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清华简颠覆历史改写上古史系虚假宣传

  2008年7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竹简从香港入藏清华大学,被刻意称为“清华简”,清华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清华简保护中心,清华简恰好成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已经被宣传得无以复加。

  此种手法在十年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宣传上,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

  保护中心一方面说竹简是匿名清华校友从香港拍卖行购得,后来又说是由清华校友赵伟国从香港拍卖行购得并捐赠清华大学的。

  据公开的资料,赵伟国的确为清华校友,是一个私人企业老总,先后把清华大学同方电子、紫光集团收入囊中,被怀疑采用不正当手段廉价瓜分国有资产。清华简如果是从拍卖行购得,拍卖行都会印刷手册,对拍卖物品做详细介绍,只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决不会连拍卖行的名称都加以隐匿。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这家拍卖行的名字。

  笔者忝为上古史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承蒙多次被问到对清华简的看法,有位老教授还不耻下问地跑到我办公室来,我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在2003年编了一套《古史考》,系统地就“走出疑古时代”口号和李学勤先生进行了商榷,其中第九卷反驳了耗资3000多万元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卷也是为刘起釪先生祝寿的,关心刘先生境遇的读者请收藏)。

  浅陋如我,从已经出版的两大本清华简释文来看,内容平平,并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像“召公保奭”这样的文字,本身还很可疑。至于说“清华简”颠覆历史、改写上古史,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宣传造假了。

  对清华简本身的造假质疑

  由于清华大学以外的研究者接触不到竹简实物,他人无法判断。时至今日,清华简保护中心对他们拥有的竹简,始终拒绝全部做测年实验,拿去做实验的只是两个无字残片。因此无法排除这样的质疑:即使竹简属战国时代,也没有证明竹简上的字是战国中期的人所写。更何况,碳十四测定年代误差较大,比如自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质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后世如果采用碳十四来测定器物,很难判断属于六十多年中的哪个阶段。

  对清华简的宣传造假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们把重点放在宣传上,即宣传竹简的无比重要,变守势为攻势。他们宣传“清华简”的一大亮点是说证明了伪《古文尚书》确实是伪的,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早在春秋战国,《尚书》的一些篇章已经在流传。秦始皇烧灭《诗》《书》,博士伏生将他传授弟子的一部《尚书》藏在房屋墙壁里,到汉初取出,残存二十八篇。加上汉武帝时民间献上的一篇伪造《太誓》,共计二十九篇,立于学官。因为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成,所以称为《今文尚书》,流传至今,是二十八篇。

  同时,从西汉中期起,多次出现了用先秦文体写的《尚书》本子,称为《古文尚书》,如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孔子壁中本,均已失传。汉成帝时,张霸伪造了“百两篇”《古文尚书》。

  永嘉之乱(公元307-311年),西晋亡于匈奴之手,“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重建晋朝,史称东晋,此时典籍丧亡,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梅颐”)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五十八篇,是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割成三十三篇,另外还多出了二十五篇。

  经过历代学者的接力研究,如吴棫、朱熹、吴澄、赵孟頫、归有光、梅鷟、罗喻义,至清初阎若璩集大成,他们没有根据任何文物,断定这多出的二十五篇是“伪古文《尚书》”,早已成定案。即使清华简为真,充其量是锦上添花,更何况清华简是不是《古文尚书》的篇章,还有疑问。

  假如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根据最近出土的珍贵文物,再次证明马克思是德国人”,这有意义吗?

