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亦史，难割难舍“翰林”情

　　曾广开：傅先生，您特别关心唐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都在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据我所知，最早注意到唐代科举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陈寅恪先生。后来，程千帆师在《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中，对唐代科举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都作了考证。1980年又出版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程先生后来说：“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他说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所涉及的资料，您“都注意到了”，并且“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劳生志略》）。在您的影响下，文史学界开始关注相关课题。请谈谈您是如何展开这一课题研究的，这对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会有很大帮助。

　　傅璇琮：1982底完成《李德裕年谱》后，我觉得自己前几年重点是在做史料辨析方面的研究，想把笔放开一些，作一部稍具文采、略带感情的轻松之作，于是又花两年时间写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约37万字。我想通过科举制度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

　　此书于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学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几位中青年学者，仿我的写作格局，撰写类似的选题。如王勋成教授的《唐代铨选与文学》、薛亚军博士的学位论文《唐代进士与文学》、陈飞教授的《唐代策论考述》。也有学者在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1992年，台湾大学的学者徐志平，为这部书写一书评，刊于台湾的《汉学研究》第10卷第1期。文中详细地介绍了这部书17章的每章内容，以便当地读者有具体的了解。文中指出，当时台湾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成果，他列举了11种，如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台大文史丛刊》）、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风》（《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三）、罗联添《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开始及相关问题》（收入《唐代文学论集》）等，都与我的这部书内容相切，但当时我都未看到。不过徐志平君仍认为：“但以上所列，对唐代科举都只有片面的讨论，没有一本论文能较全面的对整个唐代科举加以说明，即使将这些论文集合起来，也无法一窥唐代科举的全貌。而傅先生此书，不但对唐代科举有完整的讨论，更将其与当时的文学、社会结合起来说明，使读者读后不只是对唐代科举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的认识其真实面貌，这一点，实在是本书极为可贵的价值与特色之一。”

　　曾广开：您的这部著作，是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的又一典范之作。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从而展示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努力再现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可以说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程千帆师与您的研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傅先生，此后您继续关注并深化这一课题，尤为重视“翰林学士”这一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先后出版《唐翰林学士传论?盛中唐卷》、《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揭示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请您谈谈“翰林学士”这一群体对唐代文学发展的特殊意义。

　　傅璇琮：我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言中写道：”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唐代士人参加地方节镇幕僚，人数很多，其在幕府的仕历对文人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创作也很有影响。不少翰林学士在其早期，也曾做过方镇的文职僚佐。但翰林学士的社会地位与政治作用，是大大高于方镇幕僚的。唐朝翰林学士是文士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在盛唐设置的这一颇有文采声誉的职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纪初。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封建时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举制与翰林院，进士与翰林学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历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翰林学士研究却不如方镇幕府研究成果多，功夫扎实。已有的论著，则大多属于史学研究，有些则偏向于宏观角度，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作过高失实的估价。这当然还可另作专题探讨。问题是，很长时期还没有像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幕府与文学那样，把重点放在当时文士即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心理状态，并以此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以便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进展的文化环境。正因如此，现在我们对唐代翰林学士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从我个人的治学思路着眼，我现在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注意这样两点：一是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预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二是着重于个案研究，避免笼统而又不适当的所谓宏观概括。就第二点而言，我想按不同的时段，来探索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并对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种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有学术价值的结论。从以上的考虑出发，我就计划作“唐翰林学士传论”的专题项目，为有唐一代二百几十个翰林学士一一立传。这可能更有助于提供全面情况，也可为整个中国古代翰林学士研究提供一个文史结合的实例。我在具体操作中，尽可能扩大史料的辑集面，除两《唐书》及《全唐诗》、《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还较广泛地涉及诗文别集、杂史笔记、石刻文献等。这样做，既可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可从这二百余位翰林学士的经历中获取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众所周知，两《唐书》除“儒学”专传外，又各列有“文苑”“文艺”传，我希望也为当前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以使唐翰林学士自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置起，至唐末哀帝天四年（907）止，有一个完整的列传全书。这也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堪为自慰。

　　曾广开：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两《唐书》的编纂、传刻中有许多错误，然就体例而言，《史》《汉》以下，尚无“翰学”传。自盛唐起，至清朝末年，翰林学士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唐翰林学士传论》的完成，不仅推进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两《唐书》的修订补充，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详实可信的史料，继而对廿四史体例的进一步完善都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

　　从这两部书所呈现的学术风格来看，您的考据早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钱鍾书先生曾称赞说：“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确是至评。您立志要继承“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的传统，这部《唐翰林学士传论》充分体现那种深挚的人文关怀和宽广的文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