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
内容提要：从全局看，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机构和单位在做古籍数字化的工作，如公司、出版社、图书馆、科研单位、高校以及个人等，虽然都是在做古籍数字化，但大家的立场不同，目的不同，对古籍数字化的认识不同，因此大家对古籍数字化的态度、努力、效果也很不一样。对比之下，高校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单位与人员在人数上最多，对古籍的了解和使用上也都比其他单位和人员更为熟悉，而整理古籍的成果也最广泛。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却对古籍数字化的工作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这一点不能令人满意。本文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以及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希望在今后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中，高校整理研究古籍的人员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
一、从事古籍数字化工作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技术、有胸怀
古籍数字化，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涉及多个学科，不限于某一学科）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课题，不少颇有份量和特色的成果在涌现，在坚持，一些有远见、有魄力、有技术、有胸怀的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公司企业以及一些个人，都在持续不断地工作、制作、开发、探索着，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可喜可贺的局面。
然而在综观的视野里，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参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成员中，各自的态度与贡献是大不一样的。我之所以在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公司企业、个人前面加上“有远见、有魄力、有技术、有胸怀”这样几个定语，是有用意的。即这里提到的这几种参与古籍数字化的不同类型的机构，在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中的态度与投入，是有很大不同的。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以及公司企业等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都能做到有远见、有魄力、有技术、有胸怀。
有远见者，不为目前利益所拘束，能够放眼长远，清醒地认识到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各种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对于国家决策机构、管理机构、决定经费去向的机构等，远见是一种意义，对于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而言，远见又有不同含义，而对于公司、企业等商业机构，远见的内涵又有不同，都需分别阐明。
有魄力者，敢于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不计较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而能有远大宏图，力争完成宏大的目标与任务。
有技术者，有自己的创新技术、独创技术等，使古籍数字化产品具有独特的技术特点与技术含量，而不是墨守成规，甚至是窃用别人的技术。
有胸怀者，不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懊恼，不计一时一事的成败，对于科研人员以及产品设计，都能出自博大胸怀进行要求和设计，从而使得古籍数字化工作能够经受得住挫折与打击，而最后则能在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持下完成出类拔萃的产品和成果。
如果按照这种阐释，能做到者，不多，能意识到者，亦不多，而要超越做到，也不容易。能从各个方面确切而深刻地认识清楚其中的关系与内涵，更不容易。然而如果想把古籍数字化工作做好，使之成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的有创新精神、技术、意识、效果的成果，则必须具备如上四种精神。如能具备上述四种精神并坚持下去，必能做出形成世界领先的古籍数字化产品，促进我国学术研究、文化事业、教育事业、情报工作、信息工作以及许多项的工作之科学发展，此非虚言，实乃真理。
本人认为，如欲真正切实有效地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发展与深入，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对文化、学术、国家、社会有诸多利益的事业与产品，就必须有更多的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公司企业等一切有能力、有责任、有义务的单位，应该对于古籍数字化工作抱以热情的关心、积极的参与、真诚的合作之态度，改换以往漠不关心或重视不够的局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用来支持和帮助古籍数字化工作。而且已经得到国家与社会资助的单位在从事相关的项目与工作中，亦应做得更好，如态度、效率、成果、效用、使用方式等等方面，使之更为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本单位的小集团之利益。而一些公司企业由于有自己的投资，需要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是商业利益，则另当别论，但亦要采取合乎人情的收费政策与方法，不要期望竭泽而渔，一下子从这种投入中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用此来发大财。一些成本与投入，可以采取长期使用、逐步收取的策略，不能期望一下子收回成本。
