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钱钟书的前尘旧事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钟书忆初见杨绛时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杨绛的人物传记,不但详尽披露了杨绛少女时期求学、恋爱的经历,对她与钱钟书之间珠联璧合、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更是施以浓墨重彩。无论是伴随夫君求学英伦、还是孜孜不倦著书立说,是夫妇相守弄儿为乐,还是异地相隔经历抗战的时代洪流,面对生活,杨绛的身影始终清雅而柔韧……
“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
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全家也没有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1919年,父亲辞职南归,杨绛跟着父母家人启程回南。
1998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沓毛边纸,一支毛笔。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
与钱钟书订婚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
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
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杨绛还记得,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1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此真聪明人语!”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据说,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鸿渐父亲的作风。杨绛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做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
父母要对子女“用情专一”
杨绛怀孕了。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钟书一样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确实像钱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起初,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钱钟书在这年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夫人:“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并笑说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玩笑归玩笑,钱钟书还是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钱钟书回答说:“要最好的。”
杨绛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她用了药,让她安然“死”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
钱钟书这天来看了夫人4次。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钱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第二次来,知道夫人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她已清醒。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钱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长大后,母亲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她,她很感激。他们的女儿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摇篮”竟是一个书桌的抽屉,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说事出有因。杨绛告诉我们:“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听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的。”
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据杨绛回忆: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不久,钱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
《杨绛传》罗银胜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