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后期众多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傅璇琮先生无疑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位。这首先是因为他文史兼善，考论并擅，成果卓著，堪称学界典型；其次是他热心学术事务，善于整合资源，尤喜提携后进，被众多年轻学者目为宗师；而且傅先生学术生命力极其旺盛，五十年来笔耕不辍，老当益壮，近年著述弥丰，境界大开。

一

　　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勃发于文革之后。1955年夏，傅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后，曾跟随浦江清先生当了两年助教。他一边听浦先生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课，一边为学生做教学辅导工作，培养起了对宋代文学的爱好，曾有志为苏轼、黄庭坚立传。后来，他离开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作后，即投入到宋代文史研究中。他在1959年至1963年间，先后撰成《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等著作，并写出《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一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傅先生以一系列考论结合的作家事迹考据成果享誉学界。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刚刚摆脱单调浅薄的模式不久，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这部著作“一反前人重视大作家、忽视中小作家的弊病，对唐高宗至唐德宗朝前期28位史书语焉不详的诗人生平事迹进行审慎、详实的考证，促进了学界对中小作家的研究”，而且，“该书在作家作品考辨的同时，还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对所考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当时诗坛的创作、评论及流派活动情况，间有论述，稍作探讨，指出了某些文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唐诗论题，具有促进唐代文学深入研究的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傅先生开始运用一种新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互相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他从科举入手，化了两年的时间写了《唐代科举与文学》，“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

　　同时，他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还提出另外两个新的研究思路：“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一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其中第一个思路后来被戴伟华先生所采用，体现在《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而且对于第二个思路，傅先生始终认为，“研究唐代的翰林学士，其重点仍然在于那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从这一点着眼，可能收获会较多。”虽然后来也有不少论者涉及，但是他们大多是从史学角度，又用宏观手法，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做过高的估价；有些论著不加分析地沿袭唐代文献中所谓“内相”的比喻说法，把翰林学士的权力凌驾于宰相之上。“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从材料本身出发，与事实不合。”傅先生近年来在积累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他首先着手撰写《唐五代翰林学士传论》，从不同的时代阶段，考察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目前已经出版了《唐翰林学士传论》盛中唐卷，卷帙更巨的“晚唐卷”也将问世。

　　在《唐翰林学士传论》（盛中唐卷）中，傅先生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一）所谓翰林学士之建立，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影响中枢三省的行政运转，削弱宰相的权力，这在玄宗朝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在肃宗朝也未能如此。（二）陆贽在翰林学士期内，并未有“内相”之称，那时的翰林学士，虽有极高的声誉，但如果真正投入了政治，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永贞革新实际上是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与当时握有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一场政治斗争，王叔文集团既有很不寻常的政治抱负，和宦官争夺兵权，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单独实体，本身也缺乏政治实力，所以表现出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弱点，最终宣告失败。（四）清除了自《新唐书·百官志》以来关于翰林学士不带知制诰就不能草制诏的误解，论证了中晚唐时中书舍人职能仍重，而且可与翰林学士并提，翰林学士在升迁时以能迁中书舍人之前阶知制诰为重。（五）翰林学士与文人的交游，对促进中唐的诗歌唱和风气及诗人群体的形成，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六）李白于天宝初应诏入宫，只是翰林供奉，非为学界所说的翰林学士。而在当时，翰林学士以及翰林供奉，都应该带有正式官衔。唐玄宗尽管对他十分宠遇，却始终不给他一个官衔，实际上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陪同宴游的侍者。（七）元和二年至六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同时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之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趋向闲适。

　　和盛中唐时期相比，“晚唐时期史料缺失甚多，有关翰林学士的记载更少，即使有些记载，也是多有舛误的，故晚唐时期翰林学士的考索与研究，还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大课题”。为此，傅璇琮花了好几年时间辑集、积聚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资料，于2006年集中时间撰写“晚唐卷”。在研究晚唐翰林学士时，傅先生没有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是较全面探讨了学士的生平形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也正因为此，傅璇琮先生发现两《唐书》晚唐翰林学士传中记事讹误之繁复，远过于盛中唐，他在《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中纠误、补辑的成果就更为丰硕。如该卷开首文宗朝前十位学士，虽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又该卷傅先生考出文宗朝共有36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只有26人，而所记者则有23人。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傅先生纠正两《唐书》舛误处更多。此外，傅先生在撰写晚唐翰林学士传时，还注意纠正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典籍误载失考之处。