中国历来有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也应贯彻这种精神，不应人自为战，互相隔以沟壑，抱以戒心。在这个工作中，还迫切需要文化、学术、公益、服务、传承、研究等项人文精神，不能根据狭隘的单位、利益、效益、名利、挖墙角、偷技术、不合作、盲目自大等等陋念中开展工作。
在此宗旨下，还有许多事要做，这些事包括：合作、统筹、协调、技术改进、使用服务之改进、成果通融共享，更为广泛地用之于文化产业，用之于科学学术研究，用之于教育普及，用之于文化传播（向外国、向民间）等。如果能做好这些事，古籍数字化才能健康发展，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为国、为民、为学术研究、为教育普及等等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是我们现在从事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单位与人员往往予以忽视的，没有把这一工作与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的文化的需求关联起来，只是就事论事，所以境界不高，眼界不广，所设想的事情与所做的工作，都不能有所突破，而徘徊于原地，没有大的发展。这也是目前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而且大家似乎还没有思索其中的原因以寻找合理的出路。
以上是本文的总论，以下就上述问题从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一下。
二、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高等学校与教育部应该有负责尽更大的努力来充分发挥自己在人力、物力、技术、学术研究等等方面的综合资源，加强重视古籍数字化工作，花大力气推进和发展这项工作。但据本人的观察和感受看，目前我国的高校与教育部在这方面的重视与努力都远远不够的，这并不是经费不足的问题，而是观念上的滞后以及对有关专业的内涵不够了解所造成的结果。现在看来，中国已经问世且影响较大的古籍数字化成果，都是企业、公司以及一些个人做成的，整个教育部和各高校还没有推出自己的有影响的高科技含量的代表性成果，更不用说具有领军导向性质的综合性成果了。
1、有影响的古籍数字化产品都不是高校及其古籍研究单位制作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现在最有名的“国学网”是由尹小林先生出于个人之力，依托首都师大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已经办得很好，很有影响了，这是个人企业完成的成果，而教育部和高校没有一个具有同样影响和地位的古籍数字化成果。此外还有单纯的企业公司所做的，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中国古代地方志》、《高丽藏》、《道藏》、《龙语瀚堂》、《基本古籍库》等都是由迪志、书同文、中易、龙戴特、爱如生等公司做成的。高等学校做成的成果，如南开大学的二十五史，陕西师大袁林的古籍系列，是大学的一个研究单位或个人做成的，武汉大学的出土简帛，北大的全唐诗，浙江大学的中美百万（不仅仅是古籍的数字化）是由大学某一研究单位与国外单位合作做成的。但在整体水平和规模都还不能超过上述那些企业公司所做的成果，而且在推广和使用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太方便，或没有完全公开。
此外，则有社会人士热心人士纯粹靠个人之力来做的普及推广性的古籍数字化的网站，如“国学数典”“龙腾国学”一类，这都不是原创的古籍数字化，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把散见的文本格式以及图像格式的古籍收集起来放在网站上供人们不断上传下载，这里面其实隐含着版权问题，但在推广和传播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许多学生和老师以及爱好者无私地进行初级的制作，提供给大家，与大家共享。但在技术含量上无法与上述公司企业以及高校一些单位做成的成果相比，这与国学网这样比较正式的商业化运作，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不少是一些有为青年来办的，如“说文段注”网站，复旦大学的“螭耶居古籍藏书”，规模更小，所收古籍也是范围有限，而且不能进一步扩展和发展。
还有宗教界人士做成的，如佛教界在佛经古籍数字化方面的诸多成果，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都已有不少成果，而且在传播与共享方面也体现了佛教的慈悲心态，基本上是免费的，无偿提供的。道教方面不如佛教界的成果多而大，基本上没有此类免费的古籍数字化成果，曾有“白云深处人家”网站是一个收集许多道家古籍的网站，但现在因版权问题已经停办尚有待努力。还有“灵九道坛”是湖北某地一家道观中的道教人士制作的道家古籍，但发展很慢，远远不能与佛教界的成果相比。
2、高校及其古籍研究单位与人员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上没有突出贡献。
