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

三

　　顺宗即位后，当时任翰林学士的，除王叔文、王伾外，还有7人，即郑絪、卫次公，李程、张聿、王涯、李建、凌准。一个时期有九人在学士院，这是自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置翰林学士以后所未曾有的。由于人数多，政治纷争加剧，也就造成内部的分化。文人参预政治，在中枢机构中，不单与外延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内廷的宦官集团，会有矛盾，而且必然在内部也有各种是非、利害冲突。顺宗之前的德宗朝，陆贽就曾被同院的吴通微、吴通玄兄弟排挤出学士院，过了几年，吴通玄又因与宰相、李氏宗室有所勾连，加以与陆贽的矛盾，为德宗所忌，就被贬谪而死。（注：见拙作另一文《唐德宗朝翰林学士考论》，载《燕京学报》新第10期，2001年4月。）顺宗朝以后，中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内部的纠纷还是经常发生的。这也可以说是文人与政治关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7人中，郑絪与卫次公年资最深，他们二人在德宗贞元八年（792）就已入学士院，至永贞时已有14年，一直没有出过院。他们最初对永贞新政，尚“守道中立”（《旧唐书·郑絪传》），并未有明显的反对，但也并不合作。到后来，则二人“同在内廷，多所匡正”（《旧唐书·卫次公传》）；“顺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轻弄威柄，次公与絪多所持正”（《新唐书·卫次公传》）。现在所见到的有关史料，还未发现他们对王叔文等新政措施有哪些具体不同意见，但看来其对立的态度是明显的。因此永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为了分散王叔文的权势，又考虑到顺宗“疾久不愈”，就策划建立接班人，这时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联络郑絪、卫次公。《通鉴》卷236永贞元年三月载：“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李）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这样，遂于四月初一正式立顺宗子李纯为太子。宦官俱文珍等之所以召集郑絪等四人参议此机密之事，当事先即有所选择。郑絪态度很坚决，说不必事先请示皇上，他只写“立嫡以长”一纸，待顺宗一点头，就由他起草《立广陵郡王为皇太子诏》、《册皇太子赦诏》，以及后来的《顺宗传位皇太子改元诏》等。（注：见《全唐文》卷511。）也正因为如此，宪宗于八月初即位，十二月就任郑絪为相。

