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

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辽史学家刘凤翥总结称，刘浦江在辽金史领域有五方面的贡献。其一是广泛、全面地研究了辽金史，出版有《辽金史论》、《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其二是开创用契丹文研究辽史的风气，邀请刘凤翥在北大讲授契丹小字，刘浦江和学生都听讲学习，刘浦江教出的学生也都熟通契丹文字。他还和学生康鹏主编了《契丹小字索引》，既是工具书，亦是学术著作。其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甘当人梯”，花十年时间编纂了《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极大地方便了整个辽金史学界的资料检索。其四是在2007年至2014年间担纲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的《辽史》修订工作，在逝世前交稿。其五是“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

　　刘浦江最早的学术领域是文献学，尤其是宋、辽、金史史料辩正、整理。他曾经说过：“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可谓深得其先师真传，这段话正是对邓广铭先生强调治史要拥有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把钥匙”中目录学的具体阐释。纯治史者，往往缺乏文献学根柢，学问格局受限。纯治文献者，又易溺于文献而难以自拔，学术视野缺乏宏阔。因此，浦江此语，无论治史者，还是治文献者，皆当奉为圭臬，接受启发。

　　刘浦江除了协助邓广铭先生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还分别写了多篇有关《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证伪的文章，解决了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实，刘浦江后来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针对相关领域的学术难题而写的，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浦江还写过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纠错的文章。总之，文献学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辈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的。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连续发表有关历代“五德终始”说的研究文章。

　　刘浦江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辽金史。在掌握了契丹文之后，刘浦江先生很快就能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契丹文碑铭的整理和考订中去。无论是对汉文的《耶律元宁墓志铭》，还是对契丹小字的《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仁先墓志》和《耶律糺里墓志铭》，刘先生的研究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辽金史学者的旧有规模，而渐渐接近于阿尔泰学的模式。

　　刘浦江无疑是打通辽金史、契丹女真语文学和阿尔泰学最合适的人选。除了契丹文和女真文之外，刘浦江对其他古代阿尔泰语言比如古突厥语和古蒙古语也有广泛的涉猎。2006年，他参加过北大中古史中心聘请中国社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乌兰女士开办的《蒙古秘史》读书班（主要研习最早的汉字记音古蒙古语）；2007年，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延聘的土耳其突厥学家涂逸珊女士开设的古突厥文读书班，刘浦江也是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曾把学生陈晓伟送到内蒙古大学进修蒙古语，陈晓伟后来就利用学到的蒙古语翻译了蒙古学家亦邻真的多篇蒙文论文。像刘浦江这种向上打通突厥，往下贯通蒙古的视野，已经使他跳出了传统辽金史学的藩篱，真正进入到更为宏大的阿尔泰学领域。

　　辽金史领域虽然资料寡少，但毕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领域，之前已有不少积累。然而，刘浦江凭藉他深厚的文献史料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勤奋刻苦的努力，先后发表了一批重头文章，很快就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辽金史论》出版于1999年，其实主要汇集的是刘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辽史，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据说他有一篇论文投给《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请辽史前辈学者李锡厚审稿，尽管其中观点与李先生相左，李先生仍然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发表。刘浦江学术服人就到了这样的水平。现在，国内辽金史学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刘浦江的研究成果了。

　　刘浦江第三个学术领域是做民族史，这个领域当然和他的辽金史研究有关，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对象本民族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刘浦江不但学习契丹文字，还专门请了契丹文著名专家刘凤翥来给学生们上课。他还参加了古代蒙古文和《蒙古秘史》的研读学习。刘浦江在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他的《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发表于《文史》2005年第3辑），获得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优秀成果奖，就是他主要利用契丹文墓志进行研究的创获。可以说，刘浦江已经站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他能把契丹语文、民族史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学者在国际契丹辽史学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作为辽金史这样的传统学科中培养出来的学者，刘浦江先生不仅第一个明确提出要利用契丹文和女真文史料来研究辽金史，突破了辽金史研究中存在的瓶颈，还使得辽金史经由契丹女真语文学融入阿尔泰学之中，能有这样突破范式的见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刘浦江先生虽然已经故去，但相信由他引入的这种阿尔泰学理念一定会在他辛勤培养出来的一批兼通甚至主攻契丹女真文的辽金史人才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