综观上述这些成果与制作单位，我们感到国内的大批高等学校及其古籍整理研究单位如古籍研究所等，所作的努力和成果几乎没有显现出来。教育部高校古委会以前也曾资助过一些古籍数字化方面的项目，但都没有成功，后来也就不再资助这种项目了。而各高校的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是利用国家用于古籍整理研究的专项经费而建立和工作的，专职的工作就是整理和研究各类古籍。在高校古委会的领导下，在国家古籍整理的专项资金的援助下，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三十年来完成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非常之多。如大型的有“七全一海”：《全唐五代诗》、《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中小型的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及成果就更多了。此外全国各种领导机构组织领导的诸多大型古籍整理工作，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华大典》、《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等，高校古籍研究所以及文史专业的教师都是参加工作的主力，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古籍整理研究的专书成果等。近年国内又出现了大型的古籍整理性质的工程，如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分别主持的“儒藏”工程、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大学从事的清史工程（虽然不是专门的古籍整理性质的工程，但其中有相当的内容是整理清代的古籍和文献）等，也都将整理更多的古籍。但是，这些整理出版的成果，基本上都是由出版社出版纸质书籍，而没有利用已有电子排版文稿进一步加工为数字化产品，从古籍数字化的角度看，可以说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简单分析来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考虑到还可以进一步搞数字化的成果，这是基于传统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习惯而形成的固有的思路，可以说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而把数字化出版发展起来。另一个原因，是出版社方面非常害怕如果做成了这种数字化成果，就很容易被人盗版，从而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没有想到，纸版书也一样会被人盗版，同样损害出版社方面的经济利益，但他们似乎对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也就不再计较了，反而对数字化出版不想尝试，就以这种理由而拒之门外了。再一个原因恐怕是一种满足感，即认为已经出版了纸质图书，从工作成果上讲，已经足够了，不想再去多事，来搞什么数字化工作。这当然都是出版社方面的想法，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没有道理，但总觉得这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与做法。
不过从高校古籍研究所等古籍整理研究单位和人员的角度看，他们往往也和出版社方面一样，没有进一步构想如何把已经完成的整理成果做成数字化成果，这一方面是囿于传统的古籍整理的观念，没有把新型的数字化的观念引入到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中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校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在数字化技术上是完全空白的，自己没有掌握也不懂数字化技术，所以不会想到数字化的问题，就算知道一点，有一些想法，也在实际操作上无法开展这项工作。再就是国家和教育部以及省市等各级科研项目中也没有古籍数字化的类型，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无法申报此类项目，因此缺乏经费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或公司来制作相应的古籍数字化产品。
从高校管理层以及国家和教育部层面来说，还有一个实际情况成了阻碍高校古籍数字化工作得以开展与推进的原因，那就是教育系统的学科分类的相对稳定化，无形中成了一个莫大的限制，使各级管理层到各个研究单位不能及时把古籍整理与数字化这一类高科技的信息化学科联合和合并成一个新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科研、项目立项等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时甚至是完全忽略了。所以结果就是直到目前，我国的学科体系中还没有形成“古籍数字化”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没有进行诸多学科的跨学科的交叉、沟通和融合，在教育和科研两个领域，都是古籍数字化仍为“空白”和“盲点”，这都不利于各古籍研究所及其研究人员开展古籍数字化的工作。
现在受学科分类的影响，古籍数字化往往被认为是图书馆专业的事情，而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的专业职能反倒被认为只是整理研究古籍，而与古籍数字化工作或项目无关。在国家和教育部的科研立项方面，现在也是把与古籍数字化有关的课题放在图书情报专业里面，而古籍研究所所在历史学、文学、哲学专业里，则没有这种项目课题。因此也往往是图书馆方面的单位或人员才有机会申请到古籍数字化的项目，而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很难申请到此类项目。
