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多难的悲歌和浮想联翩的期待——李、杜的两首诗登岳阳楼诗比较
——古典诗文比较之十五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登岳阳楼》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李白与杜甫，这一对中国诗坛的双子星座都曾先后登过岳阳楼，时间都在秋季，也都留下了一首出名的登楼诗。读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两首诗无论是主题，还是情调和风格都明显地不同。这种不同的情调和风格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这篇文章所着重要分析比较的。

一

　　杜甫的《登岳阳楼》通过登楼所望和洞庭风光的欣赏、赞颂来抒发个人飘泊、家国多难的忧伤情怀，从而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感。鉴于这样一个主题，诗的基调是苍凉沉郁，感慨遥深，诗材的选择着眼于眼前所见的实景，和大地上真实存在的客观事物。全诗作句，基本上可分为登楼之因、登楼所见、登楼所感这三个层次，这也是一首叙事诗的基本结构。

　　诗的一、二两句写登楼之因。洞庭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对此楼此湖，杜甫早就心驰神往，当诗人远在夔州时，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寄韩誎议注》），在病中、在远方尚对岳阳楼思念不已，现在到了岳阳，而且登上了早已神往的岳阳楼，心中当然是异常兴奋，感慨万千了。所以一开篇诗人就用“昔闻”“今上”对举，写出对此楼的向往和今日登楼兴奋心情。接着诗人主写登楼所见。古人写登楼所见基本有两种方法：一是如实描绘，如白居易的登庐山诗：“江山细如绳，湓城小于掌”，另一是想像虚拟，如李白写登庐山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莽莽去不还。”杜甫对此的处理则在此二法之外，既有现实的描绘双杂以虚拟想像，这就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前一句写洞庭湖把东南吴楚分作两半，这是写地理，以此突出洞庭湖的阔大；后一句是说明星辰都在洞庭湖中浮动，这是写天象，以此突出洞庭湖的浑茫，这两句确实把雄浑壮阔，气象万千的洞庭风光准确而又形象地概括出来。据方回《瀛奎律髓》介绍：杜甫的这一名句被写在岳阳楼的毬门右壁，左壁是孟浩然的咏洞庭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结果“后人自不得敢题也，刘长卿有句云‘叠浪浮云气，中流没太阳’世不甚传，他可知也”。我认为，杜甫的这一名句不仅超过了刘长卿，而且也超过了孟浩然，这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杜诗的气象更阔大，更雄浑，它所分开的是整个东南吴楚之地而不只是气蒸云梦这个湖泽；它所吞没的是日月星辰，也不仅是撼动湖边的一个城池；其二，杜诗的景情更为交融，特别是那个“浮”字，不仅生动形象地写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东出夏门行》）的壮阔浑茫景象，而且也暗寓了个人生活颠簸飘流之感，清人浦起龙说这两句“已暗寄辽远漂流之象”（《读杜心解》）这样理解是对的；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既有现实的描绘，又有在现实基础上的想像和夸张。《水经注?湘水》记载洞庭湖曰：“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所以诗人所描绘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也可以说是写实，但诗人不可能看遍吴楚之地。日月星辰也不可能真的浮在水面上，所以他又是夸张和想像，只不过这种夸张和想像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不易为人觉察罢了。