　　前面提到，郑絪与卫次公于贞元八年起一直充任翰林学士，这牵涉到德宗朝翰林学士的情况，拟再作一些介绍。

　　德宗即位之初，是想有所作为的，如施行两税法，对河北、淮西藩镇有所抑制，但由于措施无方，又对朝臣多所猜忌，致使方镇作乱，兵祸连结，待贞元初政局稍为平静后，就宠信宦官，重新让宦官掌握中央军权，而对外廷的宰相，就一直不信任，不让宰臣长久在任。据《新唐书·宰相志》，贞元十年至二十年，当时每一宰相的在任期，一般不过二、三年，最长不超过四年，即使在位，也如《唐语林》（卷六）所说，“贞元以后，宰相备位而已”。但与此同时，却对内廷的翰林学士，采取长期稳定的措施。这里不妨也以贞元十年（794）为例，作一些分析。这年学士共六人：吴通微自建中四年（783）入，已十二年，大约贞元十四年或稍后才卒官。韦绶于贞元七年（791）入，十六年（800）出，共十年。郑余庆于贞元八年（792）入，贞元十三年（797）出，共六年。韦执谊于贞元元年（785）入，约贞元十六、十七年（800、801）间出，共十六、七年。郑絪、卫次公于贞元八年（792）同时入，一直到顺宗即位，还在院内，已十四年。也就是说，贞元十年的六位翰林学士，都比贞元时期任何一位宰相的任期都长。这也使宪宗元和时李肇在《翰林志》中表示这一看法：“贞元末，其任益重，时人谓之内相”。但实际上还是陆贽于贞元三年上疏中所说，翰林学士乃“天子之私人”。（注：见李肇《翰林志》，陆贽集中未见。）也就是德宗出于对外朝宰相的疑忌，于是就倚信于内廷的学士，不像后来宪宗将“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注：见《旧唐书》卷15《宪宗纪》末引史臣蒋係语。）有一个正常的行政机制。不过德宗朝中期以后翰林学士的处境也是很不正常的，李肇《翰林志》也已注意于此，谓：“而上多疑忌，动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迁，故当时言内职者，荣滞相半。”就是说，德宗让翰林学士较长期稳定在职位上，但不升官，这确是很奇怪的。如前第一节所说，唐代的翰林学士只是一种差遣，他还必须带有官衔，来定其品位与薪俸，学士可以在任期内经过一定的考核来升官阶的。德宗中期以后的翰林学士却反常，如郑絪与卫次公，贞元八年初入院时，一个是司勋员外郎，一个是左补阙，一直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时，还是如此，这在外廷三省是绝未有的。但这些学士还是羁于这清誉之职，未提出异议。而且这些学士，表面上虽受到德宗的眷顾，而实则战战兢兢，不敢有什么举动，更未有像陆贽当初在职期间敢直言极谏（当然因此也就受德宗的忌恨而最终被贬远出）。如顾少连，同时友人杜黄裳为其所作的碑文中，说他在翰林近十二年，“以周密自制”，“以谨审见称”，“谠言硕画，人莫得闻”。（注：《全唐文》卷478杜黄掌《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又如与郑、卫一起共事有九年的韦绶，《旧唐书》本传说：“绶所议论，常合中道，然畏慎致伤，晚得心疾，故不极其用”。因经常畏惧其职而最终得心脏病，不能尽其用，可见一般。韦绶后来以母年老为籍口，请求解职赡养，还使得德宗很不高兴。

　　郑絪也是如此，“德宗朝，在内职十三年，小心兢谦”。（注：《旧唐书》卷159《郑絪传》。）他在十三年任期内唯一可记者，为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一件事。据《通鉴》卷235所记，这年六月，德宗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中尉，窦文场要求任命文书用白麻书写发布，德宗就命郑絪起草（按规定，白麻诏令是由翰林学士起草的）。郑絪遂向德宗说，依照惯例，封王、命相才能用白麻，现在用来任命中尉，是陛下特以表示对窦文场的宠爱呢？还是以此定为法令呢？德宗觉得有难处，就作罢。应当说，郑絪此举确是对宦官待遇提高的一种抵制，且其对德宗的答语也表现一定的机智，但并不很强硬，而且也并不因此而影响窦文场等的实力，因此《通鉴》仍云：“是时窦、霍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郑絪以及其他翰林学士都未有议论。

　　卫次公与郑絪于德宗朝中后期同在翰林，两《唐书》本传对卫次公这期间的情况，都无一字提及，可见在这十三年的长时期中他也是默默度过的。

　　至于宦官俱文珍谋立太子时召集商议的另外两位翰林学士，即李程、王涯，他们对当时的新政措施也没有公开反对的表示。李程是唐朝宗室，他与王涯于贞元二十年九月才入院，《旧唐书》卷167本传说“顺宗即位，为王叔文所排，罢学士”，不确。实际上他在顺宗朝及此后宪宗初一直在学士院，至元和三年（808）才出院为随州刺史。（注：见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新唐书》卷131李程本传。）李程的仕宦主要在以后，仕途顺利，在敬宗时还做过宰相，不过史书称他“性放荡，不修仪检，滑稽如戏”，因此“物议轻之”，甚至死后还被谥为“缪”。（注：见《旧唐书》卷167、《新唐书》卷131本传。）王涯在永贞时也未有什么表态。他于贞元二十年九月自京畿蓝田尉入为翰林学士时，刘禹锡还特地作有一诗表示祝贺，其《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云：“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定知欲报淮南诏，促召王褒入九重。”（注：《刘禹锡集笺证》卷24。）但王涯入充翰林学士后，特别是永贞时期，却不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交往，而投向于郑絪等。其仕宦主要在宪宗以后，在宪宗、文宗朝还两度为相，后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因受李训、郑注事牵累为宦官仇士良所杀，且全家抄斩。可见他永贞时虽依附宦官，但最终还是受宦官之祸。