4、图书馆方面立项的古籍数字化项目往往不切实用。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图书馆专业的限制，他们对古籍数字化的理解是表面的，外在的，即只注重古籍的书目编目和检索，他们的专业使他们并不真正进入古籍的内部进行研究，因此他们对古籍的整理研究的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图书馆专业的教学和内涵限制了他们的认识而已。所以由图书馆方面立项来搞的古籍数字化项目，往往不切实用，有其表而无其里，架子拉得很大，工期拖得很长，而最终成果却不能真正解决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的实际需要。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只满足于做古籍的图像版（有的甚至连图像版都不做，只做古籍书目的数据库为基础的检索系统），而不做文字版。这是因为图书馆专业的历来的任务就只是为用书者提供书目检索，因此他们所理解的所谓古籍数字化也只是基于这种专业观念做到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古籍书目检索而已。他们并不研究古籍本身的内容，因为这是图书馆专业之外的事情，是文史哲等专业的事情，因此图书馆专业的古籍数字化是不考虑文史哲专业的古籍使用者的具体要求的。基于这种认识立项和完成的图书馆专业特点的古籍数字化，一般只能检索书名篇名作者名等等古籍的外在信息，而不能深入古籍的内容深部，进行真正的全文检索。而且所做成的古籍图像是以一页一页格式保存存放的，在实际的阅读时也是极不方便，它的唯一进步就是超过了以往图书馆提供的古籍胶片式阅读机的功能而已，据说现在全国的图书馆仍在做这种工作，把各类重要古籍及文献全部拍成照片，再在此基础上制成数据库，以便联网检索。这就是图书馆专业立场出发所理解和制作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对于真正使用古籍进行文史哲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这样的工程及成果只是花费了国家大量经费而便于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与利用而已，并不能真正使古籍数字化而成为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手中的现代化数字化产品，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相比之下，图书馆方面能从国家得到大批经费资助来做自己专业的事情，他们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保管着国家的宝贵古籍，但真正利用古籍进行学术研究的文史哲人员，则得不到国家的这方面支持，不能把自己关于古籍数字化的设想通过国家的资助而实现出来，所以若干年后，中国的古籍数字化，仍会将是一种不完善的状态，不能真正把古籍数字化，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利器。
另一方面，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有时想利用社会上已有的古籍数字化成果，则需要通过学校的图书馆来购买，而由于这类产品价格一般较贵，所以图书馆方面又往往不愿意购买，因为这要占用他们全年购书经费的一大部分。以上这些情况的后果就是：高校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在利用和推进古籍数字化方面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无能为力的局面，他们的想法与意见，往往不能与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制作与技术结合起来，帮助古籍数字化工作向前发展。
5、在技术方面的若干问题。
5-1 格式问题。
从数字化的技术方面讲，往往是一种技术会根据实际需要的推动而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对如何整理和研究古籍有许多实际的需要和想法，不能直接反映到古籍数字化的成果中去，因此造车者不了解用车者的需求和想法，闭门造车，实际上使得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制作到了一定程度后就无法向前发展和创新。如现在的古籍数字化产品基本上分为图像浏览和文字检索两大类，图像浏览不论是超星图书馆的PDG，还是人们可以自行制作的PDF或DJVU等格式，都只能在电脑上阅读而无法全文检索（有些PDF文件可以全文检索，但其前提是这些内容可以被OCR识别，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将会讲到），也不能文字复制，这对古籍整理和研究者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5-2 清晰度与OCR识别软件问题。
再一点，这种图像格式的古籍电子书，在阅读上也有诸多不便，如清晰度就成问题。如果原书的印刷质量不好，制成的图像的清晰度就成问题，这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利用OCR进行图像到文字的转换。在OCR图像识别转换方面，通行的软件对古文繁体以及竖排等等情况的识别，与对现代印刷成的规范汉字图书的识别，会有完全不同的图像的识别结果，其准确率几乎马上从99%下降到0%，完全没有实用价值。据说有些公司在制作《四库全书》等书时高价聘请一些专门的公司为之制作了专门用来识别四库全书书籍文字及版式的OCR软件，于是大大提高了识别古籍汉字的准确率和实用性，这说明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但制作一般OCR软件的公司，不会考虑这种特殊需求，花费专门的人力物力来使OCR软件具备这种特定的功能，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而买到这种OCR识别软件的公司，则把这种软件识为秘技，根本不想公之于众，这也是为了保护本公司的经济利益。从公司的角度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从教育部以及高校古委会和各高校的古籍所及其科研人员来说，就是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问题，不能按公司的想法来看问题。即要从全局观点出发，教育部及高校古委会完全可以运用一部分经费组织有关单位为全国高校古籍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统一制作一个专门用于古籍图像识别的OCR软件，提供给教育部高校系统内的古籍整理研究单位和人员，让他们根据所要整理研究的古籍，利用这个OCR软件自己动手处理各种古籍，然后把识别的成果汇总到一个专门的部门或机构，整合成全国统一的古籍数字化成果。这样的话，就是充分利用了教育部及高校系统的人力物力来从事古籍数字化工作，而且成果会大量迅速地增加，由教育部和高校系统形成统一的数据库进行共享，其众多的古籍整理成果都可以这样统一整合和处理，其效果和作用会大大改观目前教育部与高校系统古籍研究所在古籍数字化方面毫无贡献的局面。
