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佛教文学史原生态的探寻——读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
佛教与中古小说之因缘关系，是近现代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加以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孙昌武、加地哲定等前辈学者，或从细微处入手，注意对其中某些个案进行历史溯源；或从宏观上把握，着力描绘中古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受到的佛教因素的影响。他们不时迸发出的充满睿智的思想火花，有力地促进了当今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然而在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不少研究者将精力集中在小说一边，而仅仅将佛教作为一个“背景”而简单处理之。这种偏向使得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相关佛教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对相关佛教问题的细致思考。正如上个世纪末葛兆光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对于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学之间的细部的研究仍然没有大的进展。”[1]这种研究偏向必然会使得相关研究难以进入更深层面，使得我们难以在宏观上系统认识二者之关系。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深刻理解，陈洪先生抱着极大的学术热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开始着力于细致而系统地研究佛教与中古小说的因缘关系问题。2007年底由学林出版社推出的《佛教与中古小说》一书，即是他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结晶。这本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对小说文学影响的专著，在中国早期小说史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在书中，作者从文学史的宏观视角出发，打破了过去研究中往往单纯从“蓝本”到“摹本”的研究思路，将佛教教义、信仰和仪式作为佛教影响中古小说的途径和纽带，在深入文本的基础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追溯二者因缘关系的历史渊源，探寻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变的内驱力，进而揭示佛教之于中古小说的“规定性”，中古小说在佛教汉化进程中和文学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变异性”，以及其在文学史流变中的兴衰历程。全书线条简明，源流清晰，做到了文献基础与理论阐释、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
葛兆光先生曾深有感触地指出，研究佛教与文学之类的历史溯源的研究，“一面需要研究者对宗教和文学两类文献的谙熟，这样才能发现中国文学作品中暗藏的印度色彩和佛教因素，一面需要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有一个理论的思考，这样才能在纷繁的线索中找到演进的‘公理’和变化的‘根源’，这是很困难的”[2]。 的确，佛学典籍卷帙浩繁，佛学理论抽象艰深，即使专门的佛教研究者要谙熟它，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而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要通熟两个领域的文献和理论，自然需要有更高的学术热情、更大的信心和耐心，想必这也是许多文学研究者选择避而远之的原因。为了达到其研究目的，陈先生迎难而上，首先在基本文献资料整理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清楚说明佛教之于中古小说的影响的具体流变过程，作者对于佛教中的一些教义、信仰和仪式的形成时间、传入中国的时间，以及在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中产生影响的时间多有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推断。如作者以造弥勒像作为关键，推论弥勒信仰成立于公元前一世纪；结合坐夏仪式，推论出腊佛（或“盂兰盆”）仪式“应始于东晋年间，保守地说，也应在南朝萧齐初年”（169页）。在相关佛教典籍爬梳整理方面，作者也用功甚多。如余论部分对敦煌本《须大拏经》版本源流进行了考察，并结合须大拏故事在汉文写经、变相、变文和戏文中的流传情况，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佛教故事艺术化的个案。附录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对《六度集经》的编译性质和版本流传问题、《经律异相》中所录譬喻类佚经问题、《百喻经》版本问题和《旧杂譬喻经》的译者、版本和校勘问题进行梳理，这些都是陈先生梳理佛教典籍的直接成果。对与中古小说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光世音应验记》原撰者谢敷的卒年、陆杲《应验记》的始撰时间等，陈先生也进行了细密的考证，得出了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前人的一些成说或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问题，陈先生能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或增加史料加以补充验证，或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如季羡林先生曾提出“狐假虎威”的寓言可能源于佛典的猜测，陈先生通过对该故事在中国和印度佛经中的流传状况的详细考察，认定季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在盂兰盆会的来源是否西国法、《盂兰盆经》是否真伪的问题上，陈先生梳理了相关仪式的演变后认为，盂兰盆会“近源于腊佛，远肇于婆罗门教的祖灵祭”，玄应提出是“西国法”的见解“良不误”，而许多学者认为《盂兰盆经》是伪经的说法则有“失之草率”之嫌（165页）。总体而言，全书几乎所有的论断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材料翔实，逻辑严密，下断语极有分寸，体现了作者扎实的佛学文学素养和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
当然，文献整理工作仅仅是全书的论述基础。作者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一条一条地去探寻佛教思想、佛教仪轨和中古小说之间的因缘关系，而是从更高层次的文学史的高度来看待佛教之于中古小说生成发展的影响，从而使本书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事实上，这里面更体现了作者本书的学术追求，即：最大限度地逼近文学史的“原生态”。在序言中，作者就指出，他选择中古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中古小说与佛教关系密切，且中古小说“还属于俗文学的阶段，具有原生形态的诸种特征”（3页），是最便于探寻佛教与中国文学深层关系的文学体裁。因此，中古小说既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也是作者实现自己学术目标的一个“个案”。在文学史观的统摄下，全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选择具体研究对象的时候，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力避重复，避开了佛教基本的道德观、人生观、时空观等别的研究者探讨较多较深入的问题，转而抓住佛教中与中古小说生成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直接的“四大”、般若学、地狱观等教义，观音、弥勒等信仰，八关斋、盂兰盆会、唱导讲经等仪式等来展开论述，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系统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创新性也更为突出、纯粹。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像一些研究者那样，仅偏重于对小说部分的阐述，而是两部分均不侧重，以将二者的历史源流论述清楚、深刻为目的，为此还特别注意对佛教与中古小说文学发生关系的内驱动力和契合点的探寻。显然，这是作者的文学史观在起作用。作者的文学史观还表现在阐述过程中注意兴衰流变。作者不仅关注到佛教之于中古小说的直接影响，即“规定性”，更强调对中古小说在汉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变异性”的关注；不仅关注到中古小说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兴盛了什么，还反复强调对缺失了什么、“沉下”了什么要予以同等的对待。这完全是以一种史的态度来看待二者之影响比较关系。显然，这也是陈先生力求逼近文学历史真实的学术理想在起作用。
作者的热情与勤奋，再加上恰当的方法论的选择，使得本书在论述过程中，多处灵光闪现，给读者以豁然开朗、耳目一新之感。上面已经列举了陈先生在实证方面的部分成绩。此外，如认为般若学对士人心态的熏陶除了体现于诗歌、赋、文等“雅”的方面外还具体体现于贤愚小说这一“俗”的方面，认为解体还形小说之类在中国成长缓慢的原因是中国文学对印度文学积极排斥等等，也均是发前人所未发。实际上，本书作为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佛教与中古小说文学关系的专著，其论题多是学界相对关注较少，甚至基本没人注意到的。特别是佛教仪式，如八关斋、盂兰盆会和唱导等，对于中古小说的影响，此前几乎无人注意。即便是那些别的学者也关注到的论题，如游冥小说、贤愚小说等，也往往因为研究者对于佛教渊源的追溯不够而在研究深度上有所欠缺。因此，结合前面对本书特色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陈洪先生这部专著，是“实”、“新”与“精”的结合。
总之，该书的出版，弥补了宗教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重要的一环，将有利于促进佛教与中国中古小说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近年来，陈洪先生除了致力于从佛教之于中古小说影响这一角度探究中国早期小说的生成发展历史之外，还着意于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参照的视角，对中国早期小说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作出新的阐释，我们有理由期待陈先生更多更大的学术成果的出现。
注释：
[1]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