  最荒唐的是,清华简研究领军人物在其代表作《走出疑古时代》一文中说:“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孔安国作隶古定一事,见于伪《古文尚书》中的“孔安国序”,是假冒孔安国名义写的。而“隶古定”是东晋才有的,由伪《古文尚书》作者依据一些字书异体与各种奇字,加上向壁虚造,所构成的一种假古董,从唐朝陆德明到清朝段玉裁,都有精确论断,怎么能由西汉孔安国来制作呢?这是清华简研究鼓吹者信从伪《古文尚书》必然出现的难题。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出土资料的风吹草动,“走出疑古”的追随者力图为伪《古文尚书》翻案,与“走出疑古时代”口号形成合力。清华简出现以后,“走出疑古”的倡导者丢卒保车,其追随者恐怕走投无路了。

  顾颉刚首次指出秦人始源在东方

  宣传清华简的另一亮点,是说清华简首次“解密”秦人始源在东方。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这个问题已经由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1893-1980)在20世纪60年代完满解决。

  顾先生用8万8千字的篇幅阐述了“‘秦’本是东方的地名,随着移民而迁到西方”,“从东方驱走的飞廉一族,秦的一系长期住在今陕西和甘肃,所以得占周畿。”“非子住的‘犬丘’,于汉为右扶风槐里县,今在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其后所封的‘秦’,于汉为天水郡清水县,今在甘肃天水县西50里故秦城……秦、梁是迁今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的。”(文中飞廉、非子都是秦人祖先名)

  顾先生心细如发,全面发掘了秦人背后长达数千年的鸟夷文化传统。“鸟夷”因以鸟为图腾而得名,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族系,占有中国沿海一带,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延伸到东北。

  不仅秦人是鸟夷族,建立商朝的殷人也是鸟夷族。传说中的圣人尧、舜、皋陶也是鸟夷族。可以补充顾先生的是,我们现在所谓“汉字”,就是鸟夷族的殷人创造的。

  对于有人故作高深地所谓《史记》说商的末年秦人已受封西土,顾先生分析,应该是秦人西迁之后,为了掩盖他们被迫移徙的耻辱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不是单靠考古就能一锤定音的。

  今天,在东方沿海及黄淮下游地区出土的鸟形器物和鸟形图案不计其数,跨越距今约六千至四千多年,进一步证明了顾先生的远见卓识。可见只要文献研究做得扎实,就不必随考古而左右摇摆,充当学术变色龙。

  “清华简”担负什么“使命”

  最荒唐的是,“清华简”研究领军人物曾经在1995年2月出笼一篇《探索秦国发祥地》,反驳秦人发祥于东方,提出“甘肃清水、天水、礼县这个区域是秦国的发祥地”,根据的也是文物,本人已于2003年加以反驳,结论是:“秦人的东方根源对认识秦国的勃兴并直至统一六国,意义重大。秦人发祥甘肃说在逻辑上不可信,离史实更远。这样‘走出疑古’,只能离真理越走越远。”

  清华简出现以后,无法自圆其说的原作者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但对自己的《探索秦国发祥地》一文则讳莫如深。这背离了学者应该具备的诚信道德底线。

  笔者在十年前指出,要解决秦国的发祥地问题,应该把秦人放在鸟夷族系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而清华简宣传者对此懵然无知。他列举大汶口文化鸟站在山上的图案,释为“岛”字,认为即《尚书·禹贡》冀州、扬州都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大汶口文化正好是分布在我国东方一带的”。这也是他最自豪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

  他万万没有想到,《禹贡》之“岛夷”,系唐朝卫包妄改,原本作“鸟夷”。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张冠李戴地把司马迁请教过的汉朝孔安国说成唐朝的孔颖达。如此对秦人的鸟夷渊源茫然不知,即使有了清华简,他仍然没有“解密”秦人历史。

  总之,清华简鼓噪者一直是伪《古文尚书》的信从者,特别是自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竹简以来,“走出疑古”追随者挑动了为伪《古文尚书》翻案的风气,根据的是文物;鼓噪者于1995年挑战秦人发祥于东方的主流意见,大倡秦人发祥于甘肃,根据的也是文物。

  自2008年清华简露出水面以来,一些人一反常态,大肆宣传清华简证明了伪《古文尚书》确实是伪书、清华简解密了秦人发祥于东方,根据的同样是文物,但对自己以前的错误则讳莫如深。如果将来还出现文物,“走出疑古”者岂不更要六神无主?这不能不让人思考清华简的使命:是为“走出疑古”者救驾应运而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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