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屈原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提要

楚国文化条件与屈原的天国神游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徐志啸

  本文试图探讨屈原作品〈离骚〉中天国神游想象形成与楚国文化条件的关系。文章认为,〈离骚〉一诗中之所以会产生天国神游的想象,除了屈原本人的天才想象力外,与屈原其时及其前楚国文化背景中的诸多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楚地盛行的巫风、远古风俗遗存以及发达的天文学成就等,而其中尤以天文学成就为突出,它影响并导致屈原涌现了符合当时文化条件的天国神游想象,从而铸成了千古绝唱──〈离骚〉及其它诗作。

楚骚咏“兰”探微

兰州大学中文系 张崇琛

  《楚辞》中“兰”字凡四十二见,居众香草之首。而楚骚之咏“兰”,并非单纯比兴,实为一特文化现象,其微义值得深入探寻。

  一、楚辞所咏之“兰”辨析。通过对《楚辞》原著的分析,并参以有关文献,再与现代植物分类学及中草药学的着录及图谱进行对照,可知楚骚所咏之“兰”共五种,即佩兰、泽兰、木兰、马兰与兰花,而尤以佩兰与泽兰为多见。

  二、楚骚咏“兰”之文化意蕴。楚骚之多咏“兰”,既因兰为南楚所习见,又因兰乃健身之良药,并进而升华为楚人所崇拜的植物图腾及王族之象征;而兰的外美、内美兼具的品格及与之相关的多重文化蕴含,更启迪了楚人的诗思,唤起了骚人的创作欲望,从而成为楚辞抒情的理想载体。

  三、楚骚咏“兰”之余韵,汉代,楚辞作家的咏“兰”传统仍未断绝。直至三国魏晋,兰仍是人们心目中美好事物的象征。只是到了南北朝以后,随着咏梅之风的兴起,咏兰渐为咏梅取代了。间有咏之者,亦多误兰花为兰草,全非骚人之义。李白的《古风》三十八是骚人咏的最后的最后遗响。究其原因,一是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即楚文化已被融入了“大汉”文化之中;二是文人审美情趣的改变,即梅成为更富有文化意蕴的美的载体。而梅的不断受重视,又正是兰被忽略的原因。

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

河北大学 詹福瑞

  汉代人对楚辞的认识与研究,虽然还笼罩在经学观念和研究方法阴影之中,但是,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人格和遭遇,屈原作品有别于《诗经》的独特抒情个性及艺术特征,又使汉人不自觉地脱离经学的枷锁,成为关注作家命运、认识一个诗人的艺术特征的最早的研究个例。汉代的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独立与观念自觉的倾向。其一,为屈原和贾谊这样的文学家单独立传。文学的自觉首先表现为作家观念的自觉,而作家观念的自觉又主要表现在史书中。辞赋家因以文章名世,开始成为史书中的独立传主。文章之士已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这就如同刘向、刘歆把诗赋同六艺经书区分开来一样,是建立在对文章自觉认识基础之上的。其二,关注诗人的命运、心理,并把其作为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这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模式,即真正意义上的知人论世。汉代人明确提出了“文章之徒”这个概念,以示与其它士人的区别。文章之士的独立,使汉代文学批评的重点转移到文章之士及其作品。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及其作品,都开始成为汉代人研究与批评的对象。研究其作品之微妙,揭示其“大指之趣略”,已经不是出自经学家,而主要是出自一个批评家、研究者的眼光了。其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及其现形式,并力求寻找其形成之因,是汉代屈原批评的重要特点之一。汉代人受楚辞影响甚深。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和扬雄等辞赋家都深受楚辞艺术上的沾溉。汉代兴起的赋体文学,是一个丈分讲究艺术构思、艺术形式的文体。就创作倾向而言,作家们对辞采的重视超过了对内容的重视。因此,艺术表现与艺术特点等问题,也就成为文人自觉的意识,对形式技巧与艺术特点的分析,也就成为汉代屈原作品批评的主要内容。以上三点与文学独立、文学观念自觉个标志是最近的。从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汉代,文学已趋独立,文学观念也渐近自觉。