　　在几个翰林学士中，列于王叔文集团的，是凌准。前面第一节曾提及，他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入学士院，当因与王叔文有旧，而为荐引。《通鉴》卷236永贞元年正月记德宗去世时，“仓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云：‘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病，地居家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按广陵王即顺宗长子李纯——引者），不然，必大乱。’絪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此又见两《唐书》卫次公本传，但未载于韩愈《顺宗实录》，不知何故，或于宦官不利，后为其所删。这里突出卫次公之功，但柳宗元另有一说。按凌准于宪宗即位后，也被列入八司马之列，被贬为连州司马，第二年（即元和元年）即卒于连州，柳宗元这时也被贬为永州司马，特为其撰写志文和悼诗。（注：见《柳宗元集》卷10《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卷43《哭连州凌员外司马》。）柳宗元在志文中特地述及：“德宗崩，迩臣议秘三日乃下遗诏，君独抗危词，以语同列王伾，画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发丧，六师万姓安其分。”可见当时对抗宦官、议立顺宗，凌准也有独特之功的。

　　另外两人，张聿、李建，似处于中间状态。张聿也与李程、王涯同时于贞元二十年九月入院的，李建则稍晚，为贞元二十年十二月下旬。张聿，两《唐书》无传，事迹不详。他于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才出院，后曾任衢州、湖州刺史。（注：参见岑仲勉《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可见他虽未被俱文珍召入参与谋立太子李纯之议，但也未列入王叔文集团而被贬出。李建的情况也有些特殊。他可能与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同于贞元九年登进士第，（注：《全唐文》卷631有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此座主顾公为顾少连，卒于贞元二十年，所列门生有刘禹锡，柳宗元、吕温、李逢吉、李建、王播等。按顾少连于贞元九年、十年知贡举，刘、柳、吕为贞元九年登进士第，王播、李逢吉为贞元十年登进士第，故均可称门生。唯清徐松《登科记考》卷13于这两年均未列李建名，则为未考见吕温文。李建当在贞元九年或十年登第。）有同门之旧。也正因此，柳宗元贬在永州司马时，元和四年（809），特地写一复信给李建，（注：《柳宗元集》卷30《与李翰林建书》。）李建此时还在任翰林学士。据柳宗元这封书信，在此之前他曾收到李建的来信，又从刘禹锡的贬所得到李建给刘的信，因此说：“仆在蛮夷中，比得足下二书，及致药饵，喜复何言！”柳、刘当时都是贬谪的罪人，而李建却能主动给他们写信，并赠送药物，在这种世态炎凉的情况下，实为难得。于是柳宗元又说：“仆曩时所犯，足下适在禁中，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可见在柳宗元看来，当时李建在院中，对王叔文等所行新政，并不持反对的态度（当然也不参预）。正因此，柳宗元在信的末尾，特地叮嘱，说他也曾有信写给京中裴埙、萧俛，足下如要看，可以“求取观之”，但“相戒不示人”。这时韩愈的挚友崔群也已为翰林学士，柳宗元信中说崔现“在近地”（按“近地”即宫中，指学士院），我不便写信给他，你或者可“默以此书见之”。由此可见当时翰林学士对接触人事，是很注意回避的，而柳宗元之能如此写，也可见他与李建的交情。（按柳宗元此信对研究唐翰林学士，很有参考价值，但却未引起注意）

　　由此可见，永贞年间的九位翰林学士，三个是新政的积极参预者（王叔文、王伾、凌准），四个是新政的反对者（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不过其中李程、王涯只是附和，并无明显反对的迹象；两个是中立者（张聿、李建），其中李建对柳宗元、刘禹锡当是暗中同情的。可见虽有文翰清华之誉，文士一旦涉及政事，不免各有所投，这也使永贞新政未能顺利进行的一大原因。

