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陈三立——陈寅恪思想的家世渊源试测

三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散原精舍文集》卷一《故妻罗孺人状》)。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和康梁的变法，看似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这点，陈寅恪有明确的分析。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认为“当时之言变法者，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他认为其祖、父二世之变法思想，实行之于郭嵩焘，“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是指出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主张有不同思想渊源的第一人，也是对郭嵩焘思想作出积极评价的第一人，充分显示出他过人的史识。我们要研究陈三立的思想，一定要探讨陈氏与郭嵩焘的关系。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字伯琛，号筠仙。郭嵩焘一生的经历与思想，可以用陈寅恪上述的“颂美西法”四个字来概括。郭嵩焘曾于1876年(光绪二年)出使英国，是近代中国走出国门、担任驻外公使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从整体上认识西方社会，肯定资本主义从总体上优于封建主义，因而进一步对封建社会“人心风俗”提出全面否定与尖锐批判，并提出要以夷变夏的大胆设想。由于他与西方社会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对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走富强之路，其见识远超出同辈。他曾说：“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正因为郭嵩焘“颂美西法”，乃遭到一般顽固保守派的攻讦。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谈到郭的《使西纪程》“一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譬如当时以清流名士自许的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就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这确如陈寅恪所说“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之所以目为汉奸国贼，无非郭氏说出了一些守旧者不敢听、也听不懂的话，那就是西洋也有数千年的文明，中国“实多可以取法”，而处于国弱民贫、列强觊觎的环境，“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使西纪程》)，如此而已。

　　但郭嵩焘的言论思想却受到陈宝箴的赞许，陈三立所作其父行状中说：“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而郭嵩焘早在出使英国之前的1871年(同治十年)，即推许陈宝箴“才气诚不可一世”，“因其文而窥知其所建树，必更有大过人者”(《题右铭文集》，见其日记），陈三立于1880年(光绪六年)寓居长沙时，郭嵩焘曾阅其所撰古文一卷，称为“根柢深厚。”陈三立同年为郭作《郭侍郎荔湾话别图跋》，中云：“湘阴筠仙郭先生使海外既归之明年，以荔湾话别图册命三立为之辞。”对郭出使归来后所受到的“谤议讥讪，举世同辞，久而不解”表示深切的同情(《散原精舍文集》卷三)。我们如果对照上引李慈铭的日记，以及郭归国后到达湖北，欲乘轮船返湘，引起湘省士绅的大哗(见郭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那么当时还只有二十八岁的陈三立，其见识之迥乎流辈，也就可想见了。

　　郭嵩焘着重从整体上认识西方，尤其着重于教育。他认为“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西方之所以强盛，“其源皆在学校”。郭嵩焘如当时一些洋务派人士，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那样，把重点放在输入西方的学理，以开启民智，这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急于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二者在改革方案与价值取向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郭嵩焘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的确代表一种倾向，如稍后的严复也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乃在于“一一皆本之学术”(《严复集》第11页，中华书局版)。他在《拟上皇帝(光绪)书》中，说要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重要的是治本而不是治标，“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同上第65页)。他在《原强》中说：“善乎斯宾塞尔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他就是着眼于用西方的学理，并企求以长期坚韧的努力，来改变处于封建末世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陈三立作于1913年的《庸庵尚书秦议序》，曾谈到甲午战后，朝野上下，变法之论骤起，但他批评论者“于人才风俗之本，先后缓急之程，一不关其虑”(《散原精舍文集》卷七)。他早期所作的《罗正谊传》(同上卷二)，叙述这位湘潭人尝为郭嵩焘所聘课其子，后又应彭玉麟之聘到暹逻考察，但终不得大用，“乃引归，发愤太息，务张泰西之美，而痛中国之所由敝，以为富强之术，宜专教育人材，师夷所长，去拘墟之见，除锢敝之习”。陈三立对此是深表同情的。严复的思想当然比陈三立深刻得多。但他们(包括郭嵩焘)在这一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由此可见，近代社会确有一部分人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力求在学术文化上树立黜伪崇真的风气”(严复曾说西学之“命脉”乃在“于学术则黜伪崇真”，郭嵩焘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籍以发明新义，开启民智，通过长期的努力，造成中国富强的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坚实基础。这应该是一股客观存在的思想倾向。

　　正由于如此，尽管陈三立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闲居，但还是力促其子出国学习。1902年，陈寅恪随其兄师曾，东渡日本留学。而在此前的一年，陈师曾即已在上海入法国教会学校读书。1904年夏，陈寅恪假期返国，同年冬，又与兄隆格同考取官费留日，陈三立特地从南京赶至吴淞送别。1909年，陈寅恪经上海赴德留学，陈三立又至沪上，赋诗送别，有“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倘作摩霄腾”之句(《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我们知道，陈三立虽被清廷革职，但仍以孤臣孽子自许。辛亥革命后，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陈寅恪由于家庭环境的浸染，肯定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陈寅恪一生，始终把学术当作唯一的追求，却又认为做学问必须摆脱各种业务的干扰。他还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称赞王国维。这些，都可看出郭嵩焘、严复、陈三立思想倾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