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赵逵夫

  论文约25000字,分五部分。第一部分释“鸱龟曳衔”一句乃是说鲧看到龟、蚩(蛇)曳衔之状,受启发而创造了堤防与石龟、土墩结合的办法,增强了堤防、城郭的抵御力。此反映了古人“象物制器”的特征。第二部分论〈天问〉在问鲧禹治水时问及共工,乃因怒触不周山,“地东南倾”云云实与其治水之法有关。《山海经》等言不周山为两山对立,中有水如汤,其地之粟最美。则所谓“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是下两山之土以塞山口,使水改流,故在争夺部落联盟首领中失败后毁坏水坝,使淹下游之地。然其法为后世水库、拦洪坝之始。共工氏有丰富的治水经验,故其子勾龙成社神,另一子成祖神。第二部分据文献中“鲧作城郭”的记载及近几十年所发现新石器时代城址的情况,论鲧所筑龟蛇曳衔之状的堤防乃绕城修建,为后代郭之滥觞。鲧在城郭的规划与提高建造质量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快速发展准备了好的温床。第四部分论禹之时连年大雨、洪水泛滥,防堵之法已不起作用,故下决心疏导黄河中下游及其支流,也采用了防、聚之法,即吸收了共工和鲧的经验,非完全出自独创,也非只用疏导之法。第五部分论〈天问〉言鲧“阻(徂)穷西征”,是为了求神巫使之复活,远至天山(祁连山),为帝江。鲧“为夏郊,三代祀之”。在民间,则成玄冥之神,音转为“玄武”,以龟蛇随行为标志。

《山鬼》考

山西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 刘毓庆

  关于《山鬼》,旧说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山之精怪说”,二是“鬼、神同意说”,三是“托言鬼情说”。“托言鬼情说”,与《九歌》所表现的楚之祀典相去甚远,故今人多不从。其余二说,今从者伙,然亦未见基是。

  “精怪说”之始作俑者是宋代楚辞学家洪兴祖,其后朱熹、王夫之等从之。后世确有山鬼即山之精怪的大量传说,但从各家的记载中看,山鬼在人们心目中,实非尊神,而乃“鬼”物,因其能为害于人,故人只得畏而敬之。人们对待山鬼,除祭之外,更主要的是驱逐。但被人视为驱逐对象的恶鬼,是否能列入楚之祀典呢?答案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明以降部份学者以山鬼为山神,认为“鬼”与“神”是相通的。但在古籍中,鬼、神概念明显不同。我们将先秦几部古籍中有关单出“鬼”的文字,作了检讨,发现其内涵,非指亡魂,则与神秘之事或贬意相联,无有为天地“尊神”之意者。由此可见,“山神”是不可称作“山鬼”的。但就《楚辞》之“山鬼”性质而言,其所指当确是山神。窃疑《九歌》之“山鬼”,当系“山神”之误。“神”字古或“从鬼申声”,两见于《山海经》,因残其右丬“申”字,故误为“鬼”。

  关于山鬼的性别,旧多以为是女性,笔者认为是男性。就《山鬼》的内容分析,山神并没有出现,篇中所描写的“含睇宜笑”的女郎,乃是祭祀山神时扮演向神灵求爱角色的女巫。

  总之,《山鬼》并非山魈之类的精怪,而指的是庇佑一方的高山神灵。“山鬼”的“鬼”乃“ ”字之残。《山鬼》中“含睇宜笑”的女郎,乃祭山神时扮演山神情人的女巫。《山鬼》乃是通过女巫对山神相爱、相思、相怨的表演,演而达到娱神的目的,以求得神灵护佑的。

