无法彻底成为隐士，而是在不愿卷入政治纠纷又无法远离政治的矛盾中先后出山为官。

　　对阮籍来说，无论是他所受过的教育，还是他的父辈与魏室的臣属关系，都使他对魏室抱有同情的态度。但曹氏的所作所为，又令他感到失望。阮籍希望走超脱政治的道路，而又无法真正抽身，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是徘徊彷徨的。

　　嘉平元年（249），阮籍四十岁，声名隆盛，自然成为司马懿拉拢的对象。他先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在司马懿卒后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年号为正元，阮籍的《咏怀诗》写到：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此诗正暗指司马氏废齐，从诗歌中，可以看到他无法明确表现出来的态度。

　　曹髦即位后，阮籍徙官散骑常侍，意味着他由司马氏的属官转为皇帝的臣属。按照他与司马氏的关系，他实际上应该成为司马氏的耳目，但按照官职的要求，以及他的性格为人，他又应该为皇室效忠，而这无异于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政敌地位。

　　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他索性主动请求到东平任职，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第一次主动提出要求。他到东平任上，不过十余天就回来了，李白《赠闾丘宿松》诗云：“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指的就是阮籍此事。

　　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一年后，他自求担任步兵校尉。步兵校尉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并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又无实际兵权，不会引发猜忌。对于阮籍来说，担任这个官职是他摆脱政争的合适途径。在阮籍一生中，任此职的时间最长，且终死没有升职或转职。

　　在担任步兵校尉之后，阮籍也并不主动疏远司马氏，只是每每醉酒，狂放不羁，不以礼法自拘，只在诗文中透露出他真正的是非好恶。司马昭曾经求婚于阮籍，他便醉酒六十日，使司马昭“不得言而止”，借此回避掉了一次具有政治意味的联姻。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被晋封为晋公，位相国，加九锡，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皇帝下诏加封晋爵，谦让一番，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即可达到篡位目的。阮籍被指定执笔《劝进表》，他仍想借助醉酒来避开这个难题，但是发现无法推卸，又不敢不写，最后，他终于拟写了《劝进表》。

　　写《劝进表》，等于他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篡权，这在他心中是非常难堪，也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任务。写完后一二个月不久，景元四年冬，阮籍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从时间上来看，这次拟写应该使他非常懊恼，承担了极大的压力。

　　从表面看，阮籍的仕途是一帆风顺，官场得意，但由于客观现实与他的理想差距太大，实际看来，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处于失意状态。且他撰写《劝进表》一事，在后世引起了许多非议与责难。某种意义上，阮籍的一生具有强烈的悲剧气氛。

　　在魏晋时期的玄学哲学家之中，阮籍在学术思想或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并不特别突出，然而除了与阮籍齐名的嵇康之外，似乎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阮籍那样有显赫的名声。千百年来，攻之者有之，赞之者有之。可以说，阮籍是个名传千古、声被后世的文士。此外，在思想发展史上，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