　　所以，傅璇琮先生不仅为唐史研究补了“翰学”传，为新世纪补作了一种唐代史书，为全面考证、整理有唐一代文士的生平形迹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资利用的成果，而且从唐代翰林学士经历中发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文学发展、历史文化现象，拓启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对当前学界影响极为深远。

二

　　罗宗强先生曾经对傅璇琮先生的文史研究有一个十分精到的评论，他指出，“璇琮先生以其精深与博通从事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的理解是，傅先生研究的“精深”不仅体现在对个案研究的选点得当、挖掘深入，更体现在他往往能够以点带面，由小及大，在个案研究中有整体、全局的观念，个案研究是为整体研究服务的，所以他的文史考据不是琐碎、深细，而是精致而有深意，是为“精深”。同样，傅先生研究的“博通”，也不单是体现为唐宋兼治，研究面广，更体现为文史并举，考论结合，在研究中一直保持着一种整体审视文史的能力，一种浓厚的社会历史学的兴趣和复活民族文化史的使命感。

　　从傅璇琮先生多年来所取得的文史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学术思想渊源所在：

　　一是对清代乾嘉学派文史考据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傅先生对清代乾嘉学派发扬汉学传统，用考据学的方法整理古籍的治学精神是有相当的体认的。他曾经说过，《唐代诗人丛考》一书虽然所用的方法是旧的，是一部考辨性的著作，但在学界尚残存着一种假、大、空学风的七十年代末出版的时候，“却使人产生某种新鲜感”，就是因为这部书体现了一种自乾嘉学派而来的实学精神。但是，傅先生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又有所发展，他摒弃了乾嘉学派在考证工作中出现过的追求细屑、不顾大体的繁琐之风以及私人化之弊，其成果中既有广博、深切的文献辑集，又有细密、清晰的理性思考。

　　二是青年期间所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文史研究优秀风气的熏染。

　　傅先生十分幸运，他的大学时代是在这两座名校中度过的，真可谓一人兼得两校风气之长。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国学大师对傅先生治学思路和学术品格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是一种精神上、内在的濡染。相对说来，傅先生从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的老师王瑶先生、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邓广铭先生的治学经验、研究成果中得到的启迪，则具体而微、切实有用。他觉得，王瑶先生研究中古文学能抓住两个要点，一是注意一个时期带有普遍意义的文人心理和文学情趣，一是注意作家群体。而这两点恰恰也是傅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和《唐代诗人丛考》两部代表作的特色所在。对于业师浦江清先生的治学思路，傅先生曾用“诗史互证，情理兼容”八个字来概括。对于林庚先生的治学特点，傅先生也是莫逆于心。他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庚先生用“布衣感”来探索和把握李白及其他盛唐诗人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的治学方法，很值得后来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借鉴。他说：“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之形成和流变，是研究不透的”，“研究作家所生存的文化圈，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文人心态，是摸索创作心灵的必然途径。”

　　三是对外国文艺理论和文史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

　　傅先生早就对外国文艺理论很感兴趣。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翻译过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还译过苏联报刊上的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傅先生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唐代诗人丛考》虽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风，但也受到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启发。他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曾经多次引用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主要观点：“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因此，他在《唐代诗人丛考》中，除了考索作家事迹外。还着重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于数量较多的中小作家，而过去的研究视角只落在少数几个大作家身上，于是文学史往往成为孤立的点的联缀，而不是永流不歇的作家群体的发展。二是注意不同地区的作家群分布，从中探索不同的创作风格。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傅璇琮先生同样受了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他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西方经典文献中得到启示，决定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用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傅先生还颇为认同丹纳弟子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关于文学史“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学说，写出了《天宝诗风的演变》等注重整体观照、动态把握和生动描述的文学史研究论文。

　　总之，傅璇琮先生的治学方法具有博通文史、考论并擅的中西合璧的鲜明特色，故而其研究成果之影响也就不局限于个别研究领域，而是对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乃至于对整个唐宋文史研究界都有垂范和引领意义。