论屈原作品对原始神话传统的扬弃

北京大学中文系 常森

  屈原及其作品背后,有一个由神话观念、情感,及仪式构成的大文化传统,简称原始神话传统。屈原跟这一传统的关系极为复杂,亦极为深刻。他不仅完成了对这一传统的否定,而且完成了对这一的否定之否定。屈原因为神不能给人以直接的经验感知,而最终否定了神的存在,否定了以神为核心的原始神话传统;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把这一原始传统中包含的不自觉的超现实想象,提升成了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方法。本文集中剖析了屈作对原始神话传统的深刻扬弃,其中尤为详细的辨析了《离骚》之“占卜”模式、“求女”模式、“以香草交通神人”模式,以及《九歌》“巫觋事神”模式等重要个案的艺术本质,揭示了屈原用这些扎根于原始神话传统的文化套式,来表达现实人生感喟、现实人生理念的创作旨趣。本文主要是求证于文本自身,力图以系统的观念,从整体上把握屈作的本质内涵,并廓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重要偏失。

屈赋楚简释证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黄灵庚

  本文运用近年战国楚墓竹简文字材料,结合传世历史文献,对屈赋数十条语词详加考释,其说或印证古注之不可推移,或纠正历代注疏之谬,多与众家相左。盖藉此以申明,运用地下文献,为当世研习屈赋文献之新途径也。

《九歌·山鬼》研究辨疑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潘啸龙

  一、将“山鬼”定为“巫山神女”缺乏证据

  从《九歌》用“兮”之例考察,“兮”后多次出现“以”、“而”、“于”

  等虚字句例(如“君回翔兮以下”、“云容容兮而在下”),故郭沬若等以“采三秀兮于山中”证“于山中”为“巫山中”并不可信,且无“于”、“巫”通假之实证;比较一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对巫山神女形象的描摹,其雍容华贵之态,恰与《山鬼》的朴野气派判然有别。故《山鬼》所祭非“巫山神女”。

  二、不宜用“人鬼恋情”解说《山鬼》诗意

  朱熹、陈子展等以“鬼媚人”、有“婚约”者与“巫山神女”的“生死睽违”恋情解说《山鬼》,既不符祭祀山神的礼俗,更无神话传说之依据,纯属臆测和编造。游国恩所引浚遒民间祭山之例,亦与他将人、神之际的交接改变为神、神之间的恋爱之说不符,故其“山鬼思其山公”说也不可靠。

  三、“山鬼”在祭祀中并未降临祭坛

  以往研究者大多按“人鬼恋情”说确定《山鬼》中的人称所指,而忽略了祭神之礼中“主祭者”之存在。从《九歌》的祭歌性质和人称所指实例考察,《山鬼》中的“予”、“我”均指主祭者,“君”、“子”、“灵修”、“公子”才指“山鬼”。从诗意判断,“山鬼”并未在祭祀中降临祭坛。

  四、对《山鬼》诗意的新解

  从巫风祭神的装扮(象神)特点考察《山鬼》,乃是抒写装扮成山鬼的女巫前往山间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鬼”之所以并不降临祭坛,是因为古代对“山川之神”的祭祀,采用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之俗。本文以此礼俗解说《山鬼》(包括《湘君》、《湘夫人》、《河伯》),乃是一种假说,以期方家教正。