四

　　其实，王叔文、王伾还是很注意团结当时的翰林学士同仁的。如永贞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壬戌），王叔文由翰林待诏入为翰林学士，同时即以郑絪由司勋员外郎升为中书舍人。司勋员外郎为从六品上，是郑絪于贞元八年刚入院时所授的官衔，十余年间一直没有提升过，至此则迁为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越了好几阶。同日，卫次公则由左补阙迁为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左补阙（从七品上）也是卫次公于贞元八年入院时所授的，至此提到从六品上。十三、四年来第一次提升官阶，这应当是特殊的眷顾。
同年三月十七日，李程自监察御史（正八品上）改为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张聿自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改为左拾遗（从八品上），王涯自蓝田县尉（正九品下）改为左补阙（从七品上），李建由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改为左拾遗（从八品上），凌准自侍御史（从六品下）改为都官员外郎（从六品上）。二、三月间对翰林学士官阶都作了大幅度的普遍提升。

　　与此同时，所施行的新政，主要是：（注：据两《唐书》本纪、《通鉴》，及《顺宗实录》。）

　　二月六日，罢翰林院中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韩愈《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原也是翰林待诏，现作此举动，是因为害怕这些同行与他捣乱。韩愈之说出于偏见）

　　二月二十一日，谴责京兆尹李实“残暴掊敛之罪”，远贬为通州长史。“市井欢呼，皆袖瓦砾庶道伺之，（李）实由间道获免”。

　　二月二十四日，罢宫市、五坊小儿。《通鉴》卷236记此事，把宫市视为“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早在贞元十三年（797），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入京师参见德宗，就议论过此事，要求予以禁止。《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载：“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但当时户部侍郎苏弁“希宦者之旨”，说不宜停，于是“上（德宗）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前第一节曾说及，顺宗为太子时，左右也曾与他议论过宫市，可见这是贞元中期后有关长安民生的大事。韩愈虽对王叔文有偏见，但也记此，并说因而“人情大悦”。

　　二月二十五日，罢盐铁使额外献进。

　　三月一日，出宫女三百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召其亲属归之。《顺宗实录》记云：“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三月三日，下诏追还德宗时被贬远出的名臣，即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等返回京城。可惜陆贽、阳城未及闻诏而卒。

　　应当说，上述的这些措施都是得人心的，也能为一般朝臣所接受，即使罢宫市影响宦官的额外之利，但对其上层权势影响还并不大。因此这些新政尚能取得共识。即使对王叔文深有成见的韩愈，在其所著《顺宗实录》中，于三月十七日任王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依前翰林学士，还著录了任命的制文，其中称王叔文“精识環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这是当时的原始材料，是新政实施过程中至此时朝中的评议。后来柳宗元在永州贬所给京兆尹许孟容的信中，也说他当时与王叔文共事，其宗旨即在于“立仁义，裨教化”，“利安元元为务”。（注：《柳宗元集》卷30《寄许京兆孟容书》。）其意为，当时所行的新政措施，一切都是为了民生。柳宗元这时已远贬在外，无所顾忌，讲的确是实话。

　　从当时新政实施的先后过程来看，关键时刻是在五月。《顺宗实录》载：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叔文欲专兵柄，藉希朝年老旧将，故用为将帅，使主其名；而寻以其党韩泰为行军司马专其事”。这件事引起宦官极大的震动，“宦者始悟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立刻下令地方将领，不要把兵权移交给范希朝。范希朝到京西奉天（今陕西乾县），没有一个将领来见他。韩泰马上把这一情况告知王叔文，王叔文也计无所出，只得叹息：“奈何！奈何！”（注：见《通鉴》卷236。）就在这五月内，宦官俱文珍设法将王叔文移至外廷任户部侍郎，免去翰林学士之职。王叔文大惊，对人说：“我是要每天到宫里来商议公事的，如果没有这一职务，我怎么还能来呢！”王伾特地为他疏请，但仍未允许，只不过让他每隔三、五日入院一次，这就与任翰林学士大不一样了。