5-3 全文检索技术的问题。
再从全文检索的技术上讲，现在的全文检索也有其各方面的局限性。如有的古籍数字化成果把全文检索与古籍数字化内容合成一个独立的软件系统，使之只能用于这个特定的安装和使用，而不能通用于其他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而专门的全文检索软件，则基本上没有看到。没有公司专门研制通用的专门的全文检索软件，往往只是把全文检索技术整合到其他的软件中。其实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在古籍整理研究过程中，更需要一种专门的全文检索软件，能对多种格式的文本，如HTML、TXT、WORD、RTF等格式的文本进行大批量全文检索。
对于全文检索技术的另一个瓶颈，是停留于满足于初级的字符串检索，而没有更进一步的知识检索和内容分类检索，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字符串检索所能解决的难题，但在技术上没有看到有关的进展与应用。虽然也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做全文检索的大型功能性软件系统，但那已经不是一个研究所和研究者个人所能购买得起的，甚至是一个学校也舍不得出资购买此类产品。一个高校可以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来购买一套仪器设备这类硬件，但绝不肯花类似的钱来购买一种无形的软件，这也是学校舍不得出钱购买这种大型软件的原因所在，这一点暂不予深究。问题是做成全文检索的独立软件在技术上没有困难，只是许多公司不肯做这种工作，目的仍是为了保障自家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反映了没有更多的高校和研究单位来关心和研制这一种技术，使得少数公司具有了垄断性。
5-4 字符集问题。
技术的另一个方面是字符集的问题，国标（GB2312）的字符集非常小，只有6千多汉字，远远不能适应国家汉字处理的需要，后来发展为以国标扩展（GBK），但也仅有2万多汉字，现在有了UNICODE字符集，但没有成为国标，也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制作的古籍数字化产品，如果是图像格式，还没有字符集的问题，但一旦制作成文本版的，就有了使用不同字符集的问题，在推广和交流上都造成了不便，而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不能统一字符集，甚至中国也没有进一步把国标字符集扩大，这不仅影响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也影响了户籍和身份证的制作工作。在高校方面似乎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只是有人发文章谈论一下，而高校没有真正展开这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学术研究，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教育部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古籍数字化的内容和应用问题
在古籍数字化的内容方面，现有的成果与产品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还有很广阔的发展余地。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员所要面对的古籍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各种古籍都要面对以进行整理和研究，而现在出现的古籍数字化产品，在内容和品种上非常少，而且还有大量重复。这反映了制作的单位与人员并不真正懂得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需要和特点，不知道还有什么古籍需要制作成数字化产品。
曾经有一个制作古籍数字化产品的公司的人员向我咨询：在做完了《四库全书》、《二十五史》这样的大型古籍之后，还有什么大型的古籍可以制作成数字化产品？我说还有很多，可以说还远远没有做完，怎么会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制作了呢？这就是由于不太了解古籍整理研究的具体内容与性质所造成的一种认识。但由于经济效益的问题，有些公司往往虽然知道还有许多古籍没人制作，也不会投入力量来制作，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相对而言比较不太热门的古籍，用户不多，所收的效益不大，所以大家宁愿都来做《二十五史》、《四库全书》此类比较为人所知晓的古籍，而不愿意制作一般人们头脑中比较生疏的那些古籍。
这种想法在以经济利润为首要目标的公司和企业来说，是正常的思维，但在国家、教育部以及各高校，就不能象企业和公司一样只考虑经济效益，而应该考虑学术影响和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等多方面的意义，把古籍数字化工作纳入工作视野，提上议事日程，从多学科交叉综合融合的角度，从促进新型学科产生与发展的立场，从改革发展传统学科的思路，从扩大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意义，从广泛利用古籍中文化资源的角度，以及许多在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应用和意义上来考虑问题，来制定政策。