论屈原的生命意识

河北大学中文系 李金善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哲学突破”时代的到来、士阶层的兴起,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诞生,士人对生命的有限开始有一种强烈的痛苦的意绪。相对于神话、原始歌谣和《诗经》的生命意识的感性特点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生命意识已经达到了理性化的阶段。生命的自然属性首先被充分认识,生命的社会属性也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色彩。如儒家入世,道家随时,墨家轻生等,在生命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理解。屈原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对生命的价值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生命的非永恒性激发和强化了屈原对永恒的追求。《离骚》中首叙生日、命名,是对热爱生命的表现,其生命价值观所体现的生命激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由此而生。生命有时间构成,对生命的珍视具体化为对时间的支配。在屈原的作品中,生命的紧迫感十分强烈,“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面对时光流逝,国家不兴、功业不成的感慨也屡屡产生,“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屈原不相信天命,也不相信人死后有什么天国、灵魂的存在,对死后之事更不寄托什么希望。生命有限,所以生命的价值才格外珍贵,在有限的生命区间内,应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如果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那么宁可以身殉道。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生命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将自己对生命及生命价值的理解付诸实践,屈原极为眷恋人生而又为了这眷恋不得不死,死作为肉体的生命的结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遗憾的,但生命还负载着精神和信念。屈原自主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精神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永恒。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武汉大学中文系 李中华

  《楚辞》中着丰富的宗教蕴涵,就其总体而言它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存在形象截然分明的两个世界:此岸是世俗的世界,彼岸是神灵的世界。《楚辞》基本的情感旋律,是由对现实世界的执着,转为极度的失望,最后则是向神灵世界的飞升。

  《楚辞》中幻想乘龙飞升、周天远游源于一个古老的神话,后世演变为一种神仙修炼术。就其本原的意义说,它是一次幻想灵魂飞升、与神相遇的宗教体验。《离骚》中的求女是对女神的追求,这种追求涉及人神之间的恋爱与婚姻,可能与古代宗教传说及习俗有关。旧说求女之寓意在求贤君、或求贤臣、或求通君侧之人,都忽略了其宗教神话的背景,故有所不足焉。

  《楚辞》中的巫术是楚民俗与楚文化的投影。屈原对于巫术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即承认巫术的存在,并用作文学的材料,然而却对之并不迷信。屈原不是那种非理性巫术的信徒,他的宗教理念超越了巫术。

  当屈原被完全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此时产生神仙思想,注重个体生命的修炼,亦为情理中事。《楚辞》中的神仙修炼术,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多种。《远游》之末对于终极归宿的描述,则将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二者融汇为一了。

  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

析史解难──《离骚》的层次划分及结构的奥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毛庆

  屈赋的研究,不同篇章有不同的难点,《离骚》的难点在段落层次的划分。笔者发现历史上有近四十种不同的分法,而这近四十种不同的分法中,有将近一半是明显错误或没有多大意义的,真正有独特见解可成一家之言又有代表性的,不过十多家而已。仔细分析各家分段原则和特点,可以发现《离骚》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奥秘:在这首响绝千古的伟大诗篇中,伏有三条线,即叙事、情志、方法。它们在文中波动运行,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既有合又有分,既综合又独立。表现在外部形式上,它们各有其对应的显现点──运动的波峰。当上条线显现出来,另二条线常常伏下,如此交错向前运动。它们使《离骚》内在结构错综复杂又紧密地组合成一个整体。而这正是这首叙事性较强的伟大的政治抒情长诗,卓荦骀荡、波谲云诡、奥妙无穷、永具艺术魅力的特色之一。由此也可以推定,以一线结构的惯性思维来窥察《离骚》的章法层次,将一种分段方法定于一尊而排斥其它两种分法,断然不通。

《离骚传》主旨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诚

  本文所论乃建立于先师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感》所论之上(见汤老师著《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P1-22,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P1-22)。

  西汉淮南王刘安所着《离骚传》实具有鲜明之个人情感色彩,强烈之政治色彩。

  刘安父淮南厉王刘长为其兄汉文帝以谋反名迁蜀,绝食死雍,刘安尝随父行,亲历其事。故《离骚传》中“呼天”、“呼父母”云云当即此而发。

  刘安《离骚传》写作之世,正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之时,故其中所讥楚怀王“不知人之祸”、“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等,矛头所向,正汉武帝用人之道。

  因此刘安后来之被诛杀,固然以其欲畔逆为直接原因,但其中亦包含思想上诛杀异端之内容。正反映汉武帝以还儒家思想逐步一统思想界之现实。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