三

　　更为难得的是，傅璇琮先生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古代文史研究领域一名卓越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的学界领袖。他的学术贡献，不只反映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具有开拓意义和创新精神的个人研究成果中，还体现在他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和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所做的务实高效的学术工作。

一、古籍整理出版及规划工作

　　作为一名业务精湛、责任心强的编辑，几十年来，傅璇琮先生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和书稿。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建议和组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直接推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九十年代，傅先生又为中华书局邀约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亲自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1991年以后，傅先生又成为匡亚明先生领导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傅先生在匡亚明先生的领导下，主持制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纲领性文件，还发表了一些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任上，傅先生还遵照组长匡亚明先生的指示，协办了一些实事：（1）组织全国十余家大型图书馆和一些研究机构，编撰《中国古籍总目提要》。（2）创办了《中国古籍研究》年刊，从文献整理、资料考辨的实证角度，为学界建立了一套储存史料与考证结合的信息库。（3）评选、资助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4）编辑出版综合性学术文化双月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书架上的陈列品，而且成为现当代人们生活中生机焕发的活生生的精神财富。

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领导工作和唐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

　　傅璇琮先生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最早发起者之一。1982年5月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傅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并担任同年创刊的唐代文学学会会刊之一《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副主编和执行编委。1984年8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召开，傅先生被推举为副会长。同年开始，傅先生和霍松林先生一起，共同担任《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主编。1988年9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太原召开了第四届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学会理事对学会的两个刊物的编委会进行了调整。傅先生又被任命为《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会主编。1992年11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傅先生被推举为学会会长，开始全面领导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开展各项学术活动和科研工作。

　　首先，傅先生十分看重唐代文学学会的两个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唐代文学研究》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早在1984年，傅先生就认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撰工作，“要尽可能有效地积累和扩大研究者的总智力，使研究成果能及时、准确、详尽地为人们所掌握。”同时应以年鉴编辑部为基地，建立一个唐代文学资料馆，成为研究者的可靠顾问和亲密朋友。由于在年鉴创办之初，傅先生就有一整套的编撰思路和科学规划，所以每年出版一辑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不但得到了广大唐代文学研究者的大力支持，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展示园地，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甚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动态的风向标。虽然《唐代文学研究》后来主要变成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唐代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精选集，但由于有傅先生一开始就提出的以质量为本、鼓励潜心研究的编辑方针的指导，所以每一辑中都有不少原创性的学术精品，《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等权威文学研究期刊编辑部也总会从中遴选出一些文章予以发表。

　　其次，傅先生紧密团结老中青学者，善于整合各种学术资源，使得唐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持久的、蓬勃的学术活力。对老一辈的学者，傅先生十分尊敬。除了在《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开辟专栏，请他们本人或门人弟子撰写文章，阐发他们可贵的治学经验，供学界借鉴。他自己也亲自撰文抉发这一些前辈学者学术思想的精华。同辈学者中，傅先生也有不少至交，如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先生，复旦大学的陈允吉先生，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先生，台湾大学的罗联添先生，等等。他和这些著名学者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上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更为可贵的是，傅先生特别关心和注意优秀年轻学者的研究工作。二十年来，他热情提携过一批奋发有为、颇具潜力的年轻一辈的学者，唐代文学学会多年来一直充满活力、持续发展，正赖于此。

　　再次，傅先生特别重视与港澳台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自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局限于大陆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切磋，第一届就邀请了不少港澳台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学者与会，开成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台湾的罗联添先生、香港的邝健行先生、澳门的邓国光先生、日本的下定雅弘先生、韩国的柳晟俊先生等著名汉学家，都多次前来参加会议，成为中国学者们学术上的知交。傅先生成为会长后，唐代文学年会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在二十多年的领导岗位上，傅璇琮先生紧密团结全国各地的唐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合理规划，民主管理，将唐代文学学会发展成为学术活动开展得最为正常、学术活力最为旺盛、在海内外影响最为广泛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学会同仁也曾用“我国唐代文学研究的总设计师”来赞誉傅先生的思想和工作。

　　综上所述，傅璇琮先生不仅可以说是我国近五十年来唐宋文史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的国学大家之一，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学界领袖。从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所走过的曲折而伟大的历程，研究和总结傅璇琮先生的研究方法、治学思想和学科建设理念，对我们在新世纪如何开拓和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