　　以上四句是写登临之因，登临所见，是叙事和描景；下面四句是写登楼所感，是言志和抒情。作为一个不朽的名篇，它的上下层之间或者说描景与抒情之间不但做到了情景交融，而且简直浑为一体，又意旨深厚、富于变化。诗人有意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映衬和暗示，来达到上述的境界：用岳阳楼头天地的宽广来衬托个人天地的狭逼；用山川的壮丽，大自然的美好来比衬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凄苦；用洞庭湖横坼吴楚、浮沉乾坤的阔大怀抱来暗示诗人身遭流离却心忧天下的广阔胸襟。诗人首先写个人的生活，这是登揽的兴奋之后，必然针引起的人生叹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上句写出了诗人对亲的惦念，也写出了已身孤独感，杜甫有洛阳还有个家，在东西两京也还有几亩薄田，这次出川，就是准备“便下襄阳向洛阳”的，但在这“北望秦川多鼓鼙”的兵荒马乱之中，不但回家愿望无法实现，而且亲人的音信也全无。杜甫在湖南钟离有个亲妹妹，本来也还可以相濡以沫，但由于“良人早殁诸孤痴”，贫困之中也早断的音信。所以“无一字”三字既反映出战乱之中亲人之间的实际状况，也反映出诗人惦念之中的酸楚，当然也更能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独。这种孤独感通过对句中的“孤舟”二字直接道破。应当说“孤舟”二字用得是恰到好处。因为独倚孤舟，飘泊异乡，这本身就是生活苦难的典型概括，但诗人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笔并不满足于此，他又通过两个渠道使这典型的概括更深入一层。首先，他在“孤舟”之前加上“老病”，使这种孤独感表现得更为酸楚，杜甫这时已五十七岁，从三十八岁入川至今，已在外整整飘流了近二十年，再加上杜甫的身体一直不好，早在长安困守时便患上了肺病和恶性疟疾，在成都又患上风痹，出川之前，病状加重，到岳阳一带时已是右臂偏枯，左耳失听，牙齿也已半数脱落，一个人在老病之中，更需要朋友慰藉和亲人照料，但眼前只有孤舟与诗人整日厮守，这当然更增添了飘泊异乡的孤独和伤感。其次，他用“亲月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与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形成鲜明的比衬。表面上看，颔颈两联画面一壮阔一逼仄，似极不相称，其实内部关系甚紧。因为背景画面的空阔，往往更能反衬景中人物的孤独飘零之感，如北朝民歌“含吾一身，飘然旷野”，柳永的《雨霖铃》：“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都是藉广阔的空间来反衬飘零者的孤独。这种手法的好处正如浦起龙所道破的：“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读杜心解》）

　　但是，诗人如果把登楼之感仅仅停留在个人遭遇的感慨和个人生活的愁叹上的话，还不足以表现诗人的那种“万国皆戎马，酣歌涙欲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的忧国忧民胸怀，也不足以使这首诗成为名垂千古的绝唱。于是诗人在个人的哀歌之后，又把他关注的眼光移向了国家纷飞的战火，于是他那同情人民的泪水又一次奔涌了出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上句具体是指当时唐王朝与吐蕃的战事，据《资治通鉴》记载：大历三年“八月，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唐纪四十》），早在出川前的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杜甫就对西山吐蕃的隐患表示过忧虑（见《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现在不幸为之言中，再加上安史之乱，造成了“万国征戎，峰火被岗峦”的动乱局面。所以这时诗人的泪超出了个人的愁叹，变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人民遭遇的感伤，有的评论家把诗人凭轩流涕解释成由于吐蕃寇灵、邠、京师戒严，诗人有家难归，这就有点委曲诗人心胸和情怀了。

　　总之，这首诗由登临斯楼，赞颂壮阔雄浑的洞庭风光起，到抒发个人飘泊感受，流露对国家人民苦难的关切终。诗人的情感始终是围绕着壮丽的山川，动乱的社会，苦难的人生在奔涌。在表现方法上，也基本上是一种写实的手法。他所描绘的，基本上是岳阳楼头所见之景；他所抒发的也是由眼中之景和已身经历所生之情，始终未离开真实存在的事物。这样决定的艺术风格就是沉郁面顿挫。诗人笔下的景象是壮阔的，但却是一种悲壮；诗人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但深厚得有点郁暗， 而且这种感情，起伏跌宕，显得心潮难平，这种起伏情感使此诗形成一种错落的结构和顿宕的风格。

　　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无论是主题、情调和风格都与杜甫的《登岳阳楼》迥然不同。此时的李白已从流放夜郎的途中突然被召回，在大喜过望之际，他那“报明主”、“济苍生”的强烈功名事业心又死灰复燃了。这首登楼诗主要表现他当时喜悦，他的追求与期待，至于楼头的景色，洞庭湖的浩渺，早已不在他意中了。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他的表现手法是浪漫的。通过楼前景物的拟人化和一连串的想像，把诗人当时的心境，以及他的自负与期待作了最好的暗示与表白。当然这种功名事业心的原动力也是他救苍生、安社稷的主观愿望的体现，但在形式上，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动乱却隐去了，诗的基调是喜悦和轻松的，感情上是自负与期待，下面我们对这首诗的主题与主题的表现方法也作一些简略的分析：