试比较一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国家有多少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要上马，要开展，而这时如果没有陈云同志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高瞻远瞩的讲话和精神，国家会在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并拨款建立古籍整理的专项经费吗？而如果没有这个国家层的高级领导与组织以及不间断的国家经费，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吗？这说明一个领导人的远见和胸怀，就可以使一个传统的学科和事业得到多么大的支持而获得多么长远的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二弹一星以及其他重大科研和建设立项相比，但整体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做为最高领导层来说，必须懂得国家具备文化和学术的软实力，而有些学科虽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能增加国家的学术和文化实力，能扩大和传播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于全世界，这样的工作及意义难道不比发展和建设经济方面的项目有意义吗？
所以在今天来说，应该从国家、教育部以及科技部、文化部、财政部等多部委的综合管理层面，以及各高校的多学科综合发展的角度，来提升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没有古籍的整理研究，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是谈不上的）和各种应用的水平和广度深度。在这方面，我们往往认识不够，发掘不足，利用远远不够。例如，在世界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就有许多种应用，如电影的各类形式，大片、动画片、故事片等，都有许多以古籍中的内容为中心拍摄成功的例子，但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角度来看，其中还有太多的不足之处，如能充分利用古籍数字化的成果，聘请古籍研究的专家来合作，会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更新鲜的主题作品，把剧本编写得更好看，内容更丰富，情节更动人，语言更有文化，人物与场景更符合历史，这都会大大增强这类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其他如电视剧、小说戏曲、小说、图书、电脑游戏、网络游戏等所有的艺术和娱乐形式都能利用古籍中的丰富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讲《三国》、《史记》、《汉书》、《论语》等一大批影响巨大的节目，不都是以古籍为中心而展开的吗？中央和各地的电视台，都还可以充分挖掘古籍中的题目，开展这类节目，这是远远不会短时期内就会枯竭的资源。
还有如中小学的教材中、各类国民文化素质的教育等人文教育领域里，也同样不能缺少数字化古籍的应用和地位，不能只是满足于清代人编写的《唐诗三百篇》《古文观止》之类浅显读物了，而应广泛发掘各类古籍中的丰富内容，把它们做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数字化产品，充实到我国的各层次的教育活动中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应用，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必须在懂得古籍、会用古籍的基础上才能搞好的。而各行各业的人们如果想能懂得古籍，会用古籍，而数字化的古籍产品的推广与普及，又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二者搞得好是一个良性循环，搞得不好，是恶性循环，即人们对古籍中所保存的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越来越生疏，越来越不了解，就要断绝了中国悠久文化的传承，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从小缺乏以古籍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熏陶的人们，长大以后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也就不具备古籍所包涵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因此在涉及到古籍与历史文化的事情时，就毫无感觉，毫无知识，又怎能做好各自的事情？而这种普及性的教育，数字化的古籍普及产品，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以上这类广泛的应用，如果没有高校专业人员参与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何把高校这些专业人员吸引到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中来，让他们在上述无限的文化产业之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是国家、教育部等部委以及各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活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拓展的课题。反过来说，如果从上而下的政策、体制不先行建设好，使各地很想开展文化产业的政府与公司企业也感到找不到创意、技术和资源等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有心发展文化产业的人士并不是非常了解，以为只要培养一些会用电脑制作动画或美术的人才就够了，这是非常片面的。其实要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三个方面的专业人才，一是数字化技术和设备方面的专业人才，一是形式方面的专业人才，如美术的、艺术的、编导、框架等所有外在形式的创作人员，三是内容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懂得古籍和历史的专业人才，脚本与剧本的编写的专业人才。三方面的人才结合成一个有着良好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的团队，才能制作完成一个具有高水平的文化产业产品。