　　这五月份对永贞新政来说确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如上所说，在此之前，所颁行的措施，并没有引起大的波动，即使其间有些人事变动的纠纷，也未影响大局。正因为如此，王叔文想进一步推动改革，以谋求有新的突破，乃迈出一大步，以朝中之将范希朝来统驭神策军。这确是中唐社会的一大改革，如果成功，则宦官集团就失去军权，唐朝政局出现新变，并如有些史家所论，宪宗也不至于最终为宦官所弑。但从德宗时期积聚下来的局面来看，宦官掌握军中大权已成定局，凭王叔文等文人集团，根本不可能扭转这一格局，结果俱文珍等就立即进行根本性的反击，罢免王叔文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从内延驱逐出去。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史料中考见，所谓永贞新政，其施行时期实际只二、三、四月，五月以后再无举措，也就是从王叔文出院以后，新政即已停止，此后，六月份，王叔文母病重将死，柳宗元虽代为其上表，请求母亲病情稍为好转，“冀微臣驽蹇再效”，（注：《柳宗元集》卷38《为户部王侍郎陈情表》。）但根本未有回复，这时大权都已在俱文珍等掌有实权的宦官手中。等王叔文之母于六月份内去世，即迫王叔文丁忧，免去一切官职。接着，七月份，迫使顺宗下令，让太子监国；八月初，顺宗禅位，太子李纯正式称帝，并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九月，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等也都贬出，所谓永贞新政，正式宣告破产。

　　从上述可以看出，所谓永贞新政，实际上即是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与当时握有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一场政治斗争。这一文人集团确有革新的志向，而且如上所述，其最初几个月的所为，是得人心的，韩愈《顺宗实录》有好几处特地标出“人情大悦”等字句。刘禹锡在时隔三十余年所作的《子刘子自传》，也说这时王叔文“其施所为，人不以为当非”。（注：《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9。）关键就在夺兵权，这既表现这一时期文人集团很不寻常的抱负，也表现出王叔文等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弱点。

　　王叔文施行新政，也确有不少毛病，主要是过高估计自己，以为凭翰林学士的地位，一方面在宫中值班，靠近皇帝，并通过顺宗左右的所谓牛美人和另一宦官李忠言，可以使顺宗信从他们的计议，一方面又与宰相韦执谊（据说也是王叔文向顺宗推荐的）联通，从而控制处廷。实际上，唐代翰林学士的职务，说得好听一些，只不过当时人所说，乃“賛丝纶之密命，参帷幄之谋猷”，（注：《全唐文》卷478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贞元二十年作。）也就是替皇帝起草重要性文告，为皇帝提供有关朝政的咨询。这也就是一种中央机要秘书的职能。这算是古代文人参预政治的较高的层次。但文人往往是不自量力的。翰林学士应只不过是一个文人机构，其本身是缺乏政治实力的。在当时，总是由宦官俱文珍等带头，一方面联络朝臣，使其与内廷的翰林学士割开，一方面又联结某些方镇（如当时的川西、荆南、河东），促使他们上表劝告请太子即位。同时，他们又分化翰林学士内部。其实郑絪、卫次公等作为资深学士，虽表面上显示所谓“守道中立”，实际上仍是依附于宦官集团，现在有些论著把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政治职能提得太高，认为翰林学士已作为一个单独实体，与外朝宰相、内廷宦官（枢密使），共同构成新的中枢机构，甚至认为翰林学士之实权已能超出宰相，这种误解就是由于没有对唐代翰林学士作具体的考察。永贞时期，王叔文拟发挥翰林学士的特殊作用，积极参预中央重大决策，这是唐代翰林学士的一次突出事件，但很可惜，其最终仍告失败。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翰林学士史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本文本拟还就当时的宰相机构及实际作用，韩愈《顺宗实录》的纂修过程及史实可靠程度，再作一些探讨，以便较为全面论永贞新政。限于篇幅，就暂以此结束，待以后有机会再加补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