　　这首五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二两句为第一层，主要是赞颂岳阳楼和洞庭湖的壮阔雄伟，诗人认为岳阳楼为天下楼观之最，这当然带着夸张的成分；下句写洞庭湖在广阔的平野上铺开，这句虽较为平实，但已暗寓登临二字，因如不登高，是无法体会到“川迥”，也无法看到湖水平铺的。颔联的“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则是写登楼所见。写雁是为了点明季节；写月是为了交待登临时间，而愁心引去，好月迎来，这就与当时的心绪有关了。因为这时李白刚遇赦不久，心里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希望，正如他当时在一首诗所形容的那样“五色云间鹤，飞鸣天上来。傅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所以当年“我愁远谪夜郎去”的愁绪已随归雁而去，青山又为诗人送出一轮好月。诗人的喜悦之情、轻松之感通过他刻意选择的景物充分地流露了出来。尤为出色的是，诗人为了更好地渲染他的喜悦之情，还把青山和秋雁拟人化，赋予它们人的情感，让它们也为诗人助兴，特意为诗人引去愁心，衔出好月来，这样就使描景之中涂上一层浪漫的色彩。

　　以上四句是写岳阳楼大观和登临时所见，基本上属于叙事。但怀杜诗不同的是叙事之中已流露出强烈的主观感情，描绘之中染上一层拟人化的浪漫色彩。下面四句是抒情，诗人干脆脱离现实的土地，在想像的天界中去翱翔、去追求、去实现自己在现实中还没有实现的理想。李白这次遇赦，固然是由于宋若思等的营救，但主要还是由于乾元二年三月关内大旱，唐代宗为了救灾而进行的一个大赦天下的例行公事，但天真的李白却以为朝廷看中了他的文章，要重用他了，他在遇赦途中写的《自汉江病酒归，寄王明府》中就产生过这种幻想：“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在《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这种在人间没有实现的幻想在云间却实现了，诗人把自己比成徐孺、周璆那样的高士，受到以太尉陈蕃为代表的朝廷的礼重，并进上步想像受到礼遇时的情景：九重之上、傅杯而饮，一杯接一杯地开怀畅饮，固然说明诗人的兴致之高，但傅杯不停，恐怕也说明了礼遇之重。诗人的想像继续向下展开：风吹动的，还是人的醉步蹒跚的结果，整首诗也就在这想像的喜悦和惬意的醉舞中结束。至此，一个喜不自胜，在轻松之中又有所期待的天真自负的自我形象表现得极为生动。当然，这种期待与追求，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功名事业心的表现，但由于诗人是站在云端，因此，离开那“战血依旧流，军声动至今”的苦难大地，已经很远很远了。在表现方法上，他出不再像杜甫《登岳阳楼》那样，着眼于客观景物的描绘，着力于对当时社会的感慨抒发，而且致于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情感，表白自我的追求与期待。当然，我们从诗人的自我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有志之士的共同遭遇这个“大我”；诗人的期待与追求也是当时士大夫文人一种很典型的情感，但应当承认，在主题、基调与表现方法上与杜甫的《登岳阳楼》是明显不同的。

二

　　造成这两首登岳阳楼诗在主题、基调和表现方法上明显地不同，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两首诗的写作背景不同。

　　杜甫的《登岳阳楼》写于飘泊羁留岳阳之际。安史之乱后，三十八岁的杜甫历尽辛苦由陕甘入川，后又在四川境内的阆州、锦州、梓州、云安、夔州一带辗转流离，不但生活上饥寒交迫，弄得诗人困顿不堪，而且那种“苦摇求食尾”的屈辱生活对诗人的身心更是一种极大的摧残，正如诗人所自问的那样：“胡为飘泊岷汉间，干谒王侯颇历抵”（《寄狄明府栋济》）。所以诗人一直梦想着结束动乱，回到家乡；“此身哪老蜀，不死会归秦。”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给了他契机，也燃起了他归家的希望之火。大历三年春（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出瞿塘峡，想取道荆襄归赴洛阳，但安史之乱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动乱的结束，吐蕃入寇，逼进京师，使杜甫归家之梦成为泡影，湖南臧玠之乱，又使他只能避乱到岳阳的一条船上，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岳阳楼，天地的壮阔，山河的壮丽只能更加引起诗人的孤独之感，飘泊之愁，当然也更容易产生忧愁的根源——社会动乱联系起来，于是这位人民的诗人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扭结在一起，对着浮沉的日月，浩然的湖水流下了忧伤的泪，唱出了慷慨的歌。

