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受爵”与“终然不受赏”——试论左思、李白的功成身退诗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之说,这是中国古人对创作原因的一种论述,诗歌被看作是作者胸中志向的一种表露。我在读《李白诗选》时发现其中有许多表示“功成身退”意愿的句子,而在李白之前约四百年的左思也曾咏出了“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等诗句。李白是盛唐的伟大诗人,左思是西晋的重要作家,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咏出了这些相似的诗句,其背后又有哪些相同相异的因素,本文将对之作出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穿越四百年的同声呼求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约生于公元三世纪中期,卒于四世纪初,出身寒微,貌丑口讷,仕途不顺。《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注引《左思别传》说“思蚤丧母…及长,博览明文,遍阅百家…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晋书》有传,略述其家世,主要介绍其构思《三都赋》前后的事。现在较公认的左思作品有赋两篇:《三都赋》、《白发赋》,诗十四首:《咏史》八首、《招隐》二首、《悼离赠妹》二首、《娇女诗》一首、《杂诗》一首(另有《咏史诗》一首,四句二十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而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未收,是否左诗有待考证)。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不是当年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而是《咏史》八首。

  胡应麟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毌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诗薮》外编卷二)其成就在于,在借咏史之名之体时,表达了个人主观的思想和感情,表达了那个时代寒士的呼声: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对腐朽贵族的批判、对古今贤德之士的赞颂。《咏史》第一首末两句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有“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由于其诗作仅存十四首,有两首表达出功成身退、不求犒赏的意愿,其比例还是很高的了,若单就《咏史》八首来说则其比例更高达四分之一了,所以这里的探讨还是有一定的根基和代表性的。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出生于中亚,五岁时随父迁居蜀中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701),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旧唐书》、《新唐书》皆有传,略述其身世,主要记载其受诏入京和赐金放还期间的事。李白的诗文集注流传下来的有南宋杨贤齐、元萧士赟、明胡震亨本,但皆只注其诗;清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乃诗文合注。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文共1110篇(据中华书局《李太白全集》各卷所列数目累加而得),除去表书、序文、碑铭祭文等,诗歌约有一千首。

  李白诗作中表达功成身退之意的句子更不在少数了,如“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谢人君,从此一投钓”、“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表达功成身退之意,确实是李白诗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述求。

二、同声呼求背后的原因探讨

  左、李二人相去四百余年,虽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表现功成身退的古贤之风,但他们在仕途上都并无多少收获,至于说在仕途上干出一番功业来更就谈不上了。左思虽有文才,也是因其妹左棻入宫,同去洛阳做过秘书郎;李白似乎很荣耀,受诏入京供奉翰林,也仅仅是做了几年受气的御用文人,最后“光荣”地赐金放还了。综二人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们呼求的功成身退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不过是二人的臆想或者说白日梦罢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下面来具体论述。

  (一)历史原因:古贤之风和剿杀功臣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人愿意功成身退,可以找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说二人确实追慕古之贤者之遗风,特别是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战争不断兵祸连年,涌现出许多救国救民于危难而功成身退、不求赏赐的义士贤人。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是左、李二人都十分倾慕的义士,左思说“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李白说“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其他的如范蠡等人也是李白非常推崇的。

  另一方面,有不少功成身不退、落的可悲结局者提供了反面教材,如伍子胥、商鞅、李斯、韩信等等。《咏史•习习笼中鸟》有“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言苏秦、李斯,始不遇而继遇,终不得死所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七)李白也咏到“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湖水滨。”(《行路难》其三)“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其十八)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君王在事成(有些甚至还未事成)之后,剿杀功臣、清除自己或者自己后继者的潜在隐患,也可以说是一大传统了。所以,既有如此之多的前车之鉴,选择功成身退实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当然,前提是先得功成(有功),否则何谈功成身退呢?