我曾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开展文化产业的创意活动，他非常希望我们搞古籍的，搞历史的，为他们搞什么题目出主意。他说：你们搞古籍的、搞历史的专业的高级人才所想到题目，是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想出来的，这就是你们这类人材的黄金价值。不仅要构思出一个好的主题，更要继续为这个主题的形成和完成，提供更多的细节与资源方面的内容，而这仍是搞古籍的、搞历史的高级专业人士才能做成的，其他人完全不得其门，想搞也搞不出来。
还有一个搞文化产业的朋友，希望投资一个项目来重建一座明代的佛教寺庙，为此他要了解这座寺庙在明代的来龙去脉以及更多的信息，为此他和手下亲自去图书馆去查资料，费时很久，却总查不到所想要的东西，无奈之下，他通过我校科研管理部门找到我们，请我们帮助做好这些资料的收集工作。这个任务对他们来说，是“难者不会”，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会者不难”。在他们只需付出很小经费的情况下，我们很快就为他们在古籍中查到了大量原始资料并进行了解说与注释工作，使他们拿到这些资料后对这个巨大的文化重建项目有了根据和基础。这说明古籍的数字化以及它们为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产业建设服务，具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里面如果没有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的高级专业人才，是无法搞好的。
但是要想使这种高级专业人才为公司企业所用，为国家和社会所用，为文化产业和广泛的教育事业所用，就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以保证他们能够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进来，否则他们在高校的工作任务就会把他们限制死，使他们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全部精力来从事这些现在说来还是“份外”的事情。而这种制度与政策与相关配套的许多事情，都还完全没有得到各级管理层包括高校教学和科研管理人士的认识和重视，因此这套制度与配套的政策与措施都是空白，因此结果是国家和高校建立的古籍研究所及其专业高级人才，根本没有途径和办法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产业创意活动以及全社会的国民素质教育。可以说他们对这些事业是有心参与的，但是现实的制度环境，则使他们无力无门参与，空怀一身古籍整理研究之技能，而无法为国家、为社会、为公司企业效力。此非耸人听闻，实乃不可忽视的实情。
在这方面，国学网做得比较好，他们依托首都师大的古籍研究所建设国学网，已有多年，成效也很显著，但由于国学网的产品线的限制，还不能在更广泛的视野里把古籍与文化产业活动、社会教育活动、文化传播活动结合起来，所以还显得不够，需要大力拓展和发展。
通过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那些以追求经济利润为首要目标的企业和公司，考虑问题的思路也不要太狭隘了，即不要只是用直接以货换钱的思维来设定项目和开展工作。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有远见、有魄力、有技术、有胸怀的态度，是无论哪个方面的人都应该具有的，国家、政府部门、公司企业、高等学校、专业研究单位和人员，都是如此。许多事物之间本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我们往往受所处工作环境以及所受教育的学科专业的限制，而看不到这些内在联系。这样就束缚了我们的认识和开展工作的思路，故而总是把事情看得简单化、片面化、短视化，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长期这样思考问题，就形成了鼠目寸光的毛病，因而不会具备有远见、有魅力、有技术、有胸怀的态度来开拓新的事业。有些事情是要敢想敢做的，敢于开拓，敢于尝试，墨守成规是没有前途的。
古籍数字化工作是一项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虽然各国都在从事类似的工作，但目前来看，还没有超出传统的专业范围和局限，似乎只是图书馆的事情，而与古籍研究所及其研究人员无关，与文化产业无关，与国民全方位的教育无关，与国家的文化传播事业无关，与各种文学艺术影视娱乐事业无关，而这些领域的人员虽想利用古籍中的丰富资源开展事业，但受体制与政策的限制，往往得不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与重视，处于自生自灭，无人过问，无人支持的境地。也缺少国家与各级管理层的理解与支持，以及他们的全局统筹与组织协调，各自为战，而形不成国家实力。这一点美国、日本、韩国做得比较好，他们的古籍、历史、文化的资源都不能与中国相比，但他们的思路和创意却比中国强和先进，也形成了一套符合现实需要的体制与政策，当然也就吸引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打造各类文化产业产品，包括古籍的数字化以及它在更多领域的应用。
本文从一个高校古籍研究所的专业人员的角度，谈了中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成绩与问题，对于如何更好地发展这项事业，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与想法。很多内容不可能充分展开，但都不是空谈，而是很想与各界人士沟通交流，把各自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汇合起来，整合成全新的学术研究、项目开发、创意开拓的团队，利用古籍及其数字化产品扩大思路，在更多的领域有所创新。
简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43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