　　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则完全产生在另一种背景下，其原委要推溯到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由宣城避乱至庐山屏风叠。次年冬，永王李璘以平叛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不料李璘暗怀和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附逆罪遭逮捕下浔阳狱。在友人的援救下，他虽保住了性命，却判处长流夜郎。在那严霜般的政治形势下和“世人皆欲杀”的舆论声中，这位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至此也发出了无声的啜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往日那无拘束的潇洒举止现在也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从他在流放前后所写的《万愤词》、《百忧草》、《留别龚处士》等诗作中皆可看到。但当李白流放到白帝城附近时突然传来佳音：特赦放还。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使这位满腔愁绪的诗人顿时心情变得欢畅：“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又是欢歌又是醉舞，诗人简直兴奋得有点手舞足蹈了，在兴奋之中，这位素有抱负的诗人甚至产生天真的想法：“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冀相视而笑于新松之册耶”（《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似乎朝廷已重视起李白的才干，像当年对贾谊一样公车特征，马上就要实现自己“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了。抱着这个幻想，他在江夏一带逗留多时，又在洞庭、潚湖一带迟回一年多，专等“五色云间鹤”从朝廷衔来好消息，《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成的，诗中的轻松之感，喜悦之态以及对朝廷的期待通过浓郁的浪漫色彩明显地流露了出来。

　　第二，两人的气质不同。

　　李白为人感情炽烈且易于波动，个性鲜明且喜自我表露，他热爱生活，喜欢追求，几乎什么样的生活都体验过，但什么生活也没有使他获得过满足。从这种个人气质出发，他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求官失败，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诉说委曲，就会有“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要求仙，就会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他要饮酒，就有“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甚至认为天下如没有李白，酒就会卖不掉：“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同样地，他要划君山、挟洞庭、登云台、凌紫冥，仿佛天下万物都为诗人的意志所左右，万物都随着诗人的情感所转移。诗人要强烈地表现自我，而现实生活又是万方多难，不像诗人想像中的那样瑰丽，也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他只能多用想像、幻想、神游，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天界，让自己的才干斗志在这个最广阔的空间中得到挥洒。《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正明显地体现了诗人的上述气质。诗人轻松喜悦时，雁为之去愁，月也成了好月，空阔的天界成了施展诗人才干的壮丽舞台。在那里，诗人受到礼遇，理想得以实现，酣歌醉舞之中，诗人的平生愿望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杜甫的个人气质就明显不同，他关注现实，执着地追求着人生。他的肩上担负着生活的重担，也负担着人民的苦难，因而步履显得尤为艰难。他的胸中装载着个人斗志难伸的积郁，也装载着万方多难的国运，因而显得分外的沉重。困顿之中，他会和百姓站在一起，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强控诉；即使生活相对安定时，他也仍然没有忘记‘无儿无食’的穷苦妇人和无欢颜的寒士。所以在《登岳阳楼》一诗中，在天高地迥，悦目赏心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周围的苦难现实，从自己遭遇，从国家命运等不同角度唱出了时代悲壮的歌，这种观察事物的态度和操纵感情的方法与诗人的个人气质是分不开的。

　　第三，文学风格不同。

　　杜诗的文学风格，正像他夫子自道也为历来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使他形成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他的目光，也是尽力搜寻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所抒之情，一般是沉郁而悲壮，而且与所叙之事、所描之景吻合在一起。他有时也写自我，但并不追求自我的表现，而是力求与那时代，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在《登岳阳楼》诗中，他通过浮沉的乾坤来透露自己的飘泊之感，把个人的生活遭遇与戎马关山，万姓苍痍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文学风格的反映。

　　李白的诗的文学风格正好相反，在感情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一泻无余。在主客关系上，是以诗人的情感来改造客观环境；在表现手法上，不是现实的客观描绘，而是浪漫的夸张和想像，往往给人一种神奇超迈、飘然欲仙的感觉。在《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诗人首先以轻松喜悦之情改造了当时万方多难的客观事实，接着，兴高采烈的诗人便直接跃入想像的天界，在一连串的神游想像之中，把诗人的追求，诗人的才华，也把诗人的天真、得意淋漓地尽情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