  (二)现实原因: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

  应该说,历史原因对二人来说是共同原因,而现实原因则有巨大差异。从他们现实的情况看,无疑他们孜孜呼求的功成身退是一种臆想。左思生于晋世而出身寒微,又不好交游。自魏文帝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魏晋两朝大家士族把持朝政,寒门子弟不论其多么有才都没有竞进上升之途,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也。左思上进无门,怎么可能会高呼自己要建功立业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呢?所以要么是全然断了入仕心愿,要么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那里哀叹几句:我只求建功不图名利、我愿为国效力功成之后飘然归隐不会抢夺了你们(士族)的名利的。所以,左思虽有文才,但身逢此世,顶多也只能发出几声不满和近乎于哀求的呼唤“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了。

  对于李白,世道时代可大不一样了,隋朝始设科举,唐朝渐次完备,故有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感叹,至于李白之时绝不会像左思时代的严格门阀制压抑了。可以设想,左思若生活在李白的时代肯定会去参加科举且很可能高中,最后在仕途上自由拼搏一番,所以李白没有做个什么大官干出什么功业怪不得那个时代,得从他自身寻找原因。皇帝给了你科举晋升之路你不走,总想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皇帝亲自来找我然后封个大官——老是不按规则办事。后来倒还真的被皇帝召见入京了,可惜又不抓住机会好好干,老是耍性子摆架子,弄得宫中朝中不少人对他不满了,最后败兴放还。

  所以左思的悲剧是社会客观原因:不论你多有才但你不是士族,所以就是不给你一个上升的机会,“当其未遇时,尤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一个时代寒门子弟的共同悲剧。而李白的结局则是个人主观原因:李白幼年青年近20年的时间生活在蜀中,任侠学道习纵横术,求仙游学四处漫游,天生洒脱不羁、桀骜不驯、飘逸逍遥、豪迈激昂,“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尝自比管(管仲)葛(诸葛亮),姜太公、傅说、郦食其、鲁仲连就是他的榜样。而到了宫中,得罪了皇后大臣还“天子呼来不上船”,所以这个“不听话”不懂官场规矩的李白怎么可能干出业绩来,他的性格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在仕途赢得功名,这是他的个人悲剧。

  (三)各自思想历程的差异

  左、李二人各自的思想历程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主要是说他们对仕途的认识变化。左思是初入仕途无门故而激愤抨击表达不满:“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阴此百尺条”是也。但是个人与整个国家制度对抗总是很难有效果的,继而也只有感伤自悼了,“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此四句写“志不得伸和老之将至”(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知道了时代在打压自己,“自非攀龙客”,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在贾谧被诛后终于归隐,“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去了,在《招隐》中也说“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不过左思归隐后可能并未怎么逍遥,而是潜心于研究典籍,几年后便病逝了。

  至于李白,一方面渴望建功立业一方面又自恃才高意气用事,社会并没有堵住他的晋升之路(科举、从军他都不愿意),所以在这方面他没法也没有批评(当然可能有从其他方面抨击社会的,虽然他时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但这是他自己“不按规矩办事”怪不得别人)。由于自己的性格原因,可以说几乎是一辈子徘徊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摆不定真可谓饱受折磨了。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说“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这两首诗分别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和二十五年(737),在其奉召入京之前,三十余岁的李白无疑是踌躇满志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真的到了禁宫,李白又觉得不适应了,“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放还后李白南游吴越之地,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此诗约作于天宝五年(746),这时的李白似乎决心不再入仕途了。安史之乱(755年)发生后,李白又燃起了济世之心,在《赠韦秘书子春》(作于756年)中写到“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在《赠张相镐二首》(作于757年)中说“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在《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759年)中还说“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希望老朋友别忘了自己这个贾生推荐一下。当然,此时的李白渴望的是平定叛乱,与年轻时开疆拓土的时代已有巨大差别了。而此时的李白已年近六十了,几年之后便病逝于安徽当涂。垂暮之年的李白,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不禁生出无限悲叹“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在《临路歌》(一般认为这是李白死前的遗作)中他写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此传,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以大鹏自喻叹无人赏识,一代天才赍志而卒。

三、结语

  左思、李白二人,虽然同在诗作中表达出功成身退的呼求,都渴望建功立业继而退隐不求名利,但都未如愿,无功(指二人渴望之“功”,非指二人一生毫无成就,二人之诗亦是一大功矣!)而卒。在同样的呼求背后,其时代背景、个人性格、自我认识的思想变迁等等都包含着巨大差异,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左、李其诗、其人乃至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王 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7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武汉出版社,2007

葛景春《